红楼，你我无缘
很早就想看看武昌红楼，在民国还是臭狗屎的时候，我就对孵化它的这个产房有了兴趣。历史唯物主义一再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可我打开书本，发现上面尽是英雄，当世英雄和末路英雄。人民在这个舞台上，连配角也谈不上，只能算群众演员。扳指算来，只有武昌起义与人民沾了边，发动者是一群籍籍无名的新军士兵，其职务最高的不过是个排长；即便如此，革命成果还是被英雄领受了。世人都知道是孙中山先生缔造了民国，可谁还记得是谁，打响了推翻几千年封建专制的第一枪？
七十年代末我去寻找过红楼，随单位的车子到苏杭学习，在武汉停了半天。我气喘吁吁坐公交车赶到阅马场，一个铁将军把守大门，没有开放。后来再一次出差到武汉，时间也是很紧，见红楼前面又修了一排新房，也是红色的墙壁，还没竣工，院子里一地砂石料。
两次错过，参观红楼的心思淡了。直到几年前流落广州，去看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中山纪念堂和西式建筑总统府，再去武昌红楼的愿望才又升腾起来。就像一条虫子一直在意识里蜷伏，遇到合适的时机，它就苏醒了，在心里搔扰，痒痒的，很难受。本来看过纪念堂，纷乱的民国往事搅浑大脑，总统府不想去了，却因陪家乡来客不得不去。1917-1925年间孙中山曾两度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其间被陈炯明用大炮轰走了一次。第二次是应冯玉祥和张作霖之邀，北上商谈国是，就再也回不来了。我神色凝重地逐一审视布满沧桑的照片和蕴藏血与火的实物，肃然升起对先哲的崇敬，同时也严肃地思索。为什么先辈带我们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仅仅三十八年的民国，大的战争超过了100次，损失惨重，死伤狼藉，灾荒也凑热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看过总统府，疑虑更多。正如好好的人去体检一样，能吃能喝，却被一个接一个精密医疗仪器查出一身的毛病。悠忽中，我想起武昌红楼。民国这条虫子是从武昌爬出来的，看过广州的辛亥文物，去看红楼心情更加迫切了，也许那里止得住心里头的瘙痒。
今年六月，在朋友们热情相邀下，我在武汉前后有几天逗留，于是把红楼又打进计划日程中。那天冒雨先赏黄鹤楼，站在游人如织的六楼走廊上，斜倚栏干，瞭望烟雨朦胧的蛇山。在一片波澜起伏的绿浪丛中冒出一点红，像地心腾起的火苗，一阵接一阵的大雨也浇不灭。询问了一下工作人员，那便是红楼。以前见过红楼的正面，换了一个方位看它，又长出一种新意和陌生。
黄鹤楼中式飞檐斜挑着远古的云烟，红楼西式山形结构承载着近代的风雨。二者隔着茂密的深林，遥遥相诉曾经的辉煌和苦难。羊年多雨的夏日，风吼声和林涛声，莫不就是它们澎湃的心潮？烟雨里隐隐约约的红楼身影，难道道出无可奈何的离殇。远古的光辉毕竟消失了，重建的黄鹤楼也再现不了大唐盛况。可宣统三年完工的谘议局大楼，却让我们至今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少时不识人间险恶，总幻想成为英雄豪杰，解万民于倒悬。新军营盘的枪声穿过几十年风雨，依然那么令人振奋。当我八十年代第一次奔走在平淡无奇的彭刘杨路时，血液早就不再沸腾了。坎坷的经历告诉我，世上的路有千万条，并不是每条路都要有生与死的抉择。毕竟人造的路，不会故意去选择险峻。
可人类历史之路，却不是人能选择的。那是洪水决堤，在原野上自寻的出路，浩浩荡荡摧枯拉朽。红楼见识了这场巨变，并因循利导释放出民国。新军本来是满清在内忧外患中，仿照西方建立的新型武装，指望上帝保佑吾皇，却成了王朝的掘墓人。谘议局也是满清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专制统治，被迫成立的一个民意机构，最终成了埋葬满清王朝的指挥机关。
天道难测也有因果，不是最后挣扎的皇室搞了一场假立宪，成立皇族内阁把民意甩进冰窖里，武昌起义能够爆发吗？即使能够爆发，也难以有全国的响应。在很多响应起义的省份，立宪派的势力远远超过革命党人，他们接受革命，是因为假立宪伤透了他们的心。假设满清真的能顺应世界潮流，逐渐建立货真价实的民主政治制度，那中国将会是什么样子？
至少没有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那是人间浩劫。在民国短暂的春秋里，死于战乱和间接死于战乱的中国人数以亿计。历史上，凡是中央政府权威丧失的年代，军阀们就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争夺阳光下的空间和至尊权利。他们之中很多人出发点并不坏，是想一统江湖结束内乱。可恰恰是这种以战止战的行径，把国家闹得四分五裂，把人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有一副对联说得好：论心不论迹，论迹千古无孝子；论迹不论心，论心万世无完人。对那些大人物的评价，不是猜他们怎么想的，而是看他们怎么做的。值得称道的是，功高至伟的首义人员，在迷信枪杆子的岁月里，没人成为军阀。就连被枪口胁迫去革命的黎元洪，也没有拥兵自重，宁愿做一尊菩萨。
假设清政府真搞民主，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结果。比如说，中日关系、十年浩劫、改革开放等，这里就不一一探讨了，毕竟历史来不得半点假设。错过虚君制下的议会民主，活该受到军阀和暴君们的摧残。
到了北洋时代，共和制下也有一次搞议会民主的机会，可惜，被上海火车站里射向宋教仁的一发子弹断送了。史料证明，暗杀国民党内热衷于宪政民主的领袖，并不是出于袁世凯的授意和命令。宋教仁遇刺，袁世凯分外痛心地说：国民党内少了一位为数不多明事理的人。很多学者分析，从目的动机、事后反应以及革命党的一贯作风来看，最大的嫌疑是孙中山，他与宋教仁一向不和，宋教仁称他为野心家。
不会是孙中山。怎么能够相信一个独夫民贼的惺惺作态，污蔑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先行者。然而，校歪了历史准心的这发子弹，刚好断绝了宪政民主的生机，这是事实。自此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共识，中国陷于内乱中难于自拔。
这怪不得首义第一枪的影响，但这两枪毕竟是前后呼应。前者是划时代的一声巨响，清除了封建专制的障碍，开拓出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的前景。开放的社会平台，既可以搞议会制，也可以搞总统制，还可以搞一党专制，甚至搞政党轮换，但这一枪毕竟断绝了清政府的立宪之路。不管怎么说，清末统治者开放报禁和预备立宪，并对曾经十恶不赦的革命党网开一面（如摄政王对汪精卫），已经显示出国家在政治生活方面的进步。这种进步，我们现在也难以企及。后者也是一声巨响，当时的中国都颤动了。可起的作用恰好相反，把所有的通道都放弃了，只留下内战和独裁一条绝路。
总而言之，首义第一枪里面装不了这些东西，文化程度不高的新军士兵，心甘情愿地交出选择权。小人物退出舞台，轮到英雄们出演正剧。他们合力选择了最坏的一条路，就和抓阄一样，怨不得老天无情。
老天无情也有情。漫天大雨陡然停了，收起雨伞轻松地走出黄鹤楼西门。既然离红楼这么近，正好去拜访它。想起在广州总统府时对红楼的期待，步子在积水的路上迈得飞快。绿树中的红墙红瓦分外夺目，吸引着一颗砰砰跳动的心。
我来了，红楼。
可惜，那天是2016年6月20日，星期一，红楼闭馆。很多人是来观景的，文物史迹也是人文景观。广场上举起手机相机的手臂有如树林，收集着沾染历史烟尘的痕迹。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想在凝固的时间里找寻一条通路，以便今后少一点坎坷。我望着孙中山先生高大的铜像，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在广场久久徘徊。心里叹息道：红楼，我俩无缘。
（三看红楼而不得入，以此文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