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和姥姥们
我的姥姥和姥姥们
作者 牟瑞霞
姥姥辞了这人世大概已二十多年了吧，我非常怀念在姥姥身边生活的那段令人难忘又美好的日子。
爸爸妈妈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农场工作，这里流行着大骨节和大粗脖（缺碘）两种地方病，而且十分猖獗。周围屯子里的人都患有这种病，严重地影响生活和劳动。
患有大骨节这种病的人，像周立波在小说《暴风骤雨》中描写的那样“大脚跟，鼓脚心，挎筐的胳膊扭腚锤，不用问就是尚志人”。不管男女，走起路来都像鸭子一样。
我从小就偏食不吃这不吃那的，每当吃饭的时候就是我的受难日。看着饭桌上的饭菜就是没有胃口，不动筷，干坐在那里掉眼泪。(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吃饭时，爸爸妈妈的筷子，总是轮番在我的头上飞舞，或是恼恨地抽打在我的身上，或是干脆用筷子夹起他们认为美味无比的菜和鱼，强行地往我嘴里塞。
我坚决地拒绝吃掉这些东西，来回摇头拼命地躲开那可恶的饭菜。因此，我们家的每一顿饭，实际上都由于我的不配合，不欢而散，搞得大家索然无味、完全没有了胃口！
记得有一年春天，妈妈采回来应时的山葱。把山葱洗净、切段再放上鸡蛋包成盒子，然后趴在锅上开始烙盒子。
妈妈不停地烙，爸爸和两个妹妹，还有邻居家的几个小朋友都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不停地赞美山葱盒子好吃，这在我们这个缺少疏菜的北方，确实很难得。妈妈紧着烙，都供不上他们吃，而我则开始了每顿一歌的固定节目，瞅着大家吃又开始哭了起来，妈妈气得在烙盒子的间隙，不停地用铲子削我。
直到后来，我克服了厌食症，又得上了“饥饿症”时，才知道有东西吃是多么幸福的事。整个初中和高中阶段，如果有那一天我不挨饿，反而是最幸福的事。
爸爸妈妈担心我营养不良，患上这两种地方病，就商量把我送到了胶东的奶奶姥姥身边。上学时在奶奶家，放假了就到姥姥家，那一年我八岁。
有时，在放假的前几天，姥姥就托人捎来口信，我早巴望着快点放假。
一放假，四爹就用自行车带上我去姥姥家，甭提多高兴了。姥姥家离奶奶家八里路，可我总是嫌四爹骑的太慢，恨不能一下子飞到姥姥身边。
常常是路走不了一半，就碰上姥爷，撅着个粪提篓子来接我。四爹和姥爷就地举行了交接手续，四爹是生产队长，生产的事很多，有姥爷接我，他也就放心地回去了。
此时此刻，姥姥也准在村子口等我呢！
一看到姥姥，我就欢快地跑过去，扯着姥姥的衣襟打秋千，小脚姥姥被我扯得一个劲儿地打趔趄，嘴里却高兴地说：“好！好！我孙女又长高了，长劲儿了。”
我就踮起脚尖，把手伸到姥姥大衣襟的小兜里，很劲地往外掏，那里保准儿藏着大枣了，花生了，核桃了等好吃的东西，姥爷站在一旁一边笑着，一边欣赏着我的小聪明小把戏。
姥姥的村子，是个古朴的有着光荣历史的小村子，建在一个东西向的沟坡上。
整个村子坐北朝南，全是石头，整个村子只有村子里的小学校，和大队的场院里有一块平地，其余的房屋都是阶梯式的。
往南走是大深沟，立陡立陡的，要想翻过去就要走一条如天梯的小路，大概有四五层楼高。
东西向虽然能走出去，但只能靠毛驴来当交通工具。
东边想入村，有一条大河阻隔，没有桥，要想进村只能从浅的地方淌过去，我每次来姥姥家只能这么走。
从西面想出村，也得爬上一道很陡的大坡子，不亚于南坡。往北全是大沟套小沟，走不了车，根本走不出去。
我曾经想，即使社会发展到人们期望的共产主义，即使世界屋脊西藏通上了火车，姥姥的村子也永远通不了车。
但我的预言错了。改革开放以后，村子里的一个舅舅自己出资五十万，居然修通了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在那条我小时候就打怵的大河上建了一座桥，打破我预言的此村子，永远通不了车的神话，真是奇迹！
姥姥的村子地势险要，几乎与世隔绝。
这种地理环境，反而在日本鬼子进攻山东时，使村子免受了战火。日本鬼子的装甲车、大炮、机械化部队、统统开不进来，这个村子才免于日本鬼子的蹂躏。
这个村子依托着有力地形，为抗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了整个山东，我抗日根据地，与鬼子占领区的抗日武装的联系全部被切断。
抗日根据地要想往占领区运送物资、药品、派遣干部，占领区要想把伤员运到根据地都无法实现。山东的抗日形势一度时间处于无法开展的境地。
后来省委指示，开辟了一条著名的秘密的通道“渤海通道”，姥姥的村子，就是渤海通道上的重要一站。
接到护送任务后，由沿途村子的地下交通员，把上级派往敌占区的领导干部、抗日物资、药品、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运往烟台、莱阳、渤海等敌占区。
姥姥的村子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共产党员在这个村子的身份，几乎人人皆知，但没有一个告密者。
村子里除了四五户上门女婿是外姓人外，其余的都姓谭，是一个祖宗分支下来的后人。我总是在想，姥姥的村子不应该叫“宅科”，而应该叫“谭家村”。当然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所以啊！在村子里我有许多许多姥姥！
单是姥姥居住的胡同里，就有好几个姥姥。她们是姥姥的几个或远或近的妯娌：她们是南屋的二姥姥、北屋的三姥姥、东屋的大脚五姥姥，我姥姥住西屋，和东屋的大脚五姥姥对门。
姥姥们都非常喜欢我，把我当成尊贵的客人。不管是谁家里来了客人，都把我这个八岁的孩子请去，坐在主客的身边陪客人吃饭。连姥爷都没有这个资格，我成了姥姥家的形象大使。
姥姥们还爱听我讲话。他们认为我说的普通话好极了，就像广播里的播音员一样动听。她们最爱向我打听东北的事情。
例如，东北真的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冷吗？吐口痰不等落到地上，在半空中就冻成坨了？男人们小解的时候，必须一只手把着小便那玩艺，另一手还要拿着一根棍子不停地拨动。不然的话，尿出来的尿会在空中，冻成一座像彩虹一样的拱桥。更邪乎的是，三九天能冻掉耳朵、鼻子、脚趾头了等等。
长得白白净净、小头小脸的三姥姥，先向我发起了问话。她不停地问我：“听早年闯关东的人说，东北有四大怪，是吗？”
我像背歌谣一样地说给她们听：“东北四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大缸小缸渍酸菜。”
大脚五姥姥，就对这个养活孩子吊起来表示出极大的兴趣，非让我好好说给她听。
这个还真难不倒我，我小时候睡悠车的事当然忘了，但妹妹睡悠车的事还记忆犹新，妈妈忙的时候，总是我来摇妹妹。
我很愿意做这件事，看着挂在天棚上的悠车，来回地荡来荡去很开心也很好玩。
另外，我听妈妈讲，生孩子吊起来，主要是鄂伦春族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出去打猎时怕孩子被动物叼走，所以把孩子吊在树上，这样一来孩子相当安全。
长得脸像脚一样大的五姥姥，还想问我什么！我就懒得回答她。姥姥们都取笑五姥姥的大脚，以自己的小脚为荣。既然所有的姥姥们，都拿五姥姥的大脚这件事拿她二百五，我也不怕她。
姥姥们天天问我这，问我那的瞎打听，烦不烦啊！
但南屋二姥姥，那个脸长的像包公一样黑，脚不大也不小的二姥姥（据说二姥姥从小就不受屈，颇有反抗精神，脚裹到一半就让她给放开了，说啥不裹了，因此弄的脚不大也不小的），问我话时我总是认真地回答。
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我由衷地从心里佩服二姥姥。二姥姥就是当年打鬼子时的地下女交通员，负责渤海通道上，宅科村这一带的交通工作，是一名响当当有着铮铮铁骨的女共产党员。
有一次，鬼子没有开进村子里来，但汉奸队却进了村子。把村子里的人都集中在小场院里，逼着村民们交待，谁是共产党员。二姥姥没有及时出村子，就用锅底灰摸了摸脸也裹在了人群里。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二姥姥是共产党员，当时我的三姨妈还是妇救会主任。村里人自动地把她们围在了人群里面，保护了起来，到死也没有人指认她们。
再说二姥姥那像包公一样黑的脸，实在让我惧怕。她的问话我都乖乖地回答。
共产党员二姥姥开始审问我了，你们东北都吃什么呀？我毕恭毕敬地回她说：“大米和馒头呗。”所有的姥姥都表现出极不相信的样子，我于是强调道：“顿顿都吃馒头，真的！”
姥姥们就发出一阵啧啧声，“咳咳，你说说，你说说……吃得那么好，四嫚还把孩子送回来，这不是把孩子体蹬了（糟蹋的意思），咱那阵子赶上就好了。”既而又感慨一番发出一声声叹息。
大脚五姥姥又忍不住问我了：“你们都吃什么菜啊？”“酸菜烩血肠……”“啊！什么是血肠啊？”
连这都不懂，就是把猪血灌进猪肠子里，再煮熟了，和酸菜一起烩着吃。我边跳着格子边有声有色地给她们讲解。心里暗暗嘲笑她们好傻啊！连这都不知道。
再后来，离家久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酸菜炖血肠，这种美味的杀猪菜是什么味道了。原来味道是回忆不起来的，只有再一次吃到它，才能感受到它的淳厚和馨香！
姥姥们总是不厌其烦地问这问那，把我烦的啊！因为她们一问我东北的事，就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我就想念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后来，她们再问。就是我非常尊重的二姥姥问我，我高兴了就回答，不高兴了就回答：“不道”。
姥姥们就讪讪地说：“唉！这小栝子（可能是小犊子的意思）还不耐烦了。”
虽然当时我年龄小，但也知道她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劳动了一年一个工分才值三分钱，常常看到我的同学家里，连地瓜干都吃不上，生活是贫穷而落后的。所以姥姥们，才喜欢打听东北人都吃什么，借此比较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奶奶家我也受到特别的待遇，和爷爷，四爹，四妈这些干活人吃一样的玉米饼子。当然，小孩儿是体谅不到大人们为生活操劳的苦衷的。吃饱了肚子就玩，捕蜻蜓，粘知了，跳格子，玩石子有声有色的。
胡同里的妯娌四个，姥姥最大，七十多岁了。三姥姥和姥姥差不多大，她家的几个舅舅姨妈都已结婚，只剩了一个小姨待嫁闺中。
二姥姥家的舅舅和姨妈也都结婚的结婚，也只有一个小姨待嫁闺中还有一个小舅没有结婚，这两个小姨妈都对我特别好，领着我玩。这三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能吃上饭。二姥姥和三姥姥家，因为有女儿帮助拾到屋子，家中干净又整洁。
只有大脚五姥姥给我生了一窝舅舅，家中又脏又穷又乱，连块花布头都没有。大舅舅已经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 。
每天晌午，当姥姥和五姥姥对着脸坐在门口摘菜时。我就在胡同口，等着下班回来的姥爷们或者是舅舅姨妈们。
回来一个，我就牵着他们的衣襟，负责任地把人家送到院里，再不厌其烦地去等下一个人。
当然，他们在地里获得的好吃的好玩的小东西也就到了我的手上。
五姥姥家的大舅，扛着镢头回来了。
我照常牵着大舅舅的衣襟往他家走。大舅舅见了他妈也不吱声，气呼呼地从五姥姥的腿上迈过去，丢下一句话：“四妹家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四妹是我妈，孩子是我。
大舅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傻子都明白。我比四妹都大，到现在还没有媳妇。所以，他的气话一出口，五姥姥的眼泪，唰地一下子就流满了她的那张大脸。
进了院子，大舅舅用水瓢舀了一盆子水，劈里啪啦地洗了一把脸，就赌气四仰八叉地躺在破炕席上罢工。
我们身后，就传来了五姥姥跟姥姥的诉苦声：“看看吧！这是耍脸子给我看呢！我不也是没黑没白的干嘛！一天值不了几个工分，这么一帮猪崽子，能供上嘴都不容易，我怎么办？”
看到大舅舅不开心，我就猜到大舅舅不开心的原因，又是五姥姥求媒人介绍的对象吹了。
吹的原因还是老问题，大舅舅家里没有婚房、穷。我想挠挠他的脚心逗他开心，可是大舅舅的脚心太脏了，我只好捏着鼻子作罢。
来到大门口，姥姥已经进屋里忙活去了。只留下大脚五姥姥一个人，在那里呆坐着叹息垂泪。
我懂事地偎在五姥姥的怀里，同情地用小手帮五姥姥擦泪，五姥姥趁势把我放在，她用两只大脚盘成的腿弯中，哼哼唧唧地摇啊摇啊的，有几颗眼泪滴到了我的脸上！
赶集了，姥姥领着我拿上积攒了几天的鸡蛋，来到集上偷偷地卖了，再领着我在各种小摊前逛逛，五分钱的花生糖，几分钱一碗的凉粉，吃饱了再挤到人堆里看上一场革命样板戏。
此时姥姥也买了盐啦，醋啦，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总忘不了再买上二斤带肉的猪骨头，牵上我的小手，在夕阳的伴送下踏上回家的小道，空中则不时地传来庄稼人满足的欢笑。
第二天一早，姥姥收拾完了家里的事。就拿上石捣子到街中心的石臼上，开始捣骨头。我呢！就搬块石头坐在石臼旁边，眼巴巴地瞅着姥姥一下一下不断变换着姿势捣着。
槐树上知了的叫声，合着捣臼的咚咚声震颤着半条街，震颤着我心里蠕动着的馋虫。
许多年后，每每想起一个小女孩，目不转睛地盯着石臼，都能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深信假如有一位田园诗人看到了当时的情景，一定会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田园诗脱颖而出；假如有一位画家看到了，说不定会有一副石臼图问世呢！
猪骨头捣好了，姥姥在地里拔了几颗大葱，氽上一把小白菜，再放上其他佐料，然后到灶台旁的油筒里，用小提子提一下子花生油，把个骨头白菜馅拌的香半条胡同。
然后，姥姥就挽起袖子，动手包起饺子来。
一半白面的，一半黑面的（地瓜面）煮熟了端上来，黑白分明，我给它起名叫“亚非拉”。
这时，姥姥便吩咐我，把这碗送给北屋的三姥姥，那碗送给南屋的二姥姥，还有东屋的五姥姥的，南街的李姥姥的等等。
我的口水早溢满了嘴巴，心里老大的不情愿，撅着小嘴。姥姥就自言自语地说：谁什么时候帮过她了，谁哪年哪月照顾过她了，做人要有良心了等等。
在当时一碗饺子就是很大的人情了，虽然生活过得清苦，但人与人之间靠着友善、理解来生存，自有一番乐趣。
他们从不抱怨和厌弃生活，尽管生活给予他们的那么小，还是一代一代地辛勤地劳作着，对土地对生活蕴藏着执着，深沉的爱。不管走多远，也眷恋那片养育过他们生命的土地。
姥姥虽然年过古稀，还要到队里参加集体劳动，每年都被评为“五好社员”“劳动模范”，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
从奖状上，我才知道姥姥的名字不是什么谭王氏而是王桂花。
秋天，花生开始上场了。
我的姨妈和姐姐们一人牵着一头小毛驴，小毛驴的背上驮着满筐的花生。
女人和毛驴不紧不慢地，从青石板上走过，发出清脆的嗒嗒嗒声，啪嗒声与毛驴脖子上铜铃发出悦耳的叮当声，组成了一部丰收欢乐的交响乐。
我们这些毛孩子，紧紧地跟在驴屁股后面，渴望能捡到偶尔掉到地上的花生。
有时姨妈和姐姐们，也故意地扯下几棵花生给我。但姥姥从不让我吃，要我交公，我很不高兴。
青壮年的社员们往回运地瓜、花生。像姥姥这样的老人也不闲着，她们一个挨一个地，围坐在小山一样的花生垛旁，边说着家长里短边摘着花生。
那时，公家的东西是绝对不能动的，可是小孩子是忍不住的，在队长舅舅的默许下，我是唯一的特殊公民。
花生收拾完了，地瓜又开始收了。
地瓜一堆堆的堆在地里，妇女们三一帮俩一伙地围在一起割地瓜干。刷刷刷……雪白的瓜片，冒着白浆迅速地堆成小山。
这边的人刚切好一堆，另外一些人，赶紧把切好的地瓜干，运到远处的石头上，并一片一片地摆好。让这些地瓜干在地里直接晒干，从远处看，满山满岭白花花的一片，像开满一朵朵莲花的池塘。
村里有一个哑巴姥姥非常喜欢我，她打着手势，张着掉了牙的嘴巴，冲着我呀呀呀地叫着，总想把我揽到怀里亲亲。
我总是恐惧地把脸藏在姥姥的怀里，心砰砰地跳个不停，不敢离开姥姥半步，觉得她非常恐怖可怕。
哑巴姥姥还以为我害羞呢，更加亲热地叫起来，示意让我到她身边去。
我紧紧地趴在姥姥的怀里，生怕她把我抓走。
当有人告诉她，我害怕她，让她不要再叫了，已免吓着我时。她那原本快活的眼睛，一下子暗淡了下来，没有牙的嘴巴嗡动了几下，然后就低下头，一下一下默默地割着地瓜干。
姥姥搬起我的头说：“玲玲是个好孩子，姥姥喜欢你，去让姥姥亲亲！”姥姥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我颤颤巍巍地一步步向哑巴姥姥挪去，不时回头看看姥姥，还是鼓励的目光，不知怎的我不害怕了。
我几步走到她的身旁，拿起一个地瓜递给她。哑巴姥姥先是惊异，继而那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一滴滴老泪。
她只是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也许怕吓着我而没有热烈的举动吧），她宽慰地笑了，急忙伸手到衣服里，摸索了一阵子，一把花生就跑到我的手心里了。看着我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她像年轻人那样麻利地割起来，姥姥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我。
等我年龄大了，从妈妈那里知道。哑巴姥姥命很苦，是个童养媳，年轻时很能干，但丈夫早逝，自己守着一儿一女过活，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了。
而且有些人总欺负她，她又说不出来。
好不容易才把孩子拉扯大，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可怜的老人一人顶着一间房子度日。女儿很孝顺，每年接她去住几个月，可是她乡土观念很重，怕长住在女儿家让人笑话，不愿在女儿家养老。所以，她还是留在村子里生活劳动。
姥姥总是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我幼小的心灵，培养我对乡亲们的感情，告诉我怎样接近他们，爱他们。
因此，直到现在，我仍有许多可爱的农村朋友，我总是能从他们朴实而善良的心灵里，感受到一种伟大的美和民族的美。
春天来了，清明雨砸开了一朵朵桃花，粉红色的花朵翘立枝头，有的笑逐颜开，有的半含半露！
风儿一吹，花瓣翩然地飘落地上，宛如天女散花。姥姥又到队里参加劳动去了，临走时叮咛我看家。
午后三舅家的大姐来找我，说是搭伴去采花生芽，我早在家里玩腻了，很想到山里去玩玩，但又怕姥姥知道了骂我，在大姐的一再撺掇下，也就跟着去了。
村口，早有几个小伙伴等在那里。我们便像一群小燕子似的，嘁嘁喳喳地登上南坡的那座天梯，向山那边的地里跑去。
大姐首先给我占了几块，花生芽长的比较多的地块。宣布谁也不许来采，伙伴们很友好地，把长得好、长得多的地方都让给了我。
于是，我就笨拙地采了起来。这些嫩嫩的花生芽，都是去年收花生时落在地里的，经过一冬天的休息，春天一到就拱出地皮，举着两片小绿瓣、摇曳生姿。拔出来胖乎乎，绿莹莹的惹人喜爱，回家用开水一汆，拌凉菜吃，味道鲜美极了。
我们越采越高兴，竟忘了时间，直到太阳沉到山的那一边，小山村里，已飘起了缕缕炊烟，我们才从南岗顶上，晃晃悠悠地走下来。
一进村口，就有人告诉我说：“你姥姥快刨地三尺了，正在到处找你，都快急疯了。”我有些害怕了，怕姥姥打我。
刚一到胡同口，姥姥扭动着小脚，跑过来把我一下子抓住了，生怕我飞了。
嘴里喃喃地说道：“小祖宗啊！你可吓死我啦，丢了你，我可怎么向你爸爸交代哟！”我听出姥姥没有打我的意思，就骄傲地举起小筐，让姥姥看我的收获。“好！好！姥姥就做给你吃，就做给你吃。”说着就把我牵回了家。
七四年爸爸妈妈回胶东探亲，同时也是为了把我接回东北读初中。我非常想跟着爸爸妈妈走，可是又不想离开奶奶姥姥，为难极了，12岁的孩子居然也发起愁来。
但爸爸妈妈执意要带我走，他们是怕那贫穷、落后、愚昧的小山村，耽误了我的前途，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的确，当时全村缝纫机仅有二台，收音机根本没有。
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后，当妹妹给我讲小说时，我竟不知道什么是小说，更想不到自己后来也能写小说了。
万没想到，回到东北还不到二年，姥姥就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再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姥姥了，我失去了人世间最可爱的亲人。留下的只是不尽的思念和美好的回忆。
姥姥一生含辛茹苦，生有九个孩子，五个女孩四个男孩，但四个男孩子都没有站住，几个舅舅都是让麻疹夺去的生命。
听姥姥讲，当时传染上麻疹的孩子死的很多，活下来的很少。一个胡同里，一天要死好几个。
死了的孩子，只能用草席子裹起来靠墙撞在胡同里，然后再丢到乱葬岗上，让野狗吃了。
姥姥一生热爱劳动，勤劳朴实。有几个孩子都是正拉着磨呢，就生到了磨道上，自己剪断脐带，收拾收拾接着干活，生完孩子一天也捞不着休息。
姥姥直到倒下的前一刻，还在田间劳作，还在奉献……
姥姥只是胶东那块土地上，一位普普通通的妇女，一位普普通通的母亲。但是，在姥姥的身上却集中着中国妇女的勤劳、善良、坚韧的美德，一生劳作却默默无闻。
今天，关于儿时的记忆都已成为遥远的往事，有不少趣事早已忘却，独有对姥姥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与日俱增。
我多么想回到胶东，回到那个给了我无限欢乐的小山村，去重温儿时的梦啊！
多么想再看一看，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小胡同，还有那间老屋，再听一次姥姥们，那无拘无束爽朗的笑声啊！再到姥姥的坟前去添一把土啊！
二零零零年五月三十日写于乌伊岭，二零一六年春节整理于乌伊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