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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耄耋老人的“乐善”人生

2016-02-03 22:36 作者:朝露红唇  | 8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文/李文治

从哇哇坠地、嗷嗷待哺到呀呀学语,再到蹒跚学步。沧桑八十余年,我一路走来。

光阴荏苒,岁月更替。而今,那个垂髫孩童不觉几是耄耋老人。

近年来,我身体不如从前,视力减退、关节肿痛,垂钓和外出时间次数也少多了。闲暇在家,看书练字之余,我开始思考和回忆过往岁月、人生经历、生活点滴,又历历在目。不禁自问,这一生如何度过?

一九三五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途经遵义。那时我才六岁,亲眼见过红军,他们对穷人很好!他们的宗旨是打土豪、分田地,实现民族自由和解放。年幼的我崇拜敬仰,希望长大后,也做那样的好人。(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七岁启蒙,我读私学。三年私塾中,我共读了《共和国文》一部、《论说指南》一部、《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幼学》卷一、卷二、《声律启蒙》(对子)古文选读。

读这些书都是要背诵的,如懒惰、背不过,先生(老师)是要责罚的——有打手心、揪耳朵的(甚至揪出血),也有趴在板凳上打屁股,还有跪着读的。我从来就勤学,不曾受过这些惩罚。

母亲悉心照顾是我学习成长的保障。她教育我从小就做一个正直、善良的好人。在三年的私塾中,她每天晚上都会给我点上桐油灯,守在我的身边,督促我用功学习。

破旧的茅屋里,老式架子床面前是一张简陋的桌子,我展开书本、明声朗读,直到读熟背给她听,才算过关。天未明,她就起床、生火给我做吃的,然后又送我到学堂。

当时豺狗很凶。有一个姓曾的同学,就是在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被豺狗吃掉的。这对读书的孩童威胁很大。母亲就天天接送,为我保驾护航。这年我才七岁,母亲就为我操心如此,慈母子之心,可想而知矣!

一九四一年,谢家坝成立了国民学校。我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成绩良好,连任级长,毕业考试,成绩第一。

当时正值抗战中期,我们组织起宣传队辗转谢家场、龙坑场和深溪水永安场巡回宣传,高唱抗日歌曲,高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等抗日救亡口号,群众抗战情绪高涨,宣传效果很好。

一九四四年,我十五岁,去遵义投考玉锡中学(遵义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前身)读书。该校是遵义名校。清光绪末年,袁玉锡(湖北襄阳人)奉朝廷之命来遵义府任太守。袁知府热心政绩、抚爱百姓、一身廉洁、兴办百艺厂,解决人民工作。他主持开办小学、中学、师范、女子学校,促进文化教育事业,金沙、仁怀、湄潭、绥阳、乌江等周边县乡的学生都慕名来遵义求学。民众为纪念袁公玉锡德政业绩,创办了遵义玉锡中学,并将他的事迹收入《遵义府志》。

当时我没钱买书,国文、历史都是借书抄读。生活也极为艰苦,在遵义读中学的同窗,大多数是富家子弟。他们都住客栈,每月吃八十斤大米,付食费另加。而我只能住校舍,每月吃六十斤(菜金在内)。后来就连这样的生活都吃不下去了,只好从老城到新城小饭店吃两小碗帽儿头(四两米),几颗萝卜丁就是菜,饭碗一放,肚子总是饿的,更不谈零花钱。在冰天地的天,我身穿单衣(仅仅只有两件),裤子只是一条,脚上一双布鞋。晚上睡觉,床铺上只有一床旧棉被,我只能半边盖半边垫。从上床到天明起床,脚一直是冰凉的。

一九四四年冬,爆发了“黔南事变”(侵华日军沿黔桂铁路直逼贵州,独山告急),遵义大多数的人都疏散下乡去了。我们班里坚持到最后只有两个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国文老师谢佩秋先生(当时已是古稀之年),她小脚、披发、穿长衫,拄着一根拐棍,仍然每天到校上课。她说:“日军尚未打到遵义,哪怕是只有一个学生,我也要坚持上到最后一课!”谢老师的言行,对我一生的启发是不可磨灭的。她是我一生中最敬爱的老师,她的言行,对我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家境困难,无力供养,读了一年半,我就失学了。

辍学后,我不好意思吃闲饭拖累家庭,就离家进城谋生。可十几岁的娃儿又能做什么呢?在走投无路的处境下,得知省城在招考青年军,我就和三个友好的同学到贵阳从军。

青年军在四川綦江受训,随后开往大别山前线。当时,停止内战,是民心所向。但蒋家王朝倒行逆施、发动内战,企图窃取“抗战胜利果实”。自古“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被瓦解后,青年军败退台湾高雄整训。当时我十九岁,军衔“上士”组长。一九四九年元月,整训后“青年军”回到上海,被编入“七十二军”,我是“准尉”司务长。但我反对内战,思念家乡、思念亲人,不想继续留在部队上与人民为敌,就告假回家省亲。

那时我的家境尚未好转,人口也递增、账务累累。我思来想去,回想起母亲的教育、老师的教导和经历的世事,觉得“要做一个好人,要引导更多人做好人”,于是我决定“教书办学”。一九五〇年,就在家里,我从十个学生开始,办起了私学。认识到自身文化不高,我就虚心请教、边学边教,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努力提高教学能力。

一九四九年底,遵义解放了!从此贫苦穷人翻身做了主人,打倒了封建地主和剥削阶级,分得了田地,每人“一亩二分”地。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了教育工作,成为遵义县解放后第一代人民教师。同年,受县人民政府委派(县长杨天源签发了‘派令’),我组织创办谢家小学,担任首任校长。

当年暑期,我被选派到遵义师范学校学习,以后继任深溪水高坊小学、龙坪区大新小学、三岔河裕民小学校长,兼任少先队总辅导员等职。

一九五七年冬,教师整风,我被撤消职务、停止工作。此后四年间,我先后到“中八农场”(今贵阳清镇市)和“吕庄机场”(今贵阳花溪区)劳动教养,由于劳动积极、表现良好,我先后任生活主任委员、生产大组长,并提前结束“改造”,回家从事生产。

一九六三年,我落户于谢家坝核桃树。在那里,我教了一年私塾,学生有二十多人。一九六七年,我从核桃树吴家院子迁回河坝老屋定居。一直到二〇一〇年,政府规划兴修“和平工业园区”,我们一家才征地拆迁。

这十年里,我在家里劳动生产,生活相当坚苦。每天生产队出工挣“工分”,中休还要抽时间下自留地劳动。经常是披星戴月、沐栉风,一家四口生活全靠我和妻子辛勤劳动维持。

家庭零用开支,全靠采卖梨子和捞鱼出售——这种“以副养农”的办法来补贴。几年辛苦经营,家境逐渐好转,温饱之后有了余粮。

这以后,家庭人口逐渐递增,原有的一间厢房,实不堪膝。一九七二年,我率家人新建砖房一间。

翌年,独子诚高完婚。我又接着厢房,继续延伸造房两间,砖体房式,勉强可以维持家人居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政策落实,政府为我平反昭雪。我重新被安排到谢家小学任教,担任初一班主任,语文、生物和初二、初三历史教师,兼学校总务。

回顾一九七九年的昭雪平反,我是南白区第一个平反的老师,又能重新踏上了教育工作岗位,又安排到谢家小学任教。又重获“新生”,我对党委、政府和组织充满感恩之心、感激之情。

一九八〇年,我光荣退休。退休后的我受区教办的委托,参加南白区民师整顿工作。

此间,我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激励民办教师积极上进,帮助优秀民师转为“公办教师”。南白区退休教师协会成立后,我被推选为秘书长。

一九八九年教师节,我获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

撤区建镇后,受龙坑教育辅导站的委托,我组织筹建龙坑镇退休教师协会,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又连任两届。与此同时,受谢家乡党委的委托,我组织筹建小组,负责募捐工作,修建谢家中学篮球场。

“退教度晚年,奔波建球场”。两个月之内,我多方呼吁,带头捐款,募捐到三千多元。从组织募捐善款、采买建材、组织施工,直至球场竣工,整整两月,我不计报酬,无私奉献。一九九一年谢家中学“五•四青年节”运动会举办前夕,一座崭新的水泥、钢架篮球场展现在全校师生眼前。

退休后,我继续热心教育事业,连续奋战、辛勤工作,得到了乡党委、谢家中学的肯定和好评。一九九一年教师节,我被评为南白区退休教师区级先进代表,荣获区教育系统“老有所为”精英奖。一九九三年,我被授予“无私奉献”牌匾,并被评为南白区退休教师协会“先进退休教师”的光荣称号。

辞去退休教师协会工作后,我赋闲在家,开始暗度晚年。

这段时间,我一家四世同堂、吃穿不愁,其乐融融。曾孙四岁,我指导学习、看图识字,生活关爱不离左右。

家务方面,有儿孙操持。我就负责放牛、割草、清扫庭院,八口之家和谐团结心情愉快

二〇〇六年,我们还建造了一间一百多平方米、水泥钢混结构的二层楼房,是舒适美观的“黔北民居”住房。之后,政府修建和平工业大道,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我们一家忍痛拆除新居。从此儿孙租房,一家两地分居。

四年后,龙坑镇谢家社区“青杠坡还房小区”落成,我们又有了更好的新家。乔迁之日,我欣喜激动,书写对联张贴,祝贺并纪念。上联:高高兴兴进小区,下联:满满意意住新房,横批:感谢党恩。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古人的诗句,对于我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最为恰当。

回想经历的社会变革和生活片段,我人生道路虽然曲折,但最终走上康庄大道。我生活虽有酸甜苦辣,但最终幸福甜蜜。虽然碌碌无为,但我感到充实。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境况,我都乐观豁达、心存公正、厚德待人、善行善为。这样说来,这一生没有空度。

人生如旅,行色匆匆,风雨兼程。归途默默,回眸返顾,岁月留痕。

(整理/唐兴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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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耄耋老人的“乐善”人生的评论 (共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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