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文革”年代的中学生活

我的母校是东北长春市的客车厂子弟中学。客车厂就是制造火车客车的车厢的，那时候全部在中国跑的火车除了车头都是长春客车厂造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长春，在我印象中是一个朴素、宁静的城市，大白杨树又高又多，有一些日据时期的二层灰色“洋楼”在冬天跟白雪绿篱互相辉映。

我的中学时代是1967年至1969年。1970年开始下乡当知青，我的中学生三年是在文革开始后最“炽热”化的三年度过的，我在那1000多天里度完了我人生最主要的、也几乎是最后一段短暂教育时光！

那时改为9年制终止教育，就是说，我们中学后已不会升入高中了，要直接下乡去。学校已由于“战备”改按军队编制，改为连排，每一个排是一个班级，毕业时我的班级叫九连三排，班长叫排长，班主任叫教导员、客任才称为老师。中学里有学生、教师组成的专政队（专司关、审），有军宣队（由军队派来），有工宣队（工人派来），我们亲自批斗过教导主任，校长，甚至在操场参加批斗过省长。回忆起来，初中三年很少有时间专心学习，数学、化学、物理都讲了一点，但主要是上政治课多，语文课其实已没有课本，所以我的同学直到现在年届五旬，可古典文学在校时基本没学过，古文阅读能力也大多不行。由于读书少，班里好像没有一个戴眼镜的，所以眼睛“保护”的都挺好。

班里有40多名同学，分为工人贫下中农子女、革干子女、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子女三类，我属于后一类，那时候叫“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少数，是受歧视的，但称为“可教育好”的子女。每次搞大批判，批斗对象或是有问题的校领导、教师，全体都要义愤填膺申明学生的阶级立场，常有请全体“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子弟”站起来，以证明占绝大多数的“红五类”是同仇敌忾的。那时，班里只剩下我们三五个可怜兮兮的“出身”有问题“丑类”坐在凳子上，那一刻14岁的我恨不能地下裂开一条缝，堕入深渊了结一生。

我们班有二位同学，他们的父亲都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都是在文革前当中层干部的，一位是悲惨地服了大头针，一位是在“专政队”关押审拷中，以头自撞一个长钉入太阳穴。这两个同学从小家境充实，但后来很多年非常困难，穷苦，可是他们很坚强，都挺了过来，那时不仅是失去父亲的问题，是变成“反革命家属”的问题，很可怕。那时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到很刺激，也很懵懵懂懂，开始震惊，久而麻木。这种心灵的创伤、扭曲一生都不能完全复原。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课程表是在工厂里劳动“学工”。那是一个亚洲最大的客车工厂，我在广阔厂区内，帮助制造崭新的火车客车车厢，我们自豪中国的火车车厢，几乎都产自这儿！我每天在翻砂车间跟师傅们一起铸砂模、浇铁水，吃中饭，晚饭，晚上常常加班干到九、十点钟，劳动热情很高，工人师傅很好，很和气，我在那里看到了艰辛而有意义的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场面，国企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建设社会的巨大热情和主动精神，和他们当年享受的民主待遇，工人阶级待遇，一直长久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每天挟了个饭盒上学，里边装着高梁米，放一点红小豆。另一个饭盒里是切好的小白菜，葱花，加一小块猪油，然后放在高温饭箱中蒸煮熟。(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到初二、三，已初萌了爱恋之心。那时初中生和今天一样，早恋是禁止，但文革中学校和班主任的权力都很小，权力在学生担任的班干部中，所以他们才有权追逐“班花”，而像我连想像一下的力量都没有。就在那三年中我放弃了“竞争”这个概念，什么事都努力默默做好为止，不再出头向前，免惹麻烦，文革使我看见了太多可怕的人与人争斗的惨剧，并且养成看见什么心里有数就行，绝不向任何人吐一句真言的习惯。

1967年参观的一次“反革命展览”回来，我烧掉了两本谁也没看过的少年日记，从此终生不再写日记。因为我惯看了太多的背叛揭发的反目，养成了一种对于人类高度警惕。我曾在心底最深处，悄悄地爱恋过一位女生，可是，那时男女生都分了座，不再像文革前，男女混坐，课上我有时能悄悄地默默看她几眼，我知道，她是个“走资派”子女，而我是个地主的儿子，这两种“罪人”的耻辱怎么能又扎眼地放在一起呢？小学时代培养起的对未来与前途雄心和理想一起化为乌有。

小学二年级，我站立少先队旗下宣誓，誓辞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并“时刻准备着”。我这一代人灵魂是被按保尔•柯察金的“模式”铸造的——我们的使命是给新中国开路、铺路的。虽然有人认为我们这一代有点傻，理想空洞，又走了许多弯路。

如果问我初中三年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我今天想说，是专业，我们失去了一个人可以学习专业的最宝贵的打基础时刻，因为其后我们已永远失去金色的学生时代，（知青歌曲中悲伤地唱道：“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南京之歌》）直到10年后1977年，才有少数人有幸考入大学校门，而我们班只有两三个有此幸运。所以我这代人一旦今天下了岗，再想找工作就缺乏应有的专业。我们过了二三十年，还在为昨天的失学偿付沉重的代价！

初三毕业下乡，所有家庭“有门路”的同学几乎都“走后门”当了兵，（不用下乡），我们一个班四五十人就走了七八个，像我这种“黑五类”子女，和家庭有其他政治“问题”的，以及那些基本底层的工人等子女，连想都不要想，只有艰苦遥远的农村和渺茫无定的前途在等着我们。

1966年，念小学6年级的我曾经惊诧地看见在课堂上，亲爱的老师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用一根火柴烧毁了吴晗的那本《中国历史》，那时认为它是一本“毒草”。下乡当知青后没有书读，同学们炕头除了“毛选”之外，几乎什么书也没有，我们曾到邻村黄家岭的爆竹厂偷过一些用来卷鞭炮的旧书，拿到集体户悄悄读。60年代批判“白专道路”，70年代也流行一句“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那时城乡干部中“特权”已开始悄悄滋长。当知青虽然体力劳动繁重，农闲时间也不少，但是乡里没有图书馆，大队、村里更找不到什么书，只好把一生中最适合学习的宝贵时光荒废了，那是一段精神文化上“荒芜时期”。夜晚我们唱着“坐在煤油灯下，低头思故乡”，“船儿船儿你慢慢地走，知识青年漂泊到这方”的知青歌曲。但农村的劳动却健壮了我们的体格，认识了麦子、玉米、黄豆、稻子、萝卜，改变了以前的“五谷不分”，懂得了粮食和农民的不容易，也了解了农村的落后和贫困需要改变。

初中三年这一段学业的破坏，一直要到20至30岁之间回城当工人后，进图书馆通过艰苦的自学才弥补上。1973年回城后，很长一段时间失业、干临时工，那时我好不容易才弄到一本别人的借书证，冒名顶替到省图书馆外借处去借书。有10年的时间，我给自己规定，不管干活多忙多累，也风雨无阻骑自行车跑图书馆。不管多厚的书，每三天必须读完两本。所以我每周必须最少跑两、三趟图书馆，经别人帮助，我又弄到了一本图书馆“参考证”可以借阅一些“内阅书”，那时，不少今天敞开的书还属于“半禁区”。那是我一生中锲而不舍的、拼命般的、自觉的“挽回失去的金色学生时代”的“残酷的”一段读书时光！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人是可以像高尔基一样，凭小学几年文化进行自学的。

这段时间持续了10年，10年中我共记下40多本个人阅读笔记，写下上百万字文学习作，共读完三四千册册古今中外的书。我在这里上完了大学“中文”本科。那时图书馆条件差，去阅览室读书中午有时只有外边买个面包，在厕所里喝几口凉水。睏了，用凉水冲冲脸，继续。有一年秋天我到市图书馆去的途中，路过一家叫新疆街小学的旁边，听见孩子们在教室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手里挟着几本书，倚在一棵飘落黄叶大杨树下，想起了失学时光，竟辛酸起来，默默流了有五分钟的泪！我想起我除了认真读过的小学时代以外，一生几乎没机会正规念过高等教育！

到1977年、1978年后，各大学恢复正常上课，我有时非常害怕经过大学校园门前，看见那些说说笑笑的大学生洋溢着青春学子朝气，走进校园，我的内心真有苦痛如焚的感觉，这种人生刻骨的感觉是不能向除我这一代人之外的复述的。所以我下定决心，有一天一定要写出一本书，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后边的年轻人，不然我们的昨天简直毫无报偿！但二十七、八岁重补初高中的课是困难的，晚上接完孩子，干毕家务又跑来念夜大，80年代初是一个学习热潮“高涨”、人心思进的年头。那股惊人的学习劲头今天简直不敢想像。

我少年时“立志”很早，由于家境困苦，学习刻苦，我的一个很强烈愿望，是想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读完初中、高中，然后，报考师大，将来作一名教师，报效祖国。以我小学时的成绩和基础，初中我也一定能考进市级重点校二中，可是“文革”粉碎了这个梦，命运从茲向另一方向漂去了。30岁后我写了几本书，加入了作家协会，有一阵还被聘为“聘任制作家”，到报社、杂志做编辑，我觉得主要是自学帮助了我，从来没有一刻，即使是在下乡看不见回城前景的黯淡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熄灭心中那颗遥远的亮星。至今我还深以为羞愧的是，初中的数学、化学、物理、几何、外语我都终其一生没有弥补好。所以，只能算半个“文盲”。当年我们班顽皮的学生给数学老师起外号叫“猴子”骂几何老师“小矮人”，今天大概他们为课堂的捣乱后悔了吧，我还看见他们聚众侮骂物理女教师，唉。大约是1969年，我们城市有个老高中生，临下乡前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学生时代的照片，当时还流行往照片上亲笔题字，他就手写了“青春东流”四字，因此，被批成“现行反革命”。

回忆初中时期，如果说哪一点好，我觉得学生由于忙于“搞运动”，学习压力小，不整天背个沉重巨大的书包；没有死分数、高考压力等是一幸事。所有的坏事看来也都算有好的一面。我们那时不讲分数。以“出身”划分好坏学生有弊，现在有的学校还以“学分”划分好坏学生也有弊。都产生一种不同的压迫，会严重伤害少年的心理健康。我们那时学工、学军（军训）、下乡劳动（到广阔天地锻炼），我觉得另一面也同时使我们的体能、精神得到了充实、提高。但我们那时不懂科技，也很少提及科技，是一大落后。那时，我们大家穿得都差不多，没有穷人富人之说，经济上很平等。在60年代虽有同学还身穿补丁、半旧衣服，但整洁，也基本健康，没有现在因为发胖而发愁的孩子。我们班只有一个胖学生，大家嗤笑他“大肚子”。今天看来当年我们的小学、中学时多数人都有一点营养不良，偏瘦，所以刚到中年不少人就因为身体不好而不能实现奋斗的愿望。

我上中学时，除学校劳动较多外，家务劳动也较多。喂鸡、拾煤渣、割草喂兔、烧水做饭，这些都是从小学就开始的日课，已成习惯。那时没有独生子女，孩子一般家里都有好几个，几乎从来没有家长帮教辅导学习、检查作业这一说，一切靠自身、自觉。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有集体观念，热爱劳动，自理能力强，作风朴素，喜欢互助。习惯成自然。我中学毕业前没吃过花生米，没喝过啤酒（几乎不知道有这种酒），更没有抽过烟，我们认为打牌、养狗都是不良劣习。视钱为不洁卑贱之物。那时候，城市安静、没有噪音（几乎一点也没有），没有“污染环境”这个词，街边的树又高大、又茂密，城郊小河清澈，有时里边还有小鱼、泥鳅、城中空地草不少，天空从来都是晴蓝的，用“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我爱祖国的蓝天》）来形容一点不差。我的母校旁还有一大片水稻田，竟还有一座小森林（可惜却在70、80年代砍伐消失了）。我小时候在城里、城郊捕过各种野鸟，有燕雀、麦溜子、蓝壳、黄豆瓣、鸟鹰。有一天，我们在那座小森林里一网打了10多只燕雀！

我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学费极低，几乎不花钱一样，小学每年记得是2元左右，中学是5元学费，其它“乱收费”是零。太困难的学生也可以免了。洗澡、理发因是“子弟校”享受半免费、而医疗全免费。所以，当年父母工资虽低微，但支出亦低微。我的小学有三位老师印象深刻，前两位是女教师谭老师、李老师，后一位是王老师，他们刻苦自强、兢兢业业，我至今尊重他们，几乎不记得他们有什么缺点瑕庇，我们那种真诚的友爱的师生关系，是70年代之后学校里所罕见的，我从来没想过给他们送什么礼，哪怕送了最微薄的东西，他们也绝不会要，反而会严斥。我最尊敬的王力士老师为教我们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他每天早5：30分准时到教室，为我们生炉子，洒水扫教室，我们早6：10分至7：20分为早自习，可在此时间随时来。王老师每晚八、九点才回家，有时我们在操场玩篮球，天黑尽了，还见他在教室日光灯下俯案用红笔批勾作文作业。他会吸烟，但从来不当着任何一个学生的面吸烟，自律甚严。他的形象一生都在我心中闪耀，在我心目中，他们绝不是普普通通的教师，而是鼓舞我一生默默为社会工作、为人民努力做事的榜样。文革前我上小学的路上，大墙上有一条标语：“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那时的大人是奉献型的，私心较少。所以我从小培养了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崇高理念，并执著地为这一理念实现愿意奋斗终生。

我的孩子不下30次问我：“什么叫文革呀”？，我每次讲了，他都没弄明白。我的孩子也问我：“下乡是怎么回事呀”？我讲了，其实他永远没弄懂。原来后边的人对没经历过历史永远也不会全懂，经历了才会真懂。有一次我参加北京国防大学一个全国中学生夏令营，我在讲课之余和一位来自海南的中学生交谈，他问我，“在你们当年的中学时代最想改变的是什么”？我思索了半天，回答：“平等。和其它同学一样平等”。我问他，“你呢”？他想了会儿，说：“学习压力别这么大。”我认为我们都认识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中学毕业我没有去照毕业照，我认为我是班里一个“多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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