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塌哥
塌哥，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小时候，哥哥得了一场大病，几天高烧不退，鼻子眼睛烧作一团，急得大人团团转，后来，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偏方给哥哥吃了下去，哥哥的烧退了，命也保住了，但留下了后遗症，人不明不白，呆头呆脑的，鼻梁上因此也变得塌塌的，小时侯人们叫他塌鼻子，长大后，都叫他塌哥。
塌哥出生在五十年代初，他生来迟钝，胆小如鼠，加之生理缺陷，书也读不进，还常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甚至殴打，哥哥索性不上学了，与小他两岁的妹妹一道在家里担负起照看我的仼务，小小年纪，他们还要洗衣、做饭、打猪草。
六十年代初，农村时兴吃集体食堂，大人们都在生产队争工分，到食堂打饭的仼务就落到了年幼的哥哥姐姐肩上，他俩力气小，端不动，就用水桶去食堂抬饭，有一次，哥哥笨手笨脚的，一不小心滑倒在稻田里，将半桶稀饭泼在田埂上，所幸哥哥姐姐没被烫伤，中午，父母收工回家，看见空空的水桶和两个呆若木鸡的孩子，心疼地抱着哥哥姐姐痛哭一场，后来，父母干脆就不让哥哥姐姐打饭了。
哥哥是个苦命人，十三、四岁就下地干活，争妇女劳力工分。刚开始，哥哥不会除秧草，误把秧苗当杂草除掉了，队长见状一竹蒿打过来，将哥哥的右脚打肿了，还气势汹汹地骂道：“打死你这个塌鼻子，真是五谷不分，把秧苗都孬死了”，疼得哥哥几天几夜不能睡觉。后来，哥哥长大了，身子骨也硬朗了，别看他傻里傻气，心眼儿可足了，他肯学习，又舍得花功夫，生产队里什么农活都能干，样样都是好把式，哥哥的拿手绝活就是田耖得好,整得平，秧好插，受到湾里小嫂子、大姑娘们的青睐。每年农闲，哥哥就到阳武干渠、三门湖、陈家闸等地参加大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工地上一干就是几个月，但他从不偷懒磨洋工，丈杷高的堤，挑起土来一担接一担，像一阵风，领导是否在场，他都一个样，背地里人们都说我哥哥是个二百五，但他也因此得到领导的赏识和老百姓的信赖，吃大锅饭时，哥哥当了十几年的生产队长。
哥哥在担任生产队长期间，他大公无私，一身正气，为了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敢于硬碰硬，受到干部和群众的称赞。有一次，我父亲背着哥哥，和生产队社员一起，在集体稻场里背回一箩筐瘪谷喂鸡，哥哥知道后，说服了父亲，退还了瘪谷，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记得还有一次，队里部分社员外出搞副业，不按规定交钱记工分，经说服无效，他就找上门照章处理。有人劝他不要太顶真，这样会得罪人的，他却说 ；“大伙选我当队长，我就要秉公办事”。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哥哥虽然没有成家，但他另起炉灶，单打鼓独划船过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他办过厂.做过销售，也赚了一些钱，但由于分家后无人管束，他学会抽烟、喝酒、打牌，所剩也就无几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随着年龄的增长，哥哥的终身大事成了问题，这也是他的一大心病。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退伍回乡的当年，哥哥结过一次“婚”，确切地说是骗婚。一天早上，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的范某，范某说黄某是自己的表妹，今年28岁，去年五月丈夫去世，丢下她和一个3岁的女孩，生活非常困难，决定改嫁，还说我哥忠诚.老实，小黄就喜欢这样的人。黄看了我家的情况后，明确表示要与我哥哥结婚。接着，她又说丈夫去世时欠下了一笔债，要求我哥哥拿400元钱给介绍人带回去还账，再办理结婚手续，顺便把女孩带来。听了这话，我们全家人产生怀疑，推辞说，等结婚证领了再寄，范帮腔说：“钱把我带回去，她人又不走，难到你们不相信？”黄发誓说：“我是出来改嫁的，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和你相亲相爱一辈子！”一席话，说得我哥哥动了心，当场如数拿出了钱，范临行前还说，他马上回去迁户口，要我哥哥作好结婚准备，一个星期后，正当我哥哥还沉浸在幸福之中时，黄携带我哥哥给她买的衣服和手表（折款三百多元）溜走了。后来，我哥哥才知道，范和黄是夫妻俩，他们到处以“红娘”和“新娘”的身份出现，进行诈骗。
哥哥上当了，受骗了，落到人财两空的地步，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情极度悲伤，整天以泪冼面，好像变了个人似的，哥哥的烟抽得更多了、酒也喝得更凶了，这样的日子一晃十年又过去了。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哥哥四十多岁终于结了婚。哥哥的婚是结了，但家庭条件并未改观，仍生活在贫困线下，由于哥哥手头无积蓄，加之嫂子带来两个小孩，她自已有病又不能干农活，哥哥一个人辛苦一年的收入也只能勉强解决全家四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过上一天幸褔舒坦的好日子。
屋漏偏逄连阴雨，1998年11月26日，哥哥的一对儿女放学回家，吃了邻居家大人给的糖果饼干，双双中毐，姑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儿子虽经抢救过来，但由于中毒过深，大脑受到刺激，人不大灵光，也落下了病根，到现在还不能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从此，哥哥更加消沉，一天雷打 不动两包劣质烟、三歺廉价酒，以此来麻醉自己，整个人变成一个活脱脱的酒麻木。
后来，哥哥为了改变家庭生活，他打过短工、做过泥瓦活，皆因贫病交加，生活条件越来越差，2010年，哥哥全家人吃上了低保。这几年，哥哥的身体大不如从前，做起活来力不从心，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就病病痨痨，今年春节还是在医院度过的，由于癌症晚期，六月份，哥哥走完六十三个春秋后乘西而去。
哥哥走了，走得那样“安详”，那样的不舍，他是戴着“孝”走的，因为我还有百岁的老母健在，这几年土地流转，加之有了低保，日子刚刚好过了一些，他却撒手人寰。
哥哥的一生，平凡而艰辛，我为哥哥的不幸与无奈叹息，也为他的挣扎与隐忍悲悯，但愿有来生，下辈子我还会做你的兄弟。借此“七七”之际，泣写此文，以示祭奠。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刊发在《江夏报》四版“粱子湖” 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