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备与权利资格
一旦坏事确实发生，宏阔的洞见就会瓦解。人们总是寻求可责备的人，由此否定悲剧——甚至那些有很少或没什么个人责任观念的人，也会如此。换句话说，悲剧不只是“发生”。它是招致的，因此，必须有某人或某物为此负责。
我们即刻就要找寻某个人——某个要负责的人，或者依情况来说，某个不负责任的人：司机、制造商、医生或医院、父母。即使找不到任何具体可见的、合理的候选人，也还总可以责怪上帝。
人们在获得成就时从来不会想到要感谢和称颂上帝，但若遭遇不幸，则会毫不犹豫地怪罪上帝。“这是上帝的旨意”，可以说是拒绝接受悲剧、坚决主张理性化的哲学和态度的一个万能概述。但是，即使不诉诸神明，我们也会在万物中寻找善、寻找理由。在此，我们可能会说，这里的理由是不理性的。我们修改我们的叙述，以便符合我们对事物理应如何的想法。而且，在找不到目的的地方，我们会发明一个目的。
哲学史上，这种做法通常被称作“充足理由律”。 它可以被追溯到古代，但奇怪的是，到现代才盛行起来，尤其是在欧洲的“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如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浪漫派悲观主义者亚瑟·叔本华。当然，这一原理在科学上还有可操作的版本，但是，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那里，它更多的是一个神学原理，是对上帝的各种显现的万能说明。在莱布尼茨看来，它是关于上帝各种选择的简明原理。在斯宾诺莎那里，它更多地是对一切发生之事的“必然性”的一个说明，但结果大同小异。一切发生的事，都有一个理由，最终的理由是上帝。在许多方面，叔本华是一个较为有趣的例子。他是一个率直的目的论者，但有两个非常绝妙的地方，即他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宇宙的终极目的性。根本上来看，叔本华的论点与我这里要探寻的论题极为相似。叔本华说，诉诸充足理由律终究是幻觉，会落空，只能增加而不会减少世间的苦难。
经过理性化之后，它还有一个较为世俗却较少世故的前哲学功能。据此观点，就根本不存在“间接佐证的”这回事。任何现成的可疑或批判对象，哪怕只是有一个动机而没有必要的实施手段，就可能受到责备。人们可以说，阴谋论者是些想象力过于活跃而哲学敏锐性不足的人。一切发生的事情——他们也相信——都有一个理由。只不过恰好是一个恶意的理由，激发的不是我们的感激或崇拜之情，而是我们的恐惧、厌恶和憎恨。但不管怎么说，逻辑是一样的。
我们不愿承认悲剧，不愿接受如下事实：生命是个悲剧，而且没有人和事需要“负责”。因此，肯定是有人使我们如此。用最粗俗的表述来说，充足理由律的观点就是“必须有人为此埋单！”当然，这不只是个哲学上的误解。文化上来看，美国社会盛行的合法的意识形态似乎致力于这样一个观念：凡事没有“意外”，冤有头，债有主。当律师提到“上帝的作为”时，可能会被误当作随意的说辞或不经意的虔诚，但稍稍反思就会发现，它揭示了一种对责任的否定，并极其机会主义地作出假设：没有什么发生的事情是无理由、无目的的，因此不可能没有一个应负责任的行动者。(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如果最直接的责任人有借口或得放他一马，那总会有较为间接的其他方为此负责：行动者、制度、制造商、许可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