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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何物

2015-08-27 19:23 作者:谈文论武  | 25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当今人对于诗,大多感到陌生。青年人还有望而生畏的现象。为了解除这些困惑,使大家都能接近诗,首先就得使人们明白,诗为何物。

古人言:诗言情。情者:情景、情趣、情感、情绪等等。这类诗最多,大约占90%。

朱熹说:诗言志。志者:意志、观点、倾向等等,也就是世界观。所以“志”有政治倾向和哲学色彩。这类诗极少,大约占10%。

不难看出,这两点都是诗的核心。只是言情的为主而已。不管什么诗,离开了这两个核心就不是诗。

诗一着实体便显得死板、生硬,失去了空灵的效果。

诗,最好只带政治倾向,甭带政治色彩。如:以石灰喻志的《焚石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如:以竹喻志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未出土时便有节,待凌云处总虚心。”

这样的诗虽有政治倾向,由于是以物咏志,有抒情的成分,政治色彩并不浓,使人读,想读,而且读后有启发。 所以诗言志,最好以物咏志。

在历代诗词中,言志的少,言情的多,言志的诗难以成为诗的主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郭沫若对诗作了最好的注解:“诗的本质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不采诗形,也不失为诗。”可见郭老认为诗,以抒情为主,其它形式都是次要的。这为自由诗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化有一个最大特点,遇到有形迹、有障碍的东西,便将其点化得极空灵,极冲虚,世界面貌因此展现;真的领域因此显豁;善的升华因此完成;美的创造因此实现。这正是中国人在智慧上所表现出的天才。

凡是诗,一着实相,就会沾滞不化,索然无味。凡是能去迹存象,使精神空灵,以显势用的,就会顿生芬芳的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使有限的社会形体,表现出无限空灵的妙用。

唐代诗人薛媛说:“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诗最难的就是写出愁肠般,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之物,而将有形的泪眼化在其中。

又如元曲中的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可以看出,越是说不明,道不清的东西,用诗来表达越具魅力。

李白的诗以抒情的浪漫见长,便有空灵、雄壮的气势;杜甫的诗以志为主,多言事,少言情,便难有李白那种豪情。

凡是广为流传的诗,或诗句,90%以上都是言情为主。可见写诗就得以言情为主,言志为辅。

要言志的话,最好写杂文,喜笑怒骂无所不用其极,多么痛快,多么淋漓!

诗最讲究神似,反对形似。时间、空间跨度大,蒙太奇手法运用多,抽象性也大,故有朦胧诗的说法。所以,用诗言志,没有相当功力,反而会弄巧成拙,给人们留下无病呻吟的感觉。

抒情分为五种类型:1、直抒胸意;2、借景抒情;3、触景生情;4、咏物寓情;5、咏物言志。

直抒胸意的抒情,一般用于杂文、民歌中的比较多。比如《纤夫的爱》,这首歌,抒情很直白,迷倒了多少听众,因此广泛流传,经久不衰。这正是当代人快节奏生活,对于直抒胸意的诉求。

诗中却少有直抒胸意的情况,因为过于直白,缺乏想象空间,反而现得死板、生硬。倒是借景抒情、触景生情、咏物寓情这三类用得多。

咏物言志一般都用于言志的诗中,如前文提到,于谦的《焚石灰》、郑板桥的《石竹》就是典型的咏物言志。

散文是介于诗与杂文之间的文体,它既可以言情,也可以言志。情志相当的内容最好写散文,不必去作诗。诗太抽象、朦胧了。宋代的高翥言诗,是这么评价的:“所思多在云水间。”多么渺茫,多么空灵。

诗近于道。道更讲空虚,灵动,和道德修养。

凡有文学基础的人,道德修养又好,就有可能写出好诗。试看有名的诗人,没有一个不注重道德修养。如范仲淹,柳宗元,李白,杜甫等。

甚至有许多人对儒释道很有研究。如白居易,苏轼,范仲淹等。因为他们几近于道,便懂得如何化实为虚,化腐朽为神奇。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时空跨跃的灵动。例如李益的:“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这是多大的时空跨度?

俗话说:“作诗先做人。”人都没做好,什么事都斤斤计较,心胸狭隘,怎么能够写出好诗?相反,修养越高,心胸越博大的人,写出的诗,自然会有气吞山河的阵势。

诗富于哲理。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

诗也脱离不了这个范畴。如何深刻地表达这两对哲理关系,不但是人生的一大课题,也是诗词应该表达和必须面对的课题。

诗不管写得多么空灵,始终围绕着表达人生情绪而进行,只是表达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 。所以哲理深邃也是写好诗的关键 。

例如张谓的:“世人接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道明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关系。

又如白居易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谁复知?”表达了一种思维对存在的关系。

还有诸如李白的:“落不上天,水覆难再收。”杜甫的:“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毛泽东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仓桑。”等等,都富有很深的人生哲理。

诗胜于画。所以有“如诗如画”的说法。可见诗是排在画的前面。

好的诗,确实是画所望尘莫及的。如:“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人家居何许,云外一声鸡。”等诗句,给人多么美好的画面感觉?在这些似有似无的意境面前,画却显得无能为力。

诗如果写得不好,不但超不出画,甚至还不如画。画有形象美,色彩美,人人都能看得懂。为此,诗起码要有画一般的形象美,色彩美。

诗到了人们都看不懂,想不透,不管多么高深,都不是好诗,原因就在连画意的形象,色彩都没有了。

诗作得不好,会使人望而生畏,形象美和色彩美更无从谈起。因而,诗不但要讲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还要讲究画一般的形象逼真与色彩和谐,才能达到不是作画,胜似作画的境界。

诗的画意要有国画一般的空灵美,也就是要留有空白,行话叫留白。寥寥数笔,尽显精神。这也是好诗的必备条件。而不能向西洋油彩画那样,满满的,一点留白都没有,给人胀满的感觉,更谈不上什么精神势用了。

作诗,人人都能来几句,而如诗如画的诗却少见。故好诗如名画一般难得。

难怪陆游说:“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意思是说,世界上有才能的人并不缺乏,能将所学的知识与自己的心气相合,与大自然相合的人并不多。这也是作好诗的关键。

诗胜于歌。所以有“诗歌”的提法。可见诗还排在歌的首位。

诗无论从韵律上和节奏上讲,都比歌要求得严。因为它仅仅是从文字上来读,而歌却有音乐伴奏。如果诗在文字上表达不出韵律和节奏的美感,就没有补救的办法。歌却能靠音乐伴奏来解决。这也是古代的词和曲,一旦脱离了音乐伴奏,读起来就有问题的原因。

不信去看宋词中的许多词,当时都是以歌牌命名填写的,一旦脱离了音乐,读起来就缺乏韵律了。就像现在的歌词,是根据歌曲填写的一样。所以有作曲某某某,填词某某某。如果把曲拿掉,歌词单独阅读,就缺乏韵律了。

韵律、节奏、对仗,发展到唐朝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近于苛刻的程度,出现了以平仄摆布为规律的平仄谱。凡作诗的人,先要熟背平仄谱,然后才能按谱作诗。

平仄说穿了就是抑扬顿挫——阴阳两种声调的交替使用,这也符合韵律和节奏的要求。而一旦格式化了,就有做作的弊病,因此唐朝以后作诗的人越来越少,平仄的框框调调,对仗的严格要求就是罪魁祸首。它扼杀了许多诗人的豪情,连李白那样的大诗人,都感到了律诗的束缚,所以他的诗大多以古体诗为主,甚至还有写歌的。比如他为大书法家怀素写的《草书歌行》就是。

唐朝以前作诗只讲押韵,虽有平仄、对仗,那都是自然流露,并没有严格的要求。自唐朝严格讲平仄、对仗起,就将诗分为两种:唐朝和唐朝以前不讲平仄、对仗的为“古风”或叫“古体诗”;严格按照平仄、对仗要求的叫“律诗”或“近体诗”。这两种诗在押韵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可见押韵是诗的普遍规律,

宋朝起,作律诗的人更少,出现以词为主的现象。词虽然也讲平仄,但比律诗宽得多。到元朝作词的人也不多了,便以作曲为主。曲比词的平仄要求更宽。到明清两朝,作曲的人也不多了,便以小说为主。

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都得回归原点,用时兴的话讲,叫“返朴归真”“回归大自然”。

近代史上的变革,都是先从文艺战线开始的。例如: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文化大革命,是从“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拨乱反正,是从教育与科技开始;改革开放,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究其原因,便是“师出有名”,“解放了思想才能解放生产力”,名正才能言顺。因为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吗!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西方的自由思潮和自由诗成为了时尚。国人为了将自由诗区别于旧体诗词,定名为新体诗。

新体诗以自由思潮为基础,冲破了传统诗的条条框框,什么押韵、对仗、格律、句型、行数,统统不要,随意发挥。扫荡了旧诗词以描写风花月、才子佳人为主的沉闷,焕发了自由创作的巨大空间,创作出了一大批描写工农群众的好作品。

新体诗尽管产生了一大批好作品,但任何事物,一旦失去控制,便如脱缰的野马,必然产生不良后果。

新体诗因不拘形式,有些诗写得过于自由,过长,过杂,过俗,产生了一些垃圾作品。受到了人们的责疑,也就不奇怪了。但这并不能否定新体诗的存在。

新体诗,新就新在自由上,但无限度地自由也不行,还是应该有个大体框框,如,只要有情理美、押韵美、画意美、色彩美、哲理美、空灵美,这些因素,都算得上诗。其余的条条框框就不必那么苛刻,只能作为借鉴。

新体诗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给了人们创作上巨大的,不拘一格的自由空间,自诞生以来,深受人们的欢迎。

但新体诗不管如何自由,都不能不讲押韵。因为押韵,是诗的底线。连打油诗,民歌,快板,三句半等都要讲押韵,何况是文学作品中,最高境界的诗呢?诗,如果连押韵都没有了,那还叫诗吗?充其量也只能是散文。

中国的诗起源于《诗经》,其中最早的作品距今已有三千多年。三千多年来,大体形成了古体诗、近体诗、新体诗——自由诗三种。

如果把古体诗、近体诗比喻成阳春白雪,那么新体诗就是下里巴人。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并行不勃的。没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从何而来,没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如何提高?

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是生态常理;没有白昼就没有黑,这是自然常理;没有阳春白雪就没有下里巴人 这是文艺常理。从自然规律来讲,新诗与旧诗是相互依存、携手共进的关系,是“一损俱损,—荣俱荣”的血肉相连关系。

古体诗也讲抑扬顿挫,只是要求不那么苛刻,新体诗大可借鉴。所以,无论是作诗,还是朗读别人的诗词,还得用心体会其中的韵律与节奏 。

如马致远的《天净沙》,不但是一首如诗如画的好诗,也是一首韵律和节奏感很强的好诗。试读“枯藤 老树 昏鸦,小桥 流水 人家,古道 西风 瘦马,夕阳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元曲,无论是在韵律上,还是在画意上,甚至是在蒙太奇的剪接手法上,都称得上是佳作。读这样的诗,不用音乐伴奏,胜似音乐伴奏。

作诗就得像新体诗那样,不必为律诗的平仄规矩所限,更不能一说平仄就望而生畏,从总体上把握住抑扬顿挫就行了。作完后反复朗读,认真体会,尽量达到如歌如泣的艺术效果。这比用平仄的框框调调去装腔作势更好。

好诗不一定有令人拍案叫绝的,能够流传的佳句。所以会有:“中频得句 ,拈笔又忘怀 。”“吟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等感叹。可见绝句不是轻易能够得到的。它是生活的提炼,文采的拔高。

有了好的内容不一定找得到绝妙好辞。古人说:“文章本天成,得失在一时。”能够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就能创作出绝妙好辞。

宋代的陈起曾感叹:“吟得诗成无笔写,蘸他春水画船头。”灵感来了,而没有书写工具,也是常有的事。

我认为绝妙好辞的先决条件是:“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读后余味无穷的句子。例如曾公亮的:“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欲看云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这其中蕴藏的意义远比字面上的意境深广。

综上所述,虽然不能把“诗为何物”道尽,但也八九不离十了。

诗是文学中的最高结晶,为了如跳水运动般的一分钟美,就必须下十年磨一剑之功!除此而外,没有任何捷径!

二〇一四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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