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如何实现“先富带后富”
谈如何实现“先富带后富”
傅伯勇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是邓小平在1978年首次提出的一个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政策。这个政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上，已经做得很不错；在“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上，也一直在做，如政策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西部大开发、分配关系调整等等，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完全处理好。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群体，合理的差距，是正常的，但是差距太大，太过于悬殊，就是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国际上用来综合衡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就是基尼系数，它介于0和1之间，数值越低，就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分配就越不均匀。人们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0.4的国家，就意味着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在发达的欧美地区，欧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部分在0.3—0.4之间；在亚洲地区，马来西亚、菲律宾的基尼系数较高，在0.5左右，日本、韩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26；拉美地区，巴西、阿根廷的基尼系数较高，均大于0.5；在非洲地区，基尼系数较高的国家集中在南非，基尼系数约为0.6。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仍然是0.469，尽管实现了“六连降”，但仍然偏高，这说明中国财富分配已经非常不均。
为什么会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原因很多。主观因素有：一是政策因素，一个政策，既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山回路转，也能够让人从此一穷二白，一蹶不振；二是税制因素，中国的税收来源长期以工薪阶层为主体，而高收入者则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转嫁或逃避税收；三是地位名望影响因素，地位名望影响带来的利好，或者隐性世袭制利益无缝连接带来的连带收入，往往触目惊心；四是腐败因素，权力者滥用权力，造成就业机会或者致富机会的不平等；五是行业选择因素，“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行业往往决定自己的命运；六是勤劳务实因素，不劳而获的人也有，但是太少，更多的人还是“一分辛劳，一分收获”；等等。客观因素有：一是地理环境因素，某些地区如沿海城市，内陆资源型城市，对财富积累有优势，而其他地区，对财富积累就有劣势；二是财富基础因素，富人越富，穷人越穷，马太效应；三是家庭背景因素，富二代之所以富，不是自己创造了多少，而是背景使然；四是市场因素，如一些珍稀木材，遇上好市场，往往就会一夜暴富；五是社会资源因素，人际圈广，朋友多而且具有实力的人，往往更能够走致富捷径，反之，则寸步难行；六是个体体力强度差异、智商高低差异、熟练程度差异、家庭出生差异，地域发展差异、人为能力差异等因素，导致每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存在着客观的差异；七是能力转化和传递因素，创造财富的能力大酬金就多，创造财富的能力小酬金就少，使用先进的挣钱工具，获得的劳酬就多就富裕，使用拙劣的挣钱工具，从而获得的劳酬就少就相对贫穷；八是信息因素，靠优先掌握信息而捷足先登者比比皆是；九是机遇因素，每个人遇到的机遇肯定不会完全相同，有些人遇到机遇多些，往往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富裕起来，有些人却迟迟不会遇到机会；等等。
针对这些主客观因素，要实现“先富带后富”，最终共同富裕，可以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一、进一步实施各种倾斜政策。如在东中西部问题上，东部地区经过近四十年的扶持，发展起来了，富裕起来了，国家逐步将优惠政策转移，向中西部倾斜，实行西部大开发，就是其中的一项举措。但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具体的措施较少，倾斜的资金不足，所以，要见真章，要有实打实的东西，就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力度。如对一些行业，也应该加大倾斜投入，如对农业，尽管取消了延续上千年的农业税，尽管实行了农业直补政策，但是农村荒凉的耕地仍然很多，特别是冬半年，一些大田大坝，看不到油菜、小麦等冬季作物。为什么？农业成本高，风险大，无利润，当然就没有多少人去耕种。这些行业，就需要倾斜，让农民有利润，才能刺激他们的种粮积极性，也才能够让他们从种植中走向富裕。如对低收入人群，要进行减税、免税、提供财政奖补、采取贴息等方式进行扶持。通过这样一些政策倾斜，缩小贫富差距。
二、完善税收政策。如个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7级超额累进税率，起征点是3500元，全月应纳税额超过元的，税率45%。这个税，不是很完善，一是起征点偏低，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起征点应该在5000元较为合理；二是对月收入超过元的，实行统一的税率，很不科学，如马云，一个光棍节收入就是2个亿，2个亿与元，税率一样，这合理吗？所以，还应该继续累进，对收入特别高的人群，可以征收到80%左右的税率。如对遗产税，我国一直没有征收，这很不合理，一些大富豪，可以造就不劳而获的富二代、富三代、甚至富N代，这些人凭什么能够享受这些财富，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嘛，没有道理嘛。这些遗产，本质上讲，绝大部分是属于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独享，所以，应该对这些人的遗产进行登记，同时采取一定的税率予以逐年征收，最好能够在20年内全部收回归于国家，不应该造就新生的寄生阶层。如房产税，现在中国的“房哥”太多，一方面一些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一些人又房屋多多，对多余的房屋，应该一律征收房产税，看谁还敢囤房。如对网络交易所得，现在漏税严重，以后凡是交易收入上到个税的起征点，系统就自动将税款扣起来，堵住税收流失。
三、加大反腐力度。反腐与致富，表面上看是八竿子打不着，其实不然。腐败主要有两个表现。一个表现是，为自己谋利益，大肆贪污，受贿，直接插手重大项目，为自己赚得钵满盆满。还有一个表现是为亲朋好友、同乡同学战友等与自己走得近的关系人谋利益。如工程邀标，找与自己关系近的三家以上具有资质的单位来，无论哪一个单位得到工程，自己都能够如愿以偿；再如一些信息，本来开会研究后才允许公开，但是一些人却迅速地将利好的信息悄悄地透露给与自己亲近的人，让这些人抓住信息，捷足先登。这样一些腐败，造就了就业机会或者致富机会的不平等。当前，很多民营大公司，名义上是民间的一些人在干，实际上是背后的权贵在支撑，在遥控，在将国家资金往里面扔，同时自己得到金银珠宝，乐不可支。加大反腐，狠刹这些歪风邪气，让社会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还人民一个风清气正致富环境。
四、抑制行业收入过分悬殊。一些国有部门，如国家电网、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中移动、网通、联通、国有银行总行、国有保险公司总公司、五大发电集团总部、几大进出口公司总部，这些国企凭借国家的保障政策，个人收入丰厚，表面上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5-10倍。有些可能是自己企业经营有方，但是更多的是依靠国家的扶持政策，或者政策性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高收入。这样的过于悬殊的收入差别，显示了一种不公平、不合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不正之风。适当抑制这种收入差别，是国家的应有之举。
五、加大市场调节和监管力度。“物以稀为贵”，政府必须发挥调节和监管力度，既不能让“物”过“稀”，而使一部分人获得暴利，也不能让“物”过“滥”，让这部分人遭到巨额亏损。如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如果当年市场需求量是3万套，政府就要适度调节和监管，让房开商修建3.5万套左右房屋出来。这样，既可以让房开商获得合理利润，又能够让购房者“居者有其屋”，房价不高不低。购房者买不起房屋，房开商房屋卖不出去，都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所以，对于“市场”这匹烈马，政府既要让它千里驰骋，自由自在，又要紧紧抓住缰绳不放，让它掌握在自己的掌心。这样，就能够有效防止滋生新的暴发户，又不至于造成新的贫困者。
六、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所谓教育均衡发展，就是在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并最终落实在人们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谈“先富带后富”问题，为什么又会提及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前些年，有“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高学历者为低学历者打工”，而现在，这些东西会慢慢淡出。总体而言，高学历者比低学历者就业机会多些，收入高些，致富快一些。一个小学生与一个大学生相比，往往就好像一个跛脚的人与一个长跑运动员相比，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家长为什么千方百计送孩子读书，而且能够考上大学更好，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国家之所以要实施“普九”、现在还要实施“普十二”、将来还要实施大学普及，原因也在于此。孩子获得的教育相对均衡，以后就业竞争或者致富竞争往往就显得相对公平一些。
七、让企业利润控制在合理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引用过一位英国作者的这样一段话：“象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企业不是资本家，但是追逐利润，却是企业从事经营的目的。合理利润是必须的，但是一定要合理，在我看来，利润保持在20%左右即可。如果企业追求过高的利润，就很可能铤而走险，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企业的存在，对国家不是福音，而是祸害。政府对任何一家企业，都应该抽查或者盘查，凡是通过不法手段获得暴利的企业，必须予以监控，甚至打击。
八、发展慈善事业。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解释，社会分配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竞争为动力的分配，即根据能力大小决定收入多寡；第二层次是以公平为原则的分配，即通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第三层次是以道德为动力的分配，即有钱人自愿把钱分给穷人，也就是慈善事业。不管社会如何发展与变迁，社会上总是会存在一部分需要给予特殊关怀和照顾的弱势群体，如弃婴、孤儿、独居老人、重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等。这部分人，除了国家应该予以十分关怀外，有钱人也应该对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德“莫大于仁，莫大于善”，乐善好施是一个人的美德，富人应该做出这样的善举；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引导他们，让他们积极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除了一些不公正的因素导致贫困外，还有一些因素致贫，如因地理条件致贫、因残致贫、因病致贫、因灾致贫、因学致贫、因房致贫、因经营亏损致贫，等等。这些现象都较为突出。这些贫困，既有个人自身的因素，也有外在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在标本兼治的前提下，注重公平和效率，建立多样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法治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社会保障运行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多方筹集社保基金、积极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作用、切实实施养老保险、加强社保基金的监管，使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开放成果，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协调。
十、堵住体制机制和政策漏洞。一部分人投机钻营，非法、违法经营和权力资本化，造成不合理的贫富分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悬殊。这些人除了其他因素外，也有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原因。他们利用这种漏洞，见缝插针，赚得满满当当。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如顾雏军、唐万新、范日旭、黄光裕，靠体制漏洞、官商勾兑、圈钱赖账来发财，财技之妙，数目之大，令人惊心。还有一些人玩空手道，几年下来，腰缠万贯，家底殷实。这些，就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让创业者、守业者放弃幻想，踏踏实实创业，老老实实做事，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诚实的劳动者。
我们不主张平均主义，但也不搞两极分化，要在全社会形成先富带未富、先富帮未富氛围，要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基础上，携手并肩，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