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
听父亲说，我的祖籍河南，爷爷为了躲日本人，也是为了逃荒，一路上一根扁担两头挑了我大伯二伯，另一头挑了行李四处辗转奔波。后来来到了山西，在当时的蒲州老城落了家，我父亲和我叔就是在蒲州出生的。
我爷爷是篾匠，就是编竹器的手艺人。这门手艺传下来，只有我大伯，二伯和我大伯，我堂兄几个人会。
我大伯去世得早，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似乎只有我二伯一直在做竹艺。把竹子买回来劈成细细的竹篾，编农村里常用的，用来盛装馍馍的竹笼。在我们乡下，竹笼是走亲戚用来装馍馍和礼品的必不可少的器具，几乎每家都有好几个。还有就是比较大的，用来装粮食等东西的竹筐，竹门帘这些，我二伯手艺好，还会做竹饭桌。
由于我二伯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门手艺，慢慢地就在周围的村里有了名声，凡是需要这些东西的，都会找到我二伯，我二伯就会骑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其他到处乱响的破自行车去南山拖回一梱竹竿，坐在院子里一把破竹椅子上做活。
我二伯身材很高大，却不怎么爱说话，总是低着头叼着烟卷干活。
二伯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嘴角什么时候都带着一丝笑容，尤其是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那笑纹会更明显。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一个“嘁——”字，常给人以蔑视一切的印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候我家的老院子前头和后头各有一颗石榴树，每到开花的时候满树都是红红火火的石榴花，在碧绿碧绿的枝叶映衬下，整个院子一片生机。墙角种有几棵“瓜蒌”（一种中药材），每到夏天，那长长的丝蔓便会顺着一根铁丝爬到院子中央，把它那浓浓绿绿的叶蔓铺满小半个院子的天空。
没有农活的时候，二伯总是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破竹椅上，腿上铺一块旧布，用一把朴拙的竹刀把长长的竹竿“咔咔”地劈开，随着二伯竹刀的忙碌，那一根根长长的竹竿就会变做许多条细细的竹篾，再变成竹丝，以及满地的竹屑。
记得二伯经常把青绿色的竹片用火烤，烤得竹片“滋滋”地冒油了，嘴里噙一口水，“噗——噗——”地往竹片上喷，这样是让竹片软了好做竹笼的提绊。
二伯的手看起来很粗笨，而一根根细细的，宛若龙须面般的竹丝在他的手下却很听话，慢慢地就变成了一只只漂亮的竹笼。有时还会为我们这些孩子编几个好看的竹蜻蜓什么的玩具，甚至还有竹子做的水枪，这时我们几个孩子们就会疯抢，得不到的就会哭着缠着二伯再给做一个。
二伯也常常在院子里打竹帘子。这个活计在现在的乡下已经很难再看到了。
一个三寸来宽，一米七八长的简易架子，和村里家户的凳子差不多，两边悬吊着十几个两头粗，中间狭窄的小巧的木头垂儿，上面缠着细绳，有的时候细绳是红色的。打竹帘子的时候架子上整齐地排好细细的竹篾，只看见一个个小木垂上下翻飞，轻快地跳跃，木垂上的细绳便会紧紧缠绕在细竹篾上，不一会，眼看着细细密密的竹帘子便一点一点织出来了。
我二伯平时会编好些竹笼和竹帘子拿到集市上卖，这样就有会点收入贴补家用。
听父亲说，二伯会凫水，那时候我老家还在蒲州老城住，离黄河不远。年轻的时候二伯经常能游到黄河对岸。每年发大水，就会从上游漂下来些木椽，木炭，粮食什么的，二伯便会和村里的一些小伙子下水去捞，当然也会救人。
我二伯年轻时救起的人，光我们村里的就有四个，却从没听二伯说起过。听父亲说，那曾被二伯救过命的几个人当中，现在有一个和他都是邻居。除了有一个已经去世，其他的三个人或者他们的后代，都说不曾记得有这么回事。
父亲一提起这事就爱说:
”你伯人厚道，一辈子做过不少好事。那些被他救过命的人都是些没有良心的。人善人欺天不欺！看你二伯虽然清贫，一辈子却平平安安，八十多岁了没病没灾。这就是福气！老天在护着他呢！‘’
仔细想想也确实这样。据我所知，被我二伯救过命的邻居和我父亲关系很好。在谈起年轻的时候被我二伯救命的事，他却说想不起来。他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各自成了家，大女儿还在北京安了家。但他唯一的一个孙子却因车祸造成高位截瘫，永远躺在了床上，老两口的也是疾病缠身，日常生活全靠孩子们接济，用“晚景凄凉”来形容在再恰当不过。
我平时是很不相信老天报应，命运什么的，但这样仔细想想，似乎有点道理。人要知道感恩图报，倘若心里明镜似的却咬紧牙关不承认甚至做出些恩将仇报的事，终归是害了自己！
我母亲老家在河南洛阳，父亲在北京部队工作。因此我小时候就经常随着母亲到处跑，在老家的时候并不很多。因此我和二伯的感情并不算特别深厚。不过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年夏天，都半夜了，我被妈妈唤醒让我吃西瓜，那是在生产队瓜田看瓜的二伯从地里带回来的，那时候只知道眯眯瞪瞪地吃瓜，吃完了接着睡。
还有一次是和二伯去镇上卖棉花，饿了一人吃了一碗烩菜和自己带的馍馍，二伯看我吃得香甜，就往我碗里夹了几块豆腐，并叮嘱“慢点吃，慢点吃。。。。。。”
这些看似极平常的小事，却蕴含着二伯对我深切的疼爱！
。。。。。。
说起二伯，就必须说说我的伯母，我们那里叫二妈。
二伯成家比较晚，快四十了才娶的我二妈。二妈是陕西洛南人，来的时候带了一个闺女，算起来我应该叫堂姐的。堂姐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一只手个一条腿有残疾，后来嫁到我们村附近的一户人家，光景还算过得去。
我二伯娶二妈的时候我还小，但印象中没记得家里办酒席什么的，大概就是去乡里（那时叫公社）落了个户，领了张结婚证，叫上几个相熟的街邻吃了顿饭就过起了日子。
我二妈是洛南山里人，言谈举止都含着山里女人的粗旷泼辣。个子不高却大嗓门，吵起架谁都不让，一口陕南腔，什么难听话都敢往外骂，整个村里没有不知道的，街坊四邻也没人敢惹。
二妈会上树，我家老家院子里有棵椿树，我经常看着二妈脱了鞋光着脚，“蹭蹭”几下就窜得老高，比村里的年轻人都利索——她会从树上掰椿树的嫩芽开水焯了凉拌或者炒了来当菜吃。
有一次我听到妈妈惊叫声，过去一看，也是目瞪口呆——二妈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居然又在爬树，那时候二妈都四十多岁了，把妈妈着实吓得不轻。等二妈下来，妈妈责怪她，二妈却根本没当一回事。
二妈年轻的时候泼辣，等老了却信起“主”来，据我母亲说，自从信了“主”，啥活也不知道干，饭也不做了。整天和一帮老太太去“开会”，“作弥撒”，大热的天揣一本厚厚的圣经四处跑着去传教，我二伯在地里干农活累了一天连口热饭也吃不上。为这个老两口没少吵架。不光这个，家里誰生了病，二妈也不让去看医生，就领着一帮老太太给病人“祷告”！要是病好不了，就说你心不诚，心诚则灵！见人就说“信主得永生”这样的话，惹得人人讨厌她，躲着她。
2003年冬天，我婶子突然得了脑出血，当时去了医院抢救过来了。谁知道出院没多久，病又发作了，我二妈坚称，是得罪了“主”，必须祷告才能好。于是又是这帮老太太跪在我婶子家，一人一本圣经，念念有词地“祷告”，这以祷告就是一两个小时，邻居们都过来看热闹，最后还是我叔把这帮神神叨叨的老太太轰走了。
从那时起，我婶子的病再也没好起来，直到2012年去世！
二伯二妈两口子生育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大儿子十五岁那年，去邻居家帮忙盖房子。几个人去村边的挖沙子，大儿子却不幸被坍塌的沙子埋了。几个干活的小子慌了，不去赶紧挖沙子救人，却跑回村里喊人。等喊了人回来却又找不准埋人的地方，东一下西一下乱挖，等挖出来人早就没了气息！听在场的人说，他的鼻子耳朵里都是沙子。
按照我们那里的规矩，人死在外面是不能进家的，于是只得在村外搭了灵棚，由于天热，很快就埋了。
埋大儿子那天全家人哭成一团，只有二伯没哭。后来听二妈说二伯半夜哭得像一头牛在低声地吼。从那以后，本来话就不多的二伯变得更加沉默了，就是人多热闹的时候也只是在一旁抽烟，从没有多的话。
每年的清明节和大儿子的祭日，二伯都会去大儿子的坟前烧烧纸，往坟上培培土。
二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堂弟，今年三十多了，早已成了家。生有两个孩子，两口子在外地开饭店，孩子就靠老两口带。
二伯也老了，经常犯糊涂。却忘不了他的手艺，常常自顾自地去买回来竹子做活。却早已没有了眼力，手上也没有了力量，做出来的竹笼歪歪扭扭没人肯要，再加上现在的乡下早已和过去不同了，走亲戚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这种器具了，所以二伯的活也越来越少了。
二伯今年八十多岁了，犯糊涂的时候越来越频繁。听父亲说，一次儿子回来了，二伯竟认不出，对儿子说:
“我娃（农村对孩子的称呼）犯法了，公安局要抓他呢！”
儿子的泪当时就下来了，哽咽着对妻子说:
“看咱爸咋就成这样了呢？连我都不认识了，身边可不敢离开人呀！”
虽然这样，二伯的糊涂还会时不时地发作。
今年春节，二伯又犯糊涂了，晚上睡觉不脱衣服，二妈让他把衣服脱了睡。半夜里二伯却爬起来，大冬天的光着身子坐在院子里，把起来上厕所的儿子吓了一跳，问他为啥半夜三更坐这里？他说找衣服！结果早上二伯就发烧了，吓得一家人连忙送到医院，一检查，急性肺炎，要住院！
我去医院看望的时候，发现二伯消瘦了很多，但精神还好，神智也清楚，见我来了还能喊出我的小名来，嘴角还带着那一丝熟悉的微笑。我心里就踏实很多。
我二伯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甚至连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可能都没有去过。但老人一生当中从没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也没和人争名夺利，勾心斗角过，只是吃了一辈子苦，身体虽然有时也会有些病痛，但总的还算平安，腿脚也还算利索，现在还经常去地里侍弄庄稼。我作为一个家族里的晚辈，平时也没有为老人家尽过什么孝，说起来也是惭愧！唯有写这些文字算作纪念，算是我对老人家一点点的崇敬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