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镇的路

我重返天津，已经五年多了。身处繁华的北方闹市，漫步宽阔的城市街头，却总也忘不了村里通镇的路，忘不了想路、修路的历程，忘不了支持和帮助过我们修路的人。

驻足两丫坪，站在大桥上，向着东北方向眺望，只见一面大山，像一把崩口的战斧，剁向云端；一条小路，似一根飘舞的绸带，挂在山巅。小路时而蜿蜒在山坡之上，时而掩映于密林之下，时而蠕动在山涧之中，时而高挂于悬崖之间。山高坡陡，经过雨水长期的冲涮，当中坑坑洼洼的，沟壑遍地，乱石嶙峋。两旁生长着高过人头的荆棘。人走在小路上，心陷于苦闷中。

——这就是十年前，我村通往镇里原始的路——一条千百年来，我们的世祖先辈们穿着草鞋踩踏出来的，连接山里山外的通道。

我村处在这黄野界大山的北边。 站在家门口，眼睛一开，望见的全是山。四周合围起来，形成一个“扁桶”。我们一百三十多户，六百多个人口，就生活在这“扁桶”的北壁上，共享着一线狭长的空间，几乎与世隔绝。

山呈犬牙状，顶托着蓝蓝的天盖。只有山巅巨松的尖冠刺破了平展的苍穹，枝下透现出一片蓝天的时候，我才想到：山后可能还有其它的空间，山外或许尚存另外的世界。

山脚一条小河，似一条匍匐前行的银蛇，从交错的山棱中挤出，流向镇里。小时候看到远处的河水闪亮，就疑心是“洋油”的出处。望见月中有人挥斧砍树，便猜疑是从山顶爬上去的。几次登上山尖，想触摸一下天，哪知蓝天又被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撑着，每每扫兴而归。(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大山，隔断了我们的视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阻挡了村子与外界的联系。

八岁时，又矮又瘦的我，怀着极大的好奇，首次走上了出村的路。踏过弯弯拐拐，跨越沟沟壑壑，好容易走到镇里，第一次看到了公路和汽车。那高兴的劲儿简直无法形容。可往回赶时，我的脚肿得像胡萝卜似的，鞋子容不下厚厚的脚掌了。大人们轮换地背着，到天黑我才疲惫地回到家里。见到妈妈，我鼻子一酸，眼眶一胀，泪如泉涌，忍不住哭了。那时我就想：“要是把公路修进我们村里，让汽车开到家门口，该多好啊！”

爸爸是书记，算是村里最大的官儿。我一脸稚气地走到他的面前，煞有介事地说：“爸爸，你叫公社把车路修到我们大队来吧！”爸爸脸一沉，眼一鼓，粗着嗓子，没好气地说：“你麻雀子屙鹅蛋，不怕挤破粪门？”看着爸爸一脸的无奈，我猜定，这公路，不是说修就能修通的。

高中毕业以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住在靠近主路的学校。看到很多男人不堪重负，累成了煮熟的大虾，个个腰躬背驼的惨状。听到卖猪得几个男人披星戴月抬送，到市场还要无奈地被吃称压价的苦楚。想到一些男人娶不到老婆，到晚年如同寒冬里枯树般孤苦伶仃的悲凉。我的心里，弥漫了一股酸、涩、苦、痛的滋味。觉得修通公路，才是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辞去教师工作以后，为了探索山区高效农业的路子，我举家搬迁到一个山坡上，建了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引进、栽种了多种名优水果，又将野生动物芭茅猪驯化繁殖成功。可由于交通不便，很好的水果卖不出，繁育成功的芭茅猪也转化不成经济效益。看着投资成了肉包子打狗——扔出去就收不回了，债台一天比一天高筑起来，我只得背井离乡打工挣钱了。可在心里，却一直思考着：不修通公路，家乡怎能发展呢？

村民们渴望致富，也期盼着村里组织修路。可是本村的田地山林均分到各家各户了，调整工作难做。从H村的辖地过，那村的头头要钱大张虎口,我方无法接受。而从凉水井村的辖地过，却又路长坡陡，工程量大。加之青壮男女大多外出打工了，劳力缺乏，困难重重。老村干们也曾做了几次尝试，到现场一看，俨然遇上了吃人的老虎，连大气都不敢出了。热了一阵子，没多久就偃旗息鼓了。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书记、村长各换了几任。可零一年回家一看：山，还是沉睡不醒的山；路，还是原本不变的路。乡亲们发出了绝望的叹息：“恐怕我们这辈子看不到公路进村了。”

听着这话，我如坐针毡，异常难受。“难道家门口的路，还要等别人来修吗？”我是村里有文化的人，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应该为家乡发展做贡献！如果镰刀割不了禾草，笛子吹不了乐曲，那么又有什么作用呢？我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组织村民修通这条路！

二零零二年九月，我还清了欠债，没有经济压力了。便不顾同事和亲友们的反对和劝阻，破釜沉舟，辞去了公司办公室轻松舒适的工作，回到老家，开始了修路的筹备工作。

乡亲们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在镇党委主持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与会的三十一名代表，把二十九票投向了我，选我做公路总指挥。我仿佛看到了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我，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心里忐忑不安。

风言冷语亦接踵而至。有的公开劝阻：“这么大的工程，书记、村长都不敢为首，你来成这个头，不是自找苦吃？”有人窃窃私语：“他如此热心，莫非想当村长？”也有人出言不逊：“能为首修通这条公路的，恐怕还在哪个女人的肚里没出生呢。”面对这些，我一笑了之。那些人哑然无语了，却在心里默默地嘀咕着看我的笑话。

个别村干是乞丐的火——只往自己身前扒。他不顾多数人的利益，未经大会讨论同意，撇开指挥部，利用占据的主要职位，擅自改变线路，把主线测到了他的家门口。广大村民对其为一己私利而强奸民意的做法，表示了的极大的愤怒，并给以了坚决的抵制。一时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镇党委感到情况不妙，叫停了修路工作。

在这个节骨碌上，我如果站在主要村干一边，就辜负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如果站在广大群众利益的立场上，就得罪了主要村干。我想，修路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惠民工程，不能看领导脸色，必须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从全体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惠及所有百姓，才能为人民大众所赞同。于是我不顾个人情面，代表公路指挥部，给镇党委和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一万多字的长信，客观地分析了公路不同走向的利弊，如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合理愿望和诉求，建议纠正村领导的错误做法。镇党委明辨是非，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认同了人民群众的主张，确定了公路的合理路线。

那村干看到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就辞职不干了，纠集少数不明事理的人搞起了分裂，使本来不多的劳动力减少了一些，加大了修路的难度。

适逢村委换届，村民们提名选我当村长。我深知群众的愿望是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此时所需要的又是什么。没有什么比凝聚人心、获取大家的支持来成功修路的事业更重要啊！于是，我谢绝了大家好意，走村窜户、挨家挨个地做工作，力推了一个热心修路的血性汉子为村长，大大加强了修路的力量。

当时腐败盛行，有的干部不是真正为民办事，而是借故敛财，让老百姓心存阴影。为了取信于民，打消村民疑虑，提高号召力，我决意不跟资金沾边，让大家公推了两位公道正直的村民为指挥部成员，分别管理资金和爆破物资。去**领钱也由新书记负责。由于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所以让群众彻底消除了怀疑心理，摒弃了消极观望态度，大大提高了修路热情和积极性。

村里太穷，靠集资修路是不现实的。镇党委领导大力支持，帮助我们争取到了国家拨付的十余万元雷管、炸药费。时任中都乡党委书记的陈汉周，身在外地，心系家乡，不仅给我们舆论上的大力支持，还在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千元现金，成为给修路捐款的第一人。

最难的是有三公里要从凉水井村的辖地过，需要损毁一大片林木，占用一些田地。给钱补偿吧，我们村人口少，经济困难，给不起。不给吧，如果不做好工作，未经同意，谁敢占用一寸土地，损毁一根林木？书记、村长先后多次去协商，均未成功。他们灰心了，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给了我。

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凉水井村。大会、小会开了好几个，面对着邻村的二十一位代表，我心情过于激动，说话太多，结果嗓子都说哑了。可他们都像闷葫芦一样，默默不语。我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人均才三分亩赖以维持生计的田地，是何等珍贵啊！在人人向钱看的今天，谁不希望得到一定的经济补偿呢？同去的两个人因为跟当地村民话不投机，赌着气，一溜烟就回家了。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开张失利，未免有些扫兴。但是公路筹建能就此停止吗？我想起了开会时的情形，脑海里浮现了几百双渴望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我是堂堂男人，我是有文化的人，我更是共产党员，我不能遇难而退，决不能让群众失望！于是我索性留住这里，带着浓浓的情，怀着深深的愿，抱着温和的态度，挨家挨户，分别逐个地真诚拜访，对其诉说我们的无奈，甚至愿意给他们下跪，求他们予以理解和支持。凉水井村的周在焕、翟光军等同志也积极支持和配合。听到我声声含情、句句暖心的话，大家沉积于骨中的厚道激荡起来，深藏心底的善良流淌出来，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只对占用的良田给予象征性的补偿，而占用的山地，损毁的林木，则无条件赠送——七十四位户主都郑重其事地在我拟定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通过司法程序对协议进行了公证。这样，才使得公路建设真正地拉开了施工的大幕。村民群众称赞说：“要不是舒桃生以那样的热情和耐心，感动了凉水井村的村民，没给钱，谁能答应啊！”我告诉他们：“是凉水井村的百姓本性善良，才做出了如此举动，才让我有信心和胆量来筹建公路。大家该感谢的，应当是他们啊！”

公路开工时，有一座山神庙挡在了线路中，需要炸掉。这庙是狩猎人用来祭祀山神的祭坛，按迷信的说法，破坏它，是要招来灾祸的。大家十分恐惧，不敢动它。为了第一炮成功炸掉山神庙，防止因意外哑炮而造成负面心理。我顾不上那么多，特意给多装了一倍的炸药，并装上了双雷管和双导火索。放炮时间到了，我亲手点燃了第一班炮。一阵天崩地裂的轰鸣之后，山神庙被送上西天，找不着痕迹了，我也长长地舒缓了一口气。看着我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大家心悦诚服，壮起了胆量。以后点炮，谁也不再恐惧害怕了。

要在陡峭的石山上炸出一条公路来，工程之大和危险因素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出了事故，这公路就难以修下去了。身为总指挥，我把安全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每天早上，我都早早地摸黑起床，吃了点剩饭，就拿着手电，如赶考似的进入现场，先行排查未被发现的哑炮，以确保安全施工。白昼我深入现场监管，力求把不安全因素消除在源头。到夜晚放完炮，并排完哑炮，我才能披星戴月回家。有时结束太晚，碰上热情的村民，就在他们家里吃些饭充饥再回家。多少个日子，我疲惫不堪，饮食厌进。多少个夜晚，我通宵达旦、辗转难眠。多少次，我顶风冒雨，淋湿了身体。多少回，我腰酸腿疼，想歇却又放心不下。我知道村民的期望有多高，清楚自己的担子有多重、明白身上的责任有多大。要是有了什么闪失，将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因而一天也不敢怠慢和放松。有一位组长，因急于完成任务出去挣钱，要违背我跟邻村无法改变的时间约定，我没同意，就吵嚷了起来。我对他说：“你可以诅咒我，甚至可以骂我娘，我决不跟你生气。但你必须绝对服从指挥，以确保施工安全。”看到我为大家这么忍辱负重，他也没脾气了，服从了我的安排。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确保了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连续的劳累，我的身体日趋渐瘦了,体重由原来的一百零六斤降到了九十四斤，眼眶也凹陷了下去。而公路就在我的渐瘦中向前延伸了。

村长舒孝金不负众望，负责的劳力组织工作很到位。新书记覃黄金也积极配合，对雷管炸药采供很及时。指挥部成员贺锡文、陈开华、戴英金等都大力支持和配合。到了二零零六年底，全长八点五公里的公路主线竣工通车了！原来那崎岖、陡峭的小道，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条宽阔、平缓的公路。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我的同仁们，感谢镇党委和**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感谢老党员的积极参与，感谢热情支持过我的父老乡亲们，更感谢为帮助我们修路而牺牲了自己切身利益的忠厚善良的凉水井村的村民朋友们。你们的善举，我没能给刻在碑上，却已铭刻在心里。我在遥远的天津，向您们鞠躬啦！

公路修成以后，我重返了天津，继续我打工的生涯。

通镇的路，记录了世代的悲凉，寄托了我儿时的梦想，凝聚了邻村的友谊，承载着百姓的希望。我身在异地，心系家乡，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回村付出义务劳动，组织广大村民艰苦奋斗，让家乡的路改变了模样。心里觉得：这辈子没活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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