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平凡的大伯
一转眼大伯已去世二十年了，二十年他就像一颗小草，枯朽后融入了泥土，回归了自然，极少有人记得他。
大伯是一个忠厚、老实、善良又有着自己行为准则的人，一生平凡沉静，坎坷迭宕。因从小家里穷，没有进过校门，他不识几个字，使自己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刚解放他就参加了土改工作，积极上进，后来还担任了基层单位的领导，但最终没有享受到干部待遇；他一生有过几次婚姻，却没有留下一男半女……
1949年解放，大伯才20多岁，是位血气方刚的青年，由于家庭成份好，自己品行端正，被土改工作队的领导看中，吸纳为工作队员。参加土改工作后，他工作积极，不怕吃苦，任劳任怨，处处带头，深得土改领导干部的器重，不久，被作为骨干分子派往修水县进行土改工作，一去就是三年时间。三年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土改工作，积极宣传落实党的土改政策，扎扎细致地做好工作，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有成效，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回乡后，组织上根据他的出色表现，委任他担任合作信用社主任。信用社是一个同金钱打交道的单位，进进出出的是现金，来来往往的是账目，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干得得心应手。大伯干了一段时间感到有很大的压力，担心自己文化低误了工作，造成公家的损失，便主动向组织上多次提出辞请。组织上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又将他按排到社办综合厂担任不需要什么文化的管理生产的副厂长。在副厂长位置上干了多长时间，没有听别人说过，伯父也没有提起过。到我记事起他已经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极为平凡。总之，大伯的“官”是越做越小，待遇越来越差，直到最后成为了一个被人们“遗忘”的人。他做过榨油工人、机米工人、做面工人，直到退休。退休后拿着一份薄薄的退休工资过着清贫的生活。
大伯在婚姻上也是极不顺当的。前几次婚姻是听别人说的，我没见过。最后一次娶现在的大妈，我已经记得清事了。这次婚姻起初颇费周折。大伯那时快50了，大妈的年龄同他相仿，是属于那个年代“下放”一族的，身边带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只有10岁。家里父母和族人知道这件事后都持反对意见，原因是担心他组成家庭后，帮别人养一家子人，身上的担子会很重，会吃很多苦，可能还会受气。当然，这就是换了任何人面对这样的事情也会有这种顾虑和担心的。可能大伯事前作了一番了解，也经过了再三考虑，他对这门亲事很满意，为了打消亲人的顾虑，他来到家中坦露了自己的想法，讲述了一番婚姻就意味着付出的道理，要求家里人给予支持、理解。得知他执着的态度后，家人和族人不再反对这门亲事了。没过多久，大伯没有惊动亲朋，没有摆席设宴，悄无声息地把大妈娶到他事先作了简单布置的三间草房里，同时接来的还有大妈的三个没成年的孩子，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那时大伯已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收入也不高，每月只有三十几元的工资收入。一下子组成了几口人的大家庭，收入明显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紧巴。为了缓解这种状况，大伯除了上班之外还找些其他的事做，增加些收入，补贴家用。因此，他常常起早摸黑，废寝忘食，额外付出了不少艰辛的劳动，吃了不少的苦，但他任劳任怨，从不吭声。大伯秉性一贯宽厚、仁慈、善良，视继儿女们如已出，将无私的父爱倾注在他们身上。他从不责骂继儿女，也不让他们干重活，尽最大努力让他们吃饱穿暖，让他们享受到温暖的父爱。他和大妈也恩爱，不象半途夫妻。他很尊重大妈，不让她吃苦、受气，尽量使她过得开心，用一个男人的肩膀为她遮风挡雨。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大伯成家后，肩上的担子重了，到我家来的次数没有过去多了，族里的大妈大婶们聚在一起对他有些微词：“现在结婚怕老婆了，亲人都不敢来看了。”，“嫡亲的侄儿侄女不照顾，帮别人养一家子人，真不晓得亲疏，到头来会吃苦的。”这些闲言碎语对大伯多有误会，也有失偏颇，传到大伯耳朵里后，他也不生气，一笑了之。其实，大伯是个知暖知热、有情有义，爱憎分明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记得小的时候到大伯工作的地方去玩时，他有空就带我到小店买些水果糖之类的零食给我吃，偶尔在他那儿吃饭，他都要想办法买点荤菜，让我打打牙祭，像父亲一样疼爱我。对我们兄弟姊妹都是这样，将浓浓的爱倾注于我们身上。不过他做事的原则性极强，在一些事情的做法上，说出来不被常人所理解。有一年过端午节，父母为让我们小孩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并能炸些麻花、馓子之类的食品给我们兄弟姊妹享受，向大伯提出了到他的作坊买些面粉的要求。因为面粉那时是紧俏货，农村户口到粮站是购买不到的。大伯答应了。第二天我到他所负责的面条加工厂交了钱，开了发票，到大伯工作的作坊称面粉。大伯一个人在作坊，他接过发票，按开票的数字给称了三斤面粉，而且秤是极平的，不带半点“笑脸”。他边秤边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说道：“公家的东西，不能多给，是多少秤多少。”到了家母亲复了秤，不多不少，整整三斤。母亲只是感叹地说了一句：“你大伯做事真地是认真，公私分明，铁面无私，一点不假。”还有一次到他管理的作坊买几斤食用油，也是类似的情况。他把公家的东西看得比私人的还重，从不徇私情，那怕是至亲的人也是这样。这虽然说出来不可理喻，不近人情，但这却是大伯一贯的做人准则。往后的日子我们才明白，大伯的铁面无私，不以权谋私是已经流淌在了他血液里的信念，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他一贯坚守的做人准则。除此之外，其实他也是至情至性的人，有着丰富的情感，心中有一份深沉的爱在缓缓流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农村还极平贫穷，温饱都解决不了，对一些时髦的小家电，更是可望不可及。大伯那时单身一人，为了打发孤独的时间，他买了一台收音机，那在当时可是很稀罕的物件，价格不菲，很少家庭买得起。每次大伯拿着收音机到我家来，我们兄弟姊妹都羡慕不已，支着耳朵围着收音机听得不肯离开。大伯看出了我们的心情，没过多长时间，便买来了一台崭新的收音机送给我们，满足了我们的心愿，也让我们享受到的更多的快乐。我哥哥那时在县城读书时，大伯仍是单身，手头还活泛，哥哥隔段时间回家，大伯就三元五元的给些钱他，接济了家里不少，支持了哥哥的学业。我高中毕业后，萌生了去当兵的想法，大伯知道了很是支持，鼓励我去应征入伍，保卫祖国，到部队的大熔炉去煅炼，学本领。他还说我读书时成绩好，勉励我到了部队要好好学习，不要丢了书本，抓住机会参加部队的考试，争取更大的发展，做一个有作为的人。在大伯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应征，体检、政审顺利过关。当他看到我拿到入伍通知书时，显得格外地高兴，说这是我们家出的第一个解放军，要作为家里的喜事庆贺一番。启程的那天，大伯同父母一样有不舍的情绪，眼里有些湿润。他和家人一道把我送到公社人武部，千叮万咛要求我到部队刻苦训练，加强学习，服从领导，不辜负家人的期望，干出一番成绩。那些发自肺腑的语言，那些殷切的期望，我至今记忆犹新。弟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中毕业考上了省名牌大学，是村子上考上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在当时的农村不是件易事。大伯知道后，有说不出的高兴。他看到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后，脸上深深的皱纹都被喜悦拉平了许多，捧着通知书的手擅抖着，眼里含着幸福的泪水。他捧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好一会儿，深有感触地对弟弟说：“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几个进过学校门，是解放了托党的福，你们才读上了书。你能考上大学我真的特别的高兴，这是你的努力的结果，同时还要感谢党，感谢现在的政策好。”弟弟办升学宴的那天，大伯喝了不少的酒，面红耳赤的，话有些多，第一次在人多的场合有些自豪的语言，表现出家里出了个大学生的欣喜心情。送弟弟到学校去的那天，大伯不顾我们的劝阻，执意要送弟弟，拗不过他，只有由着他。几个小时的旅途颠簸，到校时六十多岁的大伯已是有些疲惫了，但当他看到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校区，看到一排排整齐的教学楼，看到优雅的大学环境，疲惫就消失了不少，脸上有份难掩的兴奋，啧啧地称赞大学气派，学习环境不借。将弟弟安顿好后，他看到弟弟还差些生活日用品，非要自己去买，我们劝也劝不住，只好让他去。若大的校园，他大概找了好几个地方，过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他才气喘嘘嘘、汗流满面地回来，我们看到当时心里为之一酸，深为大伯对侄儿的如山一样的慈爱而感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大伯的人生的道路走得不算平坦，生命也不是很长。他是在一个肃条的秋季去世的，去世时只有七十岁。他没有给后辈留下什么物资财富。临终时他将晚辈叫到床边交待：人生在世应以德为先，以善为本，不能做损人利已的事，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处事要对得起良心，说这才是做人的根本，要求我们切记。
大伯很安祥地走了。他像天边一片极小极素淡的云朵，被太阳的光辉收去了形影，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也没有人看到这朵极小的毫无色彩的云朵曾反射出过微弱的光芒，但我曾深深感受到了，现在这光芒还在我脑海中闪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