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圃故事——草根系列人物传二、苗圃的三线女学兵们
我们咸阳去三线的69届初中毕业生，退场回到咸阳的时间是1973年4月30日晚上大约9点，夜幕下的咸阳中心广场上，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歌声飞扬，人山人海……本来咸阳市革委会是准备了一场大型欢迎会的，并且让所有接收了三线学兵的单位，都派车来接。咸阳地区中心苗圃当时没有车，却也在3530厂借了一辆卡车。但是，退场学兵的车一进广场，秩序就全乱了，父母姐弟同学亲朋蜂拥至每辆退场学兵的车前，找儿找女的，找兄弟姐妹的，找同学朋友的，泪水和笑脸、拥抱与寒暄是那晚的主旋律，巨型喇叭一遍一遍播放着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反倒成了背景音乐……那天晚上除了一些大型厂矿接回了自己的子弟，其余接新职工的车一个人都没接走，全被学兵家长接回家了。——这场景，我在小说《学兵二连》中有所描述。
我们几个的情况有点特殊：接收我们的单位是咸阳地区种马场，位于户县涝店镇十几华里的渭河滩上，距离咸阳至少四十华里，交通十分不便。在连队时我们就知道，我们几个都是分配工作时应照顾的对象，不该分配至这么偏远的地方，就没去报到，而是一次次往陕西省革委会跑，恰似目前我们三线学兵维权。结果可想而知，四处碰壁，被踢皮球。但是，我们运气好，碰上了一位素昧平生的干部，他是我们“维权”时无意中碰到的，他耐心听了我们的陈述，说：好，你们回去吧，我帮你忙查查，如果确实是分配错了，会纠正的……我们回来没多久，就接到通知，重新分配。因为当时分配至种马场的学兵甚多，为照顾那些人的情绪，决定我们的重新分配在咸阳地区农林局内部调整，于是，我们就被分配到了同属咸阳地区农林局的咸阳地区中心苗圃。——所以别人都是1973年5月份就去报到上班了，我们直至10月，才去咸阳地区中心苗圃报到。而咸阳地区种马场，好像第二年就撤销了，据说咸阳是马匹4号病疫区。分配去的学兵又都重新分配了工作。——现在我要感叹的说一句：那时的干部素质，真是没说的！我们至今不知那位干部姓甚名谁，什么职务，却那么勇于负责，而现在勇于负责的人简直凤毛麟角。
报到的头一天遇到的那位与刘瑞年一起赶鸭子的美丽少女，就是三线学兵黄庆华。交谈中我们得知，分配来苗圃的三线学兵还真不少，加上我们新来的五位，一共有12人，算算苗圃总共也就不到50人，三线学兵竟然占到了近乎四分之一！黄庆华说，吴书记一心想改变一下苗圃的人员成分结构，吴书记是当兵出身，所以想把三线回来的，编成一个“小老虎班”。我们开玩笑说，是“小母老虎班”，因为先前来的7人，女生占了六位。
这六位女生，一位是来自5850部队宣传队的王素红，其他五位都是来自我们5846部队学兵三连。5850部队没有女学兵连，王素红是作为文艺青年被咸阳地区民兵团以学兵招去的。王素红年龄比我们小，1973年时是17岁，所以平时在苗圃不太与其他五位大姐姐来往，而是与她同宿舍的孔素琴关系密切。孔素琴比王素红大一岁，是国棉七厂子第学校本应下乡的高中毕业生，没有下乡，通过关系，直接招工进了苗圃，也算是与我们年龄相近的同龄人。年轻人在一起，总是有故事的，比较热闹的故事，由此展开。
（1）王素红
第一次见到王素红，是在苗圃大院往地里送粪的大车上。马拉的大车，赶车的马东升坐在车辕的左侧，王素红坐在车辕右侧，用纱巾将头脸裹得只剩下眼睛，身穿一件肥大的绿军装，足蹬一双高腰的解放鞋，马车的颠簸，使坐在车上摇摇晃晃的她显得很不自在，尤其见到我们几个小伙子正在注视她，就显得更不自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命运对王素红来说确实有点残酷，王素红可是5850团文艺宣传队的台柱子啊！在铁道兵第十师，5850团的文艺宣传队大名鼎鼎！50团位于汉江流经陕西地界最下游的白河县境，而47团、46团、48团依次在其上游的旬阳境内。我们当年都看过50团的巡回演出， 50团文艺宣传队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有了王素红。王素红能独唱，会表演。独唱时歌喉高亢婉转，直冲云霄，其穿透力震撼力，令人由衷赞叹！而表演时活泼自如，快乐自信，诙谐幽默，很难想象她才是个15岁的孩子！我们46团的人对她印象深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由于表演太精彩了，晚上下榻我们46团招待所时，站岗的哨兵竟然想入非非、走火入魔、色胆包天，半夜摸进了房间，吓得王素红一声尖叫……此事成了八卦新闻，在46团各连队和各学兵连中广为流传……
50团文艺宣传队之所以水平高，是由于辅助50团施工的咸阳地区民兵团于1971年在咸阳市和各县特招了一批文艺青年。50团没有女学兵连，咸阳地区民兵团是咸阳地区各县的农村青年，三线退场后就回了各自的农村，这批文艺青年却是学兵待遇。与王素红同时招去的还有我的同班同学李巧莲，李巧莲由于其父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分配工作，若不是咸阳地区民兵团特招，还没有资格去三线。李巧莲从三线回来分配的工作比较理想，陕西第一毛纺织厂任播音员，可是，王素红不知什么原因却被分配到了苗圃。5850部队的团首长多次到咸阳协调，想让王素红进一个文艺单位，或有文艺宣传队的大型厂矿，却都努力无果。就这样，一个浑身充满文艺细胞的17岁的小姑娘，成了整天与泥土粪土打交道的农妇装扮的苗圃工人。
来了几天后我发现，不太与几位大姐姐来往，责任完全不在王素红，而是几位大姐姐对其有点排斥，或许是觉得其年龄小，不屑与其来往；或许是嫉妒。因为这五位大姐姐也都来历不凡：黄庆华和郭素贞是我们46团文艺宣传队的；杨凌云和王欣娥去三线后一直是师部卫生院的护士；王素娥则是46团学兵三连的炊事班长。说起王素红的文艺特长，她们甚至嗤之以鼻。
可是，没几天，事情就起了变化。她们是五月份来报到上班的，刚来时拿一级林工工资，每月33.6元。林工半年后就转正定级，那年月，我记得一般人转正都是定二级工，以后升工资还不知道猴年马月。转正定级一般都有个程序，就是群众评议，最后领导决定。我记得我们刚去没几天，就赶上了她们转正定级的群众评议会。
那年月，群众别的本事没有，却都练就了开会发言的好功夫，而且善于察言观色，善于见风使舵。虽然我们刚去没几天，可也注意到了，凡是开会，会场上总有一两个灵魂人物在掌控着会议的方向，他们说东，群众就跟着向东，他们说西，群众就跟着向西，而且溜须拍马鹦鹉学舌更起劲。
苗圃的两个灵魂人物，一个是李泰和，一个是向思益。这俩人虽然也是工人，却不是收容安置的“流窜犯”，而且身世不凡，李泰和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炮兵学校；向思益是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但是，俩人却都中断了曾经的辉煌，1971年苗圃成立时，以工人身份招进了苗圃。（这俩人的故事更精彩，以后我专章讲述）。
在这样一个“流窜犯”为主体的小社会，俩人的优越感可想而知。可是，自从我们三线学兵的到来，形势就发生了转变。当年我们年轻气盛，以三线功臣自居，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估计俩人有了危机感，想借几个女生转正升级为突破口，来个“杀鸡儆猴”。
开会那天已经是初冬了，会场内却很热。那年头开会发言总是少不了先来点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什么的，以此为发言定基调。主持会议的乔福铭先是冗长乏味地念了一通最高指示，然后宣布开始为几位新来的工作满半年的同志评议定级，并强调，先评议，再定级。李泰和首先发言，也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意是：人总是分左中右的，总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所以首先要评议出先进和落后，定级才有意义……接着向思益发言，意思也大致如此，再接着，你看“流窜犯”们的那个争先恐后啊！还都说的有板有眼，有理有据，摆事实、讲道理，说，王素红每天劳动时，把头包的那个严实呀，生怕太阳把她给晒黑了，生怕风把她头发给吹脏了，毛主席说，劳动人民脚上粘着牛屎，可劳动人民是最干净的……每个人发言虽然引用的语录和举出的事例不尽相同，可批判的人和事却是相同的，总之一句话，王素红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劳动表现不佳，应该定为一级林工。还有黄庆华，人漂亮，爱臭美，劳动表现也不佳，也应该定为一级，其他同志定为二级……“流窜犯”们的文革语言已经训练的驾轻就熟，文革语调的气势如骇浪滔天，当时就气得王素红大哭着跑了出去……那天忘了什么原因我没有参加会议，其余几位三线战友虽竭力反击，却架不住人家人多势众，最后形成了会议决议，以待领导最后决定。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因为，王素红、黄庆华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而且，不仅仅是级差待遇问题，还是个荣誉问题，我们要为荣誉而战。第二天，我们就去找吴书记面谈，第三天，我们就向农林局反映，据理力争……最后，我们以胜利而告终。
经过此次“战斗”，我们彼此就比较熟了，尽管几位大姐姐仍不带搭理她，可她见了我们这几位大哥哥，却是有说有笑。王素红最大的特点，就是放得开，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这人傻乎乎的，不管是谁让我唱歌，我都唱呢。她家住户县，那时一周只休星期天，回去一次很不方便。离苗圃最近的工厂是3530厂，3530厂宣传科的不知怎么就知道了她歌唱得好，常常邀请她去唱歌。再就是常常到李巧莲任播音员的陕西第一毛纺织厂去，陕毛一厂宣传科常常将她的歌录了，在大喇叭上放，人们都以为是哪位歌唱家在歌唱呢。有一次在苗圃会议室，人们撺掇王素红唱一曲，王素红就大大方方唱起来，歌喉一起，那分贝高的呀，我见许多人禁不住都要捂耳朵！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素红一心就是要离开苗圃，要去文艺单位！她甚至都去咸阳的两家秦腔剧团联系过，可是，那年头调动工作谈何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转年，她的机会就来了。1974年大约是四、五月间，中央音乐学院来咸阳招生，那时招生可不是海选，而是中央音乐学院挑选上了人，再由所在单位推荐。所以中央音乐学院一般是先去大厂挑选，很幸运，在陕西第一毛纺厂，见到了王素红，结果，王素红就被选上了。一问，才知王素红是咸阳地区中心苗圃的，于是，中央音乐学院又来苗圃提取档案。
没过几天，上海戏剧学院也来陕西第一毛纺厂招生，王素红怕错过机会，就又去面试，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中了！上海戏剧学院来提档案，才知档案已经被中央音乐学院提走了。看来上海戏剧学院是铁了心要录取王素红，竟然向中央音乐学院发函，最后，王素红被录取到了上海戏剧学院。
提取档案的过程还有段小插曲，王素红怕单位不推荐，有次悄悄告诉我，她给管政工的乔福铭的妻子送了两斤点心，让她给老乔吹吹枕边风，嘻嘻！——唉！还真是个孩子啊！亏她能想出这么个馊点子！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她内心的急切迫切！她是把这当笑话讲给我听的，我却一点都笑不起来！
上学走后，王素红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之后就再无音讯了。王素红已经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还没毕业，就已经主演了两部电影，《六盘山》和《征途》，在这两部电影中，她都出演女一号。
1978年，她毕业后被分配到了陕西省话剧院，那时我们只能从电视上见到她，她在陕西省话剧院电视转播的许多话剧中仍然出演女一号！
可是，世事难料，这种盛况没持续几年，大约80年代初，她就从荧屏上彻底消失了，听说，她因失恋，导致精神失常……
我常常感到痛惜，或许，她就像老话说的，“驮不起那个福”，如果，她当年进了某厂矿，在厂矿的文艺宣传队红火几年，然后嫁人生子，其乐融融，现在也该当奶奶了……
我现在还能忆起她当年的模样，她的身高、体型与彭丽媛高度相似，甚至长相、肤色都相似，都属丰满型的，唱起歌来尤其相似，难忘当年她在苗圃会议室里高耸入云、震耳绕梁、响彻寰宇的美妙歌声！如果当年她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也一定是与彭丽媛相似的歌唱家。
记得有一次我妹妹来看我，她与我妹妹同岁，见了我妹妹不好意思说话，我妹妹走了，她却问这问那。还有一次她不知怎么对我写在墙报上的一句歪诗感了兴趣，见了我就反复念颂：“我信步走上高坡……嘻嘻！”她母亲给她的来信也让我看，母亲来信的首句是：“高潮儿……”我很奇怪，不是叫王素红吗？怎么是高潮儿？她嘻嘻笑着说，她原名孙高潮，后来母亲改嫁了，她才跟着姓王，名字也改成了素红。想想也是，她是1956年出生，正是共和国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的时期，所以那时候出生的孩子叫高潮的还真不少。她母亲在户县银行工作，字迹娟秀，笔力遒劲，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天性聪慧的知识女性，只是当时没好意思问，她母亲改嫁，是离婚？还是生父病故？不知与她后来患精神疾病有无关联？记得她还说起她有个妹妹，嗓子也很好，只是爱唱秦腔，她烦都烦死了……不知她这个妹妹，与她是同父同母，还是同母异父？尚若是同母异父，那说明她们一定是遗传了母亲的嗓音基因，依稀记得她好像说起过她母亲是河南人，河南人应该不喜好唱秦腔吧……这许多的谜团，恐怕今世再也无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