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的那些事儿（长篇散文）之四第三章上学那些倒霉事儿。小学篇。
第三章：上小学那些倒霉事儿（小学）
1
说起上学的那些事儿，我只能用倒霉两个字形容。
我是1971年腊月底抱着板凳去上学的，按照阳历是1972年1月。那时课桌是村里的，但板凳都要自己带。
我上学很积极，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的。那天阴天，刮着风，天气很冷。我们到学校时，老师们还没去。有几个胆子大的学生找了一间教室，从房门的破洞里钻进去避寒。过了一会，有更大胆的来了，从院子里抱来了柴草，在教室里烤火取暖。我虽然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更是个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人。对于有些学生的这种行为，总感觉不妥，开始一直不敢进屋，后来耐不住温暖的召唤，也进去了。可刚进去，还没到火堆旁，老师就来了，一屋学生立即像受惊的蜜蜂，拥挤着向外钻，把门上本来不大的洞钻成了大洞，房门也几乎不能用了。
来的老师好像还兼任学校的后勤上的官。他对于学生挨冻不怎么关心，倒关心学校里的桌椅板凳和门窗。学生把教室门损坏的更厉害了，还有一股浓烟填满了教室，以为肯定要有大火燃烧，教室里的财务要受损。他像天要塌下来似的声嘶力竭地喊道：快来人开门哪，一年级教室里着火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当我被烟雾熏得眯着双眼、脑袋从门破洞里伸出来的时候，那人大声问道：谁还在里面？
我似乎熏晕了，只管向外钻，并没有回答那人的话。
那人更吓坏了。有人拿着一串钥匙跑来，那人又喊开了：快点开门，里面好像还有孩子。
拿钥匙的老师开开门，一股浓烟像大海里的波涛似的涌了出来，那个老师差点被扑倒。接着，屋里传来明亮的火光，烟雾立即少了。
两个老师赶紧跑进教室，三脚两脚就把火踩灭了。
实际上，早来的老师有些小题大做。刚才学生不会生火，弄得烟雾缭绕，等火着起来，烟雾就散去了。
这时候，老师们陆续到了，我被分到一年级二班，班主任是个姓马的漂亮女老师。我们没有教室，三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只有一个小小的木格窗子的偏房里。没有课桌，只能把书包放在膝盖上。室内光线昏暗，不能书写，阅读也看不清字，只能听老师讲。老师解释说，这只是暂时的。马上要过年了，新生年前报完到，领了新书，就可以回家了，等过了阴历年到正月十六，再正式来上课，到那时，就有教室了。
老师说完，让我们原地不动，她去领新书，可过了一会，马老师又回来了，说今天新书没到，明天才能领，现在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我又早早地去了，可还是没有新书，一直到了第四天，新书才到。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排着队去老师办公室领新书。我行动慢，排在最后一名，等轮到我的时候，新书没有了，我的眼泪突然下来了。马老师看到我可怜，把她的教本给我了，另一个老师把一本有残损的算术给了我。我领到的新书只两本：语文、算术。
阴历年很快过去了，正月十六，我吃过饭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高高兴兴地去上课。教室有了，让我倍感意外的，是那口年前烤火的本来是一年级一班的教室。门上的大洞被修上了，只是屋内的草木灰还在那里。而让我更意外的，是老师也换了。漂亮的女马老师被一凶巴巴的中年男老师代替。他叫葛文成，是我本家哥哥。他小学教我二年，初中教我一年，可在他教的三年里，就没见他笑过。
上了半年学，更更意外的事发生了：国家规定，取消学生冬季入学，一律改为夏季入学。这就说明，我们白白上了半年学，还得从头开始。
那时正处于文革中后期，全国都在学习打铁匠张铁生，他一个字不识也能上大学，对于学生的学习老师们没有多大热情。至于小学一年级是上一年还是上一年半，都感觉无所谓。
课程已经学过了，学生不愿意学，老师也不愿意再讲。可学生每天都要去学校，该干什么呢？老师自有老师的方法。他们领着学生搞活动。
2
参加批斗会是一种。学校东面是操场，操场北侧，是戏台。大队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晚上经常在那里演出。节目都很简单，表演唱、三句半，是常演的节目。我印象最深的三句半表演，是大哥参加的。开头是：（四个人分别敲着鼓、咣咣嚓子、糖锣和锣上场。前三种乐器一组，锣一组。节奏是这样的：咚咚，哐，咚咚，哐。咚咚咚咚咚咚，哐。）
锣鼓一敲上台前，
四人表演三句半，
对准帝修反，
砸烂。
大哥是第四人，也是最出彩的一人。拿着一面铜锣，等第三人说完，猛敲一下锣，咬着牙装作用力的样子，大喊：砸烂。引得台下人哄堂大笑。
有时也排练复杂的戏，像智取威虎山什么的，也演过。当然，偶尔也开批斗会，把四类分子押上台，戴着高帽，身子弯成豆芽，有人站在后面边踢打着边声泪俱下地控诉他的罪恶。有时也批斗做坏事的人。记得有个姓姬的，弟兄五六个，欺负只有弟兄一个的邻居老周。好像姬家的儿子把老周的儿子打了，老周批评了姬家的儿子。姬家弟兄把老周打了一顿，老周骂了几句，姬家弟兄就把大便灌进了老周的嘴里。这事被村里知道了，把姬家老大抓来，晚上戴着高帽开批斗会。有人还故意端来一坨大便放在姬老大的鼻子下面，村干部用力地把姬老大的头摁向大便，然后说：你好好闻闻，这是能吃的东西吗？你居然把它灌到别人嘴里？
戏台晚上演节目、开批斗会，白天往往空着，学校就挑选一个能说会道的学生演讲，其他老师和学生坐在台下听。
我们班的陈西传就是演讲高手。他长得白白净净的，虽然个子不高，可声音非常洪亮。他演讲的时候，声情并茂，还带着手势，非常出彩。
除了看演讲，我们还去农场劳动。那时学校都有农场，里面种着各种作物。大点的学生去松土和翻秧，我们小，只能拔草。
冬天，我们还喂过猪。
每天，我们先去大队仓库领花生饼和瓜干。然后去石碾上轧碎。一年级的学生毕竟没有多大力气，虽然一个小组有三个人，但石碾还是推不转。好在我人缘不错，总是有大人乐意帮忙。
饲料准备好了，要用水煮熟。可取水成了问题。水井是不能去的。那时没有铁筒，取水都用泥罐，我们去水井打水，或许水没打上来，泥罐就打碎了。
只好去水塘打水。冬天的水塘都被坚冰封死了，而且冰层很厚，根本砸不破。只能从水塘边上取冰煮水。
平常，我们想象着，冰是水凝结的，把冰加温不就是水吗？道理很正确，可真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三个人一人负责生火，两个人去抬冰。我们一次只能抬动几块冰，放到锅里再去抬。生火的同学技术太差，火不旺，锅里的冰融化了接着又蒸发掉了。到最后，抬冰的累得汗流浃背，生火的弄得灰头土脸，可锅里的水却寥寥无几。
我们从早上上学开始，一直忙活到太阳偏西，猪食还没煮好。猪饿得嗷嗷叫，我们又渴又饿又累又急。最后，我们到邻居家里讨了半盆水，好歹热了热，也没管熟不熟就给猪吃了。
那头猪是几个班轮流喂养的，我们小组一个月喂两次。过了年，学校就不让我们喂了，拿校长的说法是：喂了半年，猪食搭进去了不少，猪不但没长肉，还掉了三斤，再喂下去非喂死不可。
到了二三年级，各种运动来了。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是什么，反正整天有运动。记得有三反五反。（后来打扑克也有这种玩法。）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批林批孔。等等。
人们说，什么环境造就什么样人。一点不错。到处都在造反，到处都在运动，我的脑海里也被运动、叛逆充斥了。先是敢在同学面前争强好胜了。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弱，风一刮就要倒。可到了四五年级，身体突然强壮起来。没事的时候，就和同学比力气。掰手腕，全班同学没有一个能掰过我的。摔跤，我可以同时把几个同学摔倒。
自己力气大了，谁也不放在眼里了，就想逞能。特别对那些老爱欺负人的学生，总想打抱不平，连校长的儿子都敢惹了。
3
一天下午，我走在放学的路上，校长的儿子四儿遇见我，像端详一件物品，仔细端详一阵，又像寂寞的叫驴打着响鼻说：听说你很烧包啊。
四儿比我小一岁，大一岁的学生我都不放在眼里，他就更不当回事了。我知道他是想挑衅我。因为在学校里，谁见了他都要低头，只有我从不买他的账。于是很强硬地说：怎么着，想试试吗？
好，试试就试试，我不信你多有劲。四儿说着像老虎一样扑了过来。
我并不躲闪，像牛抵架似的迎上去。只几个回合，四儿就被我撂倒了。
我捡起书包，边走边说：怎么样，不撑吧。
四儿咕噜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你等着。
我鄙夷地一笑，说：等着你，你能怎么着我？然后，像得胜将军似的大踏步向家走了。
第二天下午，我背着书包唱悠悠地走着，就在校门外不远的操场里，校长的儿子领着二十几个学生堵住了去路。我有些害怕，那么多人，我肯定打不过。回去找老师告状吗？又不是我的风格。于是，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走，刚走了几步，四儿手一挥，二十几个学生潮水似的涌上来，组成一个铁桶，把我围在中央。
还烧包吧。四儿站在人群外说。
我想冲出去，可向东走，人群立即在东面围上一堵厚厚的墙，向西走，人群又涌向西。而且每动一次，就有几个拳头从后面打在身上。就这样维持了半个多小时，我被急哭了，边哭边说：仗着人多算什么本事？有种就单独来。
校长的儿子见我被羞辱哭了，耻笑着说：不是怪有本事吗？怎么还哭呢？接着，手一挥说：走啦。
人群呼啦一声散开了。
这事我给文营、文理、文堂说了，他们很生气，文理说：瞅时间揍他。
似乎想揍一个人，机会不用瞅。就在第三天下午，我们去东北湖刨草时就遇上了。
那天我们几个人都刨了满满一筐草回家，到了岭顶，见四儿领着一帮孩子和小麦庄的一帮孩子打仗。先是打嘴仗。民义站成一排，四儿那伙也站成一排，互相攻击。四儿是头，也和对方的头在斗嘴。四儿先说了一首我们都熟悉的儿歌：
民义庄不怕脏，洗脚水，下面汤。
水湖庄的闻着香，拿着罐子就要装。
万泉庄的闻着臭，拿着棍子就要揍。
对方就说：
万泉庄的闻着香，拿着罐子就要装。
没有了，没有了，拿着罐子就走了。
还有点，还有点，拿着罐子又回来。
打嘴仗不过瘾，一会动起手来。岭上大都是荒地，到处是裸露的麻古石。开始他们都是捡土块互相对打，可打到激烈处，也就分不出土块还是石块了。对方的头头躲闪不及，被四儿把头打破了。一看对方有人挂彩，这方就像受惊的鸟似的轰一声跑得影儿不见。民义村有个青年来了，看到自己的弟弟被打伤了，回家拿了一把大刀片去岭上找人。
我们一直是旁观者，等拿大刀片的过来，我们并没惊慌。那人恶狠狠地吓唬我们，我倒不怕那人吓唬，但想着报仇的机会来到了，就出来说：是校长家的四儿，你去找他吧，不该我们事。
他受伤的弟弟也过来证明。那青年拿着大刀片去找校长，四儿被校长痛骂了一顿，赔偿了医药费。四儿知道是我告的密后，对我的仇恨就更深了一层。
又过了几天，四儿把我堵住了。那天我们又去岭上刨草了，由于刨得多，我边休息边走，不由就落在后面。快到村子的时候，文营哥他们就进村了。这时，四儿领着几个小孩幽灵似的出现了。他首先夺下我手中的镢头扔在一边，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指着我说：这回我看你朝哪里跑。
4
我前后左右看了看，没有一个人经过，心里盘算着：先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你不服气是吧。来，揍他。他手一挥，其他几个孩子上来了。
我一看要吃亏，扔下草筐和他们打了起来。开始，上来一个被我撂倒了，又上来一个也被我撂倒了。可到最后，他们五六个人一起上，我就不行了，被他们死死压在身下。接着，又在四儿的指挥下，我被他们用藤条五花大绑在一棵树上。
这回老实了吧？四儿端详着我，用镰刀拍打着我的腮帮说。
我像英雄似的昂着头怒目注视着他。
四儿把我踢打了一阵，开始用镰刀刮我的小腿。先是刮掉了皮肤上的茸毛，又把腿上的表皮刮掉了，最后，腿上被刮得渗出了血丝。
我一开始还像英雄一样不吭声，可到后来，实在痛极了，眼泪下来了。他同伙也好像不忍心，对他说：文峰哭了。
四儿这才站起来哼了一声说：哭，让他哭个够，谁让他充能来？和我作对，坚决消灭。
又转过身对我说：让你小子长长记性，这就是和我作对的好处。
他咬着牙围着我转了一圈，两个贼眼珠子像风车似的突突转，头还不住点着，像脑血栓后遗症。旁边有棵洋槐树，树身上长满了尖刺，他开始审视树，看一眼树，看一眼我。最后，他掰下几根尖刺，挑出一根又粗又长的，在嘴里呵了一口气，瞪着眼看我的伤处，看着看着，突然把尖刺扎到我的腿上。我大叫一声哭了起来。
四儿奸笑着说：你不是怪英雄吗？我叫你英雄。说完，第二根又扎进去了。
我的尖叫惊动了放牛回村的玉文，他跑回村跟我四叔说了，四叔赶紧跑来了。四儿一看有大人来了，扔下我跑了。
四叔帮我松开梆，又把扎进我腿上的四根洋槐刺拔出来，帮我背着草筐回家了。在路上，四叔并没让我再去报仇，而是恨恨地说：以后少和那帮小狗日的来往。
从那天开始，我知道单打独斗不行了，出门都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学校，我还结交了几个好朋友。
一个是常强。他父亲是工人，家庭条件很好，将来也不愁工作，所以他上学，除了玩什么不干，就连作业都是抄我的。
常强学习不好，但手很巧，遇到老师布置课外作业搞小制作，我不会做，都是他做。他也很有劲，平常摔跤，他是最有力的对手。我们一直很要好，当我提出来以后放学回家一起走，遇到有人欺负要互相帮助时，他一口答应，还说：你说让我揍谁，我就揍谁。
巩传也和我不错。我和是同位。他语文不好，但数学好。我呢，语文好数学不好。我们之间互相有用。让他和我结为同盟，他也是一口答应。
有了常强和巩传撑腰，我再也不怕四儿了。不过，四儿欺负我的事似乎让校长知道了。因为我是葛长顺的儿子，父母是我们村最大家族葛家的族长，校长在我们村是独门独户，得罪了我父亲，将来在村里有些事就不好办了。校长狠狠地批评了儿子，他儿子再也不敢找我麻烦了。
四儿不找麻烦了，可我养成的争强好斗的性格却改不掉了。
5
先是和体育老师闹了一架。
那时的老师都是代课教师，并没有经历过多少专业培训，所以讲课的时候大多是照本宣科。上体育课更是胡来了，开始围着操场跑一圈，然后解散自由活动十分钟。自由活动可真是自由活动，干什么的都有，整个操场就是大集场子，乱哄哄一片。
不过那天上体育课没按常规来，原因是换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刚高中毕业，算是见过大世面的老师。他先带着学生围着操场跑了几圈，就开始让学生做放松活动。然后，把学生带到沙坑前，教授大家跳远。教授完动作，自己还做了示范，然后，他以哨声下命令，让学生一个一个地跳。
前面的学生很自觉，老师“嘟”吹一声哨子，一个学生跳过去。老师不吹哨，学生就做好姿势等在那里。我前面的同学是老师的弟弟，老师没吹哨他就跳过去了，我看他跳老师没说什么，也随着跳了过去。老师不乐意了，指着我的鼻子问：没吹哨谁让你跳的？
我看前面的跳了。
前面跳我吹哨了，我没吹哨你怎么跳？
明明他没吹哨他弟弟就跳了，老师居然睁着两眼说瞎话，显然是护着他了。我是个较真的人，如果两个人都批评，我无话可说，如果这样不公平，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造反派的脾性显现出来了，非常不服气地说：老师你偏心眼子。
老师更不高兴了，说了声：走，上办公室。
我知道，上办公室肯定不会有好事。很多调皮的学生上办公室，除了挨批判以外，还经常被老师体罚。
我于是说：我没有错凭什么要上办公室？
老师气坏了，上来用胳膊勾住我的脖子，像牵狗似的把我拽进了办公室。
6
我母亲正巧路过，看见了老师的作为，虽然没立即过来，还是跟父亲说了。这时我弟弟已经出生了，父亲对我的娇惯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对于儿子的关心还是有的。他于是去找校长问原因。校长很害怕，担心父亲闹事，于是把那名老师狠狠地批了一顿。
因为我的缘故，这名老师不久就辞职当兵去了，后来当了军官，还在我改行的时候使过绊子，差点葬送了我的前程。不过也不能怨人家，因为我他才辞职的，如果当兵提不了干，他会埋怨我一辈子的。人应该为你任何时候的任何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
小孩子是不记仇的，也是好忘事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了疮疤忘了痛”，的确如此。和体育老师闹完以后，我很快就忘了。每天照样无拘无束地上学、胡闹。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对学生的学习好像抓得有些紧了，每年年底，都要进行一次统考，把学习成绩填在家庭报告书上带回家。父母不识字，家庭报告书上填的什么让他们看也看不懂，可五叔识字，一但我拿着家庭报告书回家，父亲立马拿着去找五叔。父亲总以为上学没什么用处，总说：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种地是正办，上学是瞎浪费钱。虽然那时一年书费学费也就几块钱，但平常要买笔墨纸张，父亲认为是纯粹的浪费。所以一旦父亲发现我成绩差了，就会黑着脸说：整天背着书包就像真事似的，就考那么点分？还不够上眼药的，干脆别上了。
父亲说这句话时，是后来，几次辍学以后的事儿。其实，我从小学习一直是不错的。
上一年级的时候，书不够用，我用的是老师的教本。上课的时候，老师要用，我只好和同位用一本。不过，我的同位是个母夜叉似的女生，经常欺负我。好男不和女斗，而且我还要用她的课本，所以我总让着她。没想到她得寸进尺，偌大的课桌只留一个角给我。再后来，连课本也不让我用了。没办法，上课时我只好用耳朵听。特别是上语文课，老师领着读课文，我只能合着眼睛听。到后来就出了笑话：老师让我读课文我说不会读，可老师问谁会背诵课文的时候，我却第一个举起了手。
尽管这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五名。邻居家的孩子和我一班，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一起，可他每次考试都不及格。他母亲是个要面子的人，看到同样的孩子差距那么大，非常生气。因此，只要我们考试，邻居家的孩子就要挨打。开始邻居来问我的考试成绩，我总痛快地回答：语文95，算术93.或者语文96，算术95。记得小学考试，我每科都在九十分以上。可到了四年级就不行了。一是环境发生了变化，学校老师组织批斗会、义务劳动，课本内容也都被删减得所剩无几，根本没怎么学东西；二是我老是出事，老是被开除，很多课程我没学过。语文还好些，我一直比较喜欢，稍微用下功，就能赶上。可算术就不行了，有些课程落下了，再补需要时间，何况也没人给你补。可是我想上学，所以只要是考试，我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只是我的算术一直让我愁眉不展。四年级年终考试，我起早贪黑地恶补算数，可临近考试了，心中还是没底。这时候，我想到了好友巩传。巩传是留级生，语文不怎么好，但算术一直不错。就和他商量：考语文时，我把卷子给你看，考算术时，你把卷子给我看，咱互相帮帮忙。他同意了。
7
语文考试首先进行，我早早做完试卷，装模作样检查，故意把试卷侧过去让巩传看，一直到他不看了，我才交卷出门。算术下午考，我还没做到最后一道题，巩传做完交卷走了。而最后一道题恰恰我不会做。我想看他的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在卷子的反面，巩传把卷子正面朝上，我看不到。我不由埋怨起他来：说好的一起交卷，怎那么不守信用呢？要知这样，考语文时就不给他看。我一边埋怨着巩传不讲信誉，一边慢慢审题。审着审着，居然做出来了。我洋洋得意地放下笔，侧眼看了一眼巩传的卷子，心里想到：不用你帮忙，我照样做对了。
可就这么一瞥，就觉着巩传的卷子特别碍眼：卷子离我太近了。
为了让老师别误会我偷看同位的卷子，就用右手轻轻把他的卷子向一边推了推。就是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动作，正巧让目光犀利的戚老师看见了。戚老师是外地人，为支援山东教育来我们村落户。他这人非常有本事，不但文化课教的好，知识渊博，还会书法和画画。有本事的人就高傲，就有人嫉妒，特别是校长。校长虽然是校长，但教课稀松平常。在文革初期，他靠造反当上了校长。当了校长就迫害有能力的老师。戚老师最有本事，受的迫害也最厉害。先是打成了右派，后来又游街。游街的时间选择在夏天最热的中午，戚老师戴着高帽，脖子里被围上稻草绳，校长还鼓动一个半傻子向戚老师脖子里扔毛虫和蝎子。戚老师被毛虫和蝎子蛰得在地上打滚，校长在暗处高兴得手舞足蹈。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缺老师，戚老师被安排教我们的算术课。戚老师带罪教课，他骨子里的责任感使他教课很努力、很认真。特别是对于学生的品行更是要求严格。我的小动作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于是走过来，说：不会就不会，以后好好学，可不要偷看别人的哦。
这本是善意的提醒，我就有些受不了了。别说我没偷看，就是偷看了也不用他这样的右派对我指手画脚啊。于是猛地站起来说：我没偷看。
戚老师生气了，一怕桌子说：我明明看见你拿别人的试卷了，还说没偷看？
我只是向一边推一推，并没看。
你不要强词夺理。
这时候，我的造反派习性又出现了，竟然指着老师的鼻子像开批斗会似的说：你个右派，凭什么诬陷我？
戚老师震怒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学生也这样污蔑他。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圆睁着双眼，一下抓起我头上的棉帽，重重地摔到桌子上，转身走了。
8
那次的事对戚老师触动很大，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见他露面。有人说戚老师病了，病了很长时间。但在我心里，好像什么事没发生似的，戚老师来不来，谁给我代课，我都不在乎。每天照样到处惹是生非。
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们搬到了新的教室。不但房子新，是刚落成的新房，而且课桌新，还是当时最先进的纸浆课桌。
纸浆课桌的主要材料就是土坯。用土坯垒成课桌和凳子的样子，在课桌和凳子表面糊上一层纸浆。这样的课桌有桌洞，表面也比木桌光滑，而且还牢固。再有劲的学生也推不动它，那些老是使坏的学生就不能故意推动课桌挤压别的同学了，那些好学的学生也能安安静静地听课了。可有个留级生李成却烈性不改，上课时经常从后面戳我。我气坏了，从小我就是个不吃亏的孩子，这样的窝囊气可不能吃。在一次自习课时，他又戳我的时候，我站起来和他对打。他是留级生，年龄比我大，劲头比我大，一下把我按倒在地上，拳头雨点似的落在我的身上。我被打急眼了，用尽吃奶的力气爬起来。教室最后一排坐的是木板凳，我拿起木板凳就砸。李成一看我动死把了，赶紧躲闪。板凳落了下来，李成没砸着，倒把李成的纸浆课桌砸坏了。结果是我被开除回家，村书记在全体社员大会上点了我的名。
父亲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有些生气，感觉脸面上过不去，就变着法让我干活。可我毕竟才十几岁，能干的活毕竟很少。那时我们村的农作物主要以水稻和小麦为主。夏天割了麦子栽水稻，秋天割了水稻种小麦。稻草用来当屋草，麦秆用来喂牛和打苫子，烧柴就成了问题。每年冬天，父亲都要去山上拾柴禾。不过，稻茬能做烧柴。于是，每到割完水稻，稻地里就挤满了小孩在刨稻茬。我不上学了，父亲就每天让我去地里刨稻茬，还规定每天要刨多少。
一个星期天，学生们都涌到地里来了，眼看父亲规定的量完不成，心里很着急。这时候，有人居然去刨棉槐墩子去了。那东西像木头一样耐烧，而且棉槐墩子都长得很大，刨一个就能装满草筐。等到有十几个人都去刨的时候，我也动心了，也去刨了起来。可事就这么凑巧，大队看湖的来了。
看湖的就是看青的人，也负责看护大队里的公共财产。有几个聪明的年龄稍大一点人，刨一阵子就悄悄溜走了。而那些溜走的恰恰是刨得最多的。那些像我一样大的小孩子就不一样了。棉槐墩子坚硬无比，我们劲头不大不说，拿的工具也不赢人。玩具一样的小镢头，刨草根还可以，刨这么坚硬的东西根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刨了很长时间，才刨了拳头大一点。我正为自己的战利品沾沾自喜的时候，一声大喝“都站在那里别动”就把我们都吓懵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直木棍似的站在那里。有几个想趁乱逃走，包括我。可刚走了几步就被发现了，看湖的人又厉声喝道：想溜是吧，找到你家门。
9
一说找到家门我们又害怕了。我们都不想让家长知道，特别是我，更不想让父亲知道，让他知道了，就他那像火药一样一点就炸的牛脾气，按母亲的说法就是：非揭盖喝了你不可。
看湖的就两个人，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呵斥着我们三十几个孩子排成一字长蛇阵向大队办公室走。
当时的大队办公室还在村中央，原来的老粮站后面。在大队办公室，有人挨个问情况登记。这时我才知道，说如果我们逃跑就要追到我们家门那纯粹是胡扯，因为那两个看湖的，根本不认识我们是谁。我后悔没逃走，但看到他们只是登记了名字，教育以后不要再犯错误，别的也就没追究。
没让家长来领我放心了，登记完赶紧跑了。可是，我背着草筐刚走到四叔门外，就看见父亲凶神似的拿着一根皮绳骂骂咧咧地快速地奔过来了。我有些懵，站在那里像打愣的鸡。二叔、四叔、五叔听见父亲的声音跑出来了。二叔上前挡住父亲说：哥，你又想干什么？
我非勒死他不可，长能耐了，敢刨大队的棉槐墩子。
原来，我们刚走出大队办公室，会计就在喇叭上把我们的名字公布了。那时家家户户都有小喇叭，无论是村里的什么消息，包括公社里的什么新闻，都会在小喇叭里播放。每天早、中、晚都要播放，播放时间正好与老百姓吃饭时间重合，我们总是边吃饭边听着小喇叭里的新闻或通知。
父亲正在家吃午饭，小喇叭里就播送了我们的名字。父亲一听就恼了。我刚被学校开除没多久，又让大队点了名，他这个在村民眼里那么风光、那么有威望的人，却有一个这么不争气、这么可恶的儿子。
二叔挡着父亲，四叔赶紧把我拉到一边说：还愣着干嘛？你爹在气头上，说不上真敢勒死你呢，赶紧跑吧。
我似乎如梦方醒，扔下草筐一溜烟跑了。父亲雷鸣般的叫骂声像冬天的寒风似的追着我跑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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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村外，望着茫茫原野，我犯愁了：上哪里去呢？
我想到了姥姥家。自从上学，我几乎没再去姥姥家。姥姥姥爷和蔼可亲的笑脸像磁石一样抓住了我的心。对，去姥姥家。我再也不想看到父亲那凶神恶煞的嘴脸了。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父亲笑过。我经常看到他对别人笑，可一回到家，他的脸立即像夜幕一样啪嗒拉了下来，留给我的只有恐怖和冷漠，没有一点光明、温暖的东西。
可来到上冶公社，我犹豫了：去姥姥家怎么说呢？说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又因为破坏大队的财物被点名批评、父亲生气要勒死我吗。显然不妥。说很长时间没来了、要来山上住几天吗。现在不年不节的，又是学生上学时间，姥姥姥爷绝对不相信。
想了一圈，没想起去姥姥家的理由。这时候，肚子有些饿了，早上吃了点饭，现在已经过午了，水米没沾牙，又走了十几公里路，身体有些透支。我于是来到集市场子上。今天不是大集，那里冷冷清清的。我围着集场子转来转去，看有没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可转了半天，除了捡到了一个秤砣，什么没找到。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还是想到了家。尽管家里有个凶巴巴的父亲拿着皮绳要要我的命，但我最后还是选择回家，即使死也要死在家里，死在亲人手里。
我拿着秤砣慢慢悠悠地往回走。走到村东的时候，已经日薄西山了。我躺在一片豆地里。这时候，豆子已经结荚了，一串串绿油油的豆荚像翡翠一样在微风中颤抖。突然，一只幼小的野兔慢慢蹦跶过来了，它似乎没发现这里有人。我猛然起身，一把抓住了它。野兔拼命挣扎着，还发出刺耳的声嘶力竭的尖叫。这叫声惊醒了我，我现在不就像这只野兔一样孤独而悲惨吗？我不能抓它，我不能戕害它的命。它的命攥在我手里，我的命攥在父亲手里。父亲要不要我活那是父亲的事，但让野兔活不活那是我的事。我于是选择了放生。我迅速地把野兔放走了，看着野兔蹦跶着走远，我无助地躺下了。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有人叫喊的声音，似乎是在喊我的名字。我透过密密麻麻的豆叶，看见了不远处庄稼地里我叔叔和邻居的身影。我赶紧趴下来。不一会，一本家哥哥从我不远处走了过去。看来，家里人在找我了。我心里想到，找我肯定是叔叔们的主意，父亲不会找我的。我也想到，我不能回去，我回去了，万一叔叔们保护不了我被父亲勒死了怎么办？我得逃走。于是，等找我的人远去了，我悄悄溜进一条深沟里，迂回着来到了村北。那里有两座烤烟炉，每座都有三间房那么大，是五六队烤黄烟用的。现在黄烟烤完了，人们也不常去那里，两座烤烟房像我一样孤零零地立在旷野里。
我进了烤烟房转了一圈，又出来了。没想到烤烟房那么大，里面那么开阔。由于烤烟房没有窗子，里面黑咕隆咚的很吓人。我在里面站了一会，就被一条被惊吓而乱蹦跶的青蛙吓出来了。
烤烟房后有一条无水的土沟，是上冶灌区排水用的。我实在有些累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感到也许不久就要死了，不由落下泪来。我哭了一会，就躺在地上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见头顶有人喊：这里躺着一个孩子，看是不是。
我睁开眼，天已经黑了，看不见喊叫的人是谁，只看见沟上面有两个身影在晃动。我想爬起来逃走，可实在没有力气了，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来人是本家哥哥葛文良和葛文学，他们把我背回了家。
母亲看到我，不由落泪了。父亲似乎感觉有些过了，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母亲给我盛了一碗稀饭，我喝了下去。母亲又拿来煎饼，我看了看，摇了摇头。原来咕咕叫的肚子，突然像是被什么填满了似的，什么也放不下了。
母亲没再让我去四叔那里。因为家里住的地方拥挤，我一直和四叔通腿。母亲把疲倦得像一只死老鼠的我放在里间大床上，我的头一接触那柔软的枕头，就像离家的游子投入到了母亲。
11
第二天，太阳升老高了我还没起床。我浑身无力，发着高烧。母亲在小声埋怨父亲，父亲也没再发脾气，而是迅速地走了出去，不一会，小嘴医生王金铎来了。王金铎年轻的时候，被日本人打了耳光子，把嘴打坏了，嘴的上下颌发生粘连，长在了一起，说话、吃饭都不能完全张开。说话声音很小，像蚊子叫。吃饭只能吃面条，而且要一根一根地向里续。别人一顿饭十几分钟就吃完了，他吃一个小时还吃不饱。他医术不错，人品也好，一直是我们村卫生室主治医生。
王小嘴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咕哝着说：发烧怪厉害，得赶紧打针。
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秋收，我每天都要打青霉素吃阿司匹林。青霉素都是药面，打针前要融到蒸馏水里。这种针打到屁股上，不是一般的疼。打一次针，就如同上了一次刑。可也没办法，只好捏着鼻子受。回家还要吃阿司匹林，药片大，奇苦，一不小心卡在喉咙里，那又苦又涩的味道会填满整个口腔，几天都不能消散。
秋收开始后，家里人都忙了，父亲对我的态度也不那么凶了。在家躺了那么长时间，也想出去逛逛，于是对母亲说：我跟着你下地吧。
母亲看着我皮包骨头的样子，担心地说：你能行吗？
父亲在一边说：出去逛逛也许能吃饭。
到了收秋的后期，每天早上都要早起。那时候大人们已经不大睡觉了。一般白天刨地瓜，晚上回家吃饭稍事休息，就要回到地里分到各家各户。分地瓜时所有人都要到场。为了公平，除了会计，分不完是谁也不知道谁的在哪里的。一般分工是这样的，队长领着人在前面组织人把地瓜堆成堆，保管看称，组织着把地瓜按照会计说的数称好。会计在最后，自己提着一只马灯蹲在一边，拿出账本来，序号是他随意排的。他按照序号里家庭人口和工分情况，计算出每家人应得的地瓜总斤数。他喊一个数，出纳就会称一个数的地瓜，再喊一个数，出纳再称。会计总把白纸撕成烟纸大小的纸条，写上社员的名字和对应的数字，用地瓜或土块压在相应的地瓜堆上。有人想趁方便的时候偷看是谁的，但由于天黑，往往是徒劳，因此，也不会有人那么好奇。直到天快亮了，地瓜也分完了，那些上过学的人就会一堆一堆地找纸条，看见谁的名字，就会大喊一声。
每天早上我都跟着母亲去地里。尽管要早起，但能在旷野里自由驰骋，还是很惬意的，我乐此不疲。何况有时我还能帮帮忙。那时社员识字的人少，分好的地瓜上都贴着名字，可不识字就难以区分。小队会计还要干自己的活，除非条被风吹走了，一般不会给你操心。这个时候，我就起作用了。一到天亮，我就到处去跑着看地瓜堆上的名字。老头老太太也会跟在我的身后，督促着说：快，看看哪堆是我们家的？
这样跟了几天，我的身体渐渐好了，不但不用打针吃药，还能帮着父亲母亲干活。
12
地瓜分了要切开晾晒。父母亲要跟着生产队干活，切地瓜只能趁一早一晚或中午休息的时间。
我是闲人，父母干活的时候，我就把地瓜上的毛毛根根摘干净，再把地瓜上残留的土块擦掉，父母亲来切地瓜的时候就省事多了。父母切完地瓜就去干活了，我再负责把地瓜干摆好。我能干活了，父亲当然高兴。他这人别的人不喜欢，就喜欢干活的人。一听说谁家的孩子干了什么活，他总是羡慕得两眼放光。我们村有个青年，舌头短，说话不清楚，但说话声音很大，人送外号大喇叭。大喇叭说话说不清楚，但干活是把好手。很小的时候，刨牛草总是刨得最多。十五六岁就在生产队挣整个劳力的工分了。父亲每次看到我瘦瘦弱弱的样子总说：你到什么时候能像大喇叭似的那么能干啊。像你这个样子，恐怕连家口都找不到呢。
那时候的人都喜欢能干活的，找对象也是如此。就因为大喇叭能干是出了名的，十五岁就定亲了，对象还是我们村数一数二的漂亮姑娘。
父亲老是嫌我干活不行，为了证明自己，父母不在的时候，我也学着切地瓜。
切地瓜看上去是很容易的活，实际不然。特别是早上，露水还趴在地瓜上没起床，拿在手里，有滑溜溜的感觉。地瓜表面油滑，切地瓜时手抓不牢就要打滚。我没有经验，刚切了两块地瓜就把大拇指切开了。刚切开的拇指是白色的，可接着就被鲜血染红了。很快，血像春天的小溪一样从伤口向下流。我用力捏着伤口，可无济于事。伤口逐渐疼痛起来。
附近有个还未上学的孩子看见了，跑着告诉了父亲。父亲看了看，并没有说安慰话，而是恨恨地瞪了我一眼说：你到底能干什么？
说完，从包着饭的包袱上撕下一块布给我包上了。
鲜血很快把布湿透了，我也疼得浑身冒汗。父亲并没问什么，而是转身回去干活挣工分去了。在父亲眼里，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子的伤情和命根一样的工分比较起来，还是后者重要。
我呆了一会，血还在流，我便用左手用力攥着伤指，向村卫生室走去。
我来到卫生室的时候，血基本不流了。王小嘴给我消了毒重新包扎上，我回家又躺在了床上。
也许是失血过多的缘故，我在床上躺了几天，才能下床。父母都不在家，姐姐在林场干活，弟弟、妹妹也都跟着去地里了，我自己在家实在无聊，就背着草筐，拿着小镢头出去游逛。游逛了一会，感觉无聊，也有些害怕，因为那时河沟边上都有参差不齐的杂树，河沟里还有脉脉的流水，杂树行里经常有蛇虫出没，河沟里也会有癞蛤蟆、麻黄游弋，而这些东西往往不经意间，就把你吓个半死。我不想独遛了，决定去找父母。
问了几个人，知道我们小队的人都在八角琉璃井东边地里刨地瓜，我就奔那里去。
13
我背着草筐松松垮垮地走在寂静的乡村路上，像一条病鱼张着嘴晃荡在死水汪塘里。秋天的太阳照在脸上，那明亮的光线像一根根针刺得我眼生疼。我走了一会，就转到杨树子阴凉的石渠上歇凉。刚坐下，玉文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了，猛丁喊了声：大叔。
我正望着远处自由飞舞着的喜鹊沉思，被玉文的话吓了一跳。我瞪了他一眼，又笑了笑问：你不上学跑这里干什么？
俺也不想上了。玉文说，老师不好好教，学生整天打架。
你别是也作了事让老师开除了吧？
没有，玉文笑着说，我是偷着出来的，反正老师也不管。接着，又神神秘秘地把嘴附在我耳朵上说：我是偷着出来听说书的，想回去上学了再回去就是。
一听有说书的，我精神头来了，我非常喜欢看书，可就是没钱买，同学家里也没有。如果有说书的，我还是很乐意去听的。我赶上冶集的时候，经常去说书摊那里听书。不过，说书人都是挣钱的，我没钱给他，有时听一段就得走。现在有免费的书可听，我当然乐意了。于是急不可耐地问：谁会说书？
陈文集。
一听名字我不熟悉，就问：哪里的？
就是咱村一队的，就在前面看林子的那个老头。
玉文说完，我像皮球一样泄气了。那个老头我认识，原来他就是陈文集。他黑黑瘦瘦的，倒是很和气。割草的时候，去那里要过水喝。他的小屋旁边有个股泉水，夏天天热，我们总去那里喝水，泉水非常甘冽、清凉。
玉文见我满脸的不屑，又说：你不知道，大叔，陈文集很厉害的。他以前是上海国民党一个副司令员的小车司机。他很早就有收音机，不出车的时候，自己坐在小车里听书，时间长了，他会好几部书呢。老婆都是上海人。
我有些心动了，但又想到一个问题，于是问：别是国民党特务吧？
不是。玉文说，他是被国民党开除的。有一次他的车借给另一个司机了，没想到首长要出发，就让他开了另一辆车去送。谁想到那是一辆破车，到半路上，刹车失灵，在一下坡路上掉沟里去了。首长差点摔死，他也受了重伤。那个首长伤好了以后，非要枪毙他不可。多亏他给司令员开过车，就去求情，司令员念旧情，免了他的死刑，开除他回了老家。他连夜带着老婆回来了。也多亏回来了，不然留在上海，让解放军打不死也都去台湾了。
没想到看似平常的陈文集还有这么辉煌的过去？我站起身跟着玉文去了。
14
在路上，玉文提醒我说：大叔，陈文集很古怪啊，外人去他不高兴。你到那里别说话，听我的。
我点了点头。
陈文集看管的树林子不是很大，也就几十亩地光景。可里面的树每年能出产数量不菲的烧柴，专门供应大队办公室用。这里一般人不能来，特别是拾柴禾的，更不能来。我们去的时候，陈文集正在撅着屁股烧开水，听见身后有响声，他并没有转身，而是更深地低下头，从胯下看了看。见是两个孩子，粗声粗气地说：谁让你们来的？这里是随便能来的吗？
是我，大爷。玉文笑着说。
陈文集直起腰来，转过身看见是玉文，又看了看我，用拿着锅盖的手指了指问：你怎么带着外人来了？
这是我大叔。玉文说，就是葛长顺老爷的大儿。
看来父亲的威望起了作用，陈文集脸色立即变了，和蔼可亲地说：是吗，哎呀，长得怪俊啊，怎那么瘦呢。
光生赖。玉文说。生赖是土语，生病的意思。
玉文说明了来意，陈文集欣然答应了。于是，他一边喝茶，一边给我们说了一段《薛里征西》。说得跌宕起伏、声情并茂，我有些痴迷。陈文集似乎遇到了知音，在以后的几天里，玉文去上学了，我天天去找他。他也不厌其烦地给我一个人说书。可是一部书没听完，陈文集就不见了，我去看管房两次，都是铁将军把门。我想他可能回家切瓜干去了，也就不再去了。
15
一天晚上，母亲对父亲说：听说快放圈子了。
父亲说：放也白放，地里像炒菜一样不知翻找几百遍了，哪还有落下的了。
母亲又说：文峰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带着他去湖里，说不上一天也能刨出点地瓜和花生什么的。反正比在家闲着强啊。
嗯，明天你带着他吧。
自从我开始生病，到后来在家疗伤，就没再去和四叔通腿，和姐姐、妹妹、弟弟挤在西堂屋的两张小床上。姐姐和妹妹在一张大床上，我和弟弟在一张小床上。父亲母亲的对话，我听清楚了，我很高兴，这些天没书听，一人的生活实在不好过。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就跟着母亲下地了。弟弟和妹妹在家，妹妹已经能看弟弟了。
跟着母亲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古城岭下的一块地瓜地里。父母亲干活，我就去西毕城的一块地瓜地里复收。我们村还没放圈子，地里是不能复收的。但西毕城的飞地不要紧，一来是外村的地；二来，即使西毕城看湖的发现了，我一个小孩子，也不会过问。其实，问也好不问也好，在那里也是白忙乎，因为地里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了。
转了半天没有收获，我像一只饥饿的鹰似的瞪着白亮的眼望着空旷旷的天空。孩子们都爱幻想，我也是如此，我老想着老天能掉下馅饼来。可看了半天，老天仍然像无情的地主，对我这个可怜巴巴的穷人连一滴眼泪都没落下，我的脖子却酸疼得已举不动并没多少重量的头颅。
我于是低下了头。看到刚刚被我翻腾的像鸡挠过的土地，又想好事了。这个好事只是个传说，但传说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事实。有人曾说过，有些耍小怪的人（既爱赚小便宜的人），在秋收时，趁别人不注意，把小队的地瓜和花生挖一个大坑埋起来，等秋收结束后，放圈子了，再悄悄挖出来。只是做这事时一般在夜间，时间长了就忘记了填埋地点，秋雨过后，花生或地瓜就会发芽，就会有个地方突然间长出一簇绿油油的幼苗来。人们都希望遇到这样的好事，我也在想。但遇到这样好事的人却少之又少。因为耍小怪的人毕竟太少，而能有这种机会的人，除了队长就是晚上看铺的人，可这两种人的思想又特别是让人能信服的，一般不会犯这种低级而又冒险的错误。
这种传说，后来有人证实，不是人在捣鬼，是老鼠在作怪。老鼠一般趁野外粮食遍地的时候，总不择手段地大肆囤积，可这些老鼠往往又是黄鼠狼喜欢的食物，老鼠被黄鼠狼吃了，老鼠囤积的粮食就留在那里，雨水浸渍后会以嫩芽的方式拱出地面。但我还是常常幻想奇迹出现。
看完了天，又像鳖瞅蛋似的瞅地。可事实证明，瞅天瞅地是瞅不出什么东西来的，一直到了中午，我的草筐里除了几根地瓜根，一块像样的地瓜都没有。我有些泄气，提着小镢头慢慢往回走，去找母亲。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小队会有人送茶水，而秋收时活重，小队里又有刚收获的稻谷，茶水里就有了内容。有时还送很粘稠的大米饭。有个顺口溜：大米饭，竖起勺，不干活的捞不着。我不干活，但能捞着，因为其他孩子都上学去了，就我一个在场，即使我不主动去吃，队长或社员也会以同情弱者的姿态说：来，文峰，盛碗米饭吃吧。
我有时还装作矜持，就会有人拿起我的饭碗去盛一碗，重重地放在我眼前说：吃，随你怎么吃，一个孩子能吃多少？
16
我正边走边想大米饭的事，这时，一只兔子向我飞奔过来了。都说兔子爱走老路一点不错，尽管我一个高高大大的人站在兔子的路上，兔子好像没有掉头或拐弯的意思，照样直奔过来，我吓得倒退了几步。长银叔过来了，夺下我手中的小镢头，猛地扔了出去，野兔应声倒地。长银叔提着兔子走了，我去找我的小镢头。
放工回家的路上，我和母亲一边走一边说兔子的事，还抱怨长银叔即使不分点兔子肉给我，起码把小镢头给我找回来，即使不去找小镢头，起码说句好听的话。
走到村东头，发现一块地瓜地里有十几个人在复收。母亲说：放圈子了，咱们来晚了。
母亲说着来晚了，还是快步迈了进去，举起镢头就刨。我也跑了进去，杨起小镢头。可我的镢头还没落地，就发现远处的十几个人像一群受惊扰的蜜蜂，哄地一声跑走了。我愣了一下，接着有人夺过了我的小镢头，提起我的草筐就走。我一看是李成的哥哥李玉。李玉当兵刚回来，是村里的安全员。安全员管看青，遇到偷着复收的社员他也管。
母亲过来讲情说：我们以为放圈子了呢，刚进来，一块地瓜没捡到，我们走就是了，别拿我们的家什了。
你的也跑不了，连你的也没收。李玉霸道地说着，把母亲的草筐也夺去了。
我有些恼火，气呼呼地问：那么多人凭什么只拿我们的？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李玉又霸道地说：那么多人都不拿，就单拿你们的，怎么了？
李玉瞪着一双鬼鬼祟祟的小眼睛说完，仰着大奔头，迈着小短腿，像潘长江装的鬼子，趾高气扬地拿着我们的草筐走了。
17
李玉是李成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的父亲叫李酸屎。一听名字就知道性格。李酸屎长得很丑。人们形容他是：豁嘴斜眼，粗腿大蛋。嘴是兔唇，虽然动过手术，但疤痕明显，说话也不清晰。两眼都是斜眼，你和他正面说话，他的眼都看着别处。不知道的人以为他分心，实际上他是斜眼。右腿得过病，比左腿粗几乎一倍。有疝气，走路时裤裆里总像有只皮球在动。可就是这样的人却找了两车另一驴的老婆。两车推四个，一头驴驮一个，一共是五个媳妇。当然有些是建国前找的。那时他家有染坊，每天他都要下乡收白布送染好的花布。就在他走村串巷的时候，同居了四个女人，还都生了孩子。解放后，有三个老婆知道了他的情况，和孩子单过不和他来往了。只有李玉的母亲，一个又矮又瘦的女人还跟着他。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李玉母亲饿死了。后来，有个门扇一样的女人跟婆家闹别扭跑出来了，又让李酸屎收留了，还生了李成。
因为和李成闹仗，我被学校开除了。今天李玉又故意找茬，我心中的仇恨像山火一样愈燃愈烈。看着李玉远去的身影，我突然间像一只恶狼似的窜了出去，等追上李玉后，顺手拿起一块土坷垃说：请你放下我的家什，否则我砸死你。
李玉根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哼了一声继续走。
看到李玉那盛气凌人的嘴脸，想着李成趾高气昂的做派，我的脑子开始燃烧了，手中的土坷垃也不知怎么就飞了出去。接着，第二块跟着飞去了。等到第三块土坷垃飞过去，正巧砸在李玉的太阳穴上，李玉像一条鱼似的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接着像一根木头似的躺在那里不动弹了。母亲和附近的村民吓坏了，赶紧过去急救。我上去拿起草筐和镢头，英雄似的挺着胸脯回家了。
18
在家门口等了一会，母亲还没回来。邻居家嫂子过来了，说：你下手太重了，恐怕李玉活不过来了。
一听李玉要死了，我身上的冷汗下来了。我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于是把草筐放进院里，出来大门往北跑，那是去姥姥家的方向。她那里有山，一但公安局的去抓我，我就去山上躲着。邻居大嫂堵住了我的去路，问：作了事要跑嘛？
不管你的事。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大嫂瞪着眼说。
就在我挣扎着要跑的时候，母亲回来了，远远地就喊：你又干什么？
他想跑。邻居大嫂说。
母亲已经到了眼前，一手拉住我的胳膊说：李玉没死，赶紧回家吧。
接着，父亲回来了，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你也太狠了吧。看把人家打的，吐了一地。真打死了，你还能活？又对母亲说：快，挖一垸子小米，放上十个鸡蛋，我得去人家家里看看。
不去，谁让他欺负人来。我像英雄一样挺着胸脯说。
父亲又瞪了我一眼。
母亲挖好小米，放好鸡蛋，把垸子递给父亲。父亲起身要走，我拉着垸子说：不去，一人作事一人挡，让他们找我，没你们的事。
父亲把我推了个趔趄，挎起垸子出了屋门。我爬起来，追了出去，在大门口，拉着父亲的胳膊不放。父亲气坏了，巴掌像铁笊篱似的拍在我脸上，只几下，我就被拍得晕乎乎地倒在地上。等我清醒过来，父亲已经不见踪影了。我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因为伤心，坐在大门外痛哭起来。父亲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也不知道，我一直哭，一直哭，天黑了，母亲、姐姐、妹妹和弟弟多次来拉我，我也不走，还在哭。开始大声哭，后来没力气了，嘤嘤地哭，最后嗓子哭哑了，就在那里哼哼。后来，四叔知道了，心疼我，把我背回了他家。我什么没吃就在四叔那里睡着了。
19
父亲去李玉家，东西留下了，可仇恨也积攒下了。过了几天，李玉喊着头疼，让父亲带着去镇医院检查。父亲是队长，队里的事多抽不开身，只好让二叔用小胶车推着去了。
镇医院检查没问题，可过了几天，李玉又要去县医院看病。
父亲兄弟几个只有五叔识字，这去县城的任务只好由五叔执行了。可去县医院检查的结果，还是没什么问题。
当然，这期间的药费、路费、食宿费以及李玉的误工费，都得我们家出。李玉乐得自在，不干活还能有人给工分，还有人送补品，他一躺就是俩月。村干部、亲戚朋友、邻居，凡是能说上话的，都去做工作，可李玉就是不起床，就说头疼。可无论哪里疼，医生都能诊断，就是头疼不好办。
最后还是多亏了我们的斜对门邻居，他们和李玉家是亲戚，他们去李玉家发了一通火，说：有病治病，没病别装病，哪有靠赖人活着的？
李玉听了后有些羞愧，就给我父亲说，病基本好了，以后不用来看了。于是，村干部出面，父亲一次性补偿李玉一定数额的资金和粮食，这事就算了了。
不过，人装病赖人不是什么好事。李玉在家装病躺了俩月，还真躺出病来了。原因是整天在家里躺着，身体越来越虚弱。又加上那时农村家里卫生条件差，不久，李玉就染上了出血热病，差点真的死了。许多同情我们的人都说，李玉没病装病，早晚要得大病，这不就得了。
父亲对于李玉得病，并没有多么高兴，而是对我的管制越来越严了。
20
一切似乎都过去了，终于告别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我们家也向和谐、稳定的生活逐步迈进，可有一天，公安局来人了，把我和父亲一起抓了去。
家里人都以为是李玉报了案，去他家求情。说如果因为嫌赔偿的事不满意可以商量，没必要抓人啊。李玉一脸茫然，说没报案啊。还说得了出血热刚刚出院，哪里也没去。
那是什么事呢？
家里人在纳闷，我和父亲也在纳闷。李玉的事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又翻出来了呢？我不由对李成、李玉两兄弟越加仇恨了。我心里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把李成、李玉全杀掉。
一到镇派出所，情况就变了。那时派出所只有老李一个人，又办案又办户口，而抓我们的看来是上级来的，我们一个不认识。老李和父亲是铁哥们，经常和父亲开玩笑。可今天老李见了我们却装作没看见而匆匆走开了。父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看到老李的态度，又把到嘴头的话像一口浓痰似的皱着眉头咽到了肚子里。我也知道，我们今天的事不是小事了，已经紧张得颤抖的身体哆嗦了起来，几乎不能站立。
我和父亲被单独分开，父亲被带进了一间小屋，我被带进了两间大屋。这两间屋原来是红卫兵的审讯室，墙上挂着各种刑罚使用方法的张贴画。一眼就看到“提猪头、浇葫芦”两种刑罚。提猪头就是用绳子拴在头发上把人向梁头上拽，浇葫芦就是把人绑在板凳上用铁棍撬开嘴巴向嘴里倒辣椒水。里面放着老虎凳、烙铁，墙上挂着皮鞭。房间光线很暗，就像洗照片的暗室。看到这些奇离古怪的东西，就像进了阎王殿似的头皮乱炸，腿脚瘫软，身体像夏天里进了冷库，热汗登时变成了冷汗。
不过，县里来人还算客气，一个长得怪模怪样的大胡子男警官似笑非笑地问：陈文集是怎么死的？
一听这话，我懵了。怎么，陈文集死了？
大胡子警官见我愣怔怔地不说话，嘴角动了动，似乎是在冷笑。接着说：是你爹干的还是你和别人干的？
我越不明白了，吓得浑身筛糠，一句话说不出来。
另一个高个子白脸警官一直不笑，看了看我，对大胡子说：吓坏了，看那样子肯定这小子知情。先不问了，问问他爹再说吧。
21
我爹在另一件屋里好像动静很大。开始是父亲，大声呵斥着：你们想干嘛？
父亲历来说话声音很大，拿母亲的话说，不小点声说，屋顶都被顶跑了。
可父亲渐渐没有了声音，还传来了唉吆唉吆的呻吟声，似乎有人打他了。
过了一会，我也许是听到他们打父亲了，也许是骨子里不怕死的英雄气上来了，反正不知怎么回事，突然不害怕了，忽地站起来说：陈文集怎么了？我去找他，他不在家。
那两人一听来精神了，白脸问：你是什么时候见的他？
我于是把听书的过程说了说。两个人半信半疑地互相看了看，又问：从那你就没见他？
没有。我坚定地说。
两个人看见我不像说谎的样子，互相交换了一下颜色，出去了。
父亲房间里的声音也没有了。
22
晚上，有个老人进来了，拿来一个馒头、一碗白开水和一床被子说：吃了饭在这里凑合一宿吧。
我呆呆地看了看他，他也怜惜地看了看我，出去了。
第二天一早，二叔、三叔、四叔和五叔都来了，玉文也来了。我被叫到另一间屋子里，几个叔叔和玉文都心事重重地站在院子里。接着，我看见玉文和几个叔叔依次被叫进那两间大屋里，又一个一个出来了。
晚上，我和父亲被带到了镇武装部里，分别住在两间房子里。有个人一直看着我，还和我聊天。父亲那屋里也经常传来嘈杂的声音，一会是父亲发火的声音，一会又是另一个人大声呵斥的声音。
后来才知道，陈文集真的出事了。我那天去找他，小屋锁着门，以为他没在小屋里就走了。实际上他就在小屋里，而且就在小屋里那张小木板床上。只是他不是在睡觉，而是被人五花大绑着放在床上。陈文集闲着没事养了二十多只鸡。鸡长得很肥，被一伙小偷盯上了。可陈文集的鸡窝垒在门口，可门却设在屋里，要想把鸡抓走，必须到房间里去。陈文集黑白昼夜不离他那间小屋，这几个小偷一直无从下手。后来一商量，决定把陈文集控制起来。就在我最后听书的那天晚上，一伙人趁陈文集睡着了，扛开门进去，把陈文集五花大绑起来，把嘴堵上，扔在床上。等所有鸡都被抓进袋子里以后，小偷们并没想着床上还有一个人，而是把屋门锁上急匆匆地逃走了。
陈文集老婆没生育，只养了个女儿。家里平常没什么事，陈文集一般不回家。妻子和女儿呢，每天都要去生产队干活，加上秋天忙，也没人来看陈文集。一直过去了差不多一个月，地里庄稼也收拾得差不多了，妻子这才想到，丈夫很长时间没回家拿吃的了。妻子知道丈夫很节俭，经常去地里捡个地瓜、花生什么的自己煮熟当饭吃，省点粮食，可一个月不回家，还是有些奇怪。于是，在一天中午，妻子带着一包煎饼来了。见小屋门锁着，门前好像很长时间没人走过了，就凑到门前向里看了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傻眼了。只见丈夫五花大绑地躺在床上，头变成了一个骷髅。她吓坏了，疯了似的跑进大队部报案。大队书记一听有人命案，怕打草惊蛇，对陈文集妻子说：你先别张扬，我马上去报案。
公安局来人了，他们没进村，直接去了林场。勘察现场，发现现场有几个大人的脚印，但由于风吹日晒，已经看不清楚了。但在小屋旁厕所门口，有几只小孩子的脚印由于陷在松软的粪堆上，还清晰可见。陈文集女儿说：玉文经常过来，可能是他的。
警察悄悄把玉文叫来了，问他见过生人来过这里吗？玉文想都没想说：文峰经常来，我不来了他还来。
公安局的人问大队干部文峰是干什么的。大队干部说，他是个孩子，不过这个孩子可不一般，就是个泼皮，从小打架斗殴不干正事。小学上到四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前些日子把安全员李玉打昏了，李玉在家养了两个多月。
一听我是这样的人，公安局的人立即来了精神，有个干警嘟哝了一句说：哼，这事肯定与他有关。
考虑后又说：肯定不止一个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经询问，知道我父亲兄弟五个，谈不上欺男霸女，在村里也不乐意吃亏。还有一条最关键的，就是我父亲送给李玉家四只公鸡，还去大队卖过公鸡，邻居大嫂说我们家并没养公鸡。一说这事干警们更犯思量了：自己没公鸡，偷了公鸡送人，剩下的自己吃或卖钱。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邻居大嫂一直不喜欢我，甚至有些憎恨。原因很简单，有一次她儿子被我打了，她去我家兴师问罪，被我堵在大门口不敢进门。她不是怕父母，当时父母都不在家。她也不是怕我们家的狗，我们家的狗没在家。她是怕我手中的抓钩。我明确跟她说：你进来吧，进来我就一抓钩刨死你。大嫂似乎知道我能说到做到，就退缩了，但仇恨却积攒下了，她一直在找机会报复。干警们更不知道，那些公鸡是父亲从姥姥家抓来的。姥爷在山上看果园，自己也养了十几只鸡。父亲送八月十五的时候，抓来了六只，四只送给了李玉，一只自家杀吃了，还有一只没舍得吃，卖给大队招待上级领导了。
公安局来人苦苦找不到线索，邻居大嫂一说，他们兴奋了，认定我和父亲有重大嫌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俩抓来了。
不过，事实就是事实，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他们怎么审问也没用。屈打成招的现象也有，但不会出现在我和父亲身上。我俩都是不怕死的人，他们无论使用什么计策，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死也不承认。
到了第四天，村里传来了消息，说抓到偷鸡贼了。就是本村的几个小无赖。其中就有校长的四儿子。
23
自从和我闹仗被他父亲批评了以后，四儿就不再找我麻烦了。可不找我麻烦不等于不关心我的行踪。在学校上学，他专门找人监视我。我被学校开除，不好监视了，他就经常打探我的行踪。我打了李玉，他有些生气。因为李玉是他没结婚的二姐夫。李玉装病赖我们，也有他们家人的主意。赖了一段时间，赖不下去了。他们怕这样下去，村民的口水也能把他们淹死。可想报复我的思想一直在他脑子里像虫子一样黑白昼夜地爬，爬得他心烦气躁。跟踪了我一段时间，发现我平常除了跟大人出门，就是去陈文集那里听书，根本无从下手，只好作罢。
放秋假那天，他发现学校出纳取了一包钱锁进抽屉里就回家了。到了晚上，他约着几个人把门撬开，把抽屉撬开，把钱拿走了。可在分钱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人私心太重，自己分得多，别人分得少。特别是一个叫妮子的男孩，撬门别锁都是他干的，可分的钱却最少，一生气说出去了。
这是丑事，又都是小孩子，大队把家长叫来，退回赃款，也就完事了。不过，四儿有些憋屈。他分到的钱花了一部分，缺额还是校长垫上的。校长工资不很高，但对于孩子还是很大方。平常都要给孩子些零花钱买零食吃。可通过这次盗窃事件，四儿的零花钱就取消了。他是个大手大脚的孩子，没有钱花看到想买的东西不能买心里不痒痒。从别的学生手里要吧，那时学生都穷，平常根本摸不着钱的边，就是砸死他们也砸不出钱来。于是，四儿又想到了偷。
我去陈文集那里，他也跟着去过，知道陈文集那里有公鸡。没钱花想偷东西卖钱想到了陈文集的鸡。不过，他们真没想让陈文集死。他们绑着他，把鸡装进袋子里，锁上门慌慌张张地走了。他们没想到陈文集自己解不开绳索，他们也没想到近一个月，就没人去看看陈文集。他们没想到，可怜陈文集，因为几只鸡，活活饿死在床上，被蛆虫吃的只剩下一堆骨头。
24
案子破了，四儿和另外两个参与者被绳之以法，我和父亲被放回了家。从出了镇大院，一直到家十几里路，父亲没和我说一句话，只是在出武装部门和进家门的时候，父亲狠狠地瞪了我。
父亲不再喜欢我了，有好吃的不再只想着我了，平常也不跟我说话，对我的要求却越来越严，有时在外被别人欺负了，父亲不去替我报酬，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先给我两耳光子，还大声说：你不惹人家，人家无缘无故地打你？
当时我有些恨父亲，我以为父亲有弟弟了，就不拿我当回事了。现在看来，绝非如此。没有哪个当父母的不疼爱子女的，只是疼爱的方式方法不同罢了，他越来越严厉，是怕我学坏。
但，我就是那么认为的。弟弟是我从小看大的，没事的时候都是我背着弟弟到处去玩。弟弟长得很好看，也很听话，总是趴在我背上一声不吭。有时我和小伙伴玩捡石子游戏，无论时间长短，弟弟都不哭不闹。
自从父亲对我不好以后，我对弟弟的关心也不那么好了。一次领着他去水库洗澡，故意把他丢进深水里呛了几口脏水。还经常走那条有鬼的路，边走还边吓唬他，直吓得他紧紧抱着我的脖子不松手。那条有鬼的路现在看来就是条普通的路，但在那时却是条让人毛骨悚然的路。
那时我们村有两条贯通东西的路。一条是从我们家出来，经过大队，向西走过奶奶家门口，一直到西沟。这一条非常直，而且很宽阔，能走派车等大的车辆。另一条就是鬼路。从我们家出来，经过村办公室，到李子家门口向北，然后从常印堂家门口斜着向西北走。之所以叫鬼路，是有两个地方死过人。
一是五更的爷爷。五更出生在大年三十的夜半，就起名叫五更。他爷爷是地主，文革期间经常游街、批斗。有一年秋后，在东南湖里整大寨田。那一天我也在那里。休息时，有人用棉槐条子糊了一个高帽，让五更爷爷戴着开批斗会。由于高帽小，五更爷爷头大又是光头，戴不住，批斗会迟迟不能开始。
支部书记葛敬传过来了，凶神似的拿起高帽说“我就不信戴不住”，接着用力向五更爷爷头上扣下去。由于用力过猛，高帽没戴上，用来扎制高帽的锋利的棉怀条子把光溜溜的脑袋扎出了几个口子，鲜血登时流了出来。小队长赶紧过来说好话，支部书记走了，批斗会也不开了，社员们赶紧找土坷垃给五更爷爷止血，后又破例让他回家休息。
五更爷爷回到家，越想越感觉面子上过不去，就想示威抗议。他把头上的血用清水洗净，用白布包上，站在大门口喊：我上吊了啊，我上吊了啊。
喊了两声，并没有人答应。倒不是没人听见。那时社员都去整大寨田了，家里基本没人。但还是有人听见了。是斜对门常印选的娘。常印选是光棍，在村卫生室工作，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老母亲年龄大腿脚不好，一般不出门。五更爷爷出来喊的时候，她听见了，还自言自语：这个死老头子又发什么神经？
常印选回家的时候，她跟儿子说了。儿子也感觉可笑，没当回事，可到了下午，社员都放工回家了，五更家传来了哭声。原来，五更爷爷见没人理他，很是伤心，在家哭了一阵，真的上吊自杀了。五更也有是冤死的，据说阴魂不散，经常在胡同口游荡。很多人都听到过他的哭喊声。
拐过常印堂的家就是五更家，那一段胡同弯弯曲曲又异常窄狭，阳光从来照不到那里，五更爷爷死了以后，走过那里，就感觉阴森森的。
25
还有一处有鬼的地方，是五更家不远处十二的家后。十二是个男孩的小名，因为长了十二根脚趾头、十二根手指头，父母给他起名叫十二。闹鬼与十二无关与他爷爷王德三有关。王德三从小嗜酒如命，一天不吃饭不喝水能过，不喝酒就不能过。年轻时，他找了个相好的。他门前不远处有盘石碾，相好的来轧碾，他不让相好的轧，让妻子去轧，他和相好的在家里喝酒聊天。妻子不去就要挨揍。妻子受不了窝囊气，边轧碾边哭。晚上，趁人不注意，在屋后树上吊死了。
妻子死了，相好的也不来了，王德三只好借酒浇愁。可那时都穷，谁有闲钱让他喝酒呢？耐不住了，就去粮缸里挖小麦换酒喝。儿媳妇发现粮缸不对头，就做了记号，把粮缸用手拍平。王德三偷挖小麦怕被儿媳妇发现了，挖完小麦再把粮缸整理好。不过，这样就不敢明睁大眼喝酒了，就夜里起来偷着在灶房里喝。有一次儿媳妇起夜，发现灶房里有火光，过来看，发现是公公，就问在干什么。王德三连忙把酒壶藏在身后说：我手上开了个口子，疼得我睡不着，过来用火烤烤。事后王德三还跟别人说：儿媳妇再怪，不如王德三一半。一句话就打发了。可尽管这样，王德三喝酒也不敢在家里喝了，就偷着在妻子上吊的树下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喝。
王德三经常深更半夜在那里出现，有人就说那里有鬼。当然，对这两个有鬼的地方，大人们是不在乎的，可小孩子们却当真，很少有小孩子从那里走。那棵树越长越大，但谁也不敢动。吊死过人是其次，关键是王德三喜欢在树下喝酒。王德三活了103岁，最后那棵树做成棺材随着王德三走了。
26
父亲对我不好，对弟弟好，我就把仇恨加在弟弟身上。打他是下不了手的，弟弟长得实在太懂事太可爱了。唯一的方法不带着弟弟出去玩。可弟弟喜欢恋在我背上，跟着我到处去，一但不带他了，他就哭。父亲就恶狠狠地呵斥我：别光顾着自己瞎窜，背着你弟弟。
没办法，我出去玩只好背着弟弟。但为了解除累赘，出去玩时，我故意背着他从鬼路那里走，边走还边说这里有鬼那里有鬼，直吓得弟弟两手抱着我的脖子，小眼像陀螺似的突突乱转。秋后，那棵树上会出产许许多多的吊死鬼。远远望去，那些黑黢黢的吊死鬼密密麻麻地吊在树枝上，在秋风中慢慢摇晃，很是瘆人。我于是故意指给弟弟看：快看，那些吊死鬼都是人变的，做了坏事被吊在那里受罪。弟弟有时吓得眼泪汪汪的。我因此暗自高兴，心想这回不再哭着喊着让我背着出来玩了吧。
不过，弟弟好像很好忘事，我无论怎么吓唬他，每天还是喜欢让我背着出去玩。
只是时间不长，父亲就不再让我干看孩子这么轻松的活计了，更不让我游手好闲、东游西逛，开始让我劳动。
先是种了几畦芹菜和芫荽让我浇水。芹菜和芫荽每天都要浇水，无论刮风下雨。晴天浇水为了生长，雨天浇水为了换水。雨水浸泡过的菜根容易腐烂，必须用井水把雨水冲走。父亲故意把菜畦一头弄高，浇菜的时候，从地势低的一头向地势高的一头流。遇到干天，一畦菜要用一百多桶水。水要从井里提，工具就是一根木棍上拴上铁桶，用两手向上提。几畦菜浇完，人就像脱了水似的，坐在地上就不想起来。
要说我的命苦还真是苦，到什么时候都苦。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去浇水，终于把菜浇大了，却出了状况。
那天早上，父亲天不亮又把我喊起来了，对我说：你赶紧去浇水，一会我要去拔菜。这阵子芫荽成香汤了，四块钱一斤，得赶紧卖了。
我一听高兴了，卖了菜就轻松了，再也不用早起受累了。可当我兴高采烈地来到菜园，一大畦芫荽被拔光了，只剩下几棵没长大的小苗在那里孤零零地立着。父亲随后赶到了，我们赶紧分头去找。有人说看到红兵用自行车驮着一大筐芫荽走了。我们都知道红兵从小就不正干，打架斗殴、偷偷摸摸什么都干。我们追到他家里，没想到红兵刚刚卖完芫荽回家。他父亲怕我们揍他，把他锁在房间里硬说不在家。在我们的逼迫下，红兵父亲答应给我们赔偿损失，当然只是口头协议，并没有兑现。父亲碍于面子答应了。我气不消，一定要教训教训这个贼。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偷我们家的东西。弟弟那时也能透风报信了，我让弟弟观察红兵的行动轨迹，我再根据弟弟提供的线索在某个地方等红兵。堵了几次没堵到，被红兵发现了。红兵自知罪孽深重，知道我们不会善罢甘休，就跟着别人去东北打工去了。
27
不种菜了，父亲没让我闲着，又让我推土脱坯。我毕竟才十几岁，一次只能推很少的一点。土推够一定数量，父亲再让我去汪塘里挑水浸渍，晚上父母放工回家，母亲做饭，我和父亲和泥脱坯。
土坯干了，我再一块一块搬进家里，一层层摞起来备用。从早忙到晚，浑身像抽去骨架的蛤蟆，趴在床上就睡着了。
最让我难受的是赶集卖大米。小的时候爱赶集，赶集凑热闹的同时，父亲还给买丸子汤吃。丸子只是些萝卜丸子，汤就是清水里放了油、葱花、花椒面、辣椒面、盐。为了省柴禾，让人看上去锅老是开着的，老板总在锅底扣上一只瓷碗，水不开也看着像开了似的冒泡。可就是这样的丸子汤，却是那时我向往的美味。
美味归美味，如果是担着东西去，美味也就无味了。还不到十三周岁，父亲就让我担着大米去地方街赶集。地方离我们家十六里路，我们都是天刚亮就要走。父亲担一百斤，我担十六斤。十六斤按理说不是多重，可我毕竟没担过东西啊，走不三里路，肩膀上就像着了火。
父亲走得快，一会就到了。父亲先出摊，等卖完了大米，到集市头上等我。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十六里路能走六个小时。等我赶到，集市上的人都陆续往回赶了。父亲接过我的担子，赶紧找个地方再出摊。卖完米，差不多下午两点钟了，父亲买一碗丸子汤，让我就着吃一个煎饼，我们接着往回赶。父亲从不带饭，也不在集市上买吃的，他怕花钱。每次我喝丸子汤的时候，总留下几个丸子和一碗汤给父亲。父亲有时说：你都吃了吧，吃了好赶路。有时也象征性地吃一两个丸子，把汤喝光。对于喝丸子汤，我心存感激，父亲舍不得吃却舍得给我吃，但对父亲让我干那么重的活，我心里总是抱怨，有时还有仇恨在里面。现在想来，父亲这样做，也许是对我好。就像一种鸟，到了一定时候，父母会督促它们从悬崖上飞下去。有些飞到了海里，长成了大鸟，有些跌落在草地上、岩石上，成了狐狸的美餐，但无论前面是什么，父母都要鼓励雏鸟飞出去。父亲从小对我那样，也许是想让我早一天飞出去，长成翱翔天地的大鸟吧。
不过那时候不理解，心里时刻想着离开父亲。可上哪里去呢？于是想到了上学。在学校里，是多么地无拘无束和自由快乐啊。可我是被开除的，怎么有脸回去呢？我想到了四叔。四叔是个善良的人，对我一直特别关心。不如让他向父亲求个情，让我再回学校。
刚一过年，我就对四叔说：俺爹也不让我上学，整天让我干活。
四叔一直笑眯眯的，看了看我问：你还上学？
我抑郁地说：谁不想上？你看俺爹那样，他让上吗？
28
这事四叔和五叔说了。五叔是父辈唯一识字的人，父亲用着五叔的地方很多，对于五叔，父亲一直很关心和很尊重，他说的话，父亲一般都能采纳。每年我们家都要让五叔来喝一次酒。当然，让五叔喝酒，并不是特意宴请他或有求与他。是每年我们都要买一瓶高粱大曲酒放在那里，通常是用一根红绳拴着酒瓶脖子，挂在屋门后的墙上。来了客人，就取下来喝。可每年我们家来客人少，即使来得多，客人也并不会把酒都喝光，都是意思意思就算了。每年过了春节，我们家总会有一两或二两剩酒，这时候，父亲总对母亲说：你炒两个菜。然后对我说：把你五叔喊来，把剩酒喝了。
今年让五叔喝酒的时候，五叔对父亲说：哥，文峰这么小你打谱就让他在家里了吗？
父亲看了看我，当然父亲的看，我一直认为是瞪。
他这样的不在家里还能去哪？父亲无奈地说。
你应该让他去上学。
哼，上学让他去作事啊。
不上学更作事。
父亲在沉思。他似乎想到了李玉，或许也想到了陈文集。这两个人没让他少受罪。
我看还是让他上学。学不着多少东西，有老师看着，也少出事。你不能把他整天拴在裤腰带上吧。
父亲又看了我一眼，不过更像是瞪了。
那你给问问校长吧，看人家要不要。
五叔没再说什么。临走，又对父亲说：现在是张顺来当校长，比以前强多了。
就这样，过了正月初十六，我又背着书包上学了。虽然中间空了半年多，但我还是在原来的班级，接着上四年级。
29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显然懂事多了。虽然我四年级上半年的课没上，由于我努力，几个好朋友给我补课，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就上去了。到了五年级上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已经名列前茅了，还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可因为一句话，差点又被开除。
那时候好像有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里面有个霍查同志。我随口说了一句：霍查，豁了一碗茶。豁茶，我们土语就是泼茶水的意思。
这本是玩笑话，可在那时候就不行了，如果上纲上线，就能和反动扯上关系。但如果没人听见，也就罢了。如果让别人听见了，没人举报，也许哈哈一笑就过去了。偏偏事儿就那么巧，居然仍人听见了，还是让那个我的死对头四儿听见了。
四儿一伙把陈文集害死了，但参与作案的四个孩子都不到十二岁。老校长有个学生是造反派头子，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政法。老校长找到他，他安排人把四儿一伙无罪释放了。老校长还算人道，拿着一百元钱去了陈文集家，算是补偿。这事就这样过去了，四儿又回到学校。虽然表面上老实了很多，但对我的仇恨就像暴晒在阳光下的干柴似的，一点就着。他听到我说的话，以为报仇雪恨的时机来到了，一定要把我很很地整治一顿，出一出埋在他心头的恶气。四儿没给老师说，也没给校长说，而是直接给大队书记说了。大队书记是个酒鬼，那天正晕乎乎地到处晃悠找点谁的事呢。一听四儿的话马上恼了，晃悠着身子说：那还了得，这是反革命啊。快，带我去找校长，我要亲自看看这个葛文峰是谁。
四儿一听村书记要动真格的，高兴了，领着书记去找校长，还拍着胸脯作证。
我刚由一个调皮鬼变成了学习委员，校长、老师们都很高兴，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实在让他们揪心。但在开除不开除问题上他们犹豫了。要搁在以前，开除就开除了，可现在又舍不得了。但舍不得也不行啊，书记在跟前，四儿还义愤填膺，真让他捅上面去，别说捅到镇里，就是捅到管理区，麻烦就大了。新校长和班主任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我开除。四儿还要求开大会批斗，新校长没同意。
我回到家被父亲又是一顿批，还挨了一巴掌，我又坐在大门外洋槐树底下哭了几个小时。后来洋槐树越来越歪，都影响到走路了。邻居都说让我哭歪的，我也不辩解，反正在那树底下掉的眼泪，装满两铁桶没问题。
学不能上了，有人操持着找对象。母亲还真去相了，回来给父亲说：大一岁，也不上学了，干干巴巴的。我去的时候正在烙煎饼，活道不怎么样，烙的煎饼不成个。
十二三岁的小孩你能让她干到什么样？
你同意了？咱同意她那里没意见。
我正在门外搬土坯，听见了父母的对话，像一头疯狗似的跑进堂屋说：不要，就是不要。
父亲看了看我，没说话。母亲看了看父亲，也没说话。我站了一会，他们都什么话不说，也就出去了。
我不是不想找对象，也不是不懂。自从六七岁时的那次性教育，对于男女之事也有些朦朦胧胧了。我不想让父母操心是有原因的，因为那时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女孩了。
30
女孩住在邻村，他们家的菜园和我们家的菜园隔河相望。
有一天我去地里拔菜，拔完菜又去小河边清洗。偶一抬头，却见一玉一样白的女孩穿着短裤、短褂在小河中央的沙地上洗菜。那里是我们村三条河沟在这里交汇而形成的沙洲。沙洲平整而光滑，金子一样黄橙橙的沙粒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而她蹲在那里，就像一块和田白玉镶嵌在金子上，更显得高贵、典雅、超凡脱俗。我不由抬头看了一眼，正巧，她也露着银子一样的贝齿，忽闪着猫一样的眼在向我微笑。我羞愧地低下头，但心里却在蹦蹦跳。当我再次抬起头看她的时候，她还是向我微笑。我又低下了头，女孩却说话了：你是万泉的?
是啊。我对她的明知故问有些鄙夷，但害羞的情绪好了很多。
叫什么名字？
我又看了看她，迟疑了一下说：葛文峰。
哦。我叫艾梅，我是艾家庄。
我又有些鄙夷，总觉着女孩傻傻的。我怎么会不知道那菜地是艾家庄的呢？
俺不上学了，俺爹说女孩上学没用。
我想说也不上学了，但还是忍住了。似乎在她眼里，男孩应该上学似的。
我再有俩月就十一周岁了。你多大？
我们说年龄，总说虚岁，她却说周岁，真有些另类。但我还是想了想说：再有半年我十二周岁。
哦，你比我大一岁。女孩说。
什么时候离开的，是她先走的还是我先走的，离开时说没说话，这些我全忘了。只是到了家，就像丢了魂似的。父亲更不高兴了，眼睛瞪得更大。
以后的日子里，每逢下午我都要背着草筐去菜地。母亲有时说：家里还有菜，别再拔了。
我会说：我看看该浇水了吧。或说：我去拔草。
每逢下午去，都能见到她。有时见她在洗菜，有时在挽着裤脚提水，有时还见她拿着锄头除草。年龄虽然比我小，但看她那一招一式，干农活比我强多了。每次我去，都是她先开口说话。看到我走过去了，她会远远地喊：又来了？我点点头说：嗯。当初几天，我们总聊些菜的事，后来聊村里的一些见闻，像是批斗会什么的笑话，后来渐渐聊到学习上了。我一直没说不上学了，就胡乱聊着。到最后，艾梅很遗憾地说：我给你说实话吧，我不是不想上学，俺爹也不是不让上，我是不能上。我爷爷是地主，我们是地主家庭，属于四类分子，四类分子的子孙是不能上学的。我上到三年级就不上了。俺爷爷老挨斗，喝药死了，我在学校都喊我地主羔子。说着，她美丽的大眼睛不忽闪了，像两扇门一样关上了，里面好像还有眼泪流出。
那次交谈以后，女孩就消失了。我一连几天都没见她的踪影。
这时候父母想给我定亲，可我脑子里一直有艾梅的身影，我当然不会同意的。
父母亲似乎对女孩也不是十分满意，也就没在坚持，但父亲还是恶狠狠地对我说：咱先说下啊，将来找不着媳妇别怨老的没操心啊。
31
过了清明节，玉文来找我了。自从出了陈文集的事情，玉文一句话把我和父亲弄到派出所受了几天罪。父亲在那里到底受了什么罪他一直没说，但我知道他肯定受罪了，而且还挺重。父亲就是这样，在外场上，他很大气、大方，也很强势，但在家里发生的任何事，在外受的任何委屈，他都不向外人说。他总说：家丑不可外扬。还说：有人向你脸上抹屎，只有抹的人知道，自己洗一洗也就过去了。如果说出去了，就不是一人知道了。但我对玉文还是恨恨的。玉文也知道对不起我们，从此不再和我来往，有时不巧路上遇见了，他装着没看见扭头躲开。今天来找我，不知什么事，我装作没看见。
大叔，老师让我来叫你上学。玉文一脸尴尬说。
我不由精神一震。这句话太让我兴奋了，似乎我的每个神经都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于是急切地问：那个老师？
戚老师。
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和戚老师闹过仗，而且因为和我闹仗，摔了我的棉帽，被学校以四类分子破坏公私财物罪在大会批斗，有人还在批斗会上踢了他几脚，对我肯定不会有好感。可今天他怎么又让我上学呢？是真心实意呢，还是有别的企图？
戚老师说了，你天资不错，应该上学。玉文又说。
我不再想什么了，我在家让父亲治着干活、赶集、相亲，实在受够了，别管戚老师有什么目的，就是火焰山、陷阱，我也要去。
32
第二天，我又背着书包上学去了。
不上学的时候，我是个不良少年，没有人愿意和我玩。何况他们都上学，只有放了学才有点空闲，我的时间和他们不吻合，见面的时间都少，怎么会有时间一起玩呢。现在在学校里，我可以和小伙伴们天天在一起了，我像一条垂死的鱼见到了大海，又可以自由遨游了。
烦恼的时候，时间过得特慢，高兴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暑假。离开学校那天，我在教室里迟迟不愿离开。太阳落山了，学校值班的老师在巡查，发现了我，奇怪地问：文峰，怎么还没回家？
我如梦方醒，尴尬地站起身说：做暑假作业的。
明显是在撒谎。老师布置的暑假作业很少，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做完。但那个老师还是相信了，以敬佩的眼光看着我说：哦，真是好学生。不过，时间还长着呢，没必要这么着急。
暑假里我爹得让我干活，怕没时间。
老师又以可怜的眼光看着我说：你爹的脾气我知道，就是个活迷。一霎不干活，手就痒痒。抽空我给他说一下，少让你干活，多让你学习。没再让我干一些重活，也不再让我去赶集。也没让我闲着，让我刨牛草交到生产队喂牛，挣工分。这种活比较自由，上哪里去可以自由选择，和谁一起去也自由选择，还可以在刨草间隙和小伙伴们做游戏。
父亲怕我玩心不退，限定了每天刨草的数量，不能低于二十斤。
按说二十斤草不是多大的数字，但在那时候就不少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养兔子或羊，大人们干活间隙，都会去薅草。生产队都有牛，而且数量还不少，每天都需要足够多的草喂养，这就要生产队里的孩子们去多刨草。这样，大人孩子都去地里刨草或薅草，庄稼地里生产队有专门人除草。那真正长草的地方就很少了，所以每天刨二十斤青草的任务也就很难完成了。还有一个原因，我很长时间不能和小伙伴们玩了，好不容易又到了一起，他们玩我也想跟着玩。可往往小孩子玩起来就没个够，就会忘记或耽误一些事情。挨父亲的巴掌的机会也会经常出现。
33
一天雨后，我们一伙七八个人去南湖刨草。一条水沟里雨水形成的洪流冲击着堤岸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像是有人在诱惑我们说：玩啊，玩啊。
看看时间还早，大哥文营说：我们去玩开闸放水吧。
这种游戏就是先截流一条水沟，在下游用泥巴垒砌几道堤坝，每道堤坝中间都用石片制作一道闸门。大家都做好后，有人从上游放水，水来了，各自把闸门打开，让湍急的水流从自己精心设计的闸门里飞流直下。最后，谁的堤坝坚不可摧，谁就胜利了，谁的堤坝冲毁了，就要被耻笑。
大哥是我们的头，他一说玩什么我们立即响应。于是，几个人全部把衣服脱光，像一条条光滑的鲤鱼一样在水沟里蹦跶。
等玩尽兴了，时间就忘记了，等抬头看到日落西山了，我才有些慌了。因为我还惦记着父亲交代的任务，和完不成任务挨巴掌的滋味，就说：不早了，咱们刨草去吧。
大哥也玩累了，同意了我的建议。
我们来到一块高粱地旁，大哥建议说：要是再下雨的话，我们就不用干活了。来，都来磕头，求雨。
我们一行在大哥的指挥下跪在高梁地里，大哥双手抱拳跪在地上说：老天爷，求求你，快下雨吧。
说了几遍，我们开始磕头。头还没磕完，老天突然下起雨来，而且雨点还很急。
我们兔子似的跑回了家，还是淋了个落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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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雨我倒是不怕，那是经常的事，可看到草筐里的草我害怕了。整整一下午，光顾着玩了，草筐里只有不到三斤草。没办法，我冒雨把草缴到牛棚里，本家大叔照顾我，给我算了三斤。
回到家，父亲第一件事没问我淋得怎么样，而是问我刨了多少草。
上午十一斤，够数了，可下午怎么说呢？我想反正父亲不会去牛棚问，就撒谎说：九斤。
九斤虽然不够十斤，但一天的总数也够二十斤了。没想到我话刚说完，父亲铁笊篱似的巴掌就打到我脸上了。我当时不知道，陈文集的事虽然与我们无关，但父亲还是觉着被公安抓去了几天脸面上过不去。他主动辞去了队长职务，去牛棚当了饲养员。父亲不识字，不负责收牛草，但他可以问。我缴完牛草还没到家，父亲就知道了。父亲最烦撒谎，对于我这个不争气的老是给他惹麻烦的逆子撒谎，他更不能原谅，下手就特别的不留情。
我照例坐在大门外泥地里哭了几个小时。母亲心疼我，硬把我拉进了灶房里。灶房里有稀饭我喝了一碗，灶房里有柴草，我在那里睡了一晚。也就在那天夜里，唐山发生了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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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震碎了人们的心，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父母亲不再督促着我们干活了，而是把我们赶到中学操场里，还提醒我们不要到教室里去，也不能去墙根。只能在小树林里玩。
大人们忙着搭防震棚。村里的大树倒霉了，全部砍倒运到联中操场。到了晚上，八个小队的八个大防震棚就都搭好了。队长在扯着嗓子喊，尽量让每家人都有能容身的地盘。只是人太多了，我们小队最小，也有一百六十人，其他几个小队都在二百人以上，有两个小队还超过了四百人。两千多人挤在不到两千平方的操场上直碰头，像一群苍蝇似的到处是嗡嗡嗡的声音。防震棚里，人身上的汗味、臭脚丫子味、口臭味、劣质烟草味像水一样流淌，让人窒息。每家都在抢地盘，孩子被挤得哇哇乱哭。人像一只只火炉在不断地发散着热能，不一会，防震棚里就像砖窑一样，人有一种要被烤焦的感觉。我实在受不了了，爬起来跑了出去。母亲在后边喊：你上哪去？走了就没空了啊。
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到处是人，到处是噪音。我有些累了，就在我们小队防震棚的帆布棚顶上躺下睡着了。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躺在棚里。母亲说是父亲睡醒一觉后发现我没回来就出去找，然后把我抱进来，自己蹲在门口一直到天亮。
从那时我才知道，父亲对我再不好，可心里还是有我的。从那开始，我就不再惹是生非了，尽量顺从父母的话，尽量替父母干点什么。
在集体防震棚里住，拥挤不堪不说，村民治安问题不容忽视。尽管民兵每天晚上都要把村民轰到操场上，可还是有些人偷偷摸摸地回家睡觉，而且还发生了几起盗窃案，偷走的东西只不过是几只鸡，但人们的恐慌却不仅限于几只鸡了。人们议论着，今天是几只鸡，明天就可能是一头猪，再过几天可能是一头牛。
有人就埋怨站岗的民兵，甚至有些人还说是民兵们干的。民兵连长一脸的无奈，因他们根本没人站岗，说站岗的监守自盗实在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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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不站岗都干什么去了？他们去打狼了。
有人看见石人沟有狼出没，下得村民不敢去石人沟旁边地理劳动。有时不得不去，本来一人能干的活，也要三四个人一起去。有时一天能干完的活，往往要拖个三两天。村民有危险，民兵就要出来解除这危险。于是，民兵连长就召开民兵会，讨论狼的问题。最后达成一致：组织民兵带着枪去打狼。
那时候村里有枪有子弹，打了狼既能为民除害又能有狼肉拉馋，一举两得，民兵们当然乐意。就这样，一只精干的打狼小分队就成立了。一到傍晚，他们就荷枪实弹，猫着腰在石人沟边上的树林和灌木林里搜寻。一有动静，啪啪就是几枪。
开始几天，他们围着石人沟搜寻，没发现狼的踪迹。失窃案发生后，民兵连长被书记批评，要求把人员都撤回来。可几昼夜的辛苦没有回报，民兵连长有些不甘，决定孤注一掷组织最后一次大行动，没想到这次行动差点出了大事。
到了晚上，民兵连长改变了行动方案，把民兵分成两队，一队在沟边上巡逻，一队在沟底巡逻。沟上的先走，沟下的后走。一但与狼遭遇，沟上的人开枪，狼肯定要向沟底跑，沟底的人马上截击，狼必死无疑。方案制定得很好，但行动起来情况就变化了。沟边上荆棘纵横、树木密集，沟上的人要迂回着走，渐渐拉在了后边，沟底相对平直，障碍物少，沟下的人走在了前头。在一杂草茂密的地方，沟下有人弄得草簌簌作响，沟上有人听见了，警觉地说：有狼。说着，哗啦拉响了枪栓。沟下的人听见枪栓的抽拉声，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赶紧狼嚎一样地喊：别，别打枪，是人。
喊声救了下面人的命，但打狼行动就此画上了句号。书记因为民兵连长擅离职守去打狼，村里出现了失窃案，而且屡教不改、叫停不停不听招呼，把民兵连长给撤了。连长虽然撤了，但人们心里对各自家产安全的恐慌难以撤除，大队书记决定撤销集体防震棚，各家在自家院里搭建各家防震棚。
我们家的防震棚搭建在院子中央一棵合欢树下，合欢树当了一根柱子。
防震棚里有一张小床。床底下放着粮食和水。水是用玻璃瓶装着的，据说地震后水有毒，备足一定的水是有备无患。防震棚太小，父母亲就把孩子们放在里面，他们在房子里住。我有些担心，怕真地震了，父母砸死了，我们怎么办？就鼓动姐姐说让母亲来住。当时的想法不知什么目的，怎么让母亲来不让父亲来。也可能是母亲对我好，父亲对我不好的缘故吧。姐姐却说不用，说真地震了父亲母亲跑得快，两步就跑出来了。父母把床挪到了门口，还把玻璃瓶倒放在桌子上，一有动静瓶子就掉下来，惊醒父母。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恐惧像风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人们逐渐步入了正常生活。我似乎也学乖了，每天都很努力地去刨牛草。其他小伙伴也如此。很快，在别的小队牛草一直告急的情况下，我们小队的牛草不但够用而且有剩余。文营和文和比我大几岁，也最能干，他们一次就能刨一百斤牛草，而且还能自己背回来，让我佩服。我最多的一次也只刨了八十多斤，而且还经过别人帮助才弄回家。
大人们都在关注我们了，许多溢美之词也经常围绕着我们。我们成了全村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们都说：哎呀，六队的这伙小孩啊，真了不得啊，不惹事，就知道干活，将来一定有出息。我们也成了很多家庭好孩子的标准。一但谁家孩子不好好干活了，家长就会说：你看看人家六队的那几个小孩，你也不跟人家学学。
这成了我们更努力的动力，我们干劲更足，成绩也更辉煌，以至于我们刨牛草挣到的工分，都比一个整劳力挣的都多了。小队长感觉这不合适，毕竟小孩贡献不能和一个整劳力相比。于是，小队长做出了让我们以后才知道的决定：从年头到年尾，牛草都是十斤一分。
这个决定大大压制了我们对家庭的贡献，也有失公平。因为在往常，春天草少，是二斤一分，夏天草多，八斤一分。但队长是全队的皇帝，他说什么是什么，我们也似乎没人在意，而是继续拼命地刷新记录，继续着我们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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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下午，我们像往常一样延续着我们的辉煌。我们每人都背负着满筐的青草向家走，这时，西天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颗大大的明星。很大很亮，像月亮。过了一会，明星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慢慢在动，不一会就消失了。我们正对这种奇异的天象纳闷的时候，二哥文理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一见到我们就说：不，不好了，毛主席死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你反动。
在我们心里，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怎么会死呢？
可这时，大队大喇叭里传来了哀乐，接着一个沉重的声音在播放消息：毛泽东主席真的逝世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老师组着着去费县三中参加毛泽东悼念活动。
费县三中离万泉五公里路，由于那时生活困难，我们都长得又瘦又小，等走到那里，有几个同学就累得走不动了。老师忙着联系组织者，可找到了组织者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我们辛辛苦苦地来了，却因为我们年龄太小而不让我们参加追悼会。老师无奈，只好让学生原地休息。
我是个耐不住的人，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且好奇心还特别强，就决定进去看看。在学校门口，被看门的拦住了，他像赶鸭子似的张着双臂，右手指还摇晃着说：走走走走，小孩子不准进。
我并没有离开，躲在一边好奇地向里面张望。
操场在学校的最后边，以前我们去过，建在一座荒岭上，到处岩石裸露、败草连天，很是荒凉。可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那里一定热闹异常。只是进门的一排教室，挡住了视线，操场里的情景一点也看不见。我想进去看看，可等了好一会，没有机会，那个看门人的眼睛一直像两个小灯笼似的悬在门口。过了一会，时机终于来了。来了一大队人马，他们排好了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咔咔地进来了。我像一条泥鳅似的钻进队伍里，猫在一个高个子身后混了进去。可进去又后悔了：学校操场里已经挤满了人，想看看主席台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刚想顺着人缝向纵深处看，突然有一女子也许是过于悲痛，也许是站久了太过劳累，昏倒了。人们涌上来急救，人群挤成一个疙瘩。我怕不小心被踩死了，只好退了回去。
在学校门口，又看见了那个凶神恶煞般的看门人，有几个硬闯进去的小学生还被他扣下，手指插着头皮在训话，像日本鬼子在审讯老百姓。那几个小学生罪人似的吓得浑身哆嗦，像几只可怜的小老鼠，睁着可怜巴巴的眼睛无助地到处张望，希望遇到救星让他们脱离苦海。
我怕被看门人扣下，惨遭厄运，只好另谋出路。我像检查工作的领导似的围着墙根巡视，希望找到一个豁口跳出去。可逡巡了一周，发现所有的院墙都那么高不可攀。就在我失望之极的时候，看见一条狗从一个排水沟里钻进来了。我试了试排水沟足够大，就学着狗的样子，从那里爬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