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日
下了火车，睡了三个小时，天刚亮。吃过肉夹馍黄米汤，我们开始了革命圣地延安之行。
第一站是领票参观的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是一座六十三年间两次迁址、三次扩建的大型纪念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前期馆名是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
毛泽东全身塑像高高地耸立在馆前广场上，喻意无出其右的领袖地位。
纪念馆有几件展品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张黑色的小木桌，像是过去普通人家的小炕桌，可用作饭桌，也可用作小孩子写作业的课桌。桌面板很厚，桌腿又短又粗，整个小桌子显得笨拙结实。桌子整体已经浸出了一层“包浆”，楞角处已磨出了本色。这是一张有幸的小木桌。二十世纪，一篇气吞山河，雄视千年，让“千古词人共折腰”的磅礴大作，就是在这张局促的小木桌上挥洒而成的。你能相信毛泽东是在这样的小木桌上写出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吗？沁园春的雪，绝不是“毛润之初行陕北”看到的大雪。小木桌知道。
一杆近三米长的榆木炮，是红二十六军用过的，足见当年红军武器装备之简陋，也让我对榆树的用途多了了解。
一女一男两张单人半身像并排摆在那里——谁和谁呀？刘茜和黄克功，延安著名情杀案的两位主角。仅从照片上看，刘茜英气逼人，圆脸大嘴，浓眉大眼，黑发厚重，一副男人般的镇定神态。真是英雄爱英雄啊。近些年，各种报刊网媒上类似“毛泽东铁面反腐，处死七个贪官”的文字大量重复出现，都将二十六岁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列在其间，实在是罔顿史实，为了好看凑数字。(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二站是王家坪旧址。院落不大，是八路军首脑机关所在地，毛主席、朱总司令曾在此居住过。今昔对比，难以想象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事机关为什么能如此精干？
第三站是枣园（延园）。这是一处纯美朴素，简洁明朗的园林，犹如黄土高原上的一块璞玉浑金，极大地不同于江南灵秀的私人园林、北京恢宏的皇家园林、山西逼仄的土豪大院。旅伴感慨道：“毛主席真会选地方啊”。
我们在清静的氛围中，按着路标的指引，来到了毛泽东旧居前。这里也是毛泽东枣园办公处。时逢午间，窑洞采光很好。在暖和的阳光里，简单的榆木床上，白布面的被褥好像刚刚洗过，一尘不染地等待主人的回来。床边折叠椅上白粗布让人不放心：它还能经得住伟丈夫的份量吗？在窑洞里一处相当于百姓人家方厅的空间，迎面摆着一张不大的五屉桌，桌上放着书籍和一只竹皮暖水瓶，旁边的木架上挂着一盏马灯。引起我注意的是五屉桌上方墙上挂着的一张老照片：毛泽东、江青和女儿李訥在一起的合影，下面的说明文字是：毛泽东和家人在一起。
年初，我曾想往去韶山为毛泽东过一百二十周岁生日，因公司的考勤制度和年终工作的羁绊，身不由己，不能成行。此时，置身在毛泽东曾经住过的窑洞，我愿意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去理解，虽然他伟大得需仰视才见。我不知道当年蒋介石以国家领袖和占领者的身份，来到这孔窑洞前，会想些什么，能想些什么。我则由己及彼地想到：六、七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来者，能不能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心去回答一个不平常的问题：毛泽东身边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妻子？为了党好，为了他好，更为了她好，他身边应该有一个怎样的女人呢？以今天国人评论第一夫人的标尺，以一个凡夫俗子的判断力来说：贺子珍已经不适合毛泽东。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没有变，贺子珍没有变。悲剧在于贺子珍没有变。党已经把更大的责任、更重的担子、更高（已经至高无上）的职务压在了毛泽东的身上。他已经不是井冈山上的毛委员了，也回不去了。贺子珍也到了“相夫教女”的年纪了。两个英雄中必须改变一个，而这个必须改变的就只能委屈女英雄了。毛泽东的婚姻生活是千古风流人物中最不浪漫最不幸的了。延安的美女都不适合这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心潮逐浪高的伟丈夫。如果（虽然历史没有如果）杨开慧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一起变老，毛泽东一定还是毛泽东，而新中国的历史就可能会有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不一样了。真是“此事古难全”。
我们踏着毛泽东当年的足迹，前往“《为人民服务》讲话台”原址，好像带着主席一样的心情，去参加一位战士的追悼会。这是枣园外一块不大的平地。对于一位战士来说，毛主席来参加追悼会，并发表讲话，是极大的哀荣。毛泽东晚年没能参加周恩来的追悼大会，让当时和后来的人喋喋不休地谈论了几十年。
毛泽东为什么要求举行并参加孤儿谷娃子张思德的追悼会呢？张思德并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警卫战士。他在毛泽东窑洞前执勤站岗，护送毛泽东外出开会，还是一名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一名有事迹无称号的战斗英雄。他是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有话要说，他需要一个适当的场合，把这一番话说出来。也许，讲演人当时也不会想到这次讲演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著名的讲演。此乃水到渠成。七十年来，各地政府和各级官员都得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真是“一句顶一万句”。
讲话台即张思德追悼会会场原址在青葱的凤凰山下，如今经过投资建设已没有了当年的简朴。张思德身背炭材的高大雕像立在台上，一侧的石碑上是《为人民服务》全文，另一侧石碑上是张思德事迹浮雕。雕像身后，凤凰山的林间立着五个红色大字：为人民服务。讲话台前空荡荡的，凤凰山上静悄悄的。
第四站是杨家岭旧址。我们首先步入中共七大会址——中央大礼堂。礼堂内正有一家陕西省直单位在此进行群众路线教育。报告人的声音特意压得很低，怕惊扰了先贤们已经休息了的灵魂。整个礼堂保留着七大召开时的布置，墙上还挂着当年各部队向大会敬赠的各色旗幛。空气间弥漫着一种陈久的历史气息，好像是来自各地战场的代表身上的尘埃，被低档卷烟燃烧后的烟雾，被前方频频传来的捷报和将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的兴奋托载着，不曾落下，也不会落下。
美人会香消魂散，英雄能万古流芳。延安荟萃的中国共产党人个个是英雄。由无数英雄擎起的天空是辽阔的晴朗的。英雄们追求的真理像太阳，从黄土高原向四方放射着光芒。
杨家岭旧址的开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进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旧居没有任何限制或提示。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先后坐在两位历史伟人的床头拍照留念。我情知不该，那一刻却管不住自己，总以为这样做也是和伟人的一种近距离接触。而且我们都是男人。
我站在毛泽东旧居的院子里，目光越过矮墙，向对面的山岭望去，满眼苍翠，不似我原来想象中的荒芜。毛泽东工作累了的时候，站在窑洞前，看生气勃勃的山岭，看生机盎然的林木，会得到片刻的安静和休息。坡下有一块田是毛泽东当年种过的菜地。想到伟人也曾和我们一样，在工作之余自己动手种些瓜菜，感觉特别亲切，更加地可爱。我甚至幻见自己在这块菜田里挖地、起垅、播种、施肥、锄草、间苗、授粉、收获。我仿佛看见那个满脸汗水的我，仰脸望着岭上神往的我，疑问我为什么还不去耕作？我真的非常愿意去这块田里干点农活，那会是很幸福的。
顺便说一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床头悬挂的老照片是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
第五站是宝塔山。我们选购了土特产并委托店家托运后，沿着延河岸边往宝塔山方向走去。我没想过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在体制内被认可，也不幻想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在官刊党媒上变成黑字，所以可以不说违心话。我过去在许多报刊书籍中读到过“清澈的延河水”，今日得见，觉得被可以虚构的文学忽悠了。
水不清，咱们可以看山。山显得不高，名气却大得中国无人未闻。这座山曾有两个很美的名字：嘉岭山、丰林山。后来因塔而更名。关于此塔的传说，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说化作延州妇人的黄金锁骨菩萨，为普度众生，“一无所却”地满足人间私欲。死后被胡僧道破玄机，惹得人们感慨，建塔纪念。另一种传说是本土民间文化的镇邪故事。建塔供奉的是金人束缚的恶龙，镇压的是红毛键牛，大致属“牛鬼蛇神”之类。山上还有古代文官武将留下的遗迹，等等。这些都不足以使此塔山如此盛名。真正使宝塔山名扬神州大地盛名长久不衰的是领导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政党。延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红色首都，和毛泽东的诞生地韶山、革命摇篮井冈山一同被公认为三大革命圣地。正如我在《江南十三日行》中写到的三个小石塔之于西湖一样，宝塔山是延安别无选择的标志和象征。一九五三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二元券和一九五五年颁发的独立自由勋章都是以宝塔山为主图案的。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宝塔山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邮票上。这套邮票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也是我国首套革命圣地邮票。从此，宝塔山至少已经十八次出现在国家发行的邮票上，远远超过其它两处革命圣地。一九六二年发行的第二版《革命圣地图案》普通邮票共十四枚，其中有五枚邮票图案为宝塔山，系同图同面值增发，单独计算序号。中国还有哪坐山能如此荣耀。
观宝塔山和观虎丘塔有一比：都宜远观，且宝塔山远观观感美。宝塔山最美的视角在“万众瞩目清凉山”下的延河边，以桥为前景，山在桥后，塔居中央地位，给人的感觉塔高昂山沉稳，天阔地厚。
许多人和延安人都曾有过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毛泽东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离开延安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其中的“因为”是什么？我们从他去韶山和井冈山的时间段上看，可不可说是因为生前没来得及回来。一九五九年六月，在“离开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之后，他是“到”而不是“回”了韶山。这时已是建国后的第十年了。在“久有凌云志”之后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一行轻车简从，“重上井冈山”。这时已是“三十八年过去了”。毛泽东病逝时，他离开延安还不到三十年。毛泽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文章家，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难得有暇几回“千里来寻故地”。毛泽东当年撤离延安后，蒋介石便以占领者的姿态来到了他住过的窑洞前。毛泽东胜利后，若也在短时间内便回访延安，回到他住过的窑洞里，是不是格局小了点，层次低了点。这也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个人不一样的地方。也或许毛泽东内心深处对陕西人或陕北人有一种永远不能言说的感觉。
傍晚，我们乘汽车离开了延安去黄陵县。
（201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