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洞里走出的文化之家
先民承袭农耕习俗择地随居近乎山水。地因人而兴，山因人而美，水因山而秀，人因山水而灵。在嘉鱼县城西南高铁岭镇与官桥镇交界处有一座山，名叫大崖山。东近梅山，北对峡山，南临琅当湖，西与九陇山对峙。山有三峰，呈鼎立之势。北为主峰大崖，俗称石壁，海拨243米。东南为东峤，西南为西峤，海拨 v225米。东峤有个山洞，或传为古人徙居之所，今衍为“仙人洞”。洞高8米，宽9米，长80米。洞有前门和后门，洞顶有天窗，洞门前有一坪台，约150平方米。山的南麓有一个世居李姓的村庄，名叫南花塘，青山绿水环抱，宁静而端庄。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这里有一个叫李阜的人在山洞里设馆讲学，从教数十年，人称“石室先生”，有诗曰：
石室诗洞入递来，灯花昨夜为君开。
山林不售屠龙枝，唐庙真堪倚马才。
天地多年开混沌，凤凰何处结胚胎。
雄飞已出青宵外，肯落黄金百尺台。
——明工部尚书吴廷举(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山因人而铭
今天，我们走近这个山洞，在洞的门媚上仍可看见苍劲的“石室”两字雕刻其上，它似乎是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先人清修苦节，求学悟道的读书之所。
山不在高，有鸣则灵，峰不在险，却曾是闻名遐尔的名山。元至顺年间，公元1330—1332年间，大崖山始建“雾云庵”。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这里改建为大崖寺观。旧时寺观是儒生读书的地方，唐诗“清晨入古寺，”反映的就是古人读书人的习俗。李阜在这里设馆讲学是寄望李氏子孙成就功名，他的两个儿子李承芳、李承箕，以及侄子李承勋先后在此读书。 他们深受封建社会科举功名思想影响，求学悟道，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同时中举。四年后（公元1491年）李承芳举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公元1492年升大理寺少卿，李承勋后来官至朝廷三部尚书。李承箕中举后则无意进仕，在大崖寺观下建了一座书楼——真静所，也称理学书楼。寺前有元至顺年间所建的铁桥，桥有亭，名为铁桥亭。后来，李承箕为亭撰写了《铁桥亭碑》。桥下有两眼泉，即“牛眼泉”和“洗耳泉”。从此仙人洞岚泽四方，名传古今。
理学是当时读书人求学悟道的思想追求，也是仕子怀抱济世情怀的人生追求。李承箕听说广州新会有名儒陈献章传道讲学，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四月自带干粮慕名步行到广州新会拜访陈献章。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碧玉老人，广州新会白沙村人，人称陈白沙，他是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是当时名震京师的大儒，终生致力于读书讲学而不出仕。提出了“以自然为宗，忘己为大，无欲为主”，“天地我主，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心学命题和“心即理也”的理学学说。他倡导“静坐养心见性”的道德修养方法。他的学术思想推崇儒学，我们知道，孔孟儒学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他对现实世俗社会伦理与政治关系给了一种正面的确认，封建世俗社会重宗族伦理情感，作为对这种社会状况的正面确认，他倡导的“孝、仁、道”为其赋了一种普遍意义。他说：“夫孝，百行之源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尧舜、大圣也”，孔孟称之曰“孝弟而已矣。故君子莫大于爱系”（《陈献章集》卷一）。在哲学领域，他创立了哲学领域的“岭南学派”也称“江门学派”。他的学说打破了宋明程朱理学的一家之说，开创了王阳明心学的先河，被视为宋明理学史上一个承先启后，转变学风的重要人物，现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儒学在程朱理学向王阳明心学的转变中，陈献章起了桥梁作用。
受陈献章理学思想影响，到新会后，陈献章侍李承箕于南岭楚云台，共与读书论道。《明儒学案•清•黄宗羲》记载：“孝廉李大崖先生李承箕，字世卿，号大崖，楚之嘉鱼人，成化丙午举人，其文出入经史，跌崖纵横，闻白沙之学而慕之。弘治戊申，入南海而师焉。白沙与之登临吊古，赋诗染翰，投壹饮酒，凡天地所闻，古今下载藉所存，无所不语，所未语者，此心通塞往来之机，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见闻承当也。”他们无所不说，又有所不说，说的是知识，不说的是方法，是规律。为此，李承箕深有感悟。他说：“凡学，以言传非真传也，其有目击而道存呼？”白沙惊其所悟，叹道：“吾且从子后矣”。久之先生有所悟入，归筑钓台于黄公山（今新街镇港口黄公山），读书静坐其中，不复仕进。他的学术思想崇尚自然，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高境界。他说：“吾心之理与气，相为流通，无一息相间，惟君子能体之，其言若不出口，行若涉春冰，其处已通万物，浑然无外。”凭一己之气存在，囿于一气之内，把气凝固于一种有形的事物，他将这种“气”与“理”的哲学思想引入了人的自然观以及情感和行为。他身处大山自然感慨说：“古之人与天地寒暑，相为无穷，而不囿于一气之内。天懒皆吾声音，山川草木皆吾平色，坚者皆吾齿骨，柔者皆吾唇舌，来者皆吾在，之者皆吾道，静者为吾性，动者为吾情，无所于好恶，则吾已形何妨？吾之神何以滞哉？”他与李承芳撰写的《大崖集》二十卷，《东峤集》十五卷，凝聚了大崖山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之理。两集文存明内阁文库——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奠定了兄弟俩在明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被世称为“嘉鱼二李”。
人为学而出
李承箕作为陈献章门下的几大弟子，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与弟子张翊、谌若水相比，陈献章更看重李承箕的勤奋好学和胸怀洒脱，更加赞赏李承箕勤奋学习和传扬白沙学说的精神。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孝廉李大崖先生李承箕》中，将李承箕列在陈白沙之后，并用大量笔墨记述了他们师生的莫逆之交。他们的师生关系甚称古往今来师生关系的典范。李承箕闻白沙之学而慕其情，敬白沙其人而继其学中，自嘉鱼至新会，涉江越岭，水陆万里，这是何等的孺慕之情。黄宗羲说：“盖先生胸怀洒脱，白沙之门更无过之，其文出入经史，跌岩纵横，自是不同凡俗。”李承箕在新会期间，除拜师求学，曾受聘参加编写新会县志50天，他乐此不疲，呕心泣血十八卷，是新会历史上第一部县志。历时七月之久的新会之旅，也留下了可欲叮泣的交友美谈。明俞牟的《逸老堂诗话》记载了李承箕和陈白沙弟子谌若水之间的一则故事：广东广州府谌公，攫南京祭洒，将要赴任，因其年老，随地就任，荐绅赋诗赠行，唯嘉鱼李承箕诗云：
“孝道由来儿奉母，得官今随儿。
八千里路风险，纵是麻也皱“。（大崖文集）
谌公见诗，即草疏奏于朝，请求詹养老母，八年后母亲去世，然后出任。承箕可谓尽友道，这种诤友式的直率，才使得谌若水幡然悔悟，暂时打消了出仕的念头，陈白沙赠一封信《复李世卿》曰：“君子以道者也，同明相然，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作而万物睹。已不遵道，而好与，恶在其能也！”这是对李承箕学养和道德的肯定。师生分别后，陈献章题《相忆》诗曰：
去岁莫谓人无笑，不是真情懒放怀。
衡岳千寻云万寻，丹心难写梦中心。
闻铁笛无吹，又向秋风寄此音。（陈献章集）
李承箕归辞后，在大崖山真静所读书讲学。遂建一瞰水亭，名曰“洗耳”，意为“固己超然有混蜀之意。”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李承箕劝兄李承芳入京会试，而自居真静所三年不出，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迁嘉鱼黄公山南麓修建一简陋近水楼台，他向陈献章求字，陈献章拈起他的“柬茅笔”饱蘸浓墨欣然题写“黄公钓台”四个苍劲飘逸的“茅龙体”大字（白沙“茅龙体”为中国书法一派），李承箕将其制做匾额高悬于门楣，然后驰书京城，嘱其兄归。不久，李承芳告病辞官归来，并带回了当时的侍讲，后来的文渊阁大学士王鳌的题诗《黄公钓台记》：
两李风高挽不回，巫山衡岳漫崔嵬。
凭将一相怀人泪，洒向黄公旧钓台。
自楚来吴几千里，五湖风月得炯游。
乌林有鸟不安巢，闻有撑天赤壁高。
我欲因之访遗迹，侧身南望首频搔。
武昌西去是嘉鱼，纵有鱼来不寄书。
林屋天高无去雁，他年何处问何如？
同治三年（公元1490年）李承芳举进士后，“即受官，俭约如儒生”，他常对人说：“吾得俸钱三十缗，可以南津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李承芳偕李氏族人，在湖西义学旧址重建堂宇，渐图复兴李氏义学堂。（即湖西义学）
地因学而兴
湖西义学始建于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由嘉鱼李氏四世祖宗仪，宗儒创办（址在湖西大山头）。当时，义学制田千亩，是为教养兼举，初为训李氏子弟，后同邑及蒲圻、咸宁、临湘来求学者数百人，多会如此。“乡临延及旁邑，亦多沾于惠泽。”湖西义学开创嘉鱼私塾教育先河，比当时范文正所置义学址于一家之学更进步。宋靖康之变后停办，公元1200年由李宗儒曾孙李桂复办，并增建两阁，左阁名为“涟漪”，右阁名为“晖晖”（址在今朱砂思姑台）。后因元末明初兵火战乱而废。他说：“湖西义学，先世盛典，即废百有余年。修废之举，有动子孙之心，默启其基，实源祖宗之废以心求而气取，惟而造功耳。” 弘治庚申（公元1500年）李承芳在原旧址建一小屋，以图复兴义学。后依托祖庙奉正德皇帝敕命，在何婆伦修建世祠堂（今朱砂祠堂湾），李承勋相与戮办，李承箕赞勷共事。“合文学于祀”（东峤集）。在祠堂偏左建义学堂，为室五间，“用贮祭田之人，均给奉祀兴学之费”。他认为：“人生而蒙，长无师友之资，则进益于愚，而遂不可由于人道，所谓有去禽兽不远者矣”！他说：“四德者身之所蕴也，五伦者，身之所处也；百行者，身之所由也。修四德、敦五伦、励百行、师之教弟子之学，此其最大且急”。（东峤集）
该祠堂名为世祀堂，内设“义学堂、世祀堂、享祭堂”义学堂常设私塾教馆，李氏家谱记述：学校之建将以淑人心，变土习而美风俗也”明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鳌为湖西义学撰文曰：
“湖西义学，宋庆历年间，嘉鱼李公宗儒建。公之十四世孙大理评事承芳为预言，自宋祖元，县中子弟及蒲圻、咸宁、临湘来会学者率数百人，咸李氏禀之。今旁近田千亩，固犹在也，废且百二十年来，无能复者。予以为，浮屠，老子之官遍满天下，摧而复植，毁而愈新。而是学一废遂不可复，何耶？今学校自畿甸，若州若府若县盖皆有之，而所以学则兴，先生之世异矣，其又遽可复耶？吾不能无感于是也。评事与其二仲，联登科仕皆好古，有文章声，李氏世泽其不泯乎。夫作而不私，其家义也。行而不堕，其先孝也。书此以谂公之后人”。
义学与祠堂并属，体现了李承芳对儒学理性入世思想的理想追求，寄寓了李氏族人对亡灵天国的冥思期待，对人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从而营造人生和现实社会人伦的和谐，这种入世的人生哲学仍为今天多元社会的文化基因。 历代李氏族人秉承“修四德，敦五伦，励百行，昌荣禄，祀功名”的祠堂文化，传承人伦道德，也深刻影响了嘉鱼地域传统文化的积淀。
理为生态之伦
史载李承芳为人“性高琢，不善羁束”。归隐后，与李承箕共居黄公钓台十多年，“独以讲学明道为务，敢为危言激论，倘谓当今坏天下者，莫于学校科举。甚者，先儒注疏欲一切废弃，直探孔子、孟轲之奥”。谈论古今人物异乎常言，诉《朱子注疏》拘束后学，视为罪人。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在封建礼教松严的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与黄宗羲现代民主起蒙思想不同，李承芳反映的是近现代教育思想和文化的先声。平日他力耕播，常与渔民、牧童朝夕相处，有过访客人，便被蓑戴笠与之见，对待朋友诚悫不阿，居家清素俭约，箪食壶浆。他的诗风清丽晓畅，如山川出云，谈论古今人物异乎常言。王鳌评说他卓然自立，不顾流俗，求合于义，不求合于人，求信于后，不求信于今。晚年以讲学、赋诗、耕作为乐，论道以教为本，虽蔬食屡空也不后悔。
李承芳、李承箕分别在弘治十五年和弘治十八年先后去世，他的文化思想自然流淌在后人的血脉中，李承箕孙子李宝蒙继承先辈的文化传统，重教倡学。在真静所读书，后改大岩观，为紫云观。延及李宝蒙的儿子李僚又改真静所为“高明楼”，将紫云观改建为大崖寺。共四栋，依次为戏台、庙堂、武圣祠、佛殿、观音阁和方丈室。后来清朝康熙帝慕名游大崖山赐诗《游大崖山》曰：
崖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十二州。
从李承箕父亲李阜到他的孙子李僚几代人的大崖情结，大崖山养育的血脉人文号造就了大崖山文化的底蕴。李僚，号幼泉，字景颖，小时随父在大崖课读，后迁居石鼓岭。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万历丙子年（公元1576年）17岁中举，1589年进士，历任瞿州推官，南京户部主事，礼部主事，光禄寺少卿，太仆寺卿，后任光禄寺卿13年，史载：他为人诚挚，情操如雪，任礼部主事时曾奉令入四川封蜀王，后入北京为光禄寺丞，任光禄寺少卿后三次上疏乞休，在家居住四年，在大崖山读书，吏部檄召返京，晋光禄寺正卿，赠户部右侍郎。李僚随父课读塾学，四书五经过目了然，诵读无遗，他写的一首《石室洞》诗记录了他在大崖的读书感悟：
徒倚孤云际，悠然有洞天。
乾坤一翁在，日月两灯悬。
滴乳吹晴雪，重梦桂暮烟。
闲心跌坐处，了了见虚园。
几百年过去了，看到那独自苍凉的大崖山残砖断瓦废虚杂草丛生……悲哉!不见了山上的寺观和庙堂，不见了佛殿和观音；不见了铁桥和碑亭:也不见了那独特的义学与祀堂建筑的雄气。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因五百多年的历史时光渐渐地淡出了人们视野。当年李承箕、李承芳终生求学“悟道”的“理”，也被扔进了历史的故低堆而无人问津。然而，李承箕、李承芳生命的血脉仍在流淌。当年“孝”道文化社会，已经进入今天多元的公民社会。自然孕育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终极目标，是生命精神的永恒追求。李承箕、李承芳的“理”文化虽然湮没在五百年的历史时空中。受自然的孕育和呵护，大崖山依然是那样苍翠和秀丽，郁郁葱葱的山林仍不断地吐出飘然若仙的龙云岚蔼；“仙人洞”还是那样庄严和肃静；“黄公山”，青山绿水，衔湖滨江，仍然独占鳌头，只是没有昔日的一依带水的江面。义学与祀堂建筑的雄姿还在李承箕、李承芳后人的心中，因为“她”承载的重教倡学祀佑子孙的传统文化仍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时惧进，她积淀的嘉鱼地域的历史文化，铭载国史、方志、家谱，可谓是嘉鱼人文生态的一段文化长廊。
作者：李建雄
2013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