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远行》
李文旺
看了余华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我就想起了我二十岁时候的情景。
我必须把我的经历全部写出来，不然，那是多大的浪费啊。
1985年，我二十岁.那时候，其实是我的生活最充满活力的时候，在江西卫校学习了整整一年，我已经是入党积极分子了，因为什么我可以成为这鹤立鸡群的积极分子呢？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的相声说得好。其实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我说的相声虽然很受欢迎，可是，也并不是没有瑕疵的。可是，在1985年的中国，在那个时代，我的相声还真是掌声不断，一度成为学校的热点。这还不算，我还有一个小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我还会画画。
因为相声，我成了入党积极分子，因为是积极分子，我总想着为学校多个干点什么。1984年的学校运动会，因为我的自告奋勇，我给学校画的宣传画得到学校学生科朱耀光科长的大力嘉许，他把我的画拿给卫校的一个副校长看。不用问，那个副校长也是据说对于美术是个内行，他看了我的画，说：“你年纪轻轻的，不但能说相声，而且能画画，真不错。不用问校长了，这个事情我就可以拍板，运行会就用你的画。谢谢，谢谢你为学校作出的贡献。”我一个入校才几个月的学生能得到副校长的夸赞，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朱科长又领着我走出了副校长办公室。朱科长幽默地说：“这下好了，我就不该带你到副校长这儿来，看看，今后，看样子我表扬你的话都不值钱了，后悔啊。”朱科长论年纪比我大二十多岁，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我说：“朱科长，你的话怎么能不值钱呢？没有你的推荐，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朱科长说：“不是吗？现在副校长都夸你了，我这个科长不是再怎么夸你也不值钱了，哈哈哈。”朱科长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他说的明显就是一句玩笑话。朱科长不但喜欢开玩笑，而且对于相声还是一个内行。他说：“木子，你上次的那个搭档不行，忘记台词的话还在其次，主要是他那个普通话不行，另外，他台风也不太行，该动的时候他不动，不该动的时候又乱动。还有一点…………”正说到这里的时候，一个人在我身后喊道：“木子，等等，副校长叫你去一下。”我心想：刚从副校长哪里出来，怎么又…………既然是副校长叫我，我哪里有不听的道理，也许是副校长年纪大了（据说他是军人出身，还有三年就要退休了），记忆差些，所以刚刚忘记的事情现在又想起来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再次来到副校长办公室，副校长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木子，下次演出相声的话，你的那个搭档得换一下。虽然我不会说相声，但是我知道，他那个台风不行，明显不行。你想想，一个相声演员，怎么能不等观众笑起来他自己倒先笑起来的呢？这是说相声的最大忌讳。在这一点上，你做得比较好。好了，就这样吧。再说，你那个搭档眼睛始终不太看观众，而且，他的动作不太准确，该动的时候不动，不该动的时候乱动。”天啊，天下怎么会有如此的巧合呢，刚刚朱科长指出了我那个搭档的毛病，现在，副校长几乎以同样的口气指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同样的毛病。
走出副校长的办公室，我十分激动。我为自己遇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而高兴。是啊，有哪一个时代，人们会如此重视相声节目呢？不论是学生科科长，还是副校长，对于相声竟然能关心到那个地步，连选什么搭档，都有学校领导来关注，来重视。
副校长的话就是板上钉钉，一锤定音，我画的宣传画真的成了许多人仰慕观看的作品。宣传画长五米，宽二米，因为是立式的，是两张纸拼起来的，所以画的长度其实就是高度。画面上，铁人三项，游泳、公路自行车、公路长跑都在画面上表现的栩栩如生，另外，为了张扬当时女排精神，在左上角，我还加了一个女排手奋起扣球的画面。因为这幅画气势较大，很好地渲染了体育运动会的气氛。
到了1985年，我又有了一次上台说相声的机会了。原本在五一节劳动节期间举行的文艺晚会，因故往后推迟。一直到了这月的中旬，五月文艺晚会才决定下来。于是，五一文艺晚会改成了红五月文艺晚会。具体时间是5月18日。五一节已经过去好几天，我见五一文艺晚会一点动静都没有，以为这次的文艺晚会会取消了，可是，到了五月十日，我们班的辅导员郭老师通知我，他说文艺晚会照例举行，时间是在5月18日。让我找一个搭档，搞一台相声节目，最好是两个段子。在那个没有小品的年代，相声是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结果我选了一个萍乡的同学作为搭档，他的名字叫王新民。当我们预演的时候，有人报出节目单说：“下一个节目，相声，表演者，木子和王新民。”木子就是我，除了我们班的同学，大家一听王新民的名字，都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因为我们学校的第一把手————————卫校校长就是王新民。怎么？木子一下能红得这样吗？竟然校长也和他说相声。有人说我们公共卫生班十四班的学生就有叫王新民的，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王新民十分喜欢看香港演员翁美玲的戏，可是，就在我们排练的第五天，广播匣子里传来了一个消息，说翁美玲死了，而且是自杀。王新民为了这事，竟然有两餐吃不下饭。严重地干扰着我们的排练。王新民甚至提出停止排练，说他不想演出了。还是我做了他好一会儿的思想工作，他才没有退缩的。
又是说相声，又是画画，又是入党积极分子。我的知名度在卫校一下子蹿得很高。我觉得至少在卫校，我已经是一个名人了。姜昆是大名人，我是个小名人，小名人去拜访大名人，也是名正言顺，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实，早在五年前，我就梦想着能有机会去北京找找姜昆，求到姜昆大师的名下去，让他收我做一个学生。可是，五年来，这想法也只是在大脑里徘徊，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变为现实。因为着中间的困难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我那时候虽然酷爱相声，广播匣子里常常听姜昆马季的相声，只要有姜昆、马季的相声，我连曹灿大叔和孙敬修爷爷的故事都常常不听，马上把电台调到相声节目的频道。要不是姜昆的相声，什么节目都要为曹灿大叔和孙敬修爷爷的节目让路。
两年前，本想着高考一结束就奔北京去，无论千山万水，也要拜姜昆做老师————————虽然这样的想法真有些天方夜谭，可是，那时候，就是这么单纯，也许是冲着年轻，什么都敢想，甚至什么都敢去做。可是，那年的高考，我没有发挥好，情绪不佳，所以，打消了去北京的想法。那时候，我连省城都没去过，可是，我还是有去北京的勇气，因为我实在太喜欢相声了。为了相声，我就差些走火入魔了。有时候，我在上学那十几公里的路上都在背姜昆老师的台词，虽然那时候我从没有上台说过相声。那些台词是怎么来的？也许说了你也不信。我全是凭着自己的记忆记下来的。那时候我年轻，记性真的不错。所以，我高一年级的时候还到县上参加过语文和数学的竞赛。没有不错的记忆，哪里能够学好这两门主课呢？
1985年的夏天，我终于等来了梦寐以求的机会，我一定要去北京。一来我有时间。虽然家里的责任田还是大忙的时候，可是，自从实行责任制以后，农民的劳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家里那四亩田五天就割完了。在收割稻子方面我虽然不是一把好手（那方面基本上都是靠我父母和我的两个妹妹完成的，她们割稻子的速度比我快多了）。可是，要说插秧，家里几口人没有人能和我相比的。我插的秧既快又直，就像人家画好了方格子一样好看。我一天能够插一亩五分田，当然，这样的速度就得披星戴月了————————要做到早上和晚上加班。毕竟那时候年轻，加班也还是吃得消的。这样的进度，不要说对一个在省城读书的人来说，就是常年在农村干活的人也十分羡慕我插秧的技术。所以，家里其他的人都给我打下手——————为我拔秧。插秧的事情，我一个人全包了。四亩田，我一个人足足插了两天半。至今我还记得，当我插下最后一颗秧苗的时候，我几乎累倒在田埂上。夏天的江南，要做插秧的事情，那真是水深火热的生活——————————脚底下，滚烫的热水泡着你的双脚；头顶上，热热的气温加上脚底下冒出的热水蒸腾着，那可真是要命的事情。虽然过去了三十年了，现在想想那时候的生活，用得着文天祥的一句话——————————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收割完了，插秧完了，我让爹给我三十元钱。爹问我：“你要那么多钱干嘛？”我说：“爹，你不知道，我还没到过庐山玩呢？你给点钱我到庐山玩吧。”爹说：“庐山那么远，不要说你不认识道儿，就算是你认识道儿，也去不了。三十元钱怎么能去庐山呢？”我说：“爹，你真的跟不上时代，你不知道，从我们家到庐山是远很多，可是，我要是从南昌去庐山，其实很近的啊。”爹说：“这还不是一样吗？你现在到底是在家里还是在南昌呢？在省城读了几天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还敢说我跟不上时代，你倒是说说，你现在到底是在南昌还是在家里？”我说：“忘记和你说了，我现在虽然是在家里，可是我和在南昌是一样的啊。”爹说：“你这不是做梦吗？我们这里到南昌还有三百多里地呢，怎么能说是一样的呢？”我说：“哦，爹，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南昌的同学，他爸在我们家乡河对岸的竹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现在政府已经宣布他的爸刑满释放。释放是时间就在后天，我和同学约好了，他想让我带路。他呢，到了我们县城就不认识路了，正好需要我带路。我们家无论是到农场还是到县城也都只有三公里，所以，我给他带路，不正好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爹一听，也觉得在理，说：“这么说还差不多。年轻人早些出门闯一闯也不是坏事，再说暑假这十多天，家里的很多事情都是你做掉的，你也有这个资格。不过，爹只是考虑到你这些钱够不够。”
我心里差点没乐开花，但是为了我的计划实现得更完满，我还是要深藏不露。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说：“爹，真要是钱不够，你就再给点好不好？你要是再给些钱，明年的暑假，我一定把双抢的活儿包它个百分之八十，好不好？”爹说：“孩子，话也不用说得这么满，你小子有这个心，爹也不忍心剥你的面子，这样，我给你五十元钱，你去庐山好好开开心吧，也替你爹看看这世界。唉，你爹长这么大，也还是一个睁眼瞎。不要说岁数不允许，就是年轻，我也不想去什么庐山，我舍不得啊。儿啊，你就替我去看看这外边的世界吧。”
这时候，妈说话了。其实妈是不同意我出去玩的。妈对爹说了很多，都是责怪爹的话。妈的大意是：以前，我们的儿子在高考的时候，经常要用一些钱，你一点都不舍得，索索的，一分钱都看得比命还要紧，其实，那时候孩子是最需要家里关心的。可现在，他已经在省城读书了，这是多少青年人想不到的事情啊，他这已经是在蜜罐里啊，你要是再给他钱去旅游，这不是太奢侈了吗？
妈妈的话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不能算数的，因为妈妈过于善良，所以，爹很少会采纳妈妈的意见。这样，我出去找姜昆，哦，严格地说是拜姜昆老师为师的计划看样子就要实现了。对了，还得补充一句，五十元钱显然是去不了北京，更不要说是找姜昆。可是，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岁了，近三年来，我慢慢也有些积蓄了，差不多有五十元钱吧。这五十元钱我花了三年的时间，为的就是我有机会去找姜昆，去拜姜昆大师为老师。现在，爹答应给我五十元钱，我自己本来有五十元钱，这加起来，就是一百元钱呢。一百元钱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很可观的一笔钱，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当然，到南昌的时候，真的和我说的一样，我没有欺骗爹————我真的是陪着南昌籍的同学去南昌的。也真的是到了劳改农场接同学的爸爸——————把同学的爸爸从劳改农场接出来。
我到想到北京去拜访姜昆，想请姜昆收下我这个徒弟，可是嘴里却一直喊着要去庐山旅游，这明显就是瞒天过海的勾当。本指望这一招骗术能够瞒得过爹和妈。妈倒是没什么疑问，问题是爹突然起了疑心了。记得在我去北京的两天前，一个睡意朦胧的早晨，爹揪着我的耳朵说：“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被爹的问话搞得云山雾罩的，听不出他什么意思，为了不让他识破我的阴谋，我一脸镇静地说：“爹，你说什么呢？我瞒谁也不能瞒着您啊。”我平生第一次对爹用了一个“您”这个称呼，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南方农民，爹是不是知道“您”这个词的内涵，反正我说了“您”。爹又说：“不要搞虚头巴脑的东西，你老实说，你这次问我要钱到底是真的去庐山还是去别的地方。”我知道爹还没有摸透我的底细，我去北京的计划不要说是对我爹，就是我在村上玩得最要好的同学德正我都没有告诉过。德正是谁？那可是我最要好的哥们和同学——————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虽然他没有考取大学，但是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其实德正的成绩也不错，去年的高考没有发挥好，所以落榜，落榜后他没有继续补习，而是直接参加了农业生产，成了实施责任制以后最新式的农民。在我去南昌读书的时候，这个有着一个在武汉当大官的堂哥的德正不但没有妒忌我，而且还给我送了一份大礼。说起德正的这个堂哥，那官当的，说出来都能吓死人。我考取江西卫校的时候，他就是老资格的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后来一路飙升，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这样一个有大官做后盾的同学，还给我送礼物，你说这样的关系能不好吗？这次想去北京，想拜姜昆老师做师傅，我连德正都没有告诉，你说我还能告诉给谁？
是啊，我越想越觉得蹊跷。爹怎么知道我去北京的事情呢，对了，一定是爹蒙我的。瞎蒙瞎蒙，大概指的就是我爹现在的行为。可是，爹为什么要瞎蒙呢？难道他真有什么神仙附体。说起爹的神仙附体，还真有故事呢!
是的，爹因为锣鼓打得好，所以，村里的龙舟赛一直是听爹的鼓声取胜的，后来许多人解释不了一个现象————————没有文化的老人怎么能打一手那么好的鼓呢？大家的解释只有一个，说我爹在打鼓的时候是神仙附体。县里的龙舟比赛几乎是十年一贯制，长途五公里，沿岸提供矿泉水。因为是长途赛程，五公里的龙舟赛允许各个龙舟赛的队员靠岸喝水和换选手，甚至是换鼓手。虽然是这样，可是，真正在竞赛中有哪一支龙舟队会靠岸呢，毕竟那是要耽误不少时间的————————-龙舟赛的时间常常以秒甚至十分之秒计算的。即使有极少数龙舟队靠岸，其结果也都是弄巧成拙，最多是半斤对八两。
1983年的一次龙舟赛上，爹靠着他神奇的手，激励着大家奋发前进，改写了龙舟赛的历史。那一年，就在村里的龙舟赛居十支龙舟队最末尾的时候，而且那时候排在十支龙舟队最前面的龙舟队距离终点只有一公里，而村里的龙舟队却距离那支龙舟队还有一百米左右，距离倒数第二名二十多米。按照常规和以往的历史，在最后一公里之内，最后一名不要说超过第一名，就是超过倒数第二名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据说（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复习备考，根本没时间到近在咫尺的县城琵琶湖看龙舟赛，只能是听说了），换了鼓手的村里龙舟队一下子就像是打了兴奋剂似的，一下子蹿起很高，让岸上围观的人看得目瞪口呆。超过倒数第二名了，超过倒数第三名了………………一直超过顺数第二名。遗憾的是，村里的龙舟队还是没有获得第一名。因为还不等大家继续赶超，第一名已经到达了目标——————琵琶湖南岸了。
我还是想不通，即使神仙附体，人家也都是说爹是在龙舟上的时候，平时并没有说他神仙附体啊。他怎么就知道我的秘密呢？我还是守口如瓶，我倒真希望爹对于我的问话是瞎蒙的。爹也许是考虑到我不见棺材不掉泪，就不客气地说：“你说说，去北京，还有马季是怎么回事？”天啊，我心里的秘密他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呢，我连德正，连我的亲娘也没有告诉过的啊。天啊，还好我说了马季，没有说姜昆，要是说姜昆我连糊弄都不好糊弄。马季吗？我还可以装糊涂，把马季改说成马集————————卖马买马的集市吗。
我想，是不是在梦中说了梦话，让爹听见了。为了真正成就我伟大的事业，为了给观众，不，应该是全中国的观众带来美好的笑声，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出自己的“诡计”来的。对，就是这个主意，不到万不得已，连说梦话也不能承认。
我故意假装成听不懂爹的话，说：“爹啊，你都说些什么啊？什么毕竟毕竟的，我毕竟还没有去庐山啊，毕竟还没有花你的钱啊，你怎么就疑神疑鬼呢。再说，你刚刚说的什么马集马集的，你还真是的，爹，你不就是到过一次北方吗？怎么还记得马集呢？”爹那眼睛瞪着我，那眼珠子几乎能把我吓死。我知道他是对我的回答很反感，但是为了我的北京之行，我不得不继续装糊涂，说：“难道我说错了，您刚刚不是说马集吗？我们南方也没有马集啊，您真是的。”爹也许是出离愤怒了，他一个巴掌拍过来，我的脸上好像冒出金星。天啊，爹不但怀疑我，还打我，这可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啊。这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原来，我是做了一个噩梦，把我吓得不轻。我心里一个劲地想，谢天谢地，好在这是一个梦，不然的话，我可怎么去北京，怎么去拜访我的姜昆老师啊。我擦了擦一脸的虚汗，心里舒坦多了。
可是，我要去北京的前一天，现实竟然和刚刚描述过的噩梦一样进行，竟然还是惊人相似的一个梦————————不过，这已经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东西。对于那个梦，我已经是十分惊叹，我怎么就会做出那样一个噩梦呢。可是，现在，我已经是万分万分的惊叹了——————————天啊，现实的东西，怎么就能按照噩梦中的程序走呢。人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幻按照现实来进行是很多人常有的事情，可是，这个奇怪的噩梦，竟然被现实再一次证实，被现实再一次重演，那也许是古今中外很少的事情吧，其概率，我真不知道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还是寥若晨星来形容————————反正，这已经是我遇到的现实，唯一和梦里不同的是，现实中，爹没有打我一巴掌。因为爹虽然说话没什么技巧，甚至有时候很粗暴，但是爹真的没打过孩子。这一点，是我其他四个同胞都告诉过我的，而且他们都告诉得很清楚，很具体。
我现在还在说：“爹，什么毕竟啊毕竟，什么马集啊马集，我们这儿，牛集还差不多，我们这儿，谁见过马啊？更不要说马集了。”爹拿筷子继续敲打着桌面，这已经是爹无数次的动作，也许是因为爹天生就有打鼓的嗜好，没事的时候，爹最喜欢拿筷子或者是曲起的手指头敲打桌面————————爹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训人，现在又到了爹吃饭的时候。爹说：“你小子，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看样子，我要是不说出来，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我继续装二，说：“爹，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总是和马离不开，刚才你还口口声声说马集马集的，现在又要马王爷马王爷的，要我说，我们这个种稻子的地方，我们又不是北方，还是多说些牛，因为有了牛，才让人解放出来，要不是有了牛，这么多责任田，谁能耕得了啊？虽然十年前就有了拖拉机，但是还是离不开牛的。再说，爹，你见过用马耕田的马？人家都说牛打江山马坐殿，你听过马打江山的吗？”我故意岔开话题，再说，我对于相声又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连和我爹的对话也用上了幽默和玩笑的手段。爹也忍不住了，说：“你小子说什么呢？别人都说马打江山驴坐殿，到了你这儿给人家改了。你看那个马，从穆桂英到梁红玉，从樊梨花到杨宗保，有哪一个不是骑在马上打江山的？你现在是不得了了，连你爷老子我也管不得你了，像是无笼头的马一样，简直无法无天了。”我忍不住笑出声来了：“爹，爹啊，你看你，又说起马来了。”爹知道再这样下去根本收拾不了我————————应该说，再这样根本教训不了我。爹一脸严肃地说：“你小子，不要指东说西，你说说，马季是不是那个话匣子里的人？是不是那个说相声的人？”不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我估计也是那个人，因为你好像还说了个姜昆什么的，不要看你爹没什么文化，姜昆我还是听过的。话匣子里一打开就是他，谁不知道啊？！我还看过姜昆呢！”我心想，爹这已经不是神仙附体了，简直是走火入魔，不对，简直是呼风唤雨了。他一个农民，怎么能见过姜昆，连我，就连我，我这个在卫校很受人欢迎的小笑星都没有机会去看看姜昆——————这不，这个计划还在偷偷地实施的阶段，就被他发现了吗？爹真是的，老实巴交了一辈子，老了老了，怎么也学会了瞎咧咧呢。这社会还真的什么都改革了吗？社员不叫社员了，大队据说快要改叫村委会了，公社据说马上要改成乡了，这体制改了，爹的思想也改了吗？就算是要改，天下哪有爹改得快的。连既年轻又崇拜姜昆的我都没有见过姜昆，爹竟然说他见过姜昆。这社会真是的。
就在我很不信任地看着我的上一辈——————爹的时候，爹发话了：“孩子，我真看过姜昆，不是真的看到，呸呸呸，是真的看到。”我哭笑不得，说：“爹，你气糊涂了吧？”爹说了一句话，简直没把我笑趴下。爹说：“你以为是看《红灯记》啊，再说，我也不是李奶奶啊，怎么会气糊涂了呢？”我说：“那你到底是真的看到还不是真的看到姜昆啊？！”爹说：“是的，我是看到，不过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姜昆还穿着一件很好看的呢子大衣呢，还有一顶好看的帽子呢，绿色的，不对，是红色的。”爹的话越来越玄乎，是啊，爹说姜昆带绿帽子，那是什么形象啊，好在他改口了。
就这样，打死我都难以相信。什么？就我们这个七十多户的村子，虽然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了，虽然大家慢慢富裕起来了，可是，一直到1984年的年底，也没人买电视机啊。更别说是彩电了。
爹看到姜昆原来是在他赛龙舟的时候，是在县城看到的，我这才相信了——————————爹一辈子从不说假话。
爹说：“孩子，你要说相声，也不要跑到北京去。那么大个地方，那是我们这样的人家随随便便能去的；再说，你更不要去见姜昆那些人了，那些人是我们这样的人能见得到的吗？人家多大的名气？多大的身份？人家说不定老婆都有好几个呢？！你一个挺大的男人，谁稀罕你啊？”天啊，一向十分传统的爹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我终于想起了这时代已经不一样了，这要是放在五年前，不，就是三年前，爹是怎么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现在开放了，邓丽君的歌曲早已经不是靡靡之音了，许多西方的思维方式慢慢也渗透到了我们的国家，人们的思想也在迅速地变化着。
是，姜昆是很有身份，可是我毕竟也很年轻啊，仗着年轻说不定他也就能见见我呢，严格地说是召见我呢，难道有身份的人就是三头六臂吗，难道有身份的人就那么神秘吗？难道有身份的人就不可以见见普通百姓吗？何况我还是崇拜他的一个老百姓。当年，刘少奇主席不是还见了时传祥吗？时传祥不就是一个掏粪工人吗？怎么了，见了掏粪的难道就不当主席了吗？刘少奇不是照样当主席吗？何况姜昆还不是国家主席嘛！而我也不是掏粪工人嘛！
爹说了很多很多，可是，我听进去很少很少。我知道，说千道万，爹不是担心我找不到姜昆，而是担心这些路费。爹已经答应了五十元钱给我，这对于我原来要求的三十元，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再说，区区五十元钱，怎么可以到北京，怎么可能见到姜昆呢————————爹根本不知道我身上还有五十元的储蓄。
我和爹辩了差不多一整天了，最后，我假装败北，因为如果用强攻的办法，不但去不了北京，而且，连这五十元钱都可能会得不到。毕竟，那是北京，毕竟，那是去看姜昆，毕竟，五十元钱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字了。毕竟，我还嫩得很呢，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去北京呢？也许还有机会去看姜昆呢.。
就在我去北京的前三个小时，我竟然在三叔家的黑白电视机里再一次看到姜昆了————————三叔家这两年生产搞得好，他说多亏了这责任制啊，不然，哪里有这么多的收入，所以，他家在1985年春天买了一台电视机。要说在电视里看见姜昆，其实也并不奇怪，姜昆在那时候的出镜率实在是太高了。
就在我离开家的时候，三叔和四叔分别给了我三十元钱。到底是叔叔啊，一来他们比我爹年轻些，思想要先进得多他们听说我要去北京，其实心里都很高兴。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侄子有所作为。二来呢，我以前也没少给他们做事。做什么事呢？我有我的长项：我插秧很快，以前也没少给亲人们帮着插秧。另外，我二姐除了给我二十元钱外，还给了我一百斤粮票，他希望我到了北京可以拿这些粮票换些可以吃的东西，比如鸡蛋什么的。这一些，他们都是瞒着我爹做的，不然，他们怕是吃力不讨好————————帮我去北京不是和我爹做对吗？这么一算，我的一百元加上亲人们给的八十元钱，我现在已经有一百八十元钱了。
其实，要是我大伯知道我去北京的事情，一定也会支持我的。平时大伯是很大方的，他为人也十分善良，其实我最不愿意大伯知道。因为他要是知道，一定会给我不少钱的，这反而会让我十分尴尬的。我怎么好要大伯破费呢，他不知道是最好的。再说，现有的这一百八十元钱，估计也足够我去北京了，至少我当时是这么看的。
我问我二姐：“要不要给姜昆老师带一些什么礼物去？”我二姐说：“干嘛啊这是？你去北京都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你还有啥带给人家的，再说，人家要么不愿意收你，说不定见都不见你，要是能够见你，说不定还很热情呢，人家那么个红人，还在乎你带什么礼物呢？哎，对了，姜昆不是配合王景愚演过哑剧《吃鸡》吗？要不，你到了北京，你就带一个当地的烧鸡给他。。不，不，不，就你这些钱，烧鸡是买不了了，要不，你就给人家买两个鸡腿吧？！少是少了些，可是，瓜子不饱是人仁心。”我十分赞同二姐的意见。
我给爹留下了一张纸条，就带着一百八十元钱和那些面额不一、大大小小的粮票，脚底抹油地离开了家乡。那纸条是说明了我的去向的，后来，据说爹在家第一次无奈地哭了，据说他念念有词地怕我在北京丢了。我真的带着同学到了劳改农场，然后直奔南昌。
到了南昌，我就像是蛟龙入海。我要去北京了，我要去拜姜昆大师做老师了。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了。我现在终于什么都不用考虑了，只剩下直奔北京了。哦，对了，至于姜昆住在哪里，到哪里找得到姜昆，我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考虑清楚，我总是想：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要是到了北京，一定会找得到姜昆老师的。就是这个幼稚的想法，让我吃了大亏。我在北京就为了问姜昆老师的地址，竟然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唉，要是在南昌，哦，不，要是在家里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何必等着到北京去问呢，不是可以省很多事吗？
我之所以在家没有做好一些准备，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总是想：如果在家里，就是问姜昆老师的地址也是白搭，在穷乡僻壤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怎么能够问出姜昆老师的地址呢。再说，到了北京，就算问不出姜昆老师的地址，就是马季的地址也行，毕竟，马季老师还是姜昆的伯乐呢。几乎可以说，没有马季老师的鼎力推荐，就没有姜昆老师的大红大紫。
就这样，我带着一百八十元钱，带着一百斤粮票，还带着一百二十分的天真，以及一百二十分对于姜昆老师的崇拜，我踏上了去北京的路了。
更加让我不可思议的是，我途径湖南岳阳的时候，我经不住那远远看去美丽动人的岳阳楼的诱惑，我竟然还在湖南岳阳下车了一次。我带着这一百八十元钱，要到北京，我还要到岳阳楼玩一玩，这至今是让我无法想开的事情————————一百八十元钱能干什么啊？那时候，除了去拜访姜昆老师，还要去岳阳楼玩，那是怎样的浪漫和天真啊。毕竟那时候，我才二十岁啊。虽然，这在很多高学历高智商的人看来是不适宜的事情。可是，在我看来，我已经感到自己很不错了，我已经是很胆大的人了。
岳阳一下活着火车，我遇见了一次惊心动魄的事情————————那是一个为了旅客安全奋不顾身地和歹徒搏斗的故事。铁路上的一个
我在岳阳，看到人们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我还想看看晚会再去北京，可是，我实在受不了岳阳的蚊子啊，因为我在岳阳住的是一元钱一天的旅店————————我也只有住这样的旅店了，不然，我这些钱哪里还够到北京的啊？哪里够我去拜姜昆老师的啊？当时，在岳阳，流行这么一句顺口溜：“五毛钱，蚊子到处咬，一元钱，蚊子唱歌谣；三元钱，蚊子咬不到；五元钱，旅店是个宝；十元钱，高枕无忧好。”一份价钱一分货，我家虽然得了责任制的好处，可是，农村人家的孩子，就是收入再高，也难以和城市人家的孩子相比。我能有机会想想北京，哦，不，有机会到到北京，那都是天大的造化了。至于敢于想去找姜昆，那不是更加不可思议的幸福吗？
在岳阳楼，我看到很多基里哇啦的日本人，那是到岳阳楼参观旅游的日本人。开始，我开始以为是广东还是福建那些地方的人，因为在南方，福建和广东人的话最难懂，估计和日本人的话差不多。可是，一句啥药啦啦，让我知道这些个头不高的人全是日本人。唉，看见日本人，我并没有兴奋的感觉。就在1985年的夏天，对了，就在那一年割稻子以后回家乘凉的夜晚，爹给我说了很多日本鬼子侵略我们家乡的事情。所以，我对日本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憎恨。我甚至想扑上去狠狠地咬他们一口。可是，我想，我要是真的咬他们，这不是和我北上的目标背道而驰吗？咬了日本人，说不定我还要赔款呢，我本来就没钱，要是有钱，说不定我还真会去揍那些跑到中国来的日本人，我可不管什么国际惯例，什么不斩来使什么的，我只要出了气就舒服，别的我可不管。可是，我要去北京，我要去参拜姜昆老师，不，不是参拜，我是要拜姜昆老师为师傅。我真的太爱相声了。我想：要是拜了姜昆老师，我以后一定能把相声说得更好，说不定我还能把相声说到北京去，说不定，我还有机会和姜昆，和马季大师，甚至和侯宝林大师他们同台演出呢？
哎，越说越玄乎了，这里连姜昆老师都还没有见着，我怎么就想到了侯宝林大师呢，侯宝林大师也是我能见到的吗？他是马季的老师啊，马季又是姜昆的伯乐，甚至是姜昆的老师，那么，侯宝林大师不是更加神乎其神了吗？我不敢想，我哪里能够想和侯宝林大师的会面呢。我一再叮嘱自己，不要心猿意马了，就一门心思拜姜昆老师就够了。能不能见到姜昆老师还是一回事呢？
离开岳阳楼，我又踏上了北京的旅途。在途径河南和河北的时候，我看到几百里地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地貌————————干涸的河渠一路往下延伸，一滴水也没有，常常是一百地都一样，我知道，这是到了华北平原了，不然地话，怎么是这么干涸而又坦平的地貌呢，这在南方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大凡是南方，只要有河渠就会有水，没水的河渠几乎不可能，这也许就是南方和北方的最大差别了吧。过了石家庄，我知道到北京就不远了。我心里几乎要跳出来了，因为我想也许到了我历史上最幸福的时刻了。我即使见不到姜昆老师，我也一定能看到北京，看到天安门，看到故宫、长城，看到长安街，看到毛主席纪念堂，看到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甚至，我还能看到颐和园，看到圆明园，看到中南海，看到首都体育馆，看到许多许多我平时看不到的东西，看到我自己心仪了很久的东西。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我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了北京。我伸开双臂，对着北京火车站大楼的方向拥抱着，我高喊着：北京，我来了。我的喊声引来了一些奇怪的歌眼光，他们也许把我当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吧。是啊，读小学一年级的开始，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学的就是：天安门，国旗，国歌。再后来，我常常唱的歌曲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整整十二年了，我常常做梦也想到北京来看看，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能不高兴吗？
火车从岳阳也足足走了二十多个小时，要是从南昌，那可就是三十多个小时了。北京的姑娘很热情，她们有的手里举着牌子，有的操着一把麦秆扇，都热情大方地让下火车的旅客到她们家去住。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因为这都是要请旅客掏腰包的，生意人，其实是很习惯的。可是，作为我来说，真的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啊，让别人掏钱，总是不如掏钱给别人舒服啊，因为那过程，那举止，无不渗透着要让别人出钱的行为。对于我来说，说相声是义务的，给学校画画是义务的，可是，一来北京，看到的就是一切向钱看，我的心里还是有些落差的。因为宾馆掏钱是天经地义的，可是，为了钱，人们要这么主动和热情，到底还是给我内心一些冲击的。
第一次到北京，我走出火车站，跟着北京的姑娘走，我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甚至可以说，我就像个无头的苍蝇。北京姑娘到哪里，我就跟着到哪里。因为北京姑娘说跟着她走可以住上便宜的旅店。我心想，她们的话一定是真的，毕竟这个地方是北京啊，不然北京人都说假话，那不是影响北京人的形象吗？虽然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并不是一点担心都没有的，我甚至还想过。姑娘们都说三元钱就够了，可是要是到了地方，硬要我三十元钱一个晚上，那可怎么好啊？我又想，再贵也贵不到那么多吧，可是，万一她把价格提高到十元钱一晚上，那不是也要了我的命吗？除了一路上的开支，我已经所剩不多了，最多也就是七十来元吧。为了看到姜昆，我一路上省吃俭用，一天的伙食费少得可怜。唉，既来之则安之。现在也不要考虑到上当受骗的事情，如果要是怀疑别人，怀疑人家姑娘，那么，北京什么人才可以相信呢。我突然想起来一句很是牛逼的话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既然来到北京，就应该相信每一个北京人。
北京姑娘领着我往地下走，这可把我吓坏了。我想：人都往高处走，更不要说到了大地方了，北京可是最大的城市之一，除了人口比不了上海，北京可是大哥大啊。而且北京还是首都，人们住的都是高楼大厦啊，这姑娘怎么把我往地底下领呢？莫非我真的遇上了一个人口贩子。姑娘看我疑惑而又不肯迈步的样子，莞尔一笑地说：“小弟弟，你怎么不走了呢，是不是把我当成坏人啊！”我担心对方把我看成乡下人，因为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往往是很多疑的。我故意掩饰说：“没有没有，我这鞋带松了，我得拔一拔鞋带呢！”既然对方这么大大方方地说话了，我还有什么怀疑对方的呢？但是为了不让对方小看我，我假装弯下腰拔鞋带的样子，这才把刚刚那尴尬的一幕给掩饰了过去。不过，我还是余虑未消地问：“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怎么往地下走啊？”北京姑娘说：“哦，带你去住宿啊。”我听着有些别扭，我一个还未有过女朋友的男青年，竟然要跟着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姑娘找地方住宿，我都成什么人了。这，这多少有些别扭。不过，那个时代，不要说三陪，就是连按摩的影子都没有，我根本不会怀疑那姑娘会带我去学坏，我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带我往地下走。姑娘接着说：“哦，是这样，我们那儿是要坐地铁去的。”我把地铁听成了电梯，所以我懵了，说：“坐电梯，我知道，我在南昌坐过呢，不用走路。一下就能到的。”姑娘明显知道我理解错了意思，她抿着嘴巴笑着说：“嘿，你听错了，不是电梯，是地铁，地下的铁路啊。”我十分尴尬地笑着，但是我还是很顾面子，说：“我知道地铁，就是在地下跑的火车，我是故意和你开玩笑的。因为我是个说相声的。”我这话其实半真半假，我说相声是不假，可是，要说我早就知道地铁，那纯粹是骗人的。只不过是为了一个面子。姑娘也许是掩饰我的无知，也许是真的信我的话了，就说：“你真了不起，在我们北京，对于能说相声的人都很喜欢，像姜昆，马季，还有马三立，李文华，侯耀文，石富宽，那些人在我们这儿可是很受欢迎的啊，何况你们是来自地方上的人，能说相声真的很好啊。”
天啊，说着说着，我们竟然说起了姜昆。我差一点问出一句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话，我想问：“您知道姜昆他住在哪里吗？我就是来找姜昆的。”话到嘴边，我还是咽了下去。怎么可能呢，人家怎么可能认识姜昆呢。这北京可大了，那么多人，不要说是姜昆，就是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也不是人人都知道他的住地的。
说着话，来到了地铁的口子上。看起来，地铁显得比较秀气，就像是地底下的玩具，它有一种精心修饰后的干净，而且乘坐的人都比较文质彬彬的。地铁的到来，就像是一道黑色的闪电，突然间神秘地出现在旅客的眼眼前。地铁不像是普通铁路，它比普通列车平稳得多，而且上车的口子也比一般的列车多得多。姑娘做了一个手势，那意思是让我先上。
我看到北京姑娘那优雅的动作，我觉得她真是太儒雅了，太有情调了。我也不客气，因为这时候要是推来推去，礼让过多，反而是很不合时宜的。毕竟在地铁口上车的人不少，谁有功夫等你来一个周公之礼，谁能等你来一个温良恭俭让呢。我大大方方地踏上了地铁。虽然是第一次坐地铁，可是我相信我的举止还是比较儒雅的，至少没有在北京姑娘的面前丢江西人的份。地铁等旅客都上来之后，自动地关好门，不需要乘务员来做这事，然后又继续像一道黑色的幽灵在幽冥的地底下奔突。我看看周围，我好象站在一间四面都是玻璃的宽敞房间里，小小的我突然幻化成了三个我，五个我，不，是无数个我。哈，这地铁真的太有意思了。
那姑娘是个很健谈的人，她说：“哦，你是江西人？！”我有些不自信地点点头说：“是啊，我是江西人。”姑娘又说：“你们江西还真是一个好地方呢，有庐山、井冈山，还有个什么湖，是全国最大的吧？！”这时候，我像是被人打了兴奋剂，自信心一下子窜到很高的指数。我说：“那是，我们江西的确不错。你去过？”那姑娘说：“不，去倒是没去过，不过，我有一个转折亲在江西，不过，这十几年很少来往了。”
一路聊天，我才知道姑娘姓姜，和姜昆是本家，五百年前是一家，是一个待业青年。我心想，怎么就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呢，这还真是阴差阳错，为了靠近姜昆，我必须对于姜氏一族的来
从姑娘那里，我才得知，原来，姓姜的来历还真不简单，我从姑娘的谈话中知道，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因炎帝的出生地而得姓，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说文解字》曰：“神农居姜水，因以为氏。” 传说中的炎帝，即神农氏，相传为中国历史上最远古的“三皇”之一。因炎帝生于姜水（今山西岐山县），故以姜为氏。因此，炎帝的出生地，也就是姜氏的发源地。 原来我只是知道周时的姜子牙、三国时候的姜维。通过姑娘的介绍，我才知道了唐代还有姜公辅和宰相姜恪。”姑娘说：“姜夔，号白石道人，不就是你们江西人吗？”哦，江西还有这么个人，我还真的不知道。哎啊，和北京人聊天真是太长学问了。她还提到南宋还有名将姜才；明代有书画家姜立纲；清代有文学家姜宸英。我对于姜氏一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于是，我觉得这次住旅社，真的是太幸运了，不然，我见到姜昆老师，还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谈起呢。
地铁呼啸着进了站，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气流，在地铁站台里回荡，在我听来像是一首美妙的音乐，我实在是太喜欢这稀奇的玩意。啊地铁，在地下行驶，要不是来北京，要不是想到找姜昆，我那能这么快就见识到这么先进的交通工具呢。我刚到北京站那一刻的茫然甚至是失落，现在完全烟消云散了，这次来北京无论如何是来对了。
我以为她们都是开旅馆的，可是，等到我到了目的地，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姑娘大大方方地邀请我们去住的，不是旅馆，甚至连小旅馆也不是，而是她们的家——————-四合院，这也许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现象啊。北京的四合院，这些标准的四合院在邮票上可是看过很多啊，只是这一次真真切切地看到，还是第一次。都说北京的四合院是中国古人伦理、道德观念的集合体，艺术、美学思想的凝固物，是中华文化的立体结晶，还有人说四合院是砖瓦石当作笔墨纸，记载了中国人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次我不但看到了北京四合院，而且我还住进了北京四合院。
谢天谢地的是，这姑娘说到做到，说好了三元钱一天的住宿费，就是三元一天的，一分钱也没有增加，我原先的担心都是多余的。现在，我对于北京姑娘还是感到十分信任的。就是这三元一天的旅店————————北京民居，条件其实还是很不错的，电扇在一个劲地扇着，其实，我住下的那栋民居一点也不热。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北京住房在夏天都不热，还是只有那些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显得那么矮的民居才是这样，反正，我在民居里过得很舒心。这还不算，北京民居很干净，我想，真的可以和后来的什么星级宾馆相比：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另外，更让我开眼界的是，那民居中居然还有彩电可以看。
呵，这民居中五个房间，除了主人住的，其他三个房间都一般大小。我和三个东北大叔、一个四川大哥、一个河南大哥同住在这栋民居里，每个房间住两个人。
我给这姑娘交了三元钱的住宿费，姑娘的爸爸走过来了。他看了看我，没想到，他看人那眼神十分奇怪。最初的那两秒之内，这大叔的眼睛充满了北京人的神气甚至是居高临下。可是，那短短的两秒之后，他竟然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这一瞬间的变化让我吃惊而且莫名其妙。他刚想张嘴说什么，不过，他又忍住了，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第一次来北京，三元钱就住进了别致而漂亮的北京民居，这本来的确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可是，看见这大叔，倒让我好似打翻了五味瓶似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我甚至怀疑这么便宜的旅馆是，一个陷阱。我似乎看到许多攫取的手在向我伸来。然而，我又一想，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在迅速变化，向钱看而又一下子无法得到很多钱的人，丑恶的思想就在迅速扩张，于是偷盗甚至抢劫的人竟然恢复到了文革最初的数量。可是，经过近两年的严打，这些嚣张的气焰事实上被压下去很多，怎么，难道还有人敢于以身试法吗？我心里还是十分忐忑。
天刚亮，我就急不可耐地要起床，尽管这时候其他五个人都睡得正香呢。都说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是人生最有意思的事情。我还思谋着早早起来去看升旗呢。我洗漱完了，就要想要开门走了。这时候，那姑娘被我惊醒了。姑娘问我：“这才六点呢，你这么早起来这是要去哪儿啊？这房子不好住吗？不过我可告诉你，别看这房子不怎么新，这房子可是当年一个格格住过的。你瞧瞧，这房子我敢说再过多少年它也是咱老北京的一景。”都说北京人架子大，不愿意搭理人，可是，从这姑娘的身上我根本看不出哪里架子大，而且说话就像打机关枪，一秃噜一秃噜的，我真不知道，一个南方的黑小伙，凭什么就能让一个北京姑娘有那么多的话呢？难道我真的有某些人说的气质，难道我气质真的不错。我不禁暗暗高兴地说：“不是，这房子的确好，不过，我想赶一个大早，我要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呢？”姑娘笑着说：“你也真是的，早知道你要去看升旗，你早告诉我啊，我也好早点通知你啊。看看，现在都六点了，等你赶到天安门广场，肯定得是七点多了。哼！看升旗，你恐怕嘛也看不到了。”姑娘的祖籍在天津，所以，说话还有不少天津味儿。我问东北大叔，这嘛也看不到是什么意思。东北大叔知道我是个出门不多的南方人，也不懂北方话，跟我解释：“嘛也看不到，就是什么也看不到。”这时候，一辆出租汽车要从四合院前面的小街穿过，开出租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司机。姑娘一看，那小街对于那出租车明显是太狭窄了，老司机要穿过去几乎是很难的事情。姑娘打了个手势想让他倒退着往回走，可是，司机不知道是假装没看到还是粗心，竟然麻利地穿过了那条小街。望着那一溜烟往前跑的出租车，姑娘哭笑不得地摇摇头，说：“那么窄的道儿，也就是您啊，愣是让您过去了，换了个二八八的，横卡那里了。”这么两句话，我更是听得云山雾罩，什么二八八的，什么横卡那里。东北大叔看着我，打趣地说：“这两句话，你肯定更不懂。”我点点头承认了。东北大叔说：“那意思是说，换了个水平一般或者很差的司机，很可能就卡在那里，横就是可能是意思。”
我正要迈腿出门，姑娘把我喊住了，说：“兄弟，搭把手，帮我们把这电冰箱给移一移。这刚买的，不多个人搬，怕给糟践了。”姑娘和她爸，加上我，也就三个人，可是这庞然大物，怕是三个人都抬不动吧。我一脸疑惑地说：“噢，敢情这就是电冰箱啊，可，可是我们三个人抬得动吗？”姑娘说：“你是不知道啊，其实这玩意也不是很重，放心，您搭把手，要是给您伤筋动骨的，我们包医，哈哈哈。”我难得一见的电冰箱在北京姑娘的口里只是一个“这玩意”，我这才知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外地人，不，应该说是乡下人在北京人心里是多高的地位。可北京人对人说话还是很客气的，一口一个“您”，听着就让人觉得舒服。我用手掂了掂，那电冰箱还真不像想象的那么重。我对那姑娘的爸说：“大叔，这电冰箱还真不算太重，不用您插手，有我们两个人就够了。”那大叔一看我是个热心人，就说：“小伙子，没事的，我这岁数了，活动活动胳臂也是好事。”一会儿，电冰箱移好了。姑娘的爸说：“小伙子，一看你知道你是实诚人，你是在咱北京读书？”我说：“我要是有哪个好命就好了，我是来北京找人的。”那大叔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我找的这个人，您一定也认识。”大叔十分感兴趣地把屁股下的椅子向我移过来一点说：“是嘛,这倒有意思了，您找的人还是我认识的人，莫非……莫非……莫非你就是我那大侄子，本来嘛。刚看到你的时候我就怀疑，你和我三年前看到的那个侄子一模一样啊，可是，可是听说他在严打的时候让政府给枪毙了。可是今天看到你，莫非是我听错了。本来嘛，还在三年前，我就一直听说你品学兼优，怎么会在严打的时候给枪毙了呢？这也不可能啊！”我真希望不把事情说破，原来这位大叔还有这么一个侄子，我真希望他生活在刚刚描述的希望之中，可是，假象一旦被揭穿，不是更加让对方难堪吗？”人们都说血浓于水，看到大叔的言谈举止，我对于这话更相信了。是啊，就算是我和大叔的侄子长得一模一样，可是，我说的话，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里，无不透露出一个南方小伙子的口音，我怎么能是他的侄子呢？这也许就是“精神卫生”知识中所提到的幻觉的现象。在江西卫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对于精神卫生的科目还是比较重视的。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人世间的真情和道义，才进一步明白了血浓于水的道理。
但，有道是长痛不如短痛。我还必须告诉大叔事情的真相。我说：“大叔，对不起，我真希望我是你的侄子，可惜我不是，我是来北京找姜昆老师的。”大叔茫然地看着我，嘴巴张开了很久，好像要说什么，但是又没有说出来。
大叔听了，眼泪就下来了，他慢慢睇点起了一支烟，无精打采地吸着，然后，忧伤地说着：“严打啊，严打，这严打本来是好事，可是，大家都说太严了些。”他也不看我，也不需要我回话，因为此时此刻，他能有一个倾听的对象就是莫大的满足了。他继续说着：“严打啊，严打，太严了。我那侄子其实也就是猥亵了一个大姑娘，根本就没有实施强奸，竟然被判了死刑。唉，唉…………”大叔不断地叹气。大叔的话我是相信的。不要说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两年的严打，真的做到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们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个孙子因为犯了一些流氓罪，被判了死刑。据说对于这个判决，大家都认为判得太重了，有很多人说情，最后还是无济于事。大叔扔掉了一个烟头，又接上了一根烟，点着了，望着袅袅的白烟，他眼泪下来了。我相信大叔的眼泪是真心的。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站在我眼前的大叔人高马大，足有一米八的身量，要不是伤心，哪会对于侄子的死亡流泪呢？
是啊，严打是深受许多老百姓欢迎的，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是没有超乎常规的勇气和毅力，当时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很可能就会像一叶凋零的落叶，随着污泥浊水而浮沉、而消逝。
可是，在极个别的地方，的确有过头的做法。有时候个别县城一次性枪毙的人就达十几个。在某个省会城市，一次枪毙的人就有四十多个，他们临刑的时候，大家一齐跪在一排，黑压压的一大片。他们表现各异，有吓得哆哆嗦嗦的，有视死如归、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的，有悔恨莫名的、无地自容的，他们一大串的人刑警用一条长长的麻绳联结着，那些先挨枪子倒下的犯人甚至能把没有打中要害的犯人拉扯倒地。 前来观看或者说接受现场教育的场面几乎是万人空巷。观看的老百姓之中，有感叹嘘嘘的，有唾骂的，有食肉寝皮的，也有同情的，甚至有伤心落泪的。
以至于个别不友好的西方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说中国的严打是“1983年中国大陆的一次屠杀”。
看着大叔那难过的样子，我觉得有必要安慰他一番。我到北京来干什么？我是来找姜昆的啊，可是，找姜昆老师又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传播真善美，说大一些就是追求人类的美和善。是啊，求美，求真，求善，可是如果你面对那么失落的大叔，呢不去安慰，你还求的什么真善美啊。
于是，我说：“大叔，你还是节哀顺变吧，人死也不能复生，别看我年纪不大，可我也听过一些事情的。就说这次严打吧。现如今是什么局面。严打啊，偷一元钱就判死刑。就一般的耍流氓，也是判得很重啊。所以人家都说这哪里是“耍流氓”啊，现在是真正的杀流氓了，轻的要判十几年徒刑，稍微重些的要砍头。虽然不是拿刀砍，可是，吃枪子，那其实也一样。”
大叔听了，似乎觉得在理，他弹着烟灰，还向我递过来一支香烟。嗬，这烟在我眼里可是当时最好的香烟——————万宝路啊。我也从不抽烟啊。就算是抽烟，我哪里舍得抽这么好的香烟啊？！我用手推挡着。我继续说：“就在83年的严打中，一个小伙子只是因为在大街上亲吻了他的女朋友，没有多久，男青年被捉起来了，而且很快就判了死刑，女青年被判了有期徒刑。唉，亲嘴竟然把命给亲没了，这是谁能想到的是事情啊？！说别人也许远了一些，还是说说我身边的人吧。我的一个堂哥，就因为抢夺军帽，然后又是打架，竟然被判了十二年徒刑。我的堂叔为了这事，腿都跑断了，这才减刑为十年。
平时，除了说相声，其实我就是个闷嘴葫芦，可是今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这还不算，我说这些话还是当着一个北京大叔的面说的，真有些班门弄斧的意思。是啊，人家北京大叔见过多少世面，还用得着我在这里唠唠叨叨吗？我这不是好为人师吗？我这不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吗？天底下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人？有几个这样杞人忧天的人？说完这些话，我一个劲地后悔。可是，说出去的话就像是泼出去的水一样，我还能收得回来吗？
我愣愣地看着大叔，以为他会有什么不愉快。可是，我竟然看到了他的眼泪再一次流下来了。不过，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大叔还是抓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小伙子，你的话让我的心里宽慰一些了。其实，严打的事情我还是知道一些的，可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好心好意的。所以我得谢谢你。”我怔怔地看着大叔，也许是大叔为了证明他真的了解严打，他接着说：“唉，严打啊，真严厉啊。就说安徽一个青年吧，他与自己喜欢的人发生了关系，不过，那姑娘并不是完全同意的，属于半推半就的那种，被人家告发，说他强奸，就判了七年徒刑，这七年本来就已经不轻了。严打一开始，还觉得不够，改判十五年，布告贴得到处都是。这年轻人不服啊，就上诉。第二批严打的时候，当地为了完严打的数字，结果一合计，竟然把这人改判了死刑。 ”为了让大叔再想开些，我又像是对一个同辈甚至是晚辈说话似的，说：“是啊，在我们老家那个县，一个年轻人偷看了两次女厕所，结果就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大叔说：“嗬，这还算好的呢，毕竟他是偷看了女厕所，我知道得一件事就更邪乎了。”我说：“哦，怎么个邪乎啊？”大叔说：“有一个女孩，夏天的夜晚，她在自家院子里洗澡。一不留神，这时院子外边有个年龄相仿的男孩从门前路过，他听着院墙那边有人洗澡的声音，也许是觉得好奇，他跳起来伸头看了一眼，被女孩发现，这女孩大喊“抓流氓”，这男孩当场被抓，随即被定为流氓罪，也判了个十五年徒刑。”
我说：“是啊，既然遇上这风头，还是别在这上头想不开了。”大叔说：“小伙子，我实话和你说吧，你不知道啊，这个被枪毙的孩子，哦，他叫牛强，在我大哥家里排行老五。他虽然是我的侄子，可也我最喜欢的孩子，他十五岁就过继给我了，孩子乖得没法说。这几年，也许是因为我大哥生病好几年了，他说要回去尽一下孝，一去就是大半年，虽然我想叫他早些回来，可我还是没张开口，我也理解孩子。谁知道，他因为办了一件过激的事情，噢，也叫防卫过当，把别人给捅死了。”
天啊，原来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有心想知道大叔的这个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有过激行为的，可是我又怕给大叔的伤口上撒盐，所以我还是忍住了没说。
严打，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是应该的，要不是严打，我一个青年学生，敢到北京找姜昆吗？那几年，回城的很多青年人找不到工作，无事生非，于是，种种流氓习气就在很多青年身上滋长和蔓延。严打是必要的，不过个别人是过头了些，特别是对于北京大叔，毕竟是面对面的一中缘分，我也只能给他尽量的安慰。
和大叔告别了以后，我直奔天安门广场。
当我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的内心深深震撼了。以前，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爱国，要爱我们伟大的民族。当我看到天安门广场那些外国人的时候，我的爱国心顿时一下子膨胀起来了。是啊，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比看到外国人在我们国土上，并且他们都是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中国而更高兴的呢。到了天安门广场，那本身就是一次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前的爱国教育，如果是说教多于实际的话，那么在天安门广场，我的爱国热情迅速地激发起来了。我像在北京火车站一样，伸出双臂，做了一个紧紧搂抱的动作，我恨不得把天安门抱在手里，我要对那雄伟的天安门大楼说：天安门，我爱你。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第一课便是黑白的天安门照片，然后几个没有拼音的字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可以说我从小就向往着看看天安门。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我终于如愿了。
天安门前那高大的毛主席像，让我看了十分吃惊，天啊，毛主席像竟然能有这么大，五百米之外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北京，我的第一次开眼还是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然后是看了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两个博物馆，接着，我又去了故宫，故宫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这个故宫，我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加上前面参观的毛主席纪念堂和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我已经走得很累了。
但是我还是从内心感到舒心和愉快，因为我走了三个多小时，没花什么钱，就和伟大的首都——————北京有了无比亲密的接触，见识了北京的动感和清静之处，感受了它的动和静，同时也感受了北京伟大的豪迈和幸福。
我坐着地铁，又去了那个北京民居做的旅馆。第二天，我也顾不了口袋里那可怜巴巴的那些人民币了。我还是要过一下到北京的瘾——————虽然我十分崇拜姜昆老师，可是我更加喜欢伟大的首都北京。于是，我对王府井、动物园、长城又来了个走马观花。漫步于北京城，我梳理着这座大城市的纹理，我可以捕捉到任何一种想要的感觉，无论是王府井大街的喧嚣和繁华，还是故宫里的森严和庄重，无论是长城的古典和凝重，还是动物园里的活力和灵性，都给人以难以忘怀的印象。
在王府井大街，我被一个中年人叫住了，他说他看了我很久了，问我需要手表不要。我心想：手表是需要的，真的，我正需要一块手表。对，我在省城南昌读书，刚入学我就需要一块手表，可是，我为了去北京，一直想积攒一点钱，也一直没有买手表。现在，我估计他是要卖手表给我的，这下机会真的来了吗？为了压价，就故意说，手表吗？我有，不需要。他说：“年轻人，我这手表其实很便宜的，你看看吧？才五十元钱呢。”我说：“那么贵，本身我也有了手表了，不要了。”他又跟我走了几步，追着我说：“要不，三十元钱吧，你可不要以为便宜就不把它当一回事，我这表啊……”他把嘴巴附在我耳朵边，轻轻地说，“实话和你说吧，走私的，质量是没话说的，价钱吗也是便宜得不得了。唉，小老弟，要不是走私的时候进价便宜，那会这么贱卖呢？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手表。”这人说话是一口的京腔，我以为他就是北京本地人。北京这两天给我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于是，我拿在手上一看，这手表还真不错，银光闪闪的，再一听他的话，觉得也很在理。
结果，我以五元钱的价格和他做成了这笔交易，我的一个理由是：我本身带的钱就不多，要是十分便宜，我才能要，不然，你这手表再好，我也买不起。那人竟然同意了。我十分庆幸以很低的价钱买了一块手表。那人把手表用一块手绢包好，像是很郑重地交到交的手里，然后接过我递过去的钱，很快就离开了。我正要离开的时候，心想：嘿，天下有这么好的事情，五元钱买一块手表，而且还白送一块崭新美丽的手绢，我急于想看看那手表，我打开手绢一看，我顿时傻眼了：啊，天啊，那手表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块石头，不过，这可是磨得和手表一模一样的石头块儿。我心里一下凉了很多——————唉，偏偏没什么钱，还遭到歹人的诈骗。从准备来北京一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有了想哭的感觉。
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两个警察向我走来，他们抓住了一个人来到我眼前。天啊，这人不是刚刚那个诈骗我五元钱的歹人吗？无疑，是北京警察帮助我要回了五元钱。我得感谢北京警察才对。
我对北京警察说了谢谢，然后就向地铁走去。地铁口子上遇见一个乞讨者，给钱的人大概十之一二吧，不过都是五分或者一毛，我这才知道不北京人其实也是要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我为了给自己这次拜师一个好运气，咬咬牙，也给了那个乞丐五毛钱。我心想感谢北京的警察，可是，人家肯定不会要我的钱，我只好以这方式来回报这个社会。
我在北京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景点，我就急急地找姜昆老师去了。
我来到姜昆老师所在的单位，中央广播文工团。广播文工团是中央广播事业局所属的事业单位，它的前身是1953年4月成立的广播民族乐团和广播说唱团。
可是，门卫大叔说，姜昆老师很可能不在北京，到外地演出去了。接着，门卫大叔一指对面走过来的一个少妇说：“你问她吧，她知道姜昆老师去哪儿了！”我和这位漂亮而又端庄的少妇说了，那少妇抿着嘴一乐，说：“你认识姜昆老师？”我摇了摇头说：“认识！”我觉得自己从没有见过姜昆老师，赶快改口。我点点头说：“没有，没见过。”那个美丽的少妇更乐了，说：“看样子，你还真是说相声的，噢，你这摇头代表肯定？点头是否定？是不是啊？”我发现了自己的失态，尴尬地笑笑，说：“对不起，我是说，我在电视上看过姜昆老师，要是见着真人了，我一定也认识他的。”那少妇又是哈哈一笑说：“我说也是呢！你大老远地来，估计也没见过他。这样吧，你再等两天，两天以后，他一准回来。到那时候，你一定能见到活的。”我说：“大姐，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呢？”那个少妇说：“我是谁啊？他的情况我不知道那才怪了！”说着话，我和那少妇就来到了传达室门口，那门卫听到我们的对话，说：“哈哈，小伙子，你连她都不认识，她就是姜昆老师的妻子啊。”啊，原来这位就是我们姜昆老师的夫人，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李静民大姐啊。
啊，我可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忙举起手给一身戎装的那个少妇敬了一个军礼。本来嘛，我又不是军人给人敬什么军礼啊。可是，我实在是太崇拜姜昆老师，包括他的夫人。
两天后，我真的见到了姜昆老师。
话说第三天一大早，我再次来到说唱团的门口。那个国字脸的门卫和我已经是二回熟了，他说：“哦，你大老远地从江西来，还真不容易。你以前见过姜昆老师？”我摇了摇头说：“没有。”门卫又说：“那你和他有亲戚？”我又摇了摇头，说：“没有没有，我哪有这么尊贵的亲戚啊！”门卫看我老实巴交的样子，心里有些想笑，他说：“噢，这还真有意思。你胆儿可真不小，看样子，你肯定有些绝活，不然，谁敢这么的就去见姜昆老师啊。”我赶紧说：“哪有啊、哪有啊，我可只是有一腔热情罢了，我就是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哪敢班门弄斧啊？”门卫有些玩笑地说：“要不，你说个段子给我听听？”我赶紧说：“就我那水平，哪敢在师傅面前造次。”我知道，这可是北京，是广播文工团，这要是在基层看来，那就是艺术的最高殿堂啊。俗话说：“宰相门人七品官”啊，这门卫师傅看起来好像文化不多的样子，可是，他见过的世面一定比我多不少。所以，我决意不想露丑。他看我不想说的样子，也不再勉强。
门卫拨了一会儿电话，接着，他在电话中说着什么，我估计他一定是和姜昆老师交谈，这门卫的形象在我心里一下子高大了许多。是啊，在整个中国，有几个人能够这么随便地和姜昆老师说话啊。此时此刻，那门卫在我心中都成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了。
那个门卫大哥说：“没事，这样，你外边等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过去问一下。”他用手拨了拨电话号码，接着对着话筒说些什么。因为隔着传达室的玻璃，他究竟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很快地，门卫用手指了指电话听筒，那意思一定是让我在电话里说话。我真没想到，幸福竟然来得这么快——————————我一下子能和姜昆老师通话了。
姜昆老师在电话里说：“这样吧，你到四楼来，我在这里等你。”姜昆大哥竟然说见就见到了，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难道我真的很快就要见到我日思夜想的姜昆老师吗？难道我马上见到的人就是那个在春节晚会上大放异彩的明星姜昆老师吗？难道那个中国文艺舞台上的台柱子姜昆老师马上就能接见我吗？
在进姜昆老师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反复地扯了扯衣服，然后又抹了抹头发，想使自己的仪容更让人看着舒服些。我这时候才发现我的上衣口袋里还缺少一样东西，两支曾明瓦亮的钢笔。虽然在大城市里，已经有人说口袋上插满钢笔的未必是大学问家，也许就是修理钢笔的，可是，必要的文具带在身上还是能够增添一个人的儒雅气质的。我后悔着，但是，这时候总觉得一切都晚了，还是听天由命吧。
姜昆老师的话其实很平实，可是，在我来说，就像是生活在梦里。我，一个十分普通的南方小青年，只不过是酷唉相声，也说过几段相声而已，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可以见到姜昆？这真的不是做梦？我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我明显感到了疼痛，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其实不是做梦。
我坐着电梯，来到了姜昆老师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姜昆老师，我十分紧张，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原先想好的许多豪言壮语，甚至是千言万语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姜昆老师看到我木讷的样子，对我笑了笑，说：“怎么，我这又不是大观园，用得着那么紧张吗？”姜昆老师比我大十五岁，声音洪亮而又充满磁性。到底是相声大师啊，随便一句话就是个玩笑，正是这句话让我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一些。可是，我还是很紧张，甚至不敢正眼看姜昆老师。以前想着用历史人物姜维、姜夔等等人物套近乎的词，现在全部都忘记了。
也许是我的紧张，让姜昆老师看出什么了，他先伸过手来，我才兴奋而又颤抖地伸出了自己的手，我不知道，这一握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友谊，我只是知道，我遇见了一位十分和善的大师和大哥。我拉着姜昆老师那温暖的大手握了又握，最后，我还是恋恋不舍地放下了他的手。
与其说姜昆老师现在这地方是一个办公室，还不如说他就在书房。到处都是书，高高低低地用木质的书橱码放着，估计有一千册吧。怪不得姜昆老师那么博学呢，他一定看过很多书的。我见过很多爱书如命的人，他们的书大多天女散花似的到处都是，一点整洁的样子都没有，而姜昆老师不但书多，而且他把那些书摆放得那么井然有序，让人一看就十分舒服。这让我对于姜昆老师更加肃然起敬了。
除了那些书籍显出主人的很不简单之外，姜昆老师的办公室里朴素而简单，但是，几张很有特色的照片却显出了主人的高雅和不同凡响。 其中一张照片就是毛主席和侯宝林、郭启儒等等演员在一起的。照片中，毛主席十分平易近人，一点也看不出伟大领袖的架势来，就像是老朋友见面。那慈祥的笑容，谁能想象出这位伟大的人物就是用兵如神，指挥过中国人民赶走了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共和国主席。
我虽然从来没看过这照片，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介绍相声的书籍多起来了，这些书籍从许多角度介绍了毛主席听相声的情况。
从那些书里，我知道很多相声故事。侯宝林去毛主席那里说相声是1950年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对侯宝林说：“那一个人能使我们的主席这样高兴啊，只有侯宝林，侯宝林是我们的国宝啊。”从此以后，人们都说相声是文艺界的国宝。所以，相声这种艺术形式的地位越来越高了。毛主席听侯宝林说相声喜欢用拳头打拍子。解放以后，听侯宝林说相声最多的就数毛主席了，其次是周总理。侯宝林大师回忆说，毛主席听过他的相声大约有150多段。1959年至1964年，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马季等人，每周去两次中南海，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表演相声。有些段子，比如《关公战秦琼》，毛主席一听就是十几遍甚至是二十多遍。
姜昆老师让我说一点相声内容，我把最拿手的《报菜名》说给他听。姜昆老师下意识地鼓了鼓掌。同时，他也指出了一些不足。姜昆老师说：“小李，你应该知道，热爱相声是好事，可是，相声的道路任重而道远啊。不说别的，就是刘宝瑞老师那一段《官场斗》，你知道要说多长时间吗？”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姜昆老师举起一个大拇指，然后又举起另一只手，摊开五个手指头，说：“这个数。”我其实并没有看懂，但是我还是紧张地回答着：“啊，六十分钟啊。”姜昆老师说：“什么六十分钟啊？是一百五十分钟。”
天啊，一百五十分钟，这还是相声吗？以前，在江西卫校的时候，我以为能够背诵十分钟的台词就很了不起，可是，六十年代的刘宝瑞大师————————一个记忆力渐渐减退的中年人，竟然能够记住一百五十分钟的台词，那是多么高难度的艺术啊。从姜昆老师的谈话中，我深深地感到相声艺术的高深和伟大。
姜昆老师说：“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了，你在北京吃住有什么困难吗？”我说：“没有，没有。”姜昆老师看出了我的虚假，说：“你的眼睛告诉我，你说了假话。”我心想：咦，这姜昆老师是相声演员还是心理学家，他怎么知道我心里的事情呢？我只好说：“报告大师，我确实有些困难，我带的钱可能不够。”姜昆老师说：“有侯宝林大师在，有马三立老师、马季老师在，千万不要喊我大师啊，不然，我可受不了啊。可以说，没有马季老师就没有我姜昆的今天。”马季为了把姜昆从东北挖掘到北京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是我三年前就知道的。可是，我还是忍不住说：“您就是大师，这么大的中国，相声大师也不可能是一个两个吧，那堂堂的元帅还有十个呢！”
姜昆老师被我逗笑了，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甚至，我看出了他的严肃。姜昆老师说：“作为中国未来的笑星，应该明白相声的重大意义，才能肩负起时代的责任，相声，不是随便嘻嘻哈哈的东西，要看到相声过去的地位，知道相声今天的特殊地位。中央领导中，不光是毛主席、周总理喜欢看相声，而且，许多中央领导都很关心相声事业。比如说，唐杰忠老师的调动问题，当年都是罗瑞卿大将从头到尾关心的结果。知道了相声今天的地位，你才能彻底地热爱相声，献身相声事业。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么多，因为我看见过不少托我收为徒弟的人，那热乎劲，最多就是三天，最后，都是三分钟热血，结果最后溜之大吉。所以，对于你，我还是有必要打打预防针啊，你说呢？哈哈哈哈！”姜昆老师那爽朗的笑声从广播文工团的办公室直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一个相声名人，当代的相声大师，没有一点架子还在其次，他，姜昆老师，哦，应该喊姜昆大师，竟然能把那么掏心掏肺的话告诉一个初次见面的南方小伙子，我十分激动，甚至，我已经热泪盈眶了，那滚烫的眼泪，就差没有掉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