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涅槃”

迄今为止，在我长达38年的职业生涯中，可以说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字。略感欣慰的是，我虽深陷于繁忙的业务工作和事业管理中，却始终没有松懈自己的追求，学术及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几乎占据了工作及生活的大半时光，并不断留下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文字成果；遗憾的是，我这样忙忙碌碌、无休无止地写着，终还是没有脱离本职工作的圈子，对文学创作竟是醒悟甚晚。

1977年底，我离开了为之奋斗了两年半的“广阔天地”，被组织上安排在赤峰县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宣传口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在宣传部工作，一要能说，二要能写”。而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岗位就是宣传部，没有丝毫专业上的资本和技能可言。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印象中竟没有正经写过什么东西。记得刚到宣传部不久，负责宣传报道的赵姨（“五•七战士”）让我写一个通知，这应该是公文中比较简单的文体了。我当时竟不知从哪里下手，憋了一上午也没写出几行字。赵姨看在眼里，委婉地说：“听你爸说，你文字挺好的，以后情况熟悉就好了”（我的父亲也是“五•七”战士，在县文化局任局长，和赵姨都是很好的同事）。听了赵姨的话，我感觉脸在发烧，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来，为父亲争个脸面。78年5月份，全国掀起了“真理大讨论”的高潮，当时我在县委党校学习，有机会聆听了盟委党校专家作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题报告。学习结业后，团县委请我们一把部长给全县青干班学员作一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专题报告，我当时任理论干事，起草讲稿的任务当然的落在了我头上。紧要关头，还是在党校的听课笔记派上了用场。部长讲了一个半小时，回来表扬了我，说我文笔好，稿子写得好。我心里清楚，讲稿中绝大部分资源都是从党校老师那里泊来的。

1979年5月，我调回沈阳，在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最初的一年半中，我除努力工作外，一直潜心学习、钻研业务，试图为日后的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81年初，我撰写了参加工作以来的第一篇论文——《馆藏宋刻自警编著录考》，洋洋五千多字，竟一炮打响，先后在辽宁省和东三省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交流，并发表于《图书馆学刊》杂志。十几年后，有图书馆界同行见到我说：“看你那篇文章，还以为是个老专家写的呢”，其实我那时才26岁。之后的几年里，我在工作之余一直没有间断学术上的研究和论文写作，先后撰写并发表了《辽图镇馆之宝》、《蒲文珊与聊斋志异半部手稿》、《馆藏两部聊斋手稿的流传及入藏经过》、《馆藏满文书述略》、《清内府天禄琳琅藏书小考》、《宋本画继、五代名画补遗考述》等近20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文章等。我至今清楚的记得，在首次评职称时，正是这些论文戏剧性的帮我度过了难关。

那是1988年，已是馆办主任的我，在省图书馆几十名拟晋升中级职称人员中以两轮全票通过，位居前列。然而在文化厅人事处将名单上报省职改办审批时，职称处的那位负责同志竟毫不犹豫地将我的名字从表格中一笔勾掉了，原因很简单：“还年轻，先放一放”。尽管当时的馆领导责成人事科专门起草了情况说明，盖了公章，予以力保，但仍无济于事。最终还是我拎了一大包载有我学术论文的刊物，径直找到了职改办那位负责同志。他一篇篇翻看了我的论文后，只说了一句话：“回去让文化厅人事处明天填表重新报上来。”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因为我没花一分钱，没送一份礼，是这一大包论文感动和说服了那位同志，使我在职称评审中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当然也成为了省图书馆首批中级职称最年轻的破格晋升者。

1989年，我调省文化厅工作。新的岗位、新的环境，视野宽了，要求高了，责任重了。有了在省图书馆打下的基础，我前行的脚步则一刻也没有停歇。 20多年里，除必须完成应接不暇、漫无止境的各类公文写作和材料上报外，我先后有30余篇有关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方面的文章、综述、调研报告、课题报告、纪实通讯、征文等发表和获奖。如：论文《辽宁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事业管理二十年回顾》在全国第三届“蒲公英奖”（少儿文化政府最高奖）获论文专著类优秀奖。论文《狠抓宏观管理，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全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刊于国家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学报》，并评为“辽宁省第五届社会科学省级优秀学术成果论文一等奖”。执笔完成的《辽宁省农村县区“两馆一站”发展调研报告》被评为2000——2001年度辽宁省优秀调研成果。撰写的《公益文化活动社会化运作的实践与启示》刊发于中国文化报，并被省委宣传部评为2004年度全省宣传文化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第一名，共10名）。执笔完成的《辽宁省农村文化建设情况调研报告》被省委宣传部评为2005年度优秀调研报告（全省共10篇，省直仅此一篇）。执笔完成的《加强我省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建议》被省委宣传部评为2010年度优秀调研报告（共16篇）。参与执笔完成的《我省切实改善农民工文化生活》被省委宣传部评为2012年度优秀调研报告（共10篇）。主要执笔完成的《公共文化技术支撑——辽宁广电模式研究》被文化部评为优良项目，刊发于2013年《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执笔完成的《辽宁省第八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活动综述》，被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江同志作了140字的批示，称“很受教育和鼓舞”，“修改后送辽报发表”，“组织专版宣传”。执笔完成的《辽宁省首届群众文化节综述》，被张江同志作了150字的批示，对群众文化节的成功举办表示庆贺，对全省群众文化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给予了高度赞扬。2010年，在省人社厅、省公务员局联合组织的全省行政机关公务员首届“读书与思考”主题征文活动中，我撰写的征文《再多加“一盎司”》荣获二等奖。2013年，我撰写的纪实通讯《为听障人士编织有声世界》于12月27日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14年2月，在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公务员局联合组织的“辽宁省公务员职业道德主题征文”活动中，我的《八小时以外的坚守与担当——一个国家公务员的职业操守和文化情怀》在全省推荐的305篇征文中脱颖而出，被评为优秀征文（共40篇，其中省直20篇，排名第五）。

每每翻检这些已成为过去时的研究成果，些许满足之余，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和认识：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课题报告，大都是我本职工作的衍生品，对我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深深储存于我心脑之中的智力资源、文化积存和文字功力才是最可宝贵的；倘若这些名符其实的“无形资产”也随着我职业生涯的终结而渐行渐失，那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由此我想到了，当一个企业难以为继时可以转型，可以重组，以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我想到了，传说中的凤凰每五百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涅槃”重生后，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我为什么不能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行将逝去的这些宝贵的知识与智力资源重新激活，使其成为一种再生的、不受职业和年龄约束的文学创作能量呢？

有了这一想法，我于一年前开始集中阅读名家散文、小说和散文名篇，矛盾、冰心、朱自清、叶圣陶、钱钟书、杨绛、王蒙、余秋雨、莫言、路遥、梁晓声等等，有些自是温故而知新了。在阅读的基础上试着写散文和杂文，每月不少于两篇，还真的是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也颇有一点成就感。我写读书体会、影片观后感、出国访问纪实、励志杂文、网络空间感悟、生活的美好、童年的记忆；我写我的母亲、父亲、老姑、妻子、孩子和我自己，以及那些值得回味的轶闻逸事，通过点点滴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弘扬传统美德，讴歌幸福生活，抒发内心情感。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60余篇、15万多字了。每篇我都发在空间里，供网友和朋友们浏览阅读，以寻求思想上的共鸣、心灵上的碰撞、情感上的交融，很多人留下了激情洋溢、掷地有声的评语和感想；有20余篇则发在中国散文网，其中近半数被编辑老师头题推荐。

几个月前，我读了余秋雨先生早几年在台湾中山大学作的关于《阅读建议》与《写作感受》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深深感染了我，也印证并更加坚定了我的写作信念。他说：“写和读的关系，是一种天然吐纳关系。只納不吐，不仅消化不良，而且必然会产生恶性壅阻。”“谈话是一种倾吐，而写作，则是一种更深入、更系统的倾吐。”“当然，读书人不可能全部简单地转换成写作人，此间存在着一些微妙的沟壑；但在智慧的读书人中间，又一定隐藏着不少潜在的写作人，可惜由于重重的心理障碍，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10几天前，由省委、省政府主办的辽宁省第三届全民读书节，经各市、省直各部门自下而上的层层选拔推荐、专家评委细致严格地评审评议，公布并表彰了辽宁省首届“四佳人物”，其中：最佳写书人18名、最佳出书人10名、最佳读书人20名、最佳藏书人20名。我有幸获得最佳读书人的殊荣，除平素嗜好藏书、坚持读书外，更得益于读有所获——写作的积累。在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一直以来给予我热情关心、帮助的散文网的编辑与各位老师、文友；由衷地感谢我生活中、网络中的亲朋好友，有了你们的相知、相惜、相扶、相伴，才有我工作与人生的火热与多彩。

（秋实于2014年7月26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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