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冉的故事（原创）
老冉和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使得我们之间有了故事。
三年前的一个夏日，中午时分，太阳正毒，炙烤着大地，花园里的花草被烤得耷拉着脑袋，校园里静悄悄的，连多嘴的麻雀都被热得没了声息。吃罢午饭，我正准备小憩一会，突然听到大门外有人喊“刘老师”，声音不大，却因为寂静显得很响亮（为了校园安全，正常教学期间，大门都是关锁着的）。我走出宿舍查看究竟，一瞬间就被热浪包裹了。大门外站着一个老汉，一个我不认识的农村老汉，他核实我就是刘老师之后，就肯定地说找我，有事。我只好开了门，请他到宿舍里说话。
在我的宿舍里，我认真的观察了一下找我的这位老人：年龄约莫七十多岁，头发稀疏，灰白；胡须焦黄，稀疏，枣核形的脸庞很有特点，脸颊瘦削，皮包骨头，一双黄眼珠倒是炯炯有神。老人戴一顶很沧桑的草帽，已经没有一丝白颜色了，穿一件白色圆领半袖衫，背部的汗渍好像印象派的画，腿上一条蓝颜色的裤子，多日没有洗涤了，脏兮兮的满是汗渍、泥土，一双黑布鞋已经不是纯粹的黑了，右脚的大拇指大概是热急了，自个儿钻出了束缚，露在外面凉快。我请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倒了一杯茶给他喝。老汉点着一支自己带的劣质香烟，撩起衣襟擦了擦汗水，我请他洗把脸，他说不用。等一支烟快吸完了，他才说起找我的原因。
老汉姓冉，是邻近山寨乡南阳屲村人，今年72岁了。老汉有四个女儿，大女儿、三女儿出嫁了，二女儿招婿在家，28岁的小女儿还未嫁人。原本就是个困难家庭，两个女儿的病更使得雪上加霜。三年前，二女儿患了脑瘤，到西安的医院诊治了三次，因为实在借不到钱了，只好停止治疗，现在已经瘫痪在炕上了。就在二女儿的病情日渐严重的时候，小女儿又出现了问题，头疼，到西安一检查，也是脑瘤。老冉四处告借，筹措了一笔钱又给小女儿治病，病情稍有好转了，却没有了钱继续治疗，只好从西安回来。现在，这个家里，炕上躺着两个患脑瘤的女儿，老冉欲哭无泪。
我问他，我既不是医生又不是民政部门，找我有啥用呢？他说是一个姓雷的亲戚要他找我的，说我是报社的记者，能耐大着呢，或许能帮他家脱了苦海呢！我哑然失笑了，以前作为省报的通讯员，本着自己的良知，曾经为一些弱势人员呼吁过，也解决过一些问题，可是我早已不写新闻报道之类的了，何况我也不是报社的记者，就算是报社的记者，又怎么能帮他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呢？看着骨瘦如柴的老冉，陷入绝境的老冉，我没有拒绝他的理由，哪怕就是给他一线的希望也好啊。我答应老冉，可以尽我的全力试试。
一个普通的乡村小学教师，怎么帮助这个几乎陷入绝境的家庭呢？一番思量之后，我把老冉家的情况写成一篇短文发给我在省农民报社的朋友，请他帮忙予以刊登，然后又把这篇短文放在我的空间里，希望引起好心人的关注。我能做的，只能是这些了。一周时间过去了，文章在省报的中缝刊登了——这已经是很难得了，没有什么反应。两周过去了，江苏盐城叫琪的一位网友要我的银行账号，说要给老冉家捐赠一笔钱。琪在一家私企做会计，有三个孩子，家境也不宽裕，可是看到我空间的文章之后，还是捐赠了一千元钱，要我转交。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买了些水果，带着朋友的一千元捐款和我自己的两百元捐款，和妻子、小儿子第一次走进了老冉家。虽然我早先有心理准备，但当我亲眼目睹了老冉家的情况之后，还是十分的震惊。一个敞院子，没有围墙，北面三间倾斜的土坯房，约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檩椽单薄，给人一种很不安全的紧张。东面有两间土坯房，比较窄小，老冉说是当初给二女儿做新房的，现在做了灶屋。西面有坍塌了房屋的残骸。走进北房，正面墙下支着两个黑乌乌的木柜子，上面摆着几个瓶瓶罐罐，东西各两盘土炕，西面炕上坐着浑身僵硬，下肢瘫痪的二女儿，胸前围着一片油布；东面炕上坐着肿胀成一个圆球形的小女儿，虽然人能动，却因为肿胀而不能下炕了。西北角地上摞着十来个鼓鼓的蛇皮袋子，老冉说那就是今年收的小麦，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把捐款交给老冉，老冉的手哆嗦着，嘴唇也哆嗦着，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老冉的老婆，一个慈眉善目的女人，不住地抹着眼泪。老冉把两个女儿的诊断书拿给我看，可是我对医学一窍不通。他又絮絮叨叨地说着在西安看病的经过。我问他为啥不找民政部门呢，他说找了，救济的申请交到乡上好几回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他到县民政局去询问，说没有看见乡上的报文，只有乡上的报文才能研究救助。看着这个猥琐瘦弱的老汉，看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我的心里好像压上了铅块，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来。
从老冉家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篇文字，配上老冉家的照片发到我的空间里再次呼吁。很快就有了响应，本县的几个好友先后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又串联了好几个爱心人士捐款。半个月之后，我们一行十余人，带着五千多元捐款和近百件捐赠的衣物第二次到了老冉家。老冉家的状况震惊了我的朋友，几个女士眼泪长流。捏着大家捐款的老冉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作为无权无钱的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捐献一点我们的爱心，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我们的捐赠简直是杯水车薪。尽管如此，我们的爱心还在继续，以后又为老冉家捐赠了两次，先后有二十多位朋友参与，捐赠最多的是江苏的琪，一共两千元，一个打工的女子，已经很不容易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一共为老冉家捐赠了9850元，衣物一百来件，献爱心的除了我的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都是一些很普通的工薪阶层或打工族。特别要提及的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毕叔叔，他在我的空间了看到了这件事之后，独自三四次到过老冉家，先后捐赠了一千多元，帮助老冉在网上联系有关专家，给两个女儿邮购药品，又送药上门。2011年的腊月二十六，毕叔叔给老冉的孙女买了一件棉袄和一些水果，和我一道又去了老冉家看望，那小孙女穿上毕爷爷买的棉袄，眼圈红得令人揪心。在兰州读医学硕士的朋友菊，从生活费里挤出300元请我转交给了老冉家。
我们虽然十分同情老冉家，但是我们的能力太微弱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心有余而力不从了。给老冉家捐钱捐物的善行持续了两年之后，无可奈何地停止了。我最后一次到老冉家是去年的春末，毕叔叔的儿子送我们去的，毕叔叔打电话给我，说老冉又病倒了，我们去看看吧。到老冉家一看，老冉果然病倒了，身子几乎就是个芦柴棒了，他在炕上坐着，一支接一支的吸烟，插着导尿管，说是膀胱上的病。两个女儿的病愈加严重了。老冉的老婆啜泣着不住地自言自语：“咋办家嘛，咋办家嘛……”任何语言对于这样的家庭都是贫乏的，我们只是机械地劝老冉好好看病，早点好起来。毕叔叔给了老冉500元，我掏出了身上仅有的一百元也给了老冉。
一年没有去老冉家了，我已经没有勇气面对那个困窘的家庭，更没有勇气面对那两个病危的女儿，可是老冉家的事一直纠缠着我，时不时的想起。前几天我打电话问在老冉家村小学教学的一个学生，她说老冉的二女儿去年病逝了，老冉似乎好一点了，她看见在小卖部买香烟呢。
听罢学生的电话，我心里一阵冰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