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孩子——人口红利

文/浩涛

人口红利，这个“人口”和“红利”的组合出现在人们视野不多久，单独二胎政策随即出台，计划生育这个掐住所有国人生殖道的紧箍咒自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到去年八月开始有限松绑，三十年来无论在父母们苦苦央求泪水中，还是在国际人权组织的一片哗然声下，都威严如包拯之黑脸，毫不动色。如今人口红利这几个金字一出，如揭开了佛祖亲笔镇符压制五百年猴王的石山，顷刻间土崩石裂，一地狼藉。

下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阐述人口红利的一些话。

“一句话，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因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而减速。”蔡昉说

“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对此，我们必须正视趋势、坦然接受、积极应对。”(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1.6亿进城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从而没有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他们通常40岁左右就退休回乡了。如果能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工就能干到60岁。这样一来，劳动参与率增加了，潜在增长率也能因此提高。”

要“长成”劳动年龄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难以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趋势。“不过，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期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应该研究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我个人认为，目前的政策底线应当是放开二胎。”蔡昉说。

请允许我对这些发言断章取义，信号如下:

人口红利消失——积极应对；

劳动人口——分母，年幼，年老者——分子；

农民工——市民化——能干到六十岁；

以人为本的角度——放开二胎；

这些将人口生育政策脱得赤裸裸的话让我感到无比害羞，害羞得可怜，每当我看到英雄母亲们因过度生育耗虚的身体，看到自己的孩子形单影只于楼市间，我就害羞，而就可怜。看到无数失独父母每天在他们已白发斑斑的身影中独自蹒跚，我却无法再用可怜塞到他们脚下。

看来法律和国策的改变是和经济的改变同步的，它们的紧密关系如同孪生兄弟。它们的调整不用看母亲们子宫的承受度和荒置率，更不需要向孩子们迷惑的眼神来解释，却需要向上看着人民币的表情。

不瞒大家，我的母亲绝对是那个年代的英雄母亲，她为百废待兴的祖国人力资源生产了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身边无数的英雄母亲前，她还带不到红花，她在我弟弟下地后再次响应号召及时刹车，直接导致我渴望有一个妹妹的千古愿望。

在我上初中时，因围墙旁边就是乡政府大院，那边不时会传来猪牛的叫声，于是我们经常好奇地爬在围墙上看，那堆积如山门窗家具的大院旁边栓着那些突然离开田地家圏，莫名其妙哼叫的畜生，很快它们就会消失于无形。听大人们议论，这些都是从那些企图轻度仿效英雄母亲们的家庭牵来和拆来的。

弟弟在毅然丢开他的电子专业回到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五六个年头了，每次看到他在养殖猪房里用当今流行的科学方法小心翼翼地为母猪们受精，几个月后又严阵以待，精神紧张地整夜守候一旁，应付母猪在大量分娩过程中随时出现的情况。当他眼圈发黑地看着母猪身下一圈肉滚滚的小猪崽，疲惫地脸上表情丰富，对母猪的赞扬有之，对生命的欣赏有之，但叹出一口长气后，他会高兴的开始计算着生产带来的利润，然后打电话告诉亲人今年可能的经济收获。

女性的生殖行为在一个时期中个以“国家”为名义全面挑战妈妈们的生育极限，又以“社会”的名义将权利收走，今天，政府笑眯眯地将巨额罚款单递给诚惶诚恐的超生父母，将一沓沓“超票”表面贴上“社会抚养费”后，光明正大地从抚养人手中接过……。早先制定的计划生育就是好呀，这就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弟弟此等乡民起早摸黑干到手脚抽筋，脸皱背驼也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大概这社会抚养费还是不够的吧，因为毕竟是一次性收费，没有长期衍生价值，不如让生了出来，一世为社会赚钱来的长远。于是我们听到了文章开始时的那些话。

谁说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呢？看到喜得二子或二女的准条件父母们欣喜若狂的表情，无异于他们在十三亿国人中抢到了头杯家庭幸福羹，我却看到了孩子们剪断的济带上，医生缝上了“人口红利”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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