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四题
一•是非毁誉话雍正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一个有着很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皇帝，在位十三年，朝乾夕惕，为政勤勉，朱批、上谕达千万言。厉行改革，实行耗羨归公和官吏养廉银制度，惩治贪官，清理财政，实行绅民一体当差和摊丁入粮制度。国库库银由康熙时的七百万两增至五千余万两。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可算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但他性情阴鸷刻薄，薄情寡恩，施行严酷统治，不知体恤士民。因此，他不像他的父亲康熙和儿子乾隆，留下许多风流韵事的美谈，而是种种毁骂和不良的传闻。雍正六年九月，有一个湖南乡村教书先生曾静，派他的学生到西安，向手握重兵，镇守西北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投策反书，书中列出雍正“失德”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那么，湖南至北京，山高水远，万里迢迢，曾静是怎么知道宫中的那些事的呢？经查，是皇八子允禩集团中被发配到云贵、广西的人沿途散播的。雍正即位后，残酷迫害政敌，将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即满语猪和狗，幽死禁所；又贬同胞兄弟皇十四子允禵，处死年羮尧，禁死隆科多。因此，曾静策反书中所列十大罪状，虽然未必都是真实，但也是雍正行不义之事所带来的结果。
雍正最为人所质疑的，是他的继位和死因，和顺治的出家、乾隆的出生，被认为是前清四大疑案。关于他的继位，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康熙临终之际，身边只有隆科多一个传诏大臣。康熙叫“传十四阿哥胤祯进见”，隆科多答应一声后却叫道：“圣上有旨，传四阿哥胤禛进见。”康熙怒不可遏，拿起一把玉如意砸向隆科多，玉如意坠地而碎，康熙也噎下了最后一口气。于是隆科多对跪在外间的皇子、嫔妃、大臣们宣道：“皇帝已殡天。传旨：‘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另一种说法，雍亲王胤禛勾结隆科多，将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额后面的康熙传位诏书“传位十四阿哥胤祯”改为“传位于四阿哥胤禛”。还有一种说法，雍正在参汤里下毒，毒死了康熙；这也就是曾静策反书中所列十大罪状的第一项：谋父。关于他的死因，也有种种说法：一是为刺客所杀。据《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载，浙江学者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戮尸、灭门，其孙女吕四娘逃出，从大侠甘凤池学武，后混入宫中，杀死雍正，并带走脑袋；雍正陵墓里的尸体上装的是木头脑袋。二是被宫人缢死。此说出自野史《梵天庐丛录》。三是被下毒而死。据一本《红楼解梦》的书中说，林黛玉的原型叫竺香玉，本是曹雪芹的恋人，后被选进宫成了雍正的妃子。曹雪芹为报夺爱之仇，混入宫中当差，与竺香玉合谋，将雍正毒死。四是荒淫而死。雍正当皇帝以后，身体虚弱，这是无疑的，但有人说虚弱的原因是他沉湎女色，夜夜要翻几次牌子。朝鲜的《承政院日记》中，对此有较多记载，说他“自腰以下，不能运动者久矣”，以致油尽灯枯。五是中风或服丹药中毒而死。
以上种种传闻，大多来源于稗官野史，以讹传讹，不足为凭。关于他的继位，应该还是“奉诏即位”比较真实。康熙皇帝是何等睿智之人，怎么可能在处置皇位继承这样一个关乎帝国大业千秋万代的重大问题上如此儿戏呢？自康熙五十二年太子二度被废以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置这个问题，怎么可能留到还剩最后一口气，而且不对着众皇子、后妃、王公和大臣而仅对隆科多一人说呢？要知道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位子，监督是相当严密的。还有，将“十”改为“于”、“祯”改“禛”，难道就看不出来？古汉语中“于”写作“於”，而康熙诏书上缺少这个介词“于”，于语法上也不通顺。只是人们对他的继位心中不服，加上当时形势复杂、险恶，虽有康熙的传位诏书，但不使用一些非常手段、甚至是阴谋诡计，也难以顺利即位，于是弄出了许多传言。他的真实死因可能性较大的是服丹药中毒。他身体衰弱，将丹药当作救命仙丹，还用来赏赐大臣。据文献记载，他死前十二天，圆明园还运入200斤炼丹的主要原料黑铅。常年服用这种有毒金属烧成的丹药，能不中毒吗？他死后第二天，刚即位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了两个炼丹的道士。但尽管如此，这些传言反映出的是一种民意，一种人心。
雍正身负骂名二百七十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二月河的小说《雍正大帝》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才将他彻底地翻了过来。二月河的小说及其同名电视剧，又将雍正皇帝塑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形象，他口口声声说为了天下“苍生百姓”，说他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日夜操劳，鞠躬尽瘁，却是赢得身后骂名滚滚来。记得当年著名杂文作家何满子看了以后，写了一篇《难道我们还要为雍正隐恶扬善吗？》的文章。我非常赞同何满子的观点，一个残暴专制、嗜杀成性的封建头子，怎么能将他美化成一个代表人民利益，一心为公，日夜辛劳的圣贤呢？中国的皇帝中，没有这样的圣贤，无论是谁，只要他掌握了至高无上而又不受制约的权力，他就不可能从本质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样的文艺作品，尤其是影视作品，流弊是很大的，有多少人去看史书，人们大多是从影视作品中接受历史知识，而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是看不到那个时代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的，封建统治者的凶残和地狱一般的社会，被“戏说”巧妙地转化为人民向往的圣君贤臣、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大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太平盛世。我们现在一而在、再而三地制作、播放这类东西，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强化、美化封建专制主义吗？难道我们还想驯化、奴化人民吗？在《雍正大帝》中，雍正的种种违反人性的东西，都被披上了锦绣外衣，或被隐去。即如迫害兄弟事件，当时年满20岁的15个兄弟中，只有十三、十六、十七三个阿哥未遭迫害，但作品中只提到八爷、九爷、十四爷受迫害之事，而且还将事件说成是，八爷等弟兄，为了一己私利，一再和朝廷为敌，做尽坏事，直至发展到逼宫；而雍正则对他们委以重任，仁至义尽，最后忍无可忍，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宁可背负杀害兄弟的恶名，不得已而将他们杀掉。改名一事尤其设计得巧妙，雍正是在愤怒控诉八爷党“滔天罪行”的时候顺带说：“他们这样做，是丧心病狂，令人发指。我没有这样的兄弟，他们简直不是人，是阿其那，是塞思黑。”就像人们骂人时所说“你不是人，是畜生，猪狗都不如”一样，其原意并没有真的将人当成畜生。雍正给兄弟改名的真意，鲁迅先生认为，杀害兄弟是要背千古骂名的，而如果将其更名为猪狗，他所杀的就是猪狗而不是他的兄弟了。这符合雍正的性格，就像一个心眼龌龊的小孩，专干这样自欺欺人的事情。再如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是非常残酷、惨烈的，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作品中不提或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被枭首后脑袋悬在菜市口10年的汪景祺和已死四十多年、仍被开棺陈尸、家属亲友300多人被株杀、流放的吕留良等案件，而浓墨重彩地渲染曾静策反投书案。对于曾静这样的灭绝九族的大案，雍正来了个“出其料理”，赦免了曾静，并亲自写了一篇《大义觉迷录》的长文，列举事实宣扬自己的政德、政绩，逐条批驳策反书中所列的十条罪状，命曾静到各地宣讲。曾静对其活命之恩，当然感激涕零，痛悔万分，心悦诚服地作现身说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但作品中却将此当作雍正的仁政来宣扬。
雍正为了制止他的故事在民间传播，施行了严酷的文化、思想统制，乾隆为了进一步制止这些故事的传播，施行了更加严酷而又严密的文化、思想统制，但这些故事还是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可见，人民的口是封不住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诗人乾隆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今诗人多如星辰。皇帝中也有很多会写诗的。《封神演义》开篇第一回，就写商纣王被女娲娘娘的容貌所打动，写了一首情诗，题在女娲宫壁上。惹得女娲大怒，派了一个千年狐狸精冒名苏妲已，坏了他的江山。有些皇帝，诗还写得很好，成为著名诗人。例如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再加上另一个儿子曹植，父子三人开创了一个建安文学时代。曹操的《短歌行》：“……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棲……”和曹丕的《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都是鬼斧神工的绝世篇章。另外还有一对著名的父子皇帝诗人，金陵南唐的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李璟的《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杆……”和李煜的《虞美人》：“……玉栏雕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都是文学史上光华四溢的千古之作。就连只有扫盲文化水平的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也会写诗。刘邦虽然未被称作诗人，但他的那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却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很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所广为称誉。朱元璋的诗，流传很多，都写得很好，让人莫辨真假。有一次他进攻陈友谅，船行至长江小孤山遇风，将士说要祭小姑神――因小孤山又作小姑山――他作诗一首云：“大孤过了小孤过，风浪迎船奈尔何。丈夫自有凌霄志，谁肯低头拜老婆。”倒颇似他的口气。
写诗最多的，也在皇帝一族之中，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一生写诗三万多首，比大诗人陆游的九千多首还多两万多首。如果算他从十岁开始写诗，享年88年，平均每年写诗近400首，一年的诗，比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六百年间全国诗歌的总量305首还要多。然而，文学史上竟没有他一首诗，许多人甚至都不承认他是诗人。年轻时，我因仰慕他的风流倜傥，曾到处寻过他的诗集，但一直未寻到。据说，在他的生前和身后，都没有出版过他的诗集，只在承德避暑山庄和江南名胜之地，留有他的大量的“到此一游”性质的题诗。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曾见他写过一首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数字，后来做不下去了，刘罗锅赶紧为他接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用刘墉的话说，有了这最后一句，这就成了诗，如果没有这最后一句，就什么都不是。这当然是虚构的，但乾隆皇帝的诗，大概也就是这样的水平吧。
乾隆皇帝是一个政治家，但搞政治并不妨碍写诗，相反，还能为诗增添一种“大气”，这是一般诗人，例如什么“婉约派”、“花间派”、“性灵派”、“颓废派”等等都无法具有的，刘邦的《大风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搞政治的人，也容易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理解诗，从朦胧诗意中，看出“敌情”、看出“阶级斗争”来。乾隆皇帝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家，因此，他也是历史上制造文字狱最多的皇帝；而在他制造的文字狱中，就有许多是“诗祸”。
乾隆二十年二月，乾隆皇帝发动了一场对内阁学士胡中藻的《坚磨生诗钞》的大批判运动，亲自写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中藻的诗中，究竟有什么反动诗句？乾隆在文中细加摘录，并逐一批驳。来看几段他的批判：
“……曰‘又降一世夏秋冬’，本朝建国以来，天下太平，国家繁荣，远胜于汉唐宋明，却说‘又降一世’，还有人心吗？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又曰‘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这难道不是说住帐篷、穿毛皮衣服之人（指满人和蒙古人）又是什么呢？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老是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复，所指何意？
“至若‘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怎有‘朝门不开’之说呢？‘三才生后生今日’，‘天地人’为三才，生于三才之后，又是何物？其指摘、斥责之意，难道不当诛吗？又曰‘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里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頫首同’，盖谓山水蒙受羞辱，低头无奈，谤讪显然（意即借写山水，将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周王舁彼因时迈’，盖暗用周昭王南征故事，以为朕不知道呀（西周昭王曾多次南征，终因船坏而溺死于汉水）！又曰‘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听说有灾就加以赈灾抚恤，怎么说如佛灯一样难遇见呢？”……
乾隆在这篇大批判文章的最后说，他见胡中藻诗已著数年，相信必有明大义之人来参奏，但诸臣及言官中，至今并无一人参奏。可见，乾隆的政治敏锐感是超强的。就因为这些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诗句，胡中藻在被批判了一通以后丢掉了脑袋，还牵连到其他许多人：广西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被“令其自裁”，已故大学士、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是胡中藻的老师，乾隆在谕旨中说：如果鄂尔泰还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今已身故，命将其撤出贤良祠。大学士史贻直，因是鄂尔泰一党，又托鄂昌为其子谋官，被勒令回籍，闭门家居，侍郎裘曰修因曾说过“《坚磨生诗钞》或已进呈御览”的话被革职，还有为胡中藻刊刻诗稿的张泰开，“纵容”胡中藻的江西按察使范廷楷，胡中藻的门生知县李蕴芳、试用知县申发祥，胡中藻的弟弟胡中藩，侄子胡论觉，亲戚张绍衡等人，也都受到查处。由于乾隆对诗的摧残，到了乾隆中后期，清诗就尽失清初爱国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诗人脱离现实，庸俗苟安，诗风雕章琢句，玩弄词藻，出现了“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肌理派”等流派。直到乾隆以后四十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了沉睡的中国大地，清诗才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复兴。
写诗要有诗才，乾隆皇帝一生作诗无数，却没有一首流传，不能不认为他缺乏诗才。他的政治家气质，没有成就他的诗的“大气”，反而影响了他对诗的理解。他的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说到底，是来源于一种恐怖心理，对失去江山的恐怖。任何独裁者，无论外表怎样强大，但本质上都是很虚弱的；这种虚弱导致了他们政治上的极端敏感。在承德避暑山庄松云峡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乾隆从公元一七七五年到一七九八年，即乾隆四十年至嘉庆三年二十三年间，用同一题目所写的《林下戏题》六首诗，其中在嘉庆元年――其时他已归政嘉庆皇帝、当了太上皇――的诗中说：“劳心军务及捷信，靖逆安民听凯歌。”诗中还自注：“近因盼望军营捷报，心绪焦劳，予盼捷之怀，日甚一日，殊难自遗。”此时朝廷正在进剿白莲教起义，他一直忧心忡忡。在从山庄回京途中，行至密云县的腰亭行宫，又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云：“腰亭晚坐心增忸，望捷去还望捷回。”嘉庆三年五月，他又来到避暑山庄，写下了《林下戏题》最后一首诗，在诗自注中说道：“自丙辰元旦授玺（即嘉庆元年，此年他辞去皇帝职位，当了太上皇），迄今已阅三年，而训政敕几仍未敢一旦稍懈，并以筹剿教匪，切盼捷章，驰谕督催，殆无虚日。”此年他已88岁，几近生命的尽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为他的江山永固而惶惶竭虑。
三•谈谈贪官和珅
自从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热播以来，和珅这个名字就常常被人提起，其知名度似乎已经超过秦桧，这可能是由于当前反腐之声日高的缘故，和珅是中国古代腐败分子的典型人物，人们议论腐败现象，就难免要提到和珅。
和珅贪污收贿的数额究竟有多少？清朝许指严著《十叶野闻》载“以亿兆计”。《亚洲华尔街日报》最近评选出上个千年世界最富50人，其中中国占6人，和珅为其一，而与和珅同时的只有和珅1人，可见，和珅当时富有为天下第一。《中国历史之谜》一篇文章载：和珅被抄没的财产价值达6亿6千9百余万两白银，还有玉器珠宝、西洋奇货不计其数，比当时清政府国库存银还多若干倍。在嘉庆皇帝所宣布的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中，说和珅有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而皇宫内只有六十余串；有真宝石顶几十个，都是皇宫所没有的；还有一颗大珠比皇冠上的苍龙教子大珠还大。
和珅凭何手段能够聚敛如此之多的钱财？自然是弄权纳贿。他居于高位，权倾朝野，而且常常是同时兼任几个要职。例如嘉庆元年，已经退为太上皇的乾隆命和珅以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职兼吏户刑三部尚书，同时管理户部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健锐营、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武备院等衙门事务，还兼步军统领。乾隆还将其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见《殛珅志略》）。既然和珅兼任这么多要职，自然就有许多弄权纳贿的门径。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于宰相，和珅长期担任这个职务，朝政几乎完全由他把持，各种奏章必须经过他才能上达皇帝，在乾隆皇帝做太上皇以后，就连嘉庆皇帝有事都要托和珅转告。凡称他意，他就报喜不报忧，不称他意就报忧不报喜，甚至落井下石，恣意倾害。因此，京城文武官员，各省总督巡抚，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上进，或要保住其位，就必须打通他的关节。史书上这方面记载很多，这里略举两例。其一：当时江苏吴县有个珠宝商人石远梅，其贩卖的珠子，重者一颗值两万金，次者值万金，轻者值八千金，士大夫犹争相购买，惟恐不得。问买何用？答，献和中堂（《焦里堂忆书》）。其二：嘉庆元年，四川湖北白莲教起义，各路派去围剿的统兵大臣有意稽延，借此领取军费。和珅深知其中情形，却向朝廷谎报军功，并以此向统兵将帅严索重贿（《贪官污吏传》）。和珅弄权纳贿之情状由此可见。此外，他掌管吏部，可以卖官鬻爵；掌管刑部，可以贪脏枉法；掌管户部、内务府，可以假公济私、营私舞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圣明”的天子，却被和珅蒙敝了二十三年，一直至死，后世对此有种种猜测。有一种说法，说和珅的前生是雍正皇帝的一名妃子。有一次，时为亲王的乾隆调戏了这名妃子，被皇后发现，说妃子勾引乾隆，令她自尽。乾隆心中难过，在妃子将死时，用朱砂在她脖子上点了一个红点，叫她托生再来相见，红点即为相认的标记。若干年后，乾隆偶然在自己的仪仗中发现和珅很面熟，仔细一想，像是那死去的妃子，将其叫到宫中一看，脖子上正巧有一颗红痣，便以为他是那妃子转世来相认，于是对他宠爱倍至。当然，这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的世俗的臆想。其实，和珅之所以能够长期蒙敝乾隆，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和珅有着极其高超的逢迎技巧。历史上的和珅，并不是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那样的一个大草包，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并且极有才能。他初以官学生身份在銮仪卫当差，为皇帝抬轿。一次，乾隆见他仪表俊雅，声音清脆，便对他另眼相看。继而抬轿时与他进行了详谈，所问四书五经，回答都使乾隆非常满意。于是一下被拔为仪仗总管。到皇帝身边后，他极善于窥探皇帝的脾气喜好。他知道乾隆皇帝喜欢风雅，故在读书、写诗、作画、下棋等方面狠下功夫，以此投其所好。他极善于领悟乾隆的意图，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极称乾隆的心意。有一件事颇能说明他的领悟能力之超群。嘉庆时，一天早朝后，乾隆单传和珅入见。和珅跪在乾隆对面，嘉庆皇帝坐在旁边。乾隆闭住双目，如熟睡一般，只是口中喃喃有词。嘉庆极力谛听，终不能听懂一字。过了很长时间，乾隆忽然睁眼大喝一声：“此人何姓名？”和珅应声而对：“高天德，苟文明。”乾隆又闭目喃喃不止。几天后，嘉庆皇帝密召和珅问：“前天太上皇口中念何语？你所对六字又作何解？”和珅说：“太上皇是在念咒。念这种咒语，心中所恨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也当无病而亡，或有奇祸。现在白莲教闹事甚凶，我想太上皇念这种语必是咒白莲教匪首死，故以此两人名字对。”（《春冰室野闻》）如此能领会乾隆的意图，能得到乾隆的信任恩宠，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和珅的问题，无疑，乾隆皇帝负有完全的责任，然而，在封建社会那种体制下，这种现象又怎么能避免得了呢？这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实在是制度使然。封建政治是一种专权政治，官吏的任免升降，皆由皇帝“钦定”，就连步入仕途的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也是由皇帝亲自主持，题目都是由皇帝出。对于绝大多数官员，皇帝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又怎么能够辩认清他们的忠奸、善恶、优劣、贤愚、廉贪呢？至于和珅这一类高官，虽然与皇帝经常接触，但他们欺骗天下众多双眼睛难，欺骗皇帝一双眼睛就太容易了。皇帝高高在上，完全暴露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他要搞“调查研究”，要听“情况汇报”，要了解“群众反映”，早就为他作了“精心安排”，他哪里能得到多少真实情况。封建时代也有一套官吏晋升考察制度，但少数人考察多数人，能考察准确吗？如果再向负责“考察”的官员“打打招呼”、送点好处，那皇帝就只能被蒙敝了；而对和珅这一类皇帝身边的人，既然深得皇帝的信任，考察也就纯粹成为形式。封建时代也一套监督惩治官员的措施，但皇帝最终掌握着对官吏的“惩处”大权，监察官员以卑察尊，往往也是力不能及。贪官的势力大于监察官员的力量，监察官员若不屈从于这股势力，必然自身难保。乾隆时，确也多次有人弹劾和珅，但弹劾者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唯有一次，时任左都御史的刘墉等大臣以智取胜，虽然查出了和珅及其同党的劣迹，没有遭到和珅的陷害，但乾隆皇帝仍然还是没有惩处和珅，只是将和珅的两个同党打入大牢令其自尽。实际上，在封建时代，掌握实权的官吏是不受监督的，和珅这一类贪官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两千余年，历朝历代，明君也好，昏君也罢，都不可避免，和珅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四•霸道的名讳
封建时代的君主，实在是太霸道，什么好的东西，都要据为己有，他们使用过的东西，就不许别人再用，就连使用文字都是如此。东汉刘秀当了皇帝，秀才就改为茂才；唐高祖的名字叫李渊，就将比他早生200多年的陶渊明改名为陶深明；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辈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为允。这在封建时代叫做避讳。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蛮横，不仅康熙、雍正和“朕”的名讳要避，还搞扩大化，不是他的名讳，和他沾上些儿关系的字也要避。内阁学士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出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这是《孝经》里的句子，乾隆说“龙”与“隆”同音，含诋毁之意，成为胡中藻被处死的罪证之一。他七十岁以后自称“古稀天子”，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也有幸活到了七十岁，自称“古稀老人”，却又不幸被乾隆斥之为“少正卯”，犯上作乱，这也成为尹嘉铨被凌迟处死的罪证之一。乾隆甚至还管到了别朝皇帝的事，将《北史?文苑传》中的“颉颃汉彻”中的“彻”改为“武”，因为“彻”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
乾隆四十二年，发生了一起王锡候《字贯》文字狱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岁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举人，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写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时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海成这也是向皇帝邀功请赏的意思，不意却遭到乾隆的严厉斥责，说他有眼无珠，竟遗漏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更加严重问题海成居然没有看出来呢？原来书中竟将康熙、雍正和“朕”的御名——玄烨、胤禛和弘历“一一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在乾隆时期，尽管避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字典，属于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意思，这原本是王锡候的好意。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被人认为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结果，王锡候被“从宽斩决”，所著书籍13种全部销毁，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初查此案的有关官员也受到了严厉处分：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江西巡抚海成被发配新疆，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交刑部治罪。
仅仅在书中触及一下皇帝的名讳，就被砍掉脑袋，还罪及家人，这似乎让人感到不可理喻。在封建时代，避讳是一种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东西，它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乾隆是一个外表儒雅但内心十分残忍的皇帝，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这个原则问题就是皇权。触犯了皇权，即使是象征性的东西，也视为悖逆、谋反。很多人被他的外表所迷惑，以为他可亲、可近，可以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可以向他表达自己的诉求，结果就碰到血淋淋的刀口上去了。在专制时代，皇权也就是政权问题无小事，再小的事也是大事，在界定的范围内，那就是顺民，如果越出界限，就要受到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