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漫笔－－关于文字狱（三）
康熙是一位雄才大略而又比较开明、宽仁的皇帝，在位61年，开创了康熙盛世，给后世留下多少颇具传奇色彩的精彩故事。但康熙朝的文字狱故事却并不多，61年仅发生10起文字狱案，其中还有3件是他亲政以前的案件。作家李国文先生曾有一篇论及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文章，却是对康熙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清朝施行黑暗文化统制，康熙是罪魁祸首，将其和朱元璋等暴君并论，举出的例证就是庄氏史案，说康熙为了一部史书，竟屠杀了那么多人。诚然，庄氏史案是相当惨烈的，但李先生忽略了那是康熙二年，而真正的康熙王朝是从康熙八年才开始的。
赃官吴之荣，因告发庄氏史案而从中获得最大利益，此例一开，诬告、敲诈遂成风气。对此，御史田六善于康熙六年上疏皇帝说：近来有一批奸民专干诬陷讹诈的勾当，在北方不说“于七贼党”，便说“逃人”，在南方不说“通海”，便说“逆书”。他建议皇帝颁发谕旨，今后再有栽害别人者，一概“依律反坐”。康熙表示同意。此时康熙皇帝14岁，这位政治早慧的少年天子，虽然已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但仍未亲政，因此诬告、敲诈之风仍未得到制止。康熙七年，又发生了一起轰动朝野的顾炎武《启祯集》伪造案。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江南名士，复社成员，清初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云游四方，此时正在北京。有个叫姜元衡的退休翰林，将此前江南刁民沈天甫为敲诈而编刻的一本名为《忠节录》的诗集，剪掉二百页，改名为《启祯集》，刊以昆山顾炎武之名，将顾炎武告到官府。就在顾炎武身陷官司之时，中国的历史进入了1669年，这一年是清康熙八年，康熙16岁，他亲政了。康熙八年五月，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捕了权臣鳌拜，四辅臣时代结束，文字狱的恶性发展之势立即得到了控制。更令人钦佩的是，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天下洶洶，兵民相率背叛清廷，康熙却能检讨以往政治之失，开始大幅度调整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十二年诏命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十八年开《明史》馆。他希望通过这些措施争取海内敌视清朝的才高名重之士与他合作。萧山毛奇龄明亡加入抗清武装斗争，兵败走山寺为沙门，后躲避缉捕，亡命山谷间，作《续哀江南赋》、《白云楼歌》，寄托对明朝的难忘之情。康熙调整政策，毛奇龄受到感化，博鸿开科，他参加考试，名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戡定，毛奇龄作《平滇颂》献给康熙。清末章太炎批评毛奇龄“少年苦节，有古烈士风，而晚节不终，媚于旃裘”。其实，象毛奇龄这样一大批素孚海内重望的志士政治态度发生转变，正说明康熙新政策的成功。自康熙清除鳌拜，到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发，这四十余年间，虽在二十一年发生过一起比较著名的朱方旦案，但对知识界似乎也并没有什么震动，怀柔和宽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仍在继续贯彻之中。当时的思想界相当活跃，不少被称道为“胜国(指明朝)遗民”的著作都陆续结集出版，康熙年间刊行的顾炎武诗文集中所谓“违碍”之处可以说触目皆是。顾炎武记载了庄氏史案，记载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他的“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更是对清初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更甚，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清初以来十分敏感的学术领域——历史，经过函可《变纪》案和庄氏史案，有志于著述故明历史的人都屏息以待，到这时感到文禁已开，又重新活跃了起来。计六奇的《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十年,温睿临的《南疆逸史》成书于康熙四十年。为打消人们的顾虑，规定了十分明确的政策：“凡旧刻文卷，有国讳勿禁；其清、明、夷、虏等字，则在史馆奉上谕，无避忌者。”由此可见，康熙的开明和宽容在清朝诸帝中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时期最著名的文字狱案，是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戴名世，号南山，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中榜眼，授编修。所著《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用南明弘光、永历等年号；又将曾降吴三桂任翰林承旨的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中反清内容，采录《南山集》中。康熙五十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戴名世《南山集》多悖逆之语，遂遭查处。康熙五十二年结案，戴名世论斩，方孝标已死被戮尸，一子一孙被发配黑龙江。
赵申乔参劾戴名世，也是挟嫌报复。戴名世在康熙四十八年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进士，当时士林皆以为状元非戴莫属，但到殿试揭晓，状元却为赵申乔之子赵熊诏所得，戴获第二名榜眼。赵熊诏的才名远不及戴，当时就传言是赵申乔做了手脚。赵申乔恐人揭发，欲箝制人口，先发制人。此案被搞得很大，牵连了很多人，甚至连太子都参预了进来。几乎就在赵申乔参劾戴名世同时，发生了江南科考舞弊案，考生数百人抬财神直入学宫示威。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奏考官受贿，并疏劾两江总督噶礼“通同监临提调，揽卖举人”；科场案发后，“又风闻总督要银五十万两，保全伊等无事”等等。这个噶礼，可是来头很大，他是康熙乳母的儿子，又是皇太子允礽一党。但张伯行也非等闲之辈，他是极受康熙皇帝信任的人，被康熙皇帝褒扬为“天下第一清官”。噶礼岂能咽下这口气，揭发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有关，说为戴名世《南山集》作序的进士方苞，是张伯行的好友，但张伯行竟不差一官一役提拿；并且《南山集》刻板，由方苞收藏，苏州书肆印行三千余部，张伯行岂能不知，但也并不追问。太子允礽也将《南山集》中有关“悖逆”之语摘出，进呈康熙，以助噶礼。这就使《南山集》案与朋党之争扭绞在一起，更加复杂化了。被牵连的官员和知名人士达三、四百人，包括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等。但康熙皇帝不想将案件扩大化，他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心知肚明，明确表示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无关。此案虽然牵连甚众，但被处死仅戴名世一人，“得旨全活者三百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