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眼中的中国

这是王造时先生作于1933年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就像评说当今之中国，发人深省啊！编发前，笔者对背景资料做了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曹老师）

对 内 的 平 等

王造时

为什么要“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当然因为现在中国有不平等的事实。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拿全国人民的血汗来办党；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自由结社的机会。

最少一部分人包办了全国的政权；最大多数的人民却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最少一部分人占据了国家公共的机关和位置，最大多数的人民连监督的机会也没有。

最少一部分人操纵了全国的报纸杂志邮电及其他传达意见的工具；最大多数的人民，如有对现状表示不满意，便是反动。

最少一部分人可以党化教育，强迫最大多数人民信仰自己所不一定信仰的主义；最大多数的人民，没有思想自由，当然不能思想。

最少一部分人的意志是法律，是命令；最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是邪说，是异端。

最少一部分人造成的法令，自己可以违反破坏；最大多数的人民，对于自己所没有直接或间接同意的法令，便非服从不可。

……

最少一部分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最大多数的人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力。

最少一部分人行动绝对自由；最大多数的人民行动绝对不自由。

这是中国政治上不平等的事实，李先生所谓“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其实大概就是在此罢。

但是还有一方面不平等的事实，我们不应放过。

最大多数的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最少数的人却有整千整万的现款存在外国或中国银行里。

最大多数穷苦的人民，担负全国的赋税；最少数有钱的人，倒可以不纳税，或纳得少，或纳了又把税推到穷苦的大众肩上去。

……

有许多人穷得穴居野处，或是住的地方拥挤得无立足之地；同时有一部分人，到处空着许多美丽的花园，及三宫六院的别墅。

有许多人一天做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没有休息；同时有一部分人成天成夜地去嫖、赌、逍遥，抽大烟。

有许多人终身没有一个太太，有一部分人太太不计其数。

做工的人没有饭吃；有好饭吃的不做工。

有钱的不工作；做工的没有钱。

统治阶级有报酬，没有贡献；被压迫的人们有贡献，没有报酬。

……

政治上不平等促成经济上不平等；经济上不平等又促成政治上不平等。政治的特权阶级，可以利用其权威与地位以榨取人民，变成腰缠万贯的富翁，又可以利用其经济的势力，去巩固维持统治阶级的特权。于是我辈小民，只有向轧死、气死、冻死、饿死的坟墓里走！荒野里的白骨，沟壑中的遗骸，及监狱内的囚犯，刑场上的冤鬼，这都是不平等状况下的被牺牲者！

1933年，忧国忧民的王造时带着愤怒写了这篇《对内的平等》。七十年后读之不禁拍案惊奇，惊奇之后却不禁涕然。

七十年了，时间，突然在现实消失了！

七十年了，经历了抗日，内战，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仍然没有从贱民时代走出，仍然没有实现自己天赋的人权！

七十年了，中国改变了什么？是的，我们不少人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但那是人类发展和生产力进步之必然，而我们的体制进步了吗？

七十年前，王先生可以出书表达他内心的愤怒；七十年后，这样的文章，报刊不可能发表，出书更无可能。

七十年前王先生呼吁对内的平等，宪政，实现民主政治。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给他的罪名只是“言论荒谬”罢了，如今却会上升到“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王造时言论（整理）

1．“国家不应为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所垄断”，“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在其居何地位，有何权势，皆应受同等的制裁”。——出自《我们的政治主张》。1932年11月，他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执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

2．“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分，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这是回应汪精卫之言：“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3．“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此言是王造时回敬特务头子刘健群的威胁：“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

4．“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出自1931年8月，王造时发表于《新月》中的《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

5．“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人家陷害；我们的财产，随时可以被贪官充公；我们的住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搜查；我们的名誉，随时可以被人家毁诬。我们不能安全的耕种，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经商，甚至于不能安全的教书。……我们有的是无限的义务与剥削；我们无的是任何的权利与保障。……现在各国宪法，大概都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出自1932年6月19日，他在《时事新报》发表的《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长文。

6．“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一个时代找不出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世界各国政府里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们这样贪污的政治。大官可以大发财，小官可以小发财，自上而下，彻头彻底，差不多都进行升官发财！”，“贪官污吏简直是一群屠夫，一天到晚，在那里谋财害命；今天要割我们小百姓的肉，明天要吸我们小百姓的血，后天甚至于要送我们小百姓的命。他们把我们小百姓当做告朔的饩羊，何曾认识我们是他们的主人。这种情形，若不改变，什么主义都谈不上，什么主张都行不通。我们国民不起来打倒贪污，恐怕没有安全的机会。政府自己不设法肃清贪污，恐怕政治生命真要‘寿终正寝’”。——出自1932年12月，王造时发表于《主张与批评》上的《怎样打倒贪污》。

文章一开头引用他在英国听到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之言：“政府就是有组织的强盗机关”。之后说“这句话虽然有点过分，不能概括一切的政府；但是贪污的政府，榨取人民血汗而不能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府，凭我们的良心说，我们不能否认。”

7．“其实有一党专政，便没有民主政治；有民主政治，便没有一党专政，两者同时不能做的天经地义”。——1932年《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

8．“捕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习惯。拘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手段。杀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威风。”——《自由之战争——民权保障运动》。王造时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自由言论》上为人权大声疾呼，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指控当局“没有法律根据”的“任意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他无比痛心地说：“只有在野蛮老不长进的中国，民权还要我们来争。”

9．“今日中国，实在太需要民主了！”1948年5月9日，自称“站在超党派的人民的立场”的王造时在《前方日报》创刊十周年的社评中如是说。

10．“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在《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中王造时如是说。

王造时（1903——-1971），江西，安福人。十四岁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二十六岁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政治博士学位，在名誉华夏的爱国“七君子”中名列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七君子之一，学位最高、年纪最轻的王造时闲居上海，后因反“满独”、“蒙独”，被打为右派，在文革中惨死于狱中。其家，亦家破人亡尽遭劫难。

事情追溯到1941年4月13日，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艰苦至极的时期，苏联竟与日本缔结了一个《苏日中立条约》。《条约》公然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苏联对伪满州国予以承认。苏日条约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也违背了1924年“中苏协定”和1937年《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联关于承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承诺。此条约激起王造时的强烈不满，于是在众爱国精英的推举下动笔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敦促斯大林放弃苏日条约。由此获反苏反共之名，酿出日后一系列祸端。当然，既便没有1941年的“反苏反共”，他在1957年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像他这样的人只能在1949年时风光一下，而后由坐冷板凳到受难。

在1941年，无论反“满独”还是反“蒙独”都是国人的义务、责任。问题在于1949后，苏联是不能反的，反苏即反共。至于中国的领土，像郭沫若那样赞美外蒙独立、声讨民国政府反倒倍受荣宠。

首发散文网：https://www.sanwenwang.com/subject/228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