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是疯子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大伯是个疯子。怎么疯的母亲没说，关在牛棚的父亲也没说。
大伯每月必到我们家一次，他把家里的体力活干完后，便坐下来边逗我们边等饭吃。他不喜欢我，他说：不喜欢“雀雀”喜欢“丫丫”，所以姐姐很得他的宠爱，常骑在他一米八左右的肩上摘星星。母亲只管做饭，比往常做很多，实在是因为大伯的饭量惊人，他能吃两市斤面条加五个馒头。我最喜欢看大伯的吃相，一大海碗的面条，他三下五除二就倒进肚里几乎不嚼，第二碗也如此，到第三碗才略微动几下牙齿咀嚼，吃馒头，一口一大半，两口吃光。临走母亲会让他捎回一些面条，那年月粮食是非常金贵的，什么都凭票购买，难为母亲是怎样节俭下多余的口粮给大伯的。吃完饭，大伯匆匆抱抱姐姐，嘴都不抹就走了，要等到下月的十五号才会来。
在平常的日子也能见到大伯，我们叫他，他从不理睬，搞不懂为什么。
他是街面上最忙的人，忙着帮人拉手推车，忙着踩碳合泥巴，忙着干别人不能干不愿干不想干的脏活累活，比较固定的是每天帮“肉联社”搬猪肉，以此换回几分钱或几口饭，吃是吃不饱，但不至于饿死。他城南忙完忙城北，不会累似的。他从不管家里，家里也不管他。
他和伯娘有五个孩子，都是男娃，个个都是饿老虎等着喂食，张张嘴都要粮食，只可怜伯娘一人拖着五个孩子务农，盼天气、盼收成，盼风调雨顺。她绝少进县城，实在是揭不开锅了才会领着幺儿到我家坐坐，这时的母亲尽其所有也只是杯水车薪抵不了数。
奇怪的是母亲与伯娘从不谈父亲和大伯，仿佛他们都不存在。(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大伯的疯是属于“文疯”，他不打人不骂人，虽然脏些但衣能蔽体不暴露，不管什么人骂他、取笑他、讥讽他，他只是傻傻的笑，甚至一伙小孩追在他身后“疯子、疯子”叫，碎石、碎石打，他也只是“嘿嘿”傻笑。有时母亲遇到会制止，会轰开追尾的孩子，唤大伯家去，却只见大伯自顾自走开，他要去寻下一家需要苦力的活计。
有一年，父亲被放回过春节。我追问：大伯是怎么疯的？你怎么被关的？伯娘为什么是农村人？大伯怎么会娶伯娘呢？说实话，大伯是很标准的男人，而伯娘却是奇丑，鼻骨以下全凹了下去，嘴是豁的歪的，说话瓮声瓮气难以辨别，挺吓人的。我的好奇换来父亲大发雷霆，要不是母亲拦着定会被毒打一顿，从此我紧闭其口不敢再多言多语。
我十岁那年，父亲终于平反回家，分配到县饮食服务公司任职，母亲也到宗教事务处任委员，不知不觉饭桌上就丰富了些。大伯还是每月的十五号准来，他还是喜欢姐姐，与父亲相处像是陌生人一句话都没有，不认识。他依旧让姐姐骑在他高高的肩上欢腾跨在他腰上当马骑，只是父亲让他拎回家的东西多了些，有时还有我们舍不得吃的一挂肉和一打鸡蛋。
可是我奇怪，父亲和母亲从未主动去大伯家。
有一天，伯娘领着大儿到家，说是后天结婚，要父母去主婚。父亲问得很详细，那村的姑娘那村的人，娘家人口多不多，负担重不重，价级成分好不好，少有的絮叨。
大婚那天，我们一家都去了，头一次到大伯家，除了两间低矮的瓦房，真可以称得上一穷二白，连不是丰盛的婚宴都是摆在左右邻舍。那天大伯少有的穿戴整洁，坐在上席拘谨木讷不敢言笑，望着别人狼吞虎咽也不敢动筷，父亲把他拖到后檐下，盛了两大碗饭塞去，大伯就“嘿嘿”往肚里倒，我在转角处却看到父亲的眼泪在喷涌。
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城南城北的力气活少了，大伯搬完猪肉就无所事事了，他便只能蹲在街上的某个角落躲清闲无忧无虑也无所谓饥饱，也不知日子有所好转的伯娘会不会为早出晚归的大伯备下些饭菜，好歹饿不死。
近来父亲变得忙碌起来奔波起来，是为争取落实政策要回祖宅，有时会深更半夜翻箱倒柜寻找凭据，有时会到大伯家与伯娘密谈商讨，也就在这节骨眼上，我知道了，原来我的祖上是地主，是县城的大地主，户口簿上清清楚楚写着“阶级成分：地主。”铁证如山、白纸黑字。
也就在这时，我知道我的地主身份的奶奶就死在强行勒令搬出祖宅的前三天，那天恰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父亲说，奶奶也算寿终正寝没有遭冲击、没有遇到风暴，挺身而出的就只能是大伯，他要保护一家老小，特别要呵护年轻气盛的弟弟——我的父亲，他的顽冥不化、他的极端反动，他的天塌下来大个子顶的担当，他的破罐子破摔的挣扎，终于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推到了运动的中心，他扛住了打砸抢、他扛住了游街示众、他扛住了严刑逼供，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妻子的背叛、妻子的检举揭发，妻子的离婚，妻子的阶级立场，他到底是疯了。这时我才知道，现在的伯娘不是他的原配，她不过是破了相的逃难之人，是父亲承诺条件后换来照顾大伯的交易。大伯的五个儿子，只有最小的那个是现在伯娘亲生，而我的堂兄已在伯娘的操办下结婚了。对伯娘的敬意突然到了顶峰。
坚贞，坚贞就在这里，植根在最低层、忍辱负重的农村妇女身上。
祖宅要得异常顺利。我们家迎来一位很典雅的女人，她领着一个比姐姐大不了多少的女孩，母亲客气地接待了她们，说了些，最难的日子、六亲不认的日子、风雨飘摇的日子，我恍惚得有些陌生有些遥远，父亲只是沉默，临走，母亲递了一沓钱给她，厚厚的十元的大团结。
没过多久，父母把大伯一家安置进了祖宅，没力气活干的大伯整天痴痴地坐在祖宅门前傻傻望街，我们一家也搬进了父亲分配的青砖瓦房居住。
大伯在乡下的低矮土房也就闲置起来，它离县城沿大路有十公里左右，但有一条小路，只要翻过一道山梁就可节省一半的路程，这条路是大伯习惯走的近道。一九九九年，已有七十三的大伯没有告诉别人，自己独自翻山梁回去，路是太滑了、太陡了，他疯疯癫癫摔下山谷，死了。
这个疯子是我的大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