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散文折腾

折 腾

————长篇散文

对于毛主席，我的思想经历过前后几次的反复。最早，我四五岁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们看电影，首先都要看一段新闻简报。所谓新闻简报，无一例外地是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国元首的短影片，现在叫做短视频。我记得特别多的是毛主席接见非洲几个国家元首的电影。那时候，邓小平是从来没有露面的，他刚刚从1973年走出江西，许多资格更老的同志比如贺龙比如陈毅，那时候都已经不在了，邓小平的地位才慢慢地显露出来，但是，那时，华国锋和汪东兴等等人的力量也在牵扯着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两派的力量正在呈胶着状态，而邓小平出来工作不久，毛主席对他既放心也不放心，放心的是，让邓小平出任加入联合国的那次大会，至于不放心，可以从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看得出来。所以，在这些力量交错复杂的政治舞台，毛主席的神一样的存在始终是稳如泰山不容置疑的。以至于我们村有个叫做铁蛋的孩子就常常说“毛主席可以一迈步就能跨过村子门口的那条河。”那时候把毛主席看成是神，这个才十岁孩子的话也可以看出端倪，毕竟村子门口的那条河是一条有着一百米宽的河啊。

在新闻简报里，偶然的时候，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会出面，有时候偶然也有周总理的身影。那时候的人们，我无法知道地主等等四类分子对于毛主席的态度。从后来摘帽以后的动向看，许多四类分子对于毛主席是敢怒不敢言的，或者说那时候的人们都是憨态可掬的，那么这么一类四类分子对于毛主席自然是不敢怒也不敢言的。我对于毛主席的态度，如果说从四五岁算起，我是经历了四次变化的。首先，那时候，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于四类分子的斗争，我最多也就是跟着看一看，我父辈的四兄弟，从来没有一个是左派，他们对于地主富农的斗争也都是抱着一份同情的心理。同情归于同情，但是，我们父子几代人对于毛主席的感情那是非常好的。

等到我长到十岁左右，我就觉得农村也是有不公平的，尽管我们家的地位比四类分子好得多，我爹是贫下中农代表，我家还是军属，但是，那时候，看到许多大队（相当于后来的村委会）干部都是不劳动的，而且，那时候因为没有高考制度，至少没有大面积的高考制度，而大队干部的子女或者住在村里的公社干部的子女就可以有资格推选上大学，我对于毛主席时代就觉得还是不太公平。到了我党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后，觉得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还是对的，觉得毛主席确实有一些错误，特别是电影《牧马人》、《芙蓉镇》、《天云山传奇》这些为遭受到一些所谓的不公正待遇的人鸣冤叫屈的电影大肆上映的时候，我觉得，毛主席确实是直接或者间接地迫害过一些人的。但是，后来听说，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觉得对于毛主席的论断越来越缺少公正和良心。那时候，我看了不少毛主席的几个子女的经历的书籍，我心想“一个为了革命而牺牲过六位亲人的人，怎么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那么多的错误呢，就算是有一点错误，也不该用‘错误是第二位’的来定性毛主席的地位。”是啊，如果是错误是第二位的，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那一次次类似于四渡赤水的神机妙算的战争，到底是谁指挥的；如果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亲眼看到的人间最温馨的一幕又如何解释————————-大量的血吸虫患者免费到公社血防组治疗，县城不但派一线专家治疗疾病，而且，住院治疗的人们还得到免费的吃住，治疗期间一律算作出劳力，从不漏报地记录工分；如果错误是第二位的，那么我亲眼看到的身边的水利大军（包括那时候的下放知青都一律参加）披星戴月地参加水利建设劳动，从全国范围来说，到底又是谁指挥布局的。

因为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我反思之后越来越觉得毛主席才是真正有骨气有底气有民族自豪感的伟人。从1993年到1998年这一段时间，我不断地思考探索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后来，我曾经在1998年12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理解毛泽东》，那是一篇一万八千字的文章，后来因为多次搬家终于找不到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又过了几个月，出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事件，我更加觉得毛主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后来，出现了无数工人大量下岗，而且，中国的干部队伍里，嘴上高喊捍卫毛泽东思想，实际干的全部是买官卖官勾当的人，越来越多，我对于毛泽东思想就不仅仅是心向往之，而是越来越崇拜了。

到了2001年，出现了美国飞机撞击我国飞机而至飞行员失踪的事件，我心里在流血，尽管很多解释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才短短的时间，而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却发展了二百多年，我们不能够以卵击石，我的心里就更加痛了。是啊，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了2001年，我们还是觉得开放的时间还不够长，还非要和对方的资本主义去比，难道我们不是承认了我们搞的是和人家一样的制度吗？而且这样的制度是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心里就像是被别人砍了一刀一样。这时候，我对于毛泽东时代更加怀念了。我知道以前写的《理解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找到，我又凭着我的印象重新写了一篇《理解毛主席》，当然，这一次是把毛泽东改为毛主席了，我知道虽然毛主席已经故去了二十多年，但是，他在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大，而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中国人民的日子其实并不是很潇洒，甚至活得越来越尴尬。是啊，毛泽东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到了新旧世纪交替，我却从身边看到了更多的偷盗事件。如果人们真的活的很潇洒，何至于偷盗，所谓“仓廪实而民知礼。”那时候，毛主席时代早已经散去的几大毒瘤开始死灰复燃，沉渣泛起。比如贩毒，比如拐卖孩子，比如三陪，比如高利贷，这些早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很多年的毒瘤又开始长在中国人民的身上了。

而且，虽然耶稣教堂，基督教徒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出现了，但是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已经达到了非常无序而又疯狂的地步，有极少数耶稣教徒不但到大街上散发传单，而且，他们偶然还成群结队地到大街上招摇过市，这是怎样的猖狂和嚣张啊。这时候，一些没有判别力的人们扔掉中国文化，猖狂地信奉耶稣，开展所谓的平安夜圣诞夜活动的，甚嚣尘上。

多少七零后八零后开始以得到一分圣诞礼物为荣，想起1999年的使馆事件和2001年的飞机被撞事件，当时说心里话，要是有一挺机枪，我一定会用这把机枪对着这些无脑的苍蝇一阵猛射，让这些严重丧失民族气节的人们要么死于非命，要么落一个半身不遂。如果说，我的这些话有些过分或者说缺乏涵养，那么我就要说，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组织确实有点不作为，对于外国思想的侵入，不调研，不干涉，不阻止，听之任之，以至于他们嚣张跋扈，得寸进尺。

尽管莫言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到了2012年的，但是，他开始反毛反祖国的文学创作已经从二十一世纪之初就开始了，特别是莫言的《生死疲劳》就公开地近于猖狂地为地主翻案了。而且，余华的《兄弟》，一反以前《活着》那朴实的文风，肆意夸大毛泽东时代的个别映像，那刻骨铭心的对于毛主席的污蔑和讽刺已经到了非常恶毒的地步。严歌芩的《第九个寡妇》“公开地给某个地主翻案”。

接着，两个“鲁迅文学奖”得主——————周同宾和史铁生，他们分别在他们的文学中渲染了对于地主的好感。周同宾在《土地梦》、史铁生在《记忆与印象》“就以自己家族的真实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对地主同情的话题”。

1999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署名笑蜀的《刘文彩真相》，2008年修订成《大地主刘文彩》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极左的集体意识的重新解构与重建，其颠覆作用是巨大的。”再后，则是《先锋国家历史》推出《周扒皮的1947》，以追寻原型的形式为《半夜鸡叫》周扒皮翻案。文学 “拨乱反正”后，地主“真实形象”就成了“勤劳先富”的典型。对于这样的宣传，我是觉得非常可笑的，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在文坛上有广大影响的作家在为地主“翻案”，对被镇压（枪毙）的地主表同情，我们的主流舆论没有对他们进行批判。

到了2015年，去毛化非毛化的思想还是没有得到遏制，特别是毕福剑公开地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让全国人民都大为震惊，大为震怒。尽管毛主席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是，毛主席的灵魂始终是中国人民和谐地生活下去，生活得更好的主要指导思想。

那么，关于毛主席的话题实在是过于广阔，我们还是选择一个话题，我们来探讨一下毛主席当年（也就是从1971年到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后半期）对于地主阶级的态度到底是不是对的，这应该是一个鲜活而有隽永的话题。毛主席对于那些改造的战犯，大家就可以知道毛主席最起码不是那种度量狭小的人。假以天年，他老人家也一定会给后来的四类分子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毛主席即使到了归天的那一天，并没有放弃对于四类分子的改造，这是不是就一定是错误的呢，从后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来看，毛主席不但没有错，而且还是有其深刻思路的，那思路，用我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

那么，到底摘帽以前的地主想的是什么呢？摘帽以后的地主分子想的又是什么？大家看看我的散文，自然对于地主的心理有所了解。

我分配工作的时候，是在1988年春天。为什么是春天分配工作呢？因为我们那时候赶上了从三年到两年的学制过渡期，为了不引起工作分配时候的压力，学校打了报告到省卫生厅和教育厅，征得同意，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过渡期，就是把学制改为两年半的过渡。所以，我们就在1987年的冬季毕业，在1988年的春季分配。

那一年，我家里正是在信奉耶稣教也就是基督教最为火热最为赤诚的时候，对于父母都信奉耶稣教，我是非常反感的。可是，父母信耶稣教也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其实还是为了我。这话怎么说呢，那真叫长江翻浪——————说来话长啊。

录取通知书

1984年，我考取了江西省卫生学校，我们一家人自然是非常高兴，虽然那一年我的英语和语文都发挥得极为不好，要是考试发挥得好，我绝对是可以考取专科甚至是本科的。可是，在农村，所有父母的期望值都是很低的，能够考取一所中专学校，一般来说父母都能够满足的。毕竟，和我同年龄的人，有的连高中都没有考取，也就没有读高中的资格了。我的语文平时都是考110分左右的（总分120分），而且，我的语文一般都是班上的前二名，连第三名都从来没有过的，可是，那一年的高考，我的语文竟然只是考了69分。按照比例，我的语文就是不及格啊。要是不出意外，我的语文起码得是109啊，也就是说，我的语文成绩足足少了四十分，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年我的总分是四百四十二分，比中专录取分数线410分高了三十多分，离开专科分数线只差两分。那几年其实实行的都说一条龙考试，就是说不分大专中专还是本科，大家考的都说同一种试卷，而且英语在三年前就开始计入总分了，录取中专大专还是本科，都是按照分数线的高低来录取。其实，这是一条非常开明公平而又简单易行的考试方法。而且，那一年，要是真的能够发挥得好，能够添加四十分，我自然能够上本科的，就算是不满打满算，给我语文再加三十分，甚至是再加两分，我都是可以上大专的。其实在之前，也就是1983年，更有一件十分奇特的事情，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道坎坷。

我那一年考了409分，开始大家都说分数线定在400分，我自然就是已经考取了的，记得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的堂哥李慧旺告诉我的时候，他也满以为我这一次一定能够考取一所学校。全家人以为，不，是我父辈的一个大家族都以为，我这次一定已经是考取了，甚至全村的人都以为我考取学校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就在我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望眼欲穿的录取通知书好像有意和我过不去，两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六天过去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通知书送到家。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

一般来说，名牌大学八月底中旬就要入校了，最晚也不会超过八月底，我们被录入中专的学生，九月上旬也该全部报到上学了，可是，我的录取通知书还是没有收到。那时候的人们都比较憨厚，我父母因为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有去城里问问，四叔虽然是一个初中学校的校长，可是，快要到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他对于我录取的事情，确实非常关心，可是因为忙，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一直等到这一年高考落榜的人或者参加自家的责任田劳动，或者参加了补习班，我居然还在家里等通知书。大概是到了九月八日，我才想起一定要去县里的招生办问问。这一问才被通知说是中专的录取线提高了，说是提高到了410分。天啊，怎么会这样，如果真是提高到了410分，我不是只差一分吗？

这时候，我的心里突然受到了莫大的打击，可是，打击再大，我还得认了眼前的事实，我只好在别人已经上了半个月课以后，大概在9月16日重新卷起铺盖到高中去补习。

补习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心理上，年纪越来越大，我已经是十八周岁了，两次高考失利对我都是打击，越到后面打击越大。后来，我到了江西省卫生学校，我读的是公卫十三班，比我们早一届的，叫做公卫十二班，在1984年进入十三班的时候，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家在弋阳县的同一专业的学生，那一年（1983年）只有405分，可是他已经被录取了，在我们的卫校读了一年了。我那时候懵懂无知，也不知道到学校深入追查一下这到底是为什么？我在1983年比这个考了405分的人还高出4分，竟然名落孙山，可别人……

这时候，我也就认命了。不认命又能够怎么样啊？就算是校方确认了是400分的分数线，可是我在1983年报考的第一志愿不是省卫校，自然省卫校完全可以不录取。最多的就可以怀疑，那一年或者是下达了录取通知书，可是被谁隐匿了，不然怎么会收不到通知书呢？

问题是1984年入学以后，我也算不得顺水顺风，那一年，我只是第一个学期比较顺利，可是接下来的第二学期刚入学就不顺利了。那一年，奥运会上，中国打开了世界冠军的局面，特别是女排，再次为国家赢得了殊荣。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父母是十分的开心，他们给邮递员又是倒茶又是递烟。父亲并不抽烟，这烟还是父亲在端午节的时候买下来招待我的两个姐夫的。还剩下蔫巴巴的几根烟，父亲讪笑着，说：“同志，请抽烟。”那时候的人都很实诚，根本不管烟好不好，高级不高级。邮递员随手接过烟，笑着说：“老哥，恭喜你啊。”爹想：这邮递员要送多少通知书啊，还这么热情，他说：“同志，那你留下来吃了饭再走吧。”邮递员挥了挥手说：“不了，我还要送下一家的呢。”父母一直目送着邮递员走了十几步才回过头仔细地端着通知书看。

爹指着通知书那上面的字，好喜滋滋又有点炫耀地对我妈说：“老太婆，我念给你听……”妈笑得合不拢嘴，对我说：“你爹也就认识这几个字，还神气呢。”爹对妈说：“嗨，这里的字啊，我是有些认识，有些就不认识了，不就是逗你玩吗，哎呀，如今我们孩子考上了，真好，真好啊………”

我考取了以后家里给我张罗的电影吧。虽然过去了三十八年了，我还记得那两部电影的名字，一个是《牧马人》，一个是《少林寺》。记得，《牧马人》开映的时候，一段《敕勒歌》。这一段的西北环境出现在我们江南乡村的夏夜，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和美好。《少林寺》里的演员丁岚和李连杰都很年轻，比我大一岁两岁，他们因为吃狗肉而产生的对打，让那时候的农村观众看得十分专注。

看完了电影，父亲就张罗要送我去南昌。那时候的汽车站，一天到晚到南昌也只有一班车，而且，站立的职工指挥那些汽车的样子一直都还印在我的脑子里，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金属口哨，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两只手交替地做着指挥汽车的动作，嘴里喊着：“倒，倒，倒……好。”

我们一路上坐汽车。车上，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看着我们父子俩，有些羡慕地说：“老哥，你这儿子，以后就不是你们两夫妻的儿子了。”父亲拍了拍那人的肩说：“老弟说笑了，不是我们的儿子，那他是谁的儿子啊。”那人说：“他今后就是国家的儿子啊。”爹说：“做国家的儿子啊，好，好啊。”

第一学期

那几年的南昌新建县的石岗镇，也就是那个聚集了八所江西中等专业学校的地方。记得，在这些地方，一条街道两边，一边是三所中专学校，一边是五所学校。零零星星地有一些国营商店。那时候，很少有私人店铺。

最有韵味的，莫过于街道两边的法国梧桐。斑驳陆离的梧桐树，我以前在到南昌之前很少看过，哦，不，好像是从来没有看过。我就觉得这些梧桐洋气，好看。秋天的梧桐，有少数梧桐叶子开始凋落，那落叶在我看来都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光。这可能和我的心情有很大关系。是啊，这两年以来，为了高考的事情，我是惆怅多于开心。是啊，这两年确实有点挫折，但是，这不是考上了吗？考上了就是好事，管他什么中专大专。我想一个在欲望上太不知道满足的人，就是考上了本科又怎么样？我最喜欢的是和同学们早上坐早操。一听到学校全体集合做操的铃声，我就很兴奋的起床，叠被，洗漱，十分开心。其实，对于做操，我在高中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也见过上千人站在同一个操场的壮阔和气派————————至少在我看来是气派的，但是我更欣赏的是早操之后的集体早跑。早操之后，我们从盆地似的运动场穿过校门，那就算是到了盆地的最高点，然后转个弯儿，一路平坦地就跑向了梧桐傲然挺立的大街。

那时候，我们卫校有一个特点，体育是一个强项。因为无论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刘长春（哦，对了，就是和我们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运动员同名），还是我们的辅导员郭老师，都是体育很有专长的人。我知道，其他学校早跑的氛围绝对不如我们学校强。每到早跑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进入了军营，特别那美丽的梧桐，陪伴着我们，好像是说：“大家努力啊，你们都说祖国的栋梁啊。”

那时候，排球训练的氛围十分浓厚，江西省卫生学校就有三处专门训练排球的场地，其次才是篮球场。

我在运动项目方面从来都是不太行的，哦，这必须把游泳排除在外，因为我那时候对于游泳就十分爱好，以至于到了1995年，我就可以四肢不动躺在水面而经过三十分钟。

所以，在1984年的九月份、十月份，我差不多做了两个月的拉拉队员，我的任务就是给本班的同学打气助威。那时候，甚至有同学笑话我“光有一个五大三粗的个儿，却一点也不能够为班上的体育得荣誉。”我常常用沉默回答同学们的打趣，心想：你们等着瞧，到时候我自然会露一手给大家看看的。到了十一月份，我那躁动的心开始不平静了，我默默地在和同班同学排练相声节目，尽管那时候离开元旦节还有一个多月，可是，我自从读高中以来就非常喜欢听相声，特别是侯宝林，马季，马三立，姜昆，唐杰忠，师胜杰，牛群等等人的相声，更是十分喜欢。那时候，虽然已经恢复了高考，许多人从初中就开始默默的攒着劲儿，可那时候的作业确实不多，所以，我常常会在闲暇的时候捧起家里买的第二个话匣子———————收音机听相声。自从1979年10月以来，我可以叫出三十个相声名家的名字。

我在从家里到我们的石口中学的路上，我常常是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地背诵相声台词，有的时候也会朗诵诗歌《海燕》、《有的人》、《乡愁》。我朗诵的《海燕》以及其他诗歌，大都是受到话匣子的影响。那时候收音机里常常安排的文艺节目———————或者是赵忠祥或者陈铎、夏青、葛兰、方明等人朗诵的诗歌《海燕》。那时候，赵忠祥和方明其实还是年轻的，只有夏青和曹灿，孙敬修等人老一些。我就是在上学的羊肠小道上不断地通过背诵相声台词和背诵诗歌来练习我的普通话的。

那时候，当我用普通话背诵的时候，如果迎头走过来一个人，我就会把声音放小一点，或者干脆改为默念。这样的情景，我想对于南方地区来说，特别是那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交锋期的时代来说，肯定是一道风景。在南方地区，我知道普通话普遍不如北方人标准，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也远不如北方更加广泛，所以，说相声好像就一直就是北方地区人们的地方文艺形式，可我就是不信这个邪。我曾经在读高二的时候和一个叫做刘林章的同学搭帮说相声。那时候的相声，在没有小品这个文艺形式的时候，绝对是非常受到许多人欢迎的。那时候，从乡下到公社中学那十几里地，有些是四五米宽的乡村公路，有的就是一米宽的羊肠小道。那时候，能够有一辆自行车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交通条件了。记得县里奖励给我们村一百部永久牌自行车，算作是对于村里的奖励，可是，村里不止一百户人家，那谁该享受这难得的指标，只有采取抓阄的方式来进行分配————————抓到阄的人家可以出钱购买那时候非常不容易买到的永久牌，没有抓到的也不能够埋怨谁。我家没有抓到阄儿，所以，我除了用一用我哥哥的自行车，偶然也会借我三叔家的自行车用。其实，三叔家的自行车比我们家更加紧张，第一，三叔比我爹年轻不少，用车是经常的；第二，三叔的两个儿子比我小不了多少，如果是有自行车用，那对他们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不光是练习背相声台词和背诵诗歌，我也常常练习绕口令。像什么“板凳长扁担宽，扁担绑在板凳上……”等等，我已经是背得滚瓜烂熟。不过，高二的那一次相声演出不是很成功，特别是我那搭档出现了卡壳的事情，最后我们两个匆匆地鞠躬了一下就急急地走下那个高高的舞台——————那其实就是一个基础全部是石头的土台子。

到了省卫校，我们这些青年最为关心的就是三大热点，一个是排球运动，女排的什么郎平，曹慧英，梁艳，周晓兰，孙晋芳，陈招娣，陈亚琼，张蓉芳，这些女排队员虽然只是比我大几岁，可是，一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我们这时期的青年大都可以说出女排大部分队员的名字。第二就是对越自卫反击的英雄们，比如，岩龙，陶少文，李庆海，等等，都成为那个时代人们交口称赞的楷模。第三个就是相声。

在江西省卫生学校，我记得听过一次对越自卫作战英雄的报告，这英雄体格高大，说着一口的湖北腔调。湖北人说话，如果不是很好的普通话，基本就是an和uan不分的，或者说湖北人根本就没有UAN的韵母，所以他们都把“短，乱，团”等等说成“但，烂，谭”，当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能够把对越自卫英雄请来作报告，好像是说我们这里新调动来的校长原来就是对越反击前线的一个部队首长，这个英雄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兵。至于是不是真是这样，谁也不会去考证。英雄作报告，我们当然是聚精会神地去听，就是个别爱溜号的人，也总是装模作样的耐着性子在听。其实，听这样的报告，爱溜号的同学还是非常少的，毕竟，这一位英雄虽然比我们才大四五岁，可是，人家却真刀真枪地在前线滚地雷，扛机枪，硬是从死神眼前逃过一劫，其他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只是记得，这一位姓徐的英雄一个人消灭了三十二个敌人，另外，我记得的就是下面一首歌词：

越南中国，团结紧、队伍强，

打击敌人，我们并肩战斗有力量！

兄弟情义长，前进路上、不分离，

为共同胜利高声歌唱。

啊，啊！共理想、心相连，

列宁的路上红旗飘扬！

啊，啊！人民欢呼万岁：胡志明、毛泽东！

这一段歌词是这英雄含着热泪念给大家听的。他说：因为他从小就个头比较大，他瞒报了年纪，十五岁就参军了，那还是在1975年，到了1979年，他已经是一个有着四年军龄的老兵了，他说在他刚刚参军的时候，他在部队学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歌。那时候，中国部队和越南部队常常在河边见面，有的时候，互相还会打招呼，甚至会在河水很浅的地方递香烟，或者撩起一点水花互相逗趣，可没有想到是仅仅几年以后……说到这里，这位英雄有点哽咽了。

记得在这次报告结束的时候，我们班的老师还要求开座谈会，说是要谈谈我们听了报告的体会，记得我们班的潘云说：“听了这次报告，我为我们的英雄儿自豪，我觉得，英雄的报告给了自己今后学习的主动性，也感到在平凡的日子里，要以英雄为楷模……”。最后，我们的辅导员老师郭旭明说：“是啊，这些英雄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确实是吃了很多苦的，当我和他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他对我说，当他爬上老山主峰的时候，他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还是差一点吓傻了，在他眼前的是一排排牺牲战友的遗体堆在主峰上，受伤的战士们控制不了疼痛，许多人憋不住发出了痛苦的呻吟，还有的一边呻吟一边流泪。想想看……”郭老师也有点哽咽了。

按理说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应该意志变得更加坚强起来，可是，我却在几个月后的一次得病后活出了自己的熊样。所谓几个月以后，其实就是1985年的春节后回到学校的时候。那时候，也许因为我是村里第一个到省城南昌读书的人，也许是1984年下半年在省卫校的几次展露身手，我变得越来越飘飘然了。当然，这一次飘飘然，是在我生病快要好了之后，而不是在生病之前。从多次的舞台演出（说相声）下来一直到生病之前，那时候，我不但没有飘飘然，反而对于身边的人十分友好。

老许其人

故事还是得从开头说起。记得，那是1985年的三月三日，农历是过完年之后的正月十二，那一天是我到江西省卫生学校的第二个学期的入学之日。就在这一天的前一天，同村一个叫做李选和的人，把他的岳父——————那个形象有点高大且猥琐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带到我的面前时，虽然他家里在六里地之外的许家村，可是，我知道这是全大队不多的十几个摘帽地主之一。到了他这一代的地主，自己都只有十来岁，他在解放之初，肯定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这样的地主帽子长期戴在他的头上肯定是不公平的。按理，他可以对社会有意见，要不是及时摘帽，这一类的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怨恨会更加大。这不光涉及到他一个人，全国那么多那时候五十左右的人，都有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八十年代才五十多岁的人，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才多大啊，怎么能够长期戴着地主帽子和他们那些只有十几岁甚至是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受苦了。那时候，我虽然只有二十岁，我在十三岁以前确实伤害过他们，可是，十三岁以后，我渐渐地懂得了他们一直戴着这样的帽子是极不公平的。特别是他们摘帽之后，其实并没有能够完全享受和许多贫下中农一样的待遇，虽然他们的子女可以考大学了，可以参军了，但是在为人上，他们常常还是谨小慎微。可是，这个谨小慎微之后，内心里所包裹的良心和道义，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至少这个老许是这样的，他到我家里请求我帮忙的时候，那种又是递烟又是陪笑脸的样子，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样子，谁能够猜出，老许的这一次所谓的求助，其实十有八九就是心里早已经策划好的一场诡计。

正月十一日，老许在同样是赔笑的李选和的带领下到了我家。李选和介绍他岳父，说他岳父有事情求助与于，然后他又发了一支香烟给我。我那时候毕竟是一个虚岁二十的人，很少抽烟，就推开了他的烟。他好像很执意，把香烟扔在我家桌上就走了。然后他岳父对我说：说他有一个儿子在南昌看病，说南昌太大，他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是去过一次南昌，而且还是在解放前。现在他想去南昌看看儿子，可是却找不到地方。想请我在去学校的时候顺便带他去找找省九四医院（那是一所部队的医院）。说起老许那唯一一次到南昌，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情。那时候他家里虽然是地主（只是成分到了解放后才划定），比别人家肯定富裕不少，可是，国民党到了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可管不了那么多，抓丁拉夫一视同仁，结果把他这个只有十五岁的人也给抓了————————理由是：谁让他这个小子长得这么人高马大。他被抓到南昌的时候，说是就在下沙窝那地方，他逃跑了——————————其实他的逃跑并不是因为不想给国民党卖命，而是因为下沙窝那地方很吓人。这话是什么传出来的呢？刚刚解放以后，斗争老许的父亲的时候，迫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大家要求老许交代到底是怎么从壮丁队伍中逃出来的。当时，这地主老许虽然只有十八岁，但是对于老地主————“老老许”确实很孝敬，看到他爹老老许被斗得比较惨，他才想要把所有的真话都说出来，他以为这一说真话，所谓“天地良心”，人民政府就会对他爹网开一面。

当时十八岁的老许交代，其实从南昌那下沙窝逃出来，并不是真的不想当兵，他甚至还觉得，好歹国民党是代表富裕人家说话的，他要是到了部队，不但可以说出他和穷人的关系，去拍那些同样是富裕阶层过来的军官的马屁，而且还能够为了维持自己家的富裕地位，而为自己的阶级奋斗一番呢。可是，他倒霉了，他和大多数穷鬼被抓来的壮丁一样，先是被解到南昌下沙窝，说是要集结待命。刚刚到下沙窝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下沙窝可不是什么吉祥的地方，说这个下沙窝是枪毙很多“共匪”的地方，这时候，老许就被吓傻了。看到老许那呆呆的样子，负责押解的一个国军连长知道老许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故意夸大其词，说这下沙窝曾经枪毙过五十多个共产党员。那时候共产党员还只被看做匪，所以，也有人觉得共产党应该枪毙，比如老许就是这样的。只是他觉得，这么多人死在这个地方，而且是他不喜欢的“匪徒”，实在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其实，他不知道，在这里枪毙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不要说五十多个，十个都没有，只是枪毙过方志敏等几个革命志士。可老许信以为真，他连连在地下磕头，说是请菩萨保佑，保佑他不会被那些地下的亡灵带走。可越是害怕，事情反而越是和他过不去————————上头传来话说，这下沙窝还要待几天，为什么呢？唉，那真叫兵败如山倒啊，现在抓来的这些壮丁，到底是开拔大东北，还是让他们死守上海，上峰还没有拿好主意呢——————到大东北吗？辽沈战役都已经开始出现了颓势，等他们几千里赶到，还来得及吗？那真是水牛掉井，就是再大的耳朵，又怎么能够挂得住呢？开到上海吗？虽然近得多，可是，也不能够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东北失败而不救吧，于是，上峰让他们在下沙窝这个号称“枪毙过五十多个人”的地方等待，而且一等就是三天。老许终于忍不住了，他想，在这么个地方等待，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与其这样等下去，还不如到前线去拼刺刀，在这里吓都要被吓死。你想啊，方志敏等烈士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现在老许这些人，当的就是国民党的兵，于是，这个家伙为了不被吓死，竟然开小差逃跑了。说实在的，老许那时候就是被吓得逃跑的。

解放以后，等老许把这些事情竹筒倒豆子似的全部说出来的时候，他被“当当”两拳打了一个猝不及防。老许一下子懵逼了，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啊，不是说好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这么机密的东西我是一点没有保留啊，一点零碎都没有留下啊，你，你怎么就打人了呢。打人的其实是一个南下干部，他是区里的书记，原先，在他老家也有一个姓许的地主欺负过他们家，而且是长期在他们家人的头顶上拉屎拉尿。他看到眼前的老许，就想起了东北老家的老许，这当当两拳吗，算是公报私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什么很多事情都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走下去，为什么有的地方，有的时候把斗争的形势越来越搞大了，其实归根结底，大都是公报私仇的情况多了。比如老舍的问题，比如严凤英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被迫自杀，都是这些人被身边的人盯上了，都成了别人公报私仇的替罪羊。以毛主席那无限的威望和任何人无可替代的地位，他不可能和老舍，和严凤英这些人产生矛盾，因为实在层次差得太远，毛主席更不可能想让这些人死了，实在是中国太大，毛主席就是三头六臂，也有管不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公报私仇，很多人报了私仇，可是外人一般很难发现，这区长也是这样。当比区长更大的官儿——————县委严副书记出来纠偏调停的时候，这区长摆出一副还没有解气的样子大声嚷嚷，说：“今天是遇到了严副书记，不然让你小子好看。”严副书记笑着解释说：“我们说好了坦白从宽，我们得说话算话啊。”区长说：“不是，这小子说他想替国民党卖命。哼，哼，哼哼……”严副书记说：“说替国民党卖命是不错，可毕竟是他交代了，而且，他要是不说，我们又怎么知道呢？既然我们提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我们就得说话算数，不然，我们怎么取信于人？”区长承认这件事做得是有点过火，这其实也就算是区长的大肚量，这阶段，人民政府的力量是那些贫下中农队伍之外的人能够动摇的吗？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至于打了两拳，打了也就打了，那时候的地主分子还能够怎么样？那时候的地主分子，那真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啊，想要报复，门都没有。

斗转星移，一晃到了1980年，老许一家和绝大多数四类分子一样，也被摘帽了。又过了五年，到了1985年的春天，老许总觉得这么多年深受大队干部的压制，这些贫下中农就是再好的人，不也是在旁边看笑话吗？大队干部们，这时候虽然纷纷老去，有的让儿子接班了，再怎么摘帽，也轮不到这些摘帽分子掌握基层领导权，所以，老许就憋着想出一口气。拿谁出气呢？他不敢拿那些大队干部出气，毕竟大队干部虽然在过去主持过许多次批斗这些“剥削阶级”的会，可是，毕竟落实摘帽政策的，也是这些干部啊，他现在就想到要从贫农手里出气，那些所谓的贫下中农代表更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这个老谋深算的老许，就打算从我的身上打开口子，他想蓄意制造一次人为的祸害。于是我真的就被他陷害了。

想想看，自从1984年的元旦节的那次晚会，我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大放异彩之后，学校郭老师很快就执行了学校有关方面的提醒。学校领导说了，这个人说相声这么厉害，不可多得啊，应该给予鼓励和表彰，于是，那一年，也就是1984年的元旦节后，我被评为文艺积极分子。不过，郭老师执行学校的政策是很积极的，这主要源于郭老师对我的好感，学校并没有说一定要发展我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可是，郭老师呢，对我来了一个“一步到位”。1984年年底，他就找过我谈了一次话，说：你不错，有点文艺天赋，今后可要好好表现啊，争取进入入党积极分子的队伍啊。这样的高看，我自然是非常开心。这时候的我开始在畅想未来的人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场阴谋正在悄悄地向我靠近。

不错，老许别说是三十多年前到过一次南昌，就是近几年到过南昌，或者是三十多年前到过十次南昌，毕竟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里，中国变化很大，南昌也是一样，城区规模不知道扩大了多少了。老许对于南昌的地理环境，现在也是两眼一抹黑的，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出来了。

1985年的三月三日，早上的天气看起来十分的好，我想：这老许还真是一个很会看天气的人，选了一个这么好的天气。我端着一大碗妈妈做好的早餐——————年糕加四个荷包蛋。正美美地吃，想起这么好的天气去南昌上学，还可以顺便给人做一点好事，也算是助人为乐吧，心里正美滋滋的。想起今天是阳历三月三，我禁不住哼起了一首歌曲《又是一年三月三》。这时候，四叔走过来对我说：“你看，今天你去学校，怕是去不得啊。天气不好啊。”我爹赶紧过来说：“老四啊，这天气看起来不错啊，你看，这东边正红着呢。”

“哥，你别看太阳正红着，你看到了东边那一条长长的云没有？这俗话说‘早晨东云长，有雨不过晌’啊，这天气啊……”四叔摇了摇头说，“我看怕是要下大雨啊。”我爹说：“老四，你到底是当校长的人啊，我这种地的人都看不出来的东西，你硬是看出眉目来了，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四叔被我爹说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了，说：“天下事不天下事，我不知道，可这眼门前的事总还是知道一点啊。”爹说：“那依着你，今天是不是不让孩子去学校啊。”正这时候，老许早早地吃罢早饭，又来到我家门口等候。他先是给我四叔敬了一支烟，说：“校长在呢！今天要麻烦侄子一件事呢。”四叔知道这摘帽地主并不是什么好鸟，推开了他的烟，可老许陪着笑说：“怎么了，抽支烟怕什么，今天来叨扰，就是买一盒烟给您当校长的也是应该的啊。”四叔还是抹不开面子，心不在焉地接过了他的烟。就在三年前，那还是刚刚实行生产责任制的第一年，四叔虽然是吃国家饭，可是，四婶和他一大家子都吃农业粮，分到了不少水稻田。四叔家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种了不少莲子，那时候，公社也提倡多种经营，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总是限制下面该种什么不该种什么，据说种莲子还可以收获莲藕，甚至还可以养鱼，所以，村里种莲藕的不少。可是，有一天，四叔家的莲蓬被别人偷采了一大片，据公社治安员侦查，老许的作案嫌疑最大。可是，乡里乡亲的，四叔心知肚明，可碍于面子，并没有深查下去。据公社治安员分析，老许之所以选择跨村作案，就是考虑到人们不可能怀疑是好几里地之外的人作的案，那时候，老许家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其实是他的女婿李选和送给他的。早在1979年，那时候还没有实行生产责任制，因为我们村里的农业生产搞得特别好，所以，县里不但把我村选为全县的生产模范村，县商业局还特地奖励给村里一百部永久牌自行车。这样，老许就有了一部女婿送的自行车。只有几里地的路程（其实许家村到四叔的田块那儿，比到我村近得多，只有四里地），所以，也就是十几分钟的事情。

眼下，这老许竟然还敢上门求着办事，四叔心里是很看不上老许的。看四叔接过了香烟，老许又对我爹递过去一支烟，我爹说：“不用，我不抽烟。”老许说：“哎呀，不抽烟那是以前，现如今，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您家就更不用说了，大侄子到南昌读书，这在我们大队都是不多的，就相当于以前的人考上了状元呢！再说，您儿子考取的时候，请大家看电影，您还不客气嘛，一支烟算不得什么。”不知道是老许那抹了蜜的嘴把我爹说得得意忘形了，还是老许本来就有办法绕道人，他就那么三言两语，把我爹给说得很是受用。不过，爹还是没有接老许的香烟，老许竟然自顾自地把烟放到了我家的饭桌上。老许也许是怕接下来会尴尬，就像一个政治家一样摆开了龙门阵：“哎啊，老兄啊，您说现如今的政策多好啊……”我心里说话：你当然会说政策好啊，都给你们摘帽了，和贫下中农一样了。四叔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说：“今天这天气走不得，这天气马上就要大变了。”老许的耳朵还真灵，听到了四叔的话，就说：“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什么大雨，只是听说下午会下一点小雨。”他转脸对我爹说：“兄弟，我这都准备了雨伞了，就算要下雨，我们也不怕它。”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那老实巴交的爹还能够说什么。爹对四叔说：“算了，让孩子去吧，再说学校也有规定时间啊。”四叔听我爹这么说，他也无可奈何。

暴风雨的结果

就这样，我被老许可害惨了。就在我刚刚走出家门几十步的时候，毛毛细雨开始下起来了。如果是这雨一直保持这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雨一下起来就不肯停，而且还越来越大。走出去三里地，望着这毛毛细雨，我心里在打鼓，对老许说：“算了吧，今天我们还是回去吧，这雨看样子是不会停了。”老许说：“哎呀，我说秀才，今天既然走出来了，还是一直走吧，说不定到前面这雨就会停呢！你这行李多的话，我替你背一个包吧。”老许的话既然说到这里，我的心又软下来了。是啊，对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他自己都不少行李，还说替我背包，我今天还是继续走下去看看吧。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叫做铜鼓包的地方，那被雨水淋了快一个小时的路就更加泥泞难行。那时候的路面，本来就没有半点硬化的迹象，更不要说是铜鼓包。铜鼓包，铜鼓包，顾名思义，整个路面就像是巨大的鼓，翘起的地方像是鱼背儿，中间高而两面低，不管是走中间还是走两边，都是十分坎坷而湿滑。我有几次都摔倒了，好在我比老许年轻，很快又可以爬起来继续前行。老许毕竟是一个老农，也许是在风雨中锤炼得更多，他只是几次险些摔倒，却总是化险为夷。

一阵雷鸣过后，雨不但没有停，而且以瓢泼之势从天上倒下来。我撑在手里的伞，与其说是一把雨伞，倒不如说是一页纸，根本挡不住大雨的打击。

又走了一里地，马上就要到我二姐和二姐夫家，我对老许说：“今天就算了吧，这也已经走了一小半了，前面还有十七八里地呢，这雨也越下越大，肯定是走不了啦。我二姐就在这铜鼓包村，我们今天就去我二姐家歇息一下，不然，这样走下去，非淋出一身病了来不可。”老许陪着笑，说：“呸呸呸，你年纪轻轻的，什么病不病的，倒口气呢。”这时候，我的脾气上来了，对着这个摘帽地主厉声说道：“要走你走，反正我是不走了。”老许一看我生气了，就说：“好我的老弟，就依着你，不过，要走我们一起走，要歇我们一起歇。”从老许那软和而又霸气的话里，我当时就该怀疑这老家伙存心不良。所谓软和，是他把自己的辈分降了一级，喊我老弟。霸气吗，就更不用说了，不是吗？对于到我姐家去歇息，他倒好像是主人翁一样，想去歇息就歇息，不想歇息就要拉着我一起走。我后来想，此时此刻，这老家伙的眼里一定含有早有预谋的歹毒的眼光正从我的后背射过来呢。

我以为老许真的要和我一起去我二姐家里，心里觉得这个老头还算是可爱呢。可是，我们仅仅走了十几步，老许说：“你姐估计就不在家呢！”好笑，你老许以为你是谁啊？我答应给你这个人下之人带路，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你还说话越来越没有分寸了。你还能估计我二姐不在家，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你以为你是前算五百年，后算五年的刘基刘伯温吗？看着老许那猥琐的形象，我越想越生气，没好气地说：“这下雨天，我二姐还能够去哪里啊，肯定是在家啊。”老许说：“不是，老弟，你弄错意思了，我们今天刚刚出门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你二姐回娘家了啊。你二姐是不是过门才不久啊？”我被老许说迷糊了，今天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二姐明明就不在我家，怎么能说她回娘家了呢？可是我又看老许是一个刚刚摘帽才几年的社员，断不敢这么空口无凭，就说：“真的啊，你怎么认识我二姐啊？再说我怎么没有看见啊？”老许说：“你忘了吗？我是一个手艺人，经常到你们村做手艺，再说，你们村不也是我女婿的村子吗？我怎么能不认识你二姐呢？你说你没有看见你二姐过去，她隔开我们一条小路呢，再说雨伞挡着，我要是不回头，我都没有看见她呢。”我想老许的话是有理的。还不等我回话，老许又说：“就算是你二姐现在在婆家，这一路上，就看见你二姐这一个小村，连一个店铺都没有，这刚大过年的，你不买一点东西进去，我们怎么好进她家的门啊。”是啊，老话说：“不出元宵都是年。”今天才正月十二啊，可那时候就是这样，虽然商品流通开始活跃了一点儿，但是，在偏僻的农村，你就是有钱，你就是有心想买一点东西，都是很不容易的。唉，想买一点东西走亲戚，可就是没有地方卖给你啊。那时候不像是后来，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来代替，那时候的人们走亲戚，一律是用实实在在的实物作为礼品的，彩礼彩礼，只有是结婚等特大喜事才会用得上的，不然，会被别人笑话为虚情假意。

我被老许彻底说服了，我想：现在不要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和老许这家伙，算是栓在一起的两个蚂蚱了，唉，这真是倒了哪辈子的霉啊。我一个也算是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而且是正准备发展入党的人，现在就在这样的暴雨之中，和这么一个老农，而且是长期被人瞧不起的老农待在一起。

豆大的雨点不断敲击着附近人家的窗户，敲击着他们家的玻璃或者脸盆花盆，时不时地听见有谁家被雨打坏东西的声音。我想：这老许是可恨的，可这雨，其实不是比老许可恨一千倍一万倍吗？实话说，我长这么大就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任性的雨。是啊，以前的雨要么很大，但不会下这么长的时间，要么时间下得很长，但雨不大。可今天这倾盆大雨好像就有意和我过不去，下得恣肆无忌，下得这么目中无人，下得这么声嘶力竭。

我在心里呼唤：苍天啊，你停一停这大雨吧，难道你就这样对我进行惩罚吗？就算是惩罚我，可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到底是我以前做错了什么，还是我触犯了什么天条。我一个涉世未深的人，按理来说，也不可能犯下什么弥天大罪啊。退一百步说，不，就是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以前我得罪了苍天，可现在我不正在行善吗？难道我行善也有错吗？什么？我给坏分子帮忙，就是错误。不对，不对，苍天啊，你听我说：现在我所帮助的人几年前就不是坏分子了，他是和大家一样的公民了，和老许同样经历的人们已经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了。我对你说啊，苍天，不但这样，而且政府认为，他们的子女今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其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难道你苍天认为这样的政策还早了吗？不早了，真的不早了，连那些长期和共产党作战的战犯都全部释放了，全部给了自由了。什么？这些人之中还有坏人。没有了，我告诉你，真的没有了。为什么说没有了呢。就拿我们这个大队来说，住在我家后面的大队书记曾经和我爹谈起过，从1970到1979年这长达九年的日子里，我们全大队刑事案件中，没有一个是四类分子作案的。苍天啊，你好好想想，这是不是说明这些被看做“坏人”的人现在都是好人了，至少他们不是坏人了，他们真不是坏人了。是的，我以一个正直的青年学生，一个老共青团员的身份来保证。我昂头对着天默念着这些话，甚至我自己都吃不准，这共青团员的身份能够有多大的分量呢？我真以为这样默念几句，大雨就会小一点，可是过了十分钟，大雨依然如故。

我再一次仰起头，对着苍天默念：如果苍天你仍然认为我不该帮助这样的人，以后我不帮就是了，无论如何，你现在可千万要留一点情面啊。我在心中默默地念叨着，呼吁着。甚至，有时候想诅咒无情的苍天，可是，我不敢，我担心一诅咒，几个炸雷下来，我就会成为肉泥。

在豆大的暴雨中，我和老许，我们两个人抬起各自的脚，就像是抬起一吨重的秤砣。抬起来又迈下去，迈下去又抬起来，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完成这简单而又机械的动作。深深陷入泥水中的脚又像是一个个特大号的公章，给身后的那片黄黄的泥巴路盖上了一个个大号印章。我不知道，这一个又一个的泥巴章子要把我带入什么样的人生。也许，久经风雨考研的老农——————那摘帽地主正在我的身后发出狰狞的狂笑呢，这狂笑声，只是因为暴雨的撞击而听不到声音呢。附近的河里，不断地响着水流向河里汇聚的声音，这声音，一般都是涓涓细流，很是动听，可现在听来，是雷霆万钧，是巨兽猛吼。

一步步，一步步，每一步都是一次和狂雨的搏击。如果入党，或者说是我一个青年的进步，要以这一次野蛮的风雨的袭击来作为代价，我真的宁愿放弃这样的进步。哦，严格地说，我宁愿暂时放弃这样的进步，毕竟，我未来的人生还很长很长，我的理想才刚刚展露一点点羽翼，怎么就要这样被狂风暴雨所彻底折断呢。

这暴雨，这荒郊野外的，这该死的烂泥路。此时此刻，我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啊。

天啊，这该死的暴雨可不可以停一会儿啊。天啊，你哪怕是多响几个炸雷，我相信，就是这暴雨中的炸雷再无情，也不会打击我这个助人为乐的人。可是，我能够对谁说啊，这天气，这鬼天气，我就该和这个几年前的阶级异己分子一起倒霉吗？可问题是，倒霉的其实只有我一个人，老许那风里雨里闯荡的人，倒在雨后万事大吉。想到1985年的那元宵前的几天，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古话：好人无好运，坏人活千年啊。

啊，终于又远远地看到一个村子了，前面那村子，那是我读高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方定忠家所在的村子，叫做方家边。一直到方家边，到县城的路才走了一半。而且，方家边村有一个比较大的售货点。要是多买一点礼物去老师家，看望一下老师，按理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以来可以歇歇脚，烤烤火，二来，还可以和快两年没有见过的老师叙叙旧，沟通一下感情。这方老师，对于我来说，其实不光是我的恩师，而且，他还帮过我的一次忙。那一次帮忙，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那时候，我刚刚从初中升入高中，我爹第一次用船送了六十斤大米到学校的食堂，过秤之后，爹就回去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六十斤米票放进我爹口袋，对我说：“你要趁早换成饭票，省得丢了。”每一斤米票如果在交五分钱的柴火前，就可以在学校兑换成同样数量的饭票，饭票才可直接从食堂的买饭窗口买来米饭。可是，我没有按照爹说的做，而是把米票放在宿舍里那个书箱的最底层。可不知道为什么，那米票，那承载着父亲许多心血的六十斤米票竟然不翼而飞了。我开始请求食堂负责人查一查，食堂负责人根本不理睬。最后还是我的语文老师——————方定忠，是他使用了多种手段，软磨硬泡地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让那偷我米票的人又悄悄地把米票放回来了，唯一有所区别的是————————我开始是放在箱子的最里边，而偷者，是把米票放到箱子上面。三年后，就是这个家里实在困难，当时连吃饭的问题都很困扰着的学生，这无计可施，走投无路的学生，这个偷了我米票的人，就在他第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就考取了复旦大学。这样的成绩，在我们一个乡村中学来说，也已经是十分荣耀的事情。那学生据说后来到此到方老师家表达感谢之意。这些都是我后来听来的故事。我指着方老师的家的位置，对老许说：“老许，你过去看看，看那一家大门开了没有。如果大门开了的话，说明家里有人，我到这个售货点买一点礼物去看看我的老师，顺便躲一躲大雨。”说完，我就朝售货点走，老许朝方老师家走过去。很快，他又急急忙忙跑回来了，对着正拿着货物要付钱的我挥了挥手，说：“别买，别买，你老师家的门没开，肯定是没人在家。”我就把拿在手里的钱又防护了口袋，说了售货柜台里边的人书了声：“不好意思，我不买了。”那人说微笑着说：“没关系。”我们从方老师家门口经过了，我看见方老师家的门确实是紧闭的。唉，这最后一次躲雨的计划是泡汤了。

雨在下，雨在不断地下，雨在倾盆而下。暴雨在肆无忌惮地打着我的躯体，打着我的灵魂，甚至打着我今后的人生道路。

就这样，我和今天很多人被新冠病毒所感染的人一样，我终于落进了老许挖下的陷阱了。

在寸步难行的泥泞地方行走，13公里地，我、老许足足走了四个小时。突然想起一句古文，那古文说，哦，那是方苞的《狱中杂记》，那上面说：“春气动，,鲜不疫矣。”说的就是这初春的天气，各种疾病十分猖狂。到了县城，我棉袄里边的衬衣全部汗湿了，而一把雨伞又怎么挡得住黄豆大的雨点一次次向伞面上砸来。我其实早已经成了一个落汤鸡了。那时候，沿街的店面，江南百分之八十的都保持那同样的格局，一块块长二米五宽八分的木板，到了晚上就插上过夜，早晨就把它收起来以迎接一天的到来。我沿着老县城那石板路，走过党校，走过老电影院，走过一格格店铺，我多么想走进去躲一下雨啊。可我转念又想，要是在半路上，有这样一格格店铺，我一定会先斩后奏地强行进去，然后再和东家说明情况，我怎么样也得进去躲一躲雨啊。毕竟素不相识的人，反而可以用掏钱算是“住宿的房费”作为理由，估计也是可以躲过这一次该死的大雨的。特殊情况下，我要是再不变通一点，我不是要被这个该死的老许给毁了吗？可现在到了县城了，就算是再不济也可以马上住进旅店。所以，进不进人家的家里，根本无所谓。

到了旅店，那旅店的电视上正在播放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突然看到姜昆和王金宝和说的相声《看电视》，我乐得哈哈大笑，后来，我笑得前仰后合。也是是受了风寒，我一连打了十几个喷嚏，我这时候才觉得非常奇怪，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有打过俺么多喷嚏。我拿了几张纸望着外边慢慢小了的雨，心里踏实了一些。是啊，估计这样的磨难今后是没有了，毕竟，现在的生活正在热烈地向我张开它美丽的翅膀，看，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多么有趣啊。哦，真不错，虽然让雨淋了，可是，这春节晚会的节目还真不错。全村只有三叔家有一部电视机，可是，过年的时候，我看到三叔家里挤满了人，再说，我这时候慢慢比以前清高了一些，就没有挤在一起看完春节晚会，只是看了最初的几个节目就回到和三叔隔壁的自家。所以，春节晚会根本没有印象。哎呀，这么多节目，个个都很有意思，很有嚼头，我是越看越想看，越看越快。那一次，有正气满满的歌曲《故乡情》，《万里长城万里长》，还有王馥荔唱的京剧《打渔杀家》。这时候，我一个劲的感叹，城里就是好，想看什么节目都有，我甚至发誓今后一定要好好进取，争取到城里去，甚至到大城市去，不过，要不是后来的变故，我后来分配到我心里的大城市————————南昌，肯定不是问题的。这个带电视机的房间比其他普通房间贵一点，不过，我觉得，只要我一家人顺顺利利的，这样的消费还是受得起的。

看完电视，到了深夜了，我感觉到头有点不舒服，啊，难道这么一阵雨就让我生病了吗？可是，也许就是从这一夜开始，我家就开始了不顺利了，甚至是很不顺利了。我这时候开始有点怀疑，这老许早不求我办事，晚不求我，竟然选了一个这么大雨如注的日子让我带他到南昌，肯定是没有安什么好心的。而且从后来的岁月中我发现，老许说我二姐那时候正在往我家——————也就是二姐娘家走，可事实并不是这样。那一天，二姐后来回忆说，她根本没有回娘家，一直到了过了元宵节才回家。另外，两个月之后，我通过一个家在县气象台的同学查到，那一天的天气预报，和四叔说的是一样的，根本不和老许说的一样，也就是说，那一天，老许在说天气的时候，是骗了我的、

在我读三四年级的时候，语文课里常常有这样的话，要是实现了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又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1985年的春天，我好像再次看到这个包藏在这老许肉体里边的一颗黑心，一颗和资产阶级同一个性质的黑心。老许故意杜撰我二姐的行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不要在风雨路中停下来，要我在暴雨的打击下受挫折，甚至让我陷入痛苦，最好是得上疾病。我这个这几年一直在高考的路上苦苦折腾，苦苦等待好消息的人，在终于如愿以偿的时候，居然又……

我生病了

终于老许的目的达到了。替老许带路完了以后，我回到了我们那所学校。很快地，我发现我的食欲很差，第一餐不想吃，只是勉强吃了几口饭，我开始还以为是菜不好，又把菜挑出来倒了，重新买了一份红烧肉吃，可是，这红烧肉我也没有吃几口又不想吃了，而且，身体没有什么劲儿。那时候一份红烧肉实在是很实惠的，只要三毛钱，一般的白菜和萝卜只有八分或者一毛钱。不客气地说，我在班上的生活算是很不错的，毕竟我们那里的农业收入很高，虽然经过两年的补习，家里的经济受到拖累，可是，那时候，哥哥早已经分家了，两个姐姐都成家了，家里还有一个妹妹在读初中（后来，就是这个初中补习了一年的妹妹，她家里出了一个博士，一个硕士），以我父母的收入，供我和我妹妹读书，当时父亲好像并不太难。第二餐根本吃不下。那时候，我身上还有一百元钱，那一百元，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伙食费。

我一连两餐吃不下饭，可是我还是不太想去看病，毕竟，自己这几年花了家里不少的钱。高考之后的补习，多少农村的青年做梦都想，可是，许多人因为家里的经济实在是开支不过来，只好忍痛割爱。而我，却能够从1982年夏季第一次高考开始，一直补习到了1984年的夏季，总共考了三次，才算是考取了，我多么为自己的不争气而内疚啊。是的，这时候，还算是懂得父母辛苦的人，也算得上不错的青年，因为我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毫不看重父母劳动的青年，甚至我后来，越是生病，越变成了一个纨绔子弟。

我们毕竟是卫生学校，我们的许多老师都是临床的医师，有些还是资深医师。不过，我还是不想在学校看病，虽然学校看病可以报销一大部分钱，可是我还是到了学校所在的镇里的卫生院看病。给我看病的是一个姓杨的老医师，虽然只有四十多岁，可他从十八岁就跟着师傅学习炮制中药，慢慢转正为国家医师的。后来才知道，这杨医生不是别人，正是杨钰莹的伯伯。

杨医生让我张开嘴，看了看我的舌苔，然后又替我号了脉。一看他那娴熟的动作，就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医师。杨医生比较朴实，他和我说的是当地的方言，这方言我完全听得懂，和南昌话很相似，毕竟，我的家乡到南昌，要说直线距离，只有几十公里，只是因为一路上河湖太多，总得绕道行走了。

杨医生在处方上写了一些和许多医生一样看不懂的文字，然后让我拿了这个方子，说叫我到先交钱，再到药房拿药。我捡了几副中药。我拿起那些中药一看，我居然也认识四味药了，就在这两天，中医老师把去年因为他生病耽误的几节课补回来了，这两天就讲了很多辨认中草药的方法。

我知道，这里边，最多的成分就茵陈。其次，还有青蒿，龙胆草、金钱草。我本来想等拿好了药以后，再折返到诊疗室问问医生，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我一看这几味中药，我就知道，我肯定是得了肝方面的疾病。拿着中药回到学校的路上，再不是那一天的狂风暴雨，抬头望望，春暖花开，很好的天气，可是，我的心却像是扔到了冰窟窿里了。

一路上，看到一个同班同学，我有心想去打一个招呼。可是，因为心情不好，我开始有一点自卑了。客观地说，自从到了医院买药以后，我的自尊心一下子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我干脆不看他，把脸别过去。到了身边，才发现这个同学正是我以前的相声搭档。啊，这个搭档姓朱，是九江人。

唉，是啊，现在是一落千丈啊。我心里一个劲地揪心的疼。对于未来，我开始有点迷茫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踌躇满志了。是啊，这手里的五贴药，就能够看好我的病吗？万一看不好呢，可怎么办啊。我在一个国营商店买了一个酒精炉子，径直往学校走去。

我把药放到我的箱子里，我不想让同学看见这玩意。我记得医生说了，这个病不太好听，你不要说给同学知道。我心里想，我必须人不知鬼不觉地治好自己的病。最好不让家里知道，也算是瞒天过海吧，毕竟家里为了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心想：这医师真好。还挺细心的，他对我的关照其实十分有用，这杨医师确实太好了。所以，后来杨钰莹成名成家之后，我才觉得这是她家族的人积了德，才可以有她后来的大红大紫。

一天的课程结束了，哦，其实今天的体育课，我就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瞒天过海工程。我觉得，体育课其实无所谓，差一两节课无所谓。在体育课上，我和班上的同学只是上了前面那个翻杠动作，后来刘老师让我们自由活动————————不要从自由活动就觉得刘老师对于工作不认真，我高中二年（那时候就是二二制），加上补习，见过很多体育老师，可是，没有一个有这个过了花甲之年的老教师这么精神头儿足。刘老师为什么让同学们自由活动，这是因为他今天拉肚子，实在坚持不了。刘老师曾经是省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后来被停职，停职之后本来想能够得到平反。可左等右等，等来的不是平反，而是是让他到干校劳动。这样的生活，他过了八年，现在拨乱反正之后，从1980年才恢复他的工作。所以，刘老师觉得自己的青春再一次地焕发了，工作起来一直是一个拼命三郎。这不，本来他在1982年就可以退休，可卫校的校长是他的吉安老乡，所以，他就到校长面前主动请缨，说他还可以干两年。校长了解他的底细，觉得他的奉献是可以为学校做很多事情的，毕竟他教排球，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一听说自由活动，心里更高兴了，这下还不用打招呼，直接就可以回到宿舍去弄药吃。是啊，就算是晚上再煎一次药，可是，白天先煎一次，不就可以不用在晚上煎两次药了吗？对，就是这主意。我先拿出箱子里的饼干，本来想硬吃几口，虽然隔了三餐都没有吃饭，只是泡过几次冰糖水喝，可是我还是一点胃口也没有。算了，不想吃就不吃吧，我拿出半路上买的酒精炉子，然后往里边倒进去一点酒精。哦，对了，我那时候满大街也买不到酒精，虽然学校里的许多实验室都有酒精————————卫校是不缺酒精的，可是，我却不敢，连想都不敢想，毕竟那是学校的财产啊。突然我想起了一个老乡，他是早我两年入学的，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而且，他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姓彭。

就在我想去老乡的教室找他的时候，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那时候我看见他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我走过去，我就把我的病情和他说了，请他替我搞一点酒精。

那姓彭的老乡说：“哎呀，小老乡，你本来是可以在学校看病的，可以报销的，现在你自己花钱看病，用一点酒精还算什……”他又说，“好，我知道了，你等一会儿，我马上去给你拿一点出来。”

彭老乡说到做到，马上，他拎起一个大大的瓶子过来了。我仔细一看，天啊，这么大一个瓶子里居然装满了满瓶的白色液体，不用说，那一准是酒精。我禁不住张大了嘴，说：“太谢谢你了。”他友好地面带微笑，朝着我的肩膀轻轻地拍了一下，说：“哎呀，我的小老乡啊，去年看你说相声的时候，你那里哪是说相声啊，你简直就是目中无人啊，那台词，那起承转合，说学逗唱，我都服了。那时候，台下那么多人你都不怕，哦，你直接向学校要一点酒精怎么就不敢了呢？”我心想：公开向学校要？不行不行，那样肯定不行，那样的话，我不是要把实情告诉学校吗？那杨医师告诉我的，不要告诉学校，那我不就辜负他一片好心了吗？

对于老乡的问话，我也不置可否，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我的谢意。一路上，我乐颠颠地拎起酒精瓶就返回寝室，心想：以前常听人说，三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我还不太信，现在看来，还真是这样。

我回到寝室，赶紧把一部分酒精倒进酒精炉，然后掏出身上的火柴。我想很快完成从熬药过滤药到吃药的过程，我生怕慢了一点就会被下课回到寝室的个别同学发现。一般来说，课间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回到寝室，可是，体育课不一样。体育课的时候，很多同学会因为剧烈运动而湿透了衣背，所以就会有人返回寝室换衣服。这个点，本来是我收听单田芳的评书《三侠五义》的时间，可是，现在我真不想听评书，一来是因为这里需要忙着吃药，二来，是怕收音机的声音引起寝室外边其他同学的注意。

我知道，熬药都讲究小火慢炖，可是，我哪里做得到，要是慢了，我后面还有课呢。我急匆匆地炖好了药，恨不得一下子吃下去，恨不得一下子就能药到病除。可是药太烫了，我只好滤好了放到寝室的窗台上凉。这个等药凉的过程，我就想：这时候，这老许跑哪里去了，该死的老许啊，我给你带路，估计你自己什么事情也没有，我给大雨淋病了，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是在南昌还是回了老家。唉，我可让你害苦了啊。要不是你，我肯定不会生病，唉，帮了别人，苦了自己。嘿，还真有点像雷锋，可雷锋比我可强多了，雷锋辛辛苦苦，可毕竟有一个很好的名气啊。我呢，现在生病了，一身不舒服，还要花钱买苦药吃，唉，我这是干的啥啊，把自己送进了医院——————不是吗？那个杨医师说了，你要是父母都在身边，可要住院才好，看他的意思，好像这五贴药都不够，他说我有肝上的毛病，总不会是肝癌吧。

正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只麻雀飞到窗台，我这才从思绪中回过味儿来，我这下注意到刚好冷却了一点的中药汤。我从窗台上拿起药，咕嘟咕嘟就一口气喝下了。这药确实苦，我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苦的药，可是，也许是我这几年所经历的挫折已经让我的人生充满了苦味，也许是我要尽量快地吃下药，以便不让同学发现，以至于冲淡了许多药的苦味。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的食欲竟然好了一点。哎呀，从吃药到傍晚，这才不到十小时啊，这中药有这么好的效果吗？

到了晚上，我又比同学提前二十分钟下晚自习，我把上午煎了一次的药再次放进酒精炉，我又一次吃了药，好像吃下去一颗定心丸。

等到同学们全都走进寝室的时候，我早已经把吃药的现场收拾得干干净净。有同学打趣地问：哎，秋雨，你怎么回事啊，这么早就下了自习啊，你可真厉害。说着伸过来一个大拇指。我心想：哼，还厉害呢，要是这也叫厉害，我宁愿把这样的厉害让给你。可我不能够说出来，我知道身体不好的时候，特别是有肝病的时候，隐瞒同学是不对的。可是，是杨医师让我隐瞒的，再说，这样的隐瞒，也不是太缺德吧，我只是大雨淋了以后才得病了，估计也没有什么传染性。所以，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等大家差不多都睡了，我才有空闲想我的心思。我想，我这样得病，看样子就轻不了，不然，医师怎么让我一次就带五包中药呢，很明显，五包还是不够的。我想，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实在撑不住，我就写信告诉家里。那时候，通讯条件还是比较落后的，虽然比以前强一些，可和后来的条件比，那是无可比拟的。迷迷糊糊地，我就睡着了。到了半夜，我做了很奇怪的一个梦，我梦见老许在找到南昌的医院之后，他对我说，说谢谢你。我说不用谢，他一定要送我一段路程，我说不用，我坚决拒绝他送我。可他突然厉声地高喊，你小子怎么了，我好心好意送你去学校，你却不同意，你这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我说，老许同志，你这是说什么啊？好歹，我还给你做了好事啊，好歹我还带你找到了医院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他说：这就难听吗?以前，你们的父辈斗争我的时候，他们不残酷吗？我今天就非要送送你。我觉得，他说这话从逻辑上是有错误的。哦，我的父辈斗争过他，他反而要送我，这个老许，真好笑。是啊，梦就常常是不合乎逻辑的，合乎逻辑的，还能叫做梦吗？我笑着说：老许，真不用你送，我认识路，到学校才那么一点路，我认识的。他突然露出了狰狞的狂笑，而且把手绕过肩膀从后背上抽出一把锋锐无比的剑，然把剑对着我的胸，说：你认识路，好，那么我问你，你认识它吗？我说老许老许，你不能够恩将仇报啊。我拼命去夺下他手里大剑，不小心，我的手被他的剑割破了………

这时候，我的梦突然就醒了，这个梦真是把我吓得不轻啊。是的，梦是没有逻辑的，什么胡乱的结构都是可能的。这一个梦结束了，下一个梦又开始了。下一个梦的意思是说：二姐看见我在大雨中行走，赶紧拉着我的手拼命朝她家里去，我问，二姐，你不是去了娘家吗？怎么，你没有回去啊？二姐突然变得不会说话了，突然指了指她的肚子，这时候我才知道二姐有身子了。我心里很乱，既有即将做舅舅的喜悦，又有因为发现二姐不会说话的忧伤。在大雨中，我差点哭出了声，说：二姐你说话啊，你怎么变得不说话了？二姐指了指远处的那个老许————————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还是在身边的老许怎么一下子就躲到了二十多米之外了。二姐然后又比比划划地做了一个大拇指朝下的动作，然后又对着我的脖子做了一个用刀砍过来的动作，我猜，二姐那意思估计是说：他是坏人，要害你。

啊，二姐这么多动作，没有一句话，难道二姐真的哑了，二姐，你说话啊，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怎么变哑的。我急得哭了，这时候，我突然醒了，才发现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梦啊。恶梦中醒来，我心里痛快了不少，毕竟，我二姐变哑，不是真的。

起床以后，我发现仅仅是一副药下去，又经过一夜的休息，我的精神比昨天好多了，尿色也不是那么黄了。而且，食欲也好转了一些。我这时候很兴奋，下了早操到食堂买了包子和稀饭，端回寝室就吃起来。都说中医治慢病，西医才治快病，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第一幅药下去，竟然有这么好的效果。

啊，我兴奋极了，我昨天早上还不能吃完一个包子呢，今天就能够吃三个包子，一根油条和一碗稀饭。我利用饭后和上课前的这一段时间，跑到校门口的那一片梧桐树下，我深情地靠在树边，对着梧桐树说：“老朋友，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得病了。哦，别哭别哭……”我故意做一副怪脸拿出手帕（那时候没有什么纸巾，只有手帕）在梧桐树的表皮上轻轻地擦了一下，说：“真的，老朋友，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他给我的药十分有效，我又好起来了。”我深深地知道，虽然说完全好起来，还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可我觉得，这算是我对于老朋友梧桐树的一种祈愿，我希望我的老朋友会给我好运。

又过了几天，我吃完了五贴中药，去杨医师那里看他，我又是利用一节体育课去的。那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诊室里就我一个人看病。我告诉他：“谢谢你啊，杨医师。我这病其实四贴药就可以了，现在有您这五贴药，已经全部好了。”杨医师说：“小伙子，你真会开玩笑啊，就你这病啊，要是没有二十贴药，根本就不能够断根。”我吃惊地张大了嘴，说：“啊，真要那么久吗？”杨医师说：“可不嘛，看病有闹着玩的吗？”我问：“杨医师，都说中医治慢病，可吃了你这药，第一天就有很好的效果。怎么就那么神奇啊？”杨医师说：“这很正常，你听过覆碗而愈吗？”我问：“你说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杨医师说：“哦，覆碗而愈啊，就是说，中医啊，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只是治疗那些慢性病，我们的中医中药呢，其实疗效也有快的。”我说：“是吗？”他随手从他身后的长条凳上拿起一个碗来，举起来说：“你看，比如这个碗就是刚刚吃完了中药的碗，我刚刚吃完了药，只要我把我这药碗往这桌上这么一放。”杨医师把手里的碗翻过来往桌上一放，“哎，这个病啊，它马上就好了，这就叫做覆碗而愈”。我惊讶地问：“啊，有这么神奇吗？”杨医师说：“就有这么神奇，要不怎么说手到病除呢？”

是的，经过是十五副中药的伺候，我的病很快就好起来了。至少我自己认为是彻底断根了。再说，如果这病再不好起来，我可怎么面对未来啊，我身上带的钱，因为吃药也用得差不多了，所以我十分庆幸自己刚好在钱快要用完的时候，自己的身体也完全恢复了。

这时候，我不再那么埋怨老许了，我想，自己以前总是时不时地把他埋怨，也许这是不对的。毕竟人吃五谷杂粮，谁能够不生病啊，老许一个摘帽地主，也许确实存心不良，但是我对于他的诡计（如果是诡计的话），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就能一个劲地责怪人家呢。

记得在一次空气栓塞实验的时候，我看见四个同学抓了四只兔子分别交到四个小组做实验。叶老师告诉我们，做这个实验，一定要找好静脉，那么最好的静脉在哪里呢，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兔子的耳静脉。看，我们这节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试验看看栓子的运动途径，所需要的时间和空气栓塞的部位。

这实验，我们看着有些残酷，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兔子，被同学们注入空气之后，竟然很快就死了。我不禁有些伤心起来。我想，学了这栓塞试验，我至少知道打点滴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够让空气钻进血管里，不然那不是找死吗？空气栓塞，能够整死兔子，也是可以整死人的。

哈，真好，原先担心老许害我，会把我害得很惨，没有想到，就算是他害我，这不也过去了吗？看，我的病好了，本来还想写信给家里要一点钱呢，现在看来，身上还有二十来元钱，要是手头紧一点，省着一点花，估计还可以用十几二十天。我很兴奋，人啊，要是一直都是平平淡淡地生活，其实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感受，要是经过一点挫折，然后又雨过天晴，其实那比一帆风顺更好。我用双手做了一个喇叭形状，对着家乡的方向说：“老许啊，你这家伙想害我吗？哎，没有害着，你没有害着啊。”

是啊，种种迹象表明，老许就是盘算着害我，现在我经过了这一个非常时期了，我变得更坚强了。

这时候，我和辅导员郭老师说：“郭老师，报告你一件事情。”郭老师微笑着说：“哦，什么事情，说说看。”我说：“这十几天，我得了肝炎，现在好了。”郭老师很惊讶地说：“什么？这十几天你得了肝炎，而且现在就好了？”我说：“是啊，好了。”我拍了拍胸部说：“好了，真的好了，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老师，要不你捶我两下。”郭老师说：“说什么呢，我捶你干什么？”我说：“看我是不是真的恢复了啊？”郭老师有点哭笑不得，说：“你啊，你啊，我真算是服了你了。别人都说，春季到，重养肝。这么个大好的春天，你居然还得了肝炎。得了肝炎都没有关系，你居然就这么十几天养好了，我不太信。”我说：“郭老师，既然你不信，我自己到医院做一个肝功能好不好？我虽然没有做过肝功能，但我相信我的肝功能一定是正常的。”郭老师又被我说得笑起来了，说：“哈，你真是太厉害了，你从得肝病到肝炎痊愈，你真的就没有做过肝功能？”我说：“老师，骗谁我也不能够骗你啊。真的，我真的没有做过肝功能。”郭老师说：“那不可能啊，你一个得过肝炎的人，连肝功能都不做，就这么好了？”我说：“哎啊，我的老师，我都是吃中药治疗的，真的没有做过肝功能啊。”郭老师这才恍然大悟，他对我伸出一个大拇指，说：“你牛，真的太牛了。”我说：“谢谢郭老师夸奖。”郭老师说：“夸你？这就算是夸你吗？”我说：“那还需要怎么夸啊？”郭老师说：“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郭老师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分表格，我一看，那上面写着清清楚楚的几个字“卫校入党积极分子摸底表”。我的眼眶里马上就热泪盈眶了，我十分感慨。

我认认真真地把表格填好，觉得自己一下子神圣了许多。是啊，我是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家庭里，有今天这样的生活，而且，仅仅是去年的几次相声表演，学校就给我这么大的荣誉，我心里是多么开心，多么幸福啊。

可是，三月下旬的一天，大概是3月20号吧，我吃了17天的中药之后，又停了两天，我的尿变黄了，食欲又差了，我觉得自己都要崩溃了。我知道，这一定是那该死的病并没有彻底的治好。下完晚自习，我听到几个提前下自习的人在下棋，有一个大喊着：“你输了，你输了。”我想：这话其实是对我说的吧。输了，输了，其实在我听来，并不是下棋输了，而是我和那摘帽地主之间的输赢。这狗地主，也是够坏的了。以前他没有摘帽的时候，反而规规矩矩的，不要说是请我给他带路，就是和我们说话都不敢。

我已经觉得有点焦头烂额了，我想回家去。对，我一定要回家。不能够一个人在这里吃药，在这里躲着同学们吃药，虽然不是我自己出的主意，是那好心的杨医师替我出的主意，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不是按照他的主意做了吗？现在重新吃药，还能不能有以前的效果，再说，万一被同学们发现了我这瞒着大家吃药，是不是会被看成不道德。唉，我以前一直是一个深受同学们喜欢的学生啊，万一让同学们知道我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我吃药的事情，弄得不好还会责怪我是不顾传染而丧失道德呢。天啊，怎么会这样，刚刚生病的时候，我通过种种迹象来看都是老许让我带路，让我淋了大雨，长时间地淋了大雨才生病的啊。不然，我这么结实的身体，不可能生病的啊。该死的老许，你现在在哪里？你这万恶的老许，你害了我就逃之夭夭，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了，你让我怎么办？

我又去了杨医师那里，我继续捡了五副中药，我吃完了，可是，远不如以前的效果了。算了，我这吃了二十二副药都没有好干净，我这病一定是不小了。停药三天以后，我再一次悄悄地到杨医师那里去捡了三贴药。我问杨医师：“杨医师啊，这病怎么这么不容易好啊。”杨医师说：“你虽然是一个医学生，可你到底还是一个孩子啊，我看你这病，按照我的方子已经是治疗得很好了，十天就完全恢复了以前的身体，可是，这毕竟是肝炎啊，许多人都要治疗两个月三个月的，而且是住院治疗。你呢，仅仅是吃了二十多天的药，你还以为你吃了过多的药。你就是不听我的劝告，你让我怎么办啊？”我恍然大悟，我觉得杨医师是不高兴了。是啊，这样一个问题，要是放在大人的身上，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情，不就是坚持吃一个多月的药吗？

可是，我是一个经过许多曲折以后才考取一所学校的人，我觉得吃二十多贴药已经是完全超量了，已经是有点糟蹋父母的钱了。我一松懈，反而惹出了更大的麻烦。我已经承受不了这巨大的压力了。我决定要返回家里去，我不想告诉学校，我不想让大家看着我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家，这一回家，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回来，我不知道，我彻底茫然了。我，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明天真的就要这样不辞而别吗？难道就要这样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回去了吗？这一夜，我辗转反侧，我一个晚上才睡了两个多小时，一个晚上都在想以前的事情，想自己这几年的窝囊事情。唉，是啊，还不窝囊吗？高考，落榜，又补习又高考，又落榜，又补习，又高考……这三年以来，我算是伤透了脑筋，我曾经有一次背着被子就从补习班返回家。结果，那个大雪飘飘的上午，我被父亲盯了二十多分钟。父亲差一点想打我，可是，父亲还是忍住了，他无力地把高举的手放了下来，替我背着被子返回学校，父亲背着被子然后踩在雪地上那一串串“咔咔咔”的声音，我至今还记得。正是有了父亲的鼓励，我才坚持到最后，好容易才考取了一所未来可以有一份工作的学校。可是，可是，我现在就要这样，就要这样返回家了吗？就是那仅有的两个小时睡眠，我也是不断地做梦。

我终于打定了主意，我要留下一张纸条，或者说我要留下一封信给老师，给辅导员老师郭旭明。

我留给郭老师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郭老师，我要走了，因为我生病了，而且二十多天都没有治好。也许你到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我不敢告诉你，因为这病是很难缠的病，到底是什么病，我知道也说不清。反正，我现在要回家去治疗了，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你。你那么好心好意想培养我入党，可是，我自己不争气啊，可能也是我命不好，运气太差了。我不得不就这样告别你，告别同学们，告别学校。我是多么不愿意告别学校啊，郭老师，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继续在这里读下去啊，可是我现在满脑子就是如何很快治好我的病，我现在这样无依无靠的，我总担心未来的路怎么走，我担心万一我的病治不好，那可怎么办啊？所以，我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就以这样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您，请你理解我，支持我。只要是治好了病，我会很快回到我们的学校，回到您的身边。再见了郭老师，替我向同学们解释一下，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此致敬礼！

你的学生 秋雨

1985年3月31日

我不知道郭老师收到信以后会有什么感觉，我把信放到教室的讲台桌上，就迅速地拿了一些行李走出了校门。

离开了学校，我既有一种解脱般的轻松，也有一丝丝对于未来的迷茫，毕竟，未来治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心里很是忐忑。就在我登上去家乡的汽车的时候，突然发现三个要好的同学前来为我送行。我突然感到有些迷茫，更多的是感动。是啊，这一个多学期，我何德何能啊，要让同学们来送我啊。

到家了，我直接用身上仅有的十八元钱办了入院手续，也许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十八元钱怎么能够办入院手续。哦，其实我说快了，不到十八元，应该是十五元钱办了入院手续的。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身上仅有十八元五毛钱，可是我从南昌到我的故乡花去了三元五毛钱，所以，确切地说，我是用仅有的十五元钱让自己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县医院。是啊，长这么大也没有得过这么难缠的病，长这么大也没有把自己送进医院去住过院的，这一天，啊，就是1985年4月1日，对，就是这个日子。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

我一路上心理上很压抑，再加上回家前的那一夜，整夜都做梦，一夜没睡好，所以，刚刚到医院，我全身都乏力。就是我这样对于医学一知半解的人，才会让我胡思乱想。我觉得我乏力，就觉得我自己正是肝炎的体征，其实，完全都是因为精神过于紧张而导致的。想起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我从几天前的被郭老师提名为入党积极分子，到灰溜溜地要回家治病，这才多长时间啊，现实怎么就那么残酷啊。

踏上故乡的土地，我的心情很复杂，故乡既有许多关心我爱护我的父老乡亲，也有害得我生病的老许。归根结底，我还是爱着自己的故乡的，毕竟，祸害人的人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父老乡亲还是热情似火的。

是啊，那是一个离开清明节很近的时间，我记得，我住进医院的时候，那幽静而又花园一样的住院部居然还有几个漂亮的姑娘在采清明果草。所谓清明果草，其实学名叫做鼠曲草，每到清明节的时候，江南的农人们都会手挎一个篮子，到河边，湖边，塘边，采鼠曲草。

我这时候觉得自己很可笑，这十五元钱到底可以住几天医院啊？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就在我考虑是不是打一个电话回家告诉父母的时候，我却在县医院看到了我妈。

我赶紧问我妈：“娘，你怎么在这里啊？”母亲看到我回故乡住院，心里一下子就凉了许多。她眼泪都下来了，赶快走过来几步，摸了摸我的脸，说：“儿啊，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在学校好好的吗？我这几天还总是做梦呢，我做梦啊，梦见你在学校里有了大出息了，都成了学校的红人了。可没有想到，怎么一下子就到县医院住院啊？到底怎么了，我的儿啊？”我看到母亲那样子，心里也是酸酸的。我赶忙替我母亲擦了擦眼泪，说：“娘，不要紧的，我只是得了一点肝炎罢了。”

当年盘算考大学的时候，哪里知道我的人生路竟然会是这么曲折。哎，和我同班的最早考取大学的人，如今都已经毕业了，而且他把他那在农村的娘接到县城里来住了。这是我入院的那一天在街头遇到那同学才得知的故事，其实，我原来在读高二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二二制，就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和他的成绩不相上下。而我呢，到现在才入学一个多学期，这还不要紧，现在我自己生病，不但没有毕业，而且现在就以这样的方式在县城里遇见了我的母亲。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

一番话，才知道母亲也是因为自己到县医院看病来的。天啊，我家里就四个人，我父母，我和妹妹四个人竟然就有两个人生病。这是怎样尴尬而苦恼的事情啊。

我问：“娘，你怎么了，难道你看病就一个人来的吗？爹怎么没有来啊？”娘说：“你爹这不是忙着责任田里的事情吗？都说‘清明前后，撒谷种豆’，现在啊，农村里忙着呢。”我说：“娘，既然那么忙，你回去吧，我已经办好了入院手续了，我一个人可以照看我自己。”娘说：“傻孩子，既然娘知道了，我怎么能够回去呢。”我急忙说：“就算是照料我，也不能够总让你照料，你得回去一趟，好让家里人知道啊。”妈说：“这个不难，我让侄女李多英带一个口信回去。”

李多英是我的一个堂姐，嫁给了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工人。当年，我们村子因为集体经济很红火，请来了县里的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到村里安装自来水。于是就有了我堂姐李多英和工人的爱情，而且，他们现在都生了两个孩子了。

在县医院住院了半个月，发现这些药对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我心里一直在担心耽误了课程，可越是担心，好像治疗越是没有什么效果。其实，这都是心理作用。我这一段时间的所谓生病，完全是一种无病呻吟的状态。真的，无论是我爹来陪我还是我妈来陪我，县医院的住院效果都等于零。虽然每一天都要花七八元钱的住院费。又住半个月的医院，一共是整一个月的医院。还是和以前一样，父母看见我的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一个月下来，就用去了医药费三百元钱。虽然是一天的住院费只要七八元，可是，父母总要弄一些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给我算是滋补身体。

现在，现在是2022年，我回忆那1985年的事情，觉得自己简直是对于父母在犯罪。因为这时候所谓的肝炎其实在学校已经完全治好了，也就是通过杨医师的那二十多副中药治好的。只是我自己高度紧张，只是看到二十天以后还有一些刚刚生病时候的那些症状，就以为自己还没有治好，生怕同学们知道，匆匆就回家了。于是，我就落下一辈子的后悔。如果没有回家以后的折腾，我绝对是可以在分配时留在南昌的啊。毕竟，那时候，两个班才会发展一个入党的人，连许多班长都不是入党积极分子。

也许，未来的前途确实不错，所以，对于自己的身体关注过度，以至于在第二个阶段治疗的时候，把自己看得过高，于是一夜的忧郁，一夜的思考，一夜对于过去坎坷路程的回忆，我已经彻底从肝炎变成了忧郁症了。所以，任何西药，任何中药，任何中西医结合的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了。

这时候，平时偶然也会有所龃龉的父母这时候变得空前团结了。父母商量，既然住院还是没有一点效果，为什么还要住院呢，一个月花着三百元钱呢。

父母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让我去到乡下找一个针灸的医师，结果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针灸医师。可是，针灸医师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没有治好我的病。我完全被貌似的肝炎征服怕了，而且我身上的毛病，早已经从肝炎变成了抑郁症了。针灸治疗以后的十天，原来一点用也没有，父母说：“儿啊，医师说你现在其实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查肝功能又没有什么毛病，你还是去上学吧。”我说：“娘啊，我现在还感到很不舒服啊，我怎么能够上学啊。”爹忍不住问我：“你到底有什么不舒服，你能够吃两大碗饭，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治疗啊。”爹的话明显是夸大了的，那时候，哪里能够吃两大碗饭啊，也就一碗饭吧。

我说：“爹，娘，我现在又何尝不想去上学啊，可是我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啊。”其实，这时候我的抑郁症和肝炎竟然有了很多相同的症状。因为我的忧郁，所以，不断地把我自己的病想得很严重，不断地到新华书店买来有关的书籍查看起来。越查，越觉得自己和书里的某些症状相似，越查越觉得自己就是和某某型号的肝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自己除了吃那些医院开来的中药之外，我还想按照那些书上的偏方再加一点药。这时候，我对于吃药不但没有厌恶的感觉，反而是走火入魔了。

这期间，我父母先是找到了一个曾经十分有名的土郎中，我开始很不以为然地想，一个乡下土郎中，还能够给我看病吗？可是，这郎中其实有一番很不平凡的人生。这人其实最早并不是医生，而是一个武术高手，他凭着一身的武艺，曾经打死过十五个日本鬼子，曾经给副省长做过保镖，后来还给省委书记做过保镖。

据说，这郎中现在是一个八十岁的接骨医师，他不但接骨技术很高明，而且，对于肝炎和肾炎都有特别有名的方子。据说，这个叫做朱柏生的人，早年间的故事真是家喻户晓，他为了和最后蹦跶的日本鬼子干仗，居然凭着赤手空拳，一个人打死了一个小分队的鬼子。后来受到日本人的追杀，他一口气跑了二百里地，逃得鬼子的谍报人员都无法判断他的方向。据说他逃到了景德镇之后，也受到了当地地头蛇的欺负，十个歹毒的地痞要和他一起打斗——————仗着人多生生地欺负人。据说是这高人对比着日本人，根本不想张扬他的绝技，他想：现在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打得不可开交，自己和中国人不必拼死想相杀，不然，那真是自相残杀。于是他用空手击碎两个实心瓷器球体的方式，让十个找他岔子的人望而生畏，最后他们甘拜下风，纷纷要求他收他们为徒，于是那个武功高手在景德镇不但安然无事，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

走到老中医的家里，只见他家的墙壁上还可以隐隐地看见一行字，“学习乡医王桂珍，赤脚医师倍可亲”。

我问：“爹，这王桂珍是谁啊。” 爹说：“哎呀，孩子，你不是学医吗？你怎么连王桂珍都不知道啊，她就是第一个赤脚医生啊。她和你都是同一个行业啊。”我说：“爹，我才到学校了一个学期多一点，再说，她是赤脚医生，我们学的那可是正规的医学，不一样的啊。”爹一脸不高兴地说：“看你这样子，你好像还看不起人家赤脚医生啊，孩子，我告诉你啊，人家赤脚医生可也是为社会做过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的啊。”我说：“爹，不是那样的，我也没有看不起赤脚医生啊。”爹有点生气地对我说：“不管你有没有看不起赤脚医生，今天我就和你说一下赤脚医生的故事。”

爹和我说了半个小时，让我对于那时期的赤脚医师了解了许多。可是等我和父母赶到他家里的时候，让我们都很失望，因为那个老郎中已经过世了一年了。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那老郎中家里走出一个女人，大概六十来岁，我们都以为是老郎中的女儿，她介绍说，她是老郎中的妻子。她说：“早在十年前，老郎中响应毛主席的6.26的指示精神，一直在用中医中药看病，附近有很多群众找到这里看病。就连他这个小小的医疗点也有一个制剂室，主要是加工中草药。可是自从1980年以后，社会上对于中药中医越来越不重视了，现在他那个徒弟都改行了，所以，真不能够给你儿子看病。”看着老郎中妻子那真诚的表情，我和父母实在不能够再说什么。

父母这一次找老郎中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心里很迷茫。接下来的一年，我们都陷入了“有病乱投医”的境地而不能够自拔，更严格地说，真正陷入这个尴尬境界的是我自己。

很快就到了1985年的端午节了。本来这个时节，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父亲自从年轻的时候就爱好敲鼓，那飞奔的龙舟上，常常都有父亲那瘦弱的身躯。毕竟，村里的龙舟因为有了父亲鼓声的鼓舞而精神倍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龙舟作为四旧而被一扫而空，父亲在没有龙舟赛的岁月里，总是过得不很开心。

到了1980年，终于盼来了为所谓的“四旧”平反的时候，父亲这几年，每到端午节的时候都是异常兴奋的。在进行了一场龙舟赛回来以后，他常常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会情不自禁地用两个手指头敲打着饭桌。妈妈看了总要斜着眼睛看父亲，并且嘟囔着责备父亲一句。

这一年，父亲根本不想去龙舟上敲鼓，他心里放不下我。1985年的端午节那一天，村里的村长说：“老哥，你儿子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你今天就在家照顾你儿子吧，到了关皇节的时候（农历五月十三日），你还是挤一点时间到龙船上尽一点力吧，大家都盼着赛赢了呢。”我爹说：“到那时候再说吧。”

结果，在父母的引领下，我去了一家所谓“南国神医”那里。我们坐车又坐船，一共经过了四十公里的路程，才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这个巫医的家。这个“南国神医”其实就是一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中年妇女，她约莫四十七八岁。只见她家有一个二层小楼，房子周围还种了一点花花草草。在那年代的楼房，虽然只有两层，可在周围人家有点鹤立鸡群的样子。据说，她家之所以能够盖上楼房，多亏了她给人看病————————依靠巫医巫术看病，也能够获得如此的财富，我真的感到很奇怪。是啊，记得在毛泽东时代，巫医神汉都像是过街老鼠，几乎是人人喊打的。可改革以后虽然生产有所发展，可迷信的，修谱的，一句话，所有的封建余孽都在沉渣泛起，特别是在许多地方，和中国人背道而驰的基督教（耶稣教）更加是甚嚣尘上。我对于这些和医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是非常抵制的，可毕竟父母带我来看神医，虽然有点麻木不仁，可毕竟动机是为了我好。我是有苦难言，不得不乖乖地跟着他们走。只是，我其实在更大的层面上是对不起父母的，因为我那时候所谓的肝病早已经不存在了，之所以一天到晚毫无力气，是因为自己这一个多月以来完全陷入一种高度抑郁，高度紧张的状态。我不知道那些对于医学一知半解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疾病的，反正我是陷入了抑郁症的深渊了。

是啊，总是想到自己的肝病还没有好，看了很多刚刚买来的有关肝病的书，都说是肝病需要保养，需要少活动，尽量地少活动，而且需要多多地卧床休息。那期间，我每一天的卧床时间几乎都在二十个小时，甚至更多。试想，一个活动很少的人还能够吃下多少饭呢，那么，一个进食很少的人，又能够有多少力气。缺乏力气，我就更加把这个所谓的症状和肝病挂上钩了。就这样恶性循环，我可把父母给折腾苦了。

我们进门的时候，爹竟然给那个女性巫医递过去一支香烟。我心里很酸。是啊，农村女人，就算她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巫医，至于给她香烟吗？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抽烟呢。我觉得父亲纯粹是多此一举。也为父亲感到窝囊。唉，想当年，不，其实就在几个月前，我在省城的一所学校里，登上舞台的感觉是多么的好，多么的风光，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居然要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一个地处偏僻的乡下巫医。我的心感到空前的不寒而栗。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巫医竟然很自然地接过了父亲递过去的香烟。见那巫医确实和人们传说的那样，真的抽烟，父亲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了另外两盒没有开封的香烟，递了过去。那巫医居然毫不客气地接了过去。

接过香烟之后，那巫医很神气地指了指旁边的座位，那意思是让我父母坐下，这时候，她正忙着给一个患者看病呢。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患了癌症的人。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离奇，一个许多大医院都看不好的癌症患者，居然要送到这个巫医家里来，可见巫医是多么地受人追捧。

只见她念念有词地说：“天门开，地门开，魔鬼妖怪快躲开，如果不躲开，你就要遭灾，不管你是哪路的神仙，你赶快把嘴来开，你要把嘴开，我给你许多财，你要是嘴不开，我就把你宰，呜呀呜呀，呜呀呀，信不信我让把路线改，不要在人间把人害。呜呀呀呜呀呀，呜呀呀，呜呀呀，嗨，嗨嗨，嗨嗨嗨。”然后，这巫医在在她自己的胸口胡乱地比划了几下。然后开始发功，先是念念有词，至于她到底说些什么，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她的手不断地比划，那速度比刚刚更快了，而且全身抖动，据说这就是神上身了。然后，她闭上了眼睛，身体抖动之后，她好像要呕吐了，她呸呸呸地干吐了几下，再然后，她拿起手鼓，梆梆棒地敲了几下。她让那看病的人手里拿着一个木棒子，据说那木棒子是用来赶鬼的。敲了鼓之后，她又开唱了：“我说大神啊，你和我谈一谈啊，你是哪路的神仙来下凡啊。”这些看似合着押韵的唱词，其实在我看来庸俗无聊，可是，听着朗朗上口的歌儿，父母都对这巫医投去充满了崇敬的目光。更然我觉得可气又好笑的是，这巫医念念有词地唱了几句，不断地甩动她本已经不算很严实的头发，这么一甩一晃，她的头发纷纷凌乱了，变成了一个有点象神的妖婆了。头发乱了，她又浑身抖动起来，随即拿起桌上的一个小酒壶，神气活现地喝了一口，接着不讲卫生地呸呸呸了几下，又开唱了：“天灵灵地灵灵，我是龙虎山上的黄鼠狼精啊，我是黄鼠狼精，啊哈嘿，啊哈嘿……”。父母早就听说，龙虎山上曾经有个张天师，是镇妖的老道士，心里觉得这下儿子可以看好病了，脸上陪着笑，好像我的病一下子就可以完全好了似的。父亲也许是让我们的行动不会白费功夫，他拿出那盒香烟，示意我给这个巫医递烟。我装作没有看见，和妈说话去了。父亲无奈，他又给巫医递烟过去。

过了一会儿，她真的吐了一点东西出来，这些东西，被那巫医用一个小茶杯给接下了。她居然吩咐那个病号，说是让那个病号带着这个吐出的一点涎水，让他按照她吩咐的方向————————病号住房的东南方向一公里之外的小山包上去烧一点纸钱，然后，用纸钱的灰和这涎水搅拌之后，分作七七四十九次吃下去，而且是一天三次。看完了这样愚蠢而且拙劣的表演，我拽着爹的手说：“爹，我们回去吧，打死我我也不看这样的巫医。”巫医，因为家乡的人们，乌黑的乌和巫医的巫是同一个音，父亲误以为我是说“乌医”，就有点气愤地说：“什么乌医白医，既然来了就看看吧。你说你这病，都看了这么久，从开学看到现在，现在都已经是六月份了，哼，家里也花了快一千块钱了，这不是没有办法吗？再说，我主要还不是为了省钱，再说这巫医，大家都说很厉害的。你看看人家这厅堂里挂了多少锦旗啊。”我抬头一看，这才注意到这人家里果然挂满了锦旗。这些锦旗，在许多人看来，那就是表扬信啊，我越发觉得怪异了。这样的巫医，毫无医学知识，荒唐到给人家患者吃涎水做引子的药，这不是愚昧是什么。唉，这是怎么了，改革了开放了，在医学界居然出现了以前不敢抬头的巫医了，是新时代的纰漏还是社会的倒退啊。我真有些糊涂了。

见父亲不理我，我又开始做母亲的工作，我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们回家吧，我不在这里看病，这哪里是医生啊，分明是……”我担心那巫医听见，又忍住没有说完。娘说：“孩子，我们不是没有办法吗？你说住院嘛，我们也给你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加上你在学校看病的时间，足足两个月了，也没有见多大的好转，这不是到这儿试试看吗？再说，这里看病也不贵啊。”我对妈悄悄地说：“谁说不贵啊，刚刚我还看见那个看癌症的人，给她掏了三百元钱给她呢。”母亲说什么也不信，说，不可能，大家都说她治病便宜，而且效果好。我彻底无语了。

送走了那病号，巫医和我爹交谈了几句，无非就是了解我的基本情况，问我在哪里哪里读书，问生了多久的病。也不知道那巫医的耳朵特别好，还是我说话的声音本来就大，我的话，那巫医竟然全都听见了。等那癌症病人走后，那巫医说：“看看，看看，年轻人，看个病就把你吓成这样了，据说你还是学医的，学医的就更要科学对待治病。”我心想：你一个巫医，还好意思说科学的事情，你这样子，有哪一点是科学的，什么抖动身子，什么搞出涎水来。你这连一点卫生都不讲究，还谈科学。可是，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而且，我早就观察到了，这巫医家里居然养了一条大狼狗。所以，我不敢把这些话说出口，强龙都压不过地头蛇，何况我这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的一个在读的学生呢。

既然父母不肯让我回去，不肯让逃避这巫医，我只好直截了当地问：“阿姨，你……你……”。她见我这样，就说：“啊，小伙子，不要紧张，你把病情和我说一下。”我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了，心想：我在学校的舞台，面对两千多在校的师生，我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紧张，何况你这个小小的所谓诊所，我还紧张吗？其实我就是因为喊这样的人做阿姨，所以有点恶心，这才说话有点吞吞吐吐了。我说：“你看病，难道还要让我吃你的涎水吗？”她说：“哎呀，小伙子，你不是学医吗？这病和病啊，它不都是一样的，所以啊，这看病啊，我也是要对症下药的。”哎呀呀，你这装神弄鬼的，还有什么对症下药，你这不叫骗人啊，你这是骗鬼啊。我又问她：“那你是不是也要我吃那烧了以后的纸钱吗？”她伸了伸懒腰，说：“好，你有问题都早一点说，你都问出来，我好一口气给你回答。你也看到了，再不说，我这马上就要神上身了。”我说：“你这就是神……”我怕想说：“你这就是神上身了吗？”我刚说的时候，爹就用眼神严厉地阻止我，所以，说到这里，我也就不敢往下说了。我再怎么样，也不能够总是和父亲对着干啊，毕竟，父母来到这八十多里之外的地方，也是很不容易，虽然这一路都是鄱阳湖平原，可是，水路交错纵横，我们真可谓是舟车劳顿啊，很不容易的。

我越发看穿了这巫医的骗术，可是，我却没有看穿我自己的病根——————我的病早已经变种，从肝病到了抑郁症了。我说：“我现在就只有这个问题了。是不是也让我吃你的涎水？”那巫医说：“好的，我告诉你，不会让你吃涎水的，你既然是一个医学生，我就告诉你，我们医学上讲究，精神内守，百病不侵。”我又一次想呕吐了，心想：你一个巫医，还和我谈什么精神内守，你还知道什么是精神内守吗？你这样看病，要是人家知道内情，吓都要吓死的。我假装理解地点点头，说：“嗯，你说得有理。”那巫医说：“你夸我？你倒像是是一个大人似的，到底是读过几个月医学的人啊。”我心想：我本来就是一个大人，别说现在我已经二十岁了，就是七年前，我十四岁的时候，就和不讲理的大人干架，哼，你也太不了解我了。

那还得从六年前说起，那一年，对，好像是1978年的初秋夏吧，或者是春末吧。那时候，正是春插的大忙季节，我正在一片水汪汪的稻田里插秧。算了，算了，还是不说吧，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这大胆的少年也不便再次自夸我的少年勇气。反正，最后和那个长期欺负我家的生产队长大干了一场，让那个仗势欺人的队长脸面全无了。毕竟，从那个事件以后，我家族的人都夸我为家族争了一口气。

那女巫医又说：“给那个人吃涎水，其实是从精神上给他一个镇定，我的药效主要是在那纸钱灰上。”我说：“这纸钱灰也能够……”。不等我说完，她气势汹汹地打断了我的话，说：“你到底是来看病的还是来质询我的，要是不看病，你可以走，再说，我并没有请你来。”这时候，我那老实巴交的父母看得都非常紧张，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瞎说什么啊，听医生的。”说完，爹仍然还有些惴惴不安，陪着笑脸说：“孩子不懂事，你多担待，多担待。”说完，又给她递过去一支香烟。居然还想给她点上，我故意低头假装咳嗽，顺便打掉了父亲点着的洋火。这空挡的一瞬间，她也没有注意，自己掏出了一个打火机，自顾自地点着了烟。我心想：这下父亲总算是没有下贱到家了。我心里说话：担待，谁担待谁啊？还药效？你谈什么药效啊？你用的竟然是烧了以后的纸钱灰，我们的中医确实有过类似于纸钱灰一类的东西可以入药，比如极少数矿物质可以入药，可是并没有说纸钱灰可以入药啊。这如果不是草菅人命，可绝对就是不懂装懂啊，是延误病情啊。这样的巫医竟然还可以获得那么多锦旗，不知道是她自己伪造的还是真有其事。

最后，那巫医终于平息了内心对我的反感，她对我说：“看你还是一个孩子，不和你计较。”接着，她拿出她身边早已经准备好的一张专用纸，在那上面若有其事地涂涂画画，最后，把这个纸交给我爹，说：“这纸，你拿到你们家房子的西北方向，哦，是西北方向的三百米的地方，到那里烧一串香……”我其实一点也不怕这个所谓的神医，抢白她说：“是不是又要让我和前面那个人一样，也吃这纸灰。”她眼睛转了转，作略略思考状。说：“你这真是一个孩子，我让你吃了吗？让你吃了吗？我早说过，什么病什么药，哦，对了，我们有一句老话，这个，这个……啊，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要是千篇一律，还能够是神医吗？”说完，她很自然地从她身边的一个包裹内，取出十包“药”递到我父亲的手里说：“这个你拿好，回去给孩子吃。哦，烧纸钱可不要忘了啊。我们这一行有句话，天灵地灵纸钱灵……”她欲言又止，然后拍了拍脑门说：“这每一行啊，都有一行的规矩，我怎么连这个都和你说啊！好了，这些啊，都要你们自己去想，去领悟，不然，这药没有效果，你们可不要怪我啊。”我心想：就你这个神医，巫医，你说的这“千篇一律”，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都是现学现卖的吧，不然怎么那么断断续续呢。哼，你也就是欺骗我父母吧，不然，你哪里做得起小楼房呢。

我妈问：“这些药要多少钱啊？”

她神乎其神地先是伸出了四个指头，然后大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八字的意思，说：“这个数。”

我父亲好像很慷慨地说：“啊，四元八毛啊，好呢，好呢。应该的，我给你五元吧，零钱就不用找了。”那巫医虽然还带着笑脸，可是却很生硬地一字一顿说：“谁找谁的钱啊，看清了，是这个数啊。”她又做了一遍动作，母亲有点惊讶地说：“啊，都说你这里便宜，要八元四啊？也不……”，母亲本来想说：“也不便宜啊”，但是，又担心得罪那个巫医，她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那个可恶的巫医再次比划了一下，鼻子里轻蔑地哼了一下，说：“不是八元四，是这个数，四十八元钱。”

我父母几乎是同时张大了嘴，都很吃惊。父亲说：“哎呀，四十八元啊……”他脸上抽搐了一下，我突然想起了鲁迅笔下那个从康大叔手里接过人血馒头的华老栓来。此刻的父亲，不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的华老栓吗？只不过，虽然我的后来的病已经变成了没病找病的抑郁症，可是，我并不是华小栓，我是一个早已经具有反抗意识，早已经具有自己思想的新青年了。巫医的所谓药，可以骗走我家的钱，却不可能夺走我的命，这一点，比起华小栓来，终归是要幸运得多的。

反正，在这个巫医的蒙骗之下，我家花了五十多元钱，这当然包括了我和父母的一路盘缠钱。真可谓是劳民伤财，之后才带回来十包不知道吃了有没有副作用的“灵药”，反正，从我服药的结果来看，吃下这些药之后，这些药就等于一个大大的零。

这样的巫医神汉，后来听人说，这种人在五十年代是最猖獗的，但后来，经过人民政府的打击，收敛了很多，但是自从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也就是大概1961年之后，这种表面上收敛的迷信活动形成了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表面很收敛，其实暗地里又开始蠢蠢欲动，而且有越演越烈的态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因为破四旧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所以，这些活动完全不敢动弹。到了1972年之后，社会上很多公职人员都忙于水利建设和民兵训练等活动，很少过问和打击封建迷信活动，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又开始抬头了。其实，在1977年之前，再猖獗的迷信活动也只是以一种思想意识为主，到了1980年以后，这种迷信发展到了以欺骗敛财为目的。1982年以后，这种敛财的手段越来越厉害，就连1983年的严打，对于这些巫医神汉其实并没有什么触动。实际上，那一年的严打主要还是以打击流氓分子为主。据说，那一年，一个流氓分子根本够不上枪毙的罪行，可也被处以极刑了————————他只是因为几个要好的发小唆使和撺掇，强行和一个路过这人村子的姑娘亲了一下嘴，就是仅有的一次亲嘴，他就直接被政府镇压了，去见了阎王了。

这些药领回来之后，父母好像是领到了灵丹妙药，像爱护眼珠似的把这些药内三次外三层地包好了，然后又放进带来的一个乌黑的皮包里。一路上我的父母时不时地在包上捏一捏，那意思是看看包里的宝贝神药还在不在。在回来的路上，我的父母，这两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那一路的谈话，让我觉得既辛酸，又觉得哭笑不得。他们在这四十公里、约四个小时的旅程上，讨论竟然的是以后该不该吃素，为了我的身体，他们商量一定要吃素。

我忍不住说：“爹，娘，你们好不容易过上了现在的生活，那比过去好多少啊，过去都很少吃素，我这都已经考上了，日子比以前更好过了，你们为什么总是讨论吃素的事情啊。”

爹说：“你以为吃素是为我们自己啊，还不是为了你这不明不白的病吗？”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用意呢？可是，那些都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你们说吃素，无非就是吃斋信佛，就算是你们信佛信得再好，那对我的身体有什么作用吗？”妈老实了一辈子，有一次，哦，是在1971年，我还是虚岁七岁的时候。那时候，农村就是贫下中农的天下，地主等等四类分子长期都是压在人们身下的，不说是在九层地狱，起码也是地下三层。就是这样的大气候之下，有一次，我和一个地主成分家的孩子扔铁饼玩。地主儿子一不小心，就将铁饼扔到了我的头上。那时候，我的天灵盖马上就被打破了，血流如注，可是，善良的父母竟然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提出让地主儿子赔款，也没有提出其他补偿的方式。而那一家也够黑的，平时在贫下中农面前规矩得比孙子还不如的一家人，竟然只是说“不好意思，孩子不懂事”就算是搪塞过去了，连对不起都没有一个人说过。我爹实在忍不住，想和他家讲理，可是，懦善的妈说：“算了算了，孩子玩耍，有个什么失误也是难免的，再说邻里乡亲的，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就这样，我的头被打破了，居然就是我们自己一家人到大队的医疗所包扎包扎就算完事了。那时候，我哥哥还在部队当兵，我家是一个吃香的军属人家。在那年代，“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意识很浓。一个军属人家，面对地主儿子的失误，居然就这么不声不吭地就放过了对方。

这会儿，妈竟然第一次在我面前发火，她说：“你以为我们愿意啊，还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啊。”我几乎是吼着对我妈妈说：“娘，你这是怎么了？你看看你那身体，你身体很好吗？你如果身体很好，我可以接受你吃素，可你的身体一直比较单薄，你还说起吃素的事情，让我怎么忍心啊？”妈说：“吃素也不是我们随随便便就想到的，吃素不就是为了行善积德吗？妈还图个什么啊？不就是图你一个好身体吗？”

我说：“妈，我的好妈妈，你……你……”我实在想说妈啊，你真没有文化啊，你这些都是迷信啊，用哲学的观点来说，你们这就是胡乱联系，和信佛有什么关系啊？和治病有什么关系啊。难道吃素就是积德，那么不吃素是不是就是缺德呢？可是，我能这么说吗？毕竟妈没有什么文化，那不也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吗？在那年代，也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人，有几个农村的妇女有文化呢？我如果说妈没有文化，想解释给她听，这不但没有半点效果，反而会让她感到痛苦和难受。我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这时候，算是认识一两百个字的父亲对我说：“孩子，我们吃素，并不是天天吃素，你妈说，你吃不吃素我们不管，我们两个老的呢，也就是三六九这三个月吃一下素。再说，现在的生活，就算是吃素，也比解放前的日子好过得多。”我说：“爹，这都1985年了，你还和过去比啊！”爹说：“1985年怎么了，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不能够忘记过去受的苦。”我突然想起读小学的时候，教室里常常都有大幅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只好说：“不忘过去的苦是不错的，可是，社会总是进步的，现在这样的条件，也实行了责任制了，根本不需要过得那么苦，就是十年前，我们这个鱼米之乡也没有到吃素的地步啊。”爹和娘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和你说不清。”我被他们的高度一致弄得很尴尬，无言以对。看见我无话可说，他们以为他们说服了我，他们也露出了这三个多月以来的微笑。

其实，回家以后，父母并没有吃素。后来才知道，他们并不是放弃了他们的原计划，而是担心我会干涉。终于有一次，我才发现父母两个人轮流到县里唯一一个庙里去烧香————————每到农历初一和十五，父母都坚定不移地去到一个离家三十公里的寺庙去，目的其实还是为了我的身体好起来。

可是，父母从远处弄来的药，好像并没有灵性，不管我父母怎么虔诚，怎么吃斋念佛，药效并不显灵，甚至半点效果都没有。是啊，我现在得的是抑郁症，可是，我一直先入为主地把它看成是肝病，这抑郁症和肝病应该是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能够显出药效来呢？

一个半月过后，我家里用去了一百七十多元钱，看着我还是没有半点改观。父母觉得更加失望。是啊，我总是说自己的肝病还没有好，从没有意识到我陷入了过分悲伤以至于抑郁了，不要说那些没有什么医学基础的巫医神汉，就是再高明的医师也会被牵着鼻子走啊，那样开出的药，是不可能治好病的。

有一次，我爹问乡里卫生院的王医师，说我家孩子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果啊。王医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医师，别看他三十多岁，他是初中就读了一所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医师，十八岁就参加了工作，现在也是一个工作了十几年的老医师了。王医师笑了笑说：哼，你家孩子，再这样下去会被毁了啊。我爹赶紧又老实巴交地递过去一支香烟，说：“哎呀，王医师，我的好王医师啊，你可要帮帮我啊，你是一个文化人，见多识广，我这半年下来可真让我儿子给愁苦了。唉，到现在还是没有一点效果。您给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这病什么时候才能够好啊？”王医师在周围老百姓中有一个绰号————————王菩萨。菩萨这一词在我们地方上好像很难听，一般都是拿来骂那些不懂四六，是骂那些浑浑噩噩的人的。其实在大多数农家人看来，这个绰号是对王医师的高度夸奖，是最好的褒奖，说的就是王医师这个人心肠好。

王医师推开了我父亲的烟，说：“老哥，我真不抽烟。要我说啊……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听。”我爹说：“看你说的，你给我孩子看病，特别是看疟疾病，哪一次不是多亏了你王医师啊。你的话啊，我最喜欢听了，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

王医师说：“那就好，你这儿子啊，其实什么病都没有。”我爹喜出望外地喊起来了：“啊，真的啊，真是没有什么毛病啊？”

王医师说：“这话能够开玩笑的吗？我观察你儿子好久了。”我爹更加高兴了，他说：“哎呀，我的好王医师啊，你那么忙一个人，你还注意到了我的儿子啊？”王医师笑着说：“你先别给我戴高帽子，以后这天下啊，还是你儿子的，”

我爹让王医师说得已经是忘乎所以了。是啊，我爹这个农民，从来都是对乡医以及学校老师都是充满羡慕和崇敬的，现在一个乡里的医师这么夸他儿子，他能不高兴吗？

我爹这下来了很多兴趣，他说：“看你说的，这天下啊，永远都是你王医师的，我儿子以后有一份工作，我就很满意了。”王医师说：“看你说的，你难道也是那个贾桂，别人让你坐下，你总说是站惯了吗？”我爹说：“什么贾桂真桂？我不知道那个人。”王医师被我爹说得彻底笑喷了，他说：“老哥，我们熟悉也这么多年了，我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幽默呢，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我爹说：“王医师莫笑，我真的不认识贾桂啊。”这一来，王医师笑得更厉害了，他弯下腰，忙着一边笑，一边去揉肚子。看见王医师笑成那样，我爹感到很尴尬。王医师好不容易停住笑，可，揉肚子的手还是没有松开，说：“老哥，所以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难怪别人都说你儿子说相声挺好的，有你这么个爹，难怪就有那么个儿子。”

我爹彻底尴尬了，他觉得和文化人交往就是有意思————————在我爹看来，王医师就是一个文化人。王医师看我爹真尴尬了，就说：“老哥，为什么说你儿子我关注了很久呢？这不是吗？都说你儿子说相声厉害，你说在我们南方，有几个人能够说相声啊，这样的人不应该关注吗？再说，你不是好几次带你儿子来我这里看病吗？另外，你去周围那个县看巫医，那一次不是从我们医院经过啊。所以，关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老哥，你真是不懂啊，这未来啊，真是你儿子这样的人的天下。毛主席都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一个是他比我年轻那么多，这二呢，大家都在说，你儿子当年本来是可以考本科的，可却只是读了中专，屈才啊。你家门口的那些对联，我其实每次路过的时候都看过，他十六岁就开始自己撰写春联，而且还写得那么好，这样的人，以后估计就在我的上头，说不定他以后当了什么领导，比如当个卫生局长，我还要你儿子关照呢？”

我爹说：“真的吗？我儿子真有那么大的出息吗？”王医师停住了笑，说：“这是肯定的，就算是不当卫生局长，当个什么主任，科长什么的，哪一个不比我强啊。”他不想让我爹这个淳朴的农民更加尴尬，干脆一口气说下去：“老哥，不过啊，你儿子，现在确实还有些糊涂啊。他身体其实比谁都棒，依我看啊，他得的根本就不是肝病，有可能就是抑郁症。”

我爹说：“抑郁症？那抑郁症是什么病啊？”王医师说：“这抑郁症啊，说穿了就是思虑太多，不该想的，他要想，他把他自己的病看得太严重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一番话，让我爹幡然醒悟，他简直听入迷了，激动之余，他赶忙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好烟递给王医师，说：“王医师啊，您真是我们一家的神仙啊，都让你说中了。哎呀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一家可真不知道怎么好啊!您也知道的，真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不给他看病的，就这几个月，只要是听说哪里有好医师，哪一个我们不是求上门去啊？”

王医师说：“天地良心啊，你们夫妻两个为了你这儿子，那真是操碎了心，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劝你儿子走出这个误区。”王医师一边说，一边推开了我爹递到眼前的香烟，又说：“老哥，你本来是不抽烟的啊，怎么，现在开戒了吗？”我爹这时候越发紧张了，说：“哎呀，我的好王医师啊，你真是一个王菩萨啊，你是菩萨心肠啊。我是不抽烟，可这是给你的啊。你把问题都看得那么深，不要说是一盒烟，就是给你一条香烟，也是应该的啊。”

王医师说：“哎呀，老哥，你不要那么客气好不好？你要是真过意不去，这样吧，现在过了端午节，你家还有洋葱吗？你要是家里有洋葱呢，你送七八个洋葱给我吧！”

我爹又是兴奋又是不解地问：“这好办，不过，这洋葱也太不是东西了吧，怎么能够表达我的心意呢？”王医师听了又笑了，说：“你忘了我的职业吗？我是一个医生啊。”我爹赶紧纠正道：“什么医生啊，医生是说那些刚出来的年轻人的，您就是医师，而且您在我眼里，比那些大城市的医师还要高级。”王医师被我爹夸得不好意思了，说：“什么啊，什么高级医师啊？真是高级医师的话，我还会在这么个卫生院忙忙碌碌这么多年吗？”我爹说：“卫生院怎么了，你不知道，我曾经许多次带我儿子去县医院看病，好几次值班的就是省里临时请来的专家一级的医师，可是，有哪一个医师对我说过你刚说过的话啊？没有，从来都没有啊。”

王医师见我爹越说越远，就说：“你是不是舍不得给我几颗洋葱啊？舍不得可就算了。”我爹说；“看你说的，我怎么会舍不得几颗洋葱呢？给你，给你，我给你三十颗够不够。”王医师又被我爹说得笑起来了，说：“老哥，我有七八颗就够了，我要这些洋葱啊，为的也就是治疗关节炎用的。”

我爹吃惊地问：“什么什么，洋葱可以治疗关节炎吗？”王医师说：“洋葱不但可以治疗关节炎，而且效果非常好。”我爹说：“哎呀，你们做医师的真了不起，就是我们吃的菜，你们却能够拿来做药。”王医师说：“哦，不要误会啊，仅仅是洋葱一样东西是不能够治疗关节炎的，它必须要和生姜等等几种东西放在一起，才能够治疗关节炎。”我爹说：“哎呀，我这肩膀经常会痛，这个可不可以拿这几样东西治疗呢？”王医师说：“可以啊，肩膀其实就是肩关节。”王医师说：“那你要不要我给你配一点药敷啊。”我爹说：“算了，现在这关节倒是挺好的，以后再说吧。”王医师说：“那好啊。”我爹说：“现在我对我儿子，该做些什么啊？”王医师说：“老哥，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些，已经是不太好的，至少对于你儿子不见得是好事，他说不定会说我干涉他的治疗呢。至于怎么对你儿子，我半个字都不能说，好不好？”

我爹说：“好啊，就算是我刚刚过分了，好不好？你告诉了我这些事情，我心里就有底了。谢谢你啊，王医师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啊。”

王医师说：“说他是抑郁症，其实也只是我猜想的啊，你最好不要和他说啊。不然，我为什么要得罪他啊。”我爹说：“这个你放心，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啊，怎么会告诉他呢。好了，我得走了。”

我爹从王医师那里回来，就开始找我了。他说：“孩子啊，你也治疗了这么久了，现在都放了暑假了，再过一个多月又要开学了，你总不能够总是躺在家里啊，你这样躺下去，可怎么好啊？”我说：“爹，我浑身没有力气啊，我的病还没有好啊。我怎么能够放弃治疗呢？”爹听了，也不想和我理论了，他拿起两副丝网，到河边去放网扑鱼了。

赛华佗

妈终于从外边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她的娘家过去几里的地方，有一个绰号赛华佗的人，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医师。大家都说，这赛华佗治疗疑难杂症，那更是全县都少有的人物。于是，妈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爹。

爹听了娘的话，一下子好像是打了兴奋剂，问：“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啊？”娘说：“这还能够有假。就在我娘家那村子，我的一个房下的弟弟，三十七岁得的癌症，十二年前就到赛华佗这里看病，这都过去了十多年，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爹说：“真有这么高明的医师啊。”妈说：“是啊！说起我的那堂弟啊，真是遭罪啊。他到省城住了一个月的院，连检查外加治疗，前前后后花去了七百多元钱，最后人瘦成了一把骨头，他的病也不见一点好。家里实在是凑不齐医药费，说是癌症，医院就让他出院。说回去吧，该吃吃，该喝喝，好好享受一下。那意思就是让他回去等死，也是听说这个赛华佗厉害，就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请赛华佗去看看。赛华佗虽然医术高明，架子也不小，就是不肯上门看病，说你们把人抬过来吧。结果呢，我那堂弟呢，真让人抬着去了赛华佗那里看。这赛华佗切了脉，看了舌苔，望了气色，他说，这病可以治好。结果呢，这赛华佗用了一个月，让我那堂弟好转了很多，吃他的草药吃到两个月的时候，病症差不多都没有了，肝部再也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药，他彻底精神了，虽然人还是一样地瘦，可是，精神完全好了。他啊，硬是和阎王爷扳手腕，你说这样的医师好不好？”

爹说：“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儿子不也是肝部不太好吗，我看，你这下可把我们儿子给救了。”妈半是椰曳半是玩笑地说：“什么？把儿子给救了？这话还是说太早了吧，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爹说：“也是呢，他那么好的医术，架子也不小，那他的收费一定很高吧？”妈说：“嘿，说起他的收费，还真不高，一副草药也才一元钱。有一次，他给一个因为风湿太重最后瘫痪的人治腿，那老实的病号家里穷，又知道赛华佗那么大的名气，就说要用他自己的房子做抵押，你猜赛华佗怎么说吧？”爹问：“怎么说啊？”娘说：“赛华佗说啊，‘你要是拿房子抵押，我就不给你治病了。’吓得那瘫痪的人赶紧收回了他的话，说‘好，算我没有说，那你到底要收多少钱啊。’结果，赛华佗说：‘什么钱不钱的啊，你真把我当成了见钱眼开的人吗？像你家里这样的情况，我就是给你治好了，也不用收费的。’那人赶紧弯下身子想下跪，可被赛华佗给拦住了。他说：‘治病救人是我的责任，’后来，他无论是用獾油，还是用针灸，草药，都一分钱不收，后来，赛华佗的事迹被报社的人知道了，他治病的事情被登到报上了，名气一下子就大起来了。”爹越听越觉得吃惊，他张大嘴感叹道：“啊，这赛华佗还上过报纸啊，真了不起啊。哎，他为什么要用獾油啊？”妈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问那么详细干什么啊？”爹说：“也是，我问这干嘛啊，只要是他能够治好孩子的病，说什么也要去看看。”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和我爹就一个人骑了一部自行车往赛华佗家里赶。刚走了三里路，爹突然想起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半，于是他刹住了车，我说：“爹，你为什么不走呢？”爹说：“算了吧，忘记了一件事，原来今天是七月半，是神灵烧纸的时候，今天不能够去啊。”我说：“爹，你不是从来都不搞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吗？怎么突然又想起七月半来了。”爹说：“我是从来不搞这一套，可人家赛华佗家里要过七月半啊，我们要尊重医师啊。”其实，不管一个医师医术多么高明，对于不是在国家医疗单位上班，不在正式的医疗单位看病的所谓这神医，那神医，我是从来不看好的，所以，这次去赛神医那里，我本来就不太愿意去看的。只是觉得走了这三里地，如果返回去，总觉得浪费了爹的劳动。现在既然爹说不去了，我觉得其实也挺好。

过了几天，爹还是坚定不移地带着我去赛华佗家。等到我们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点了。我远远地看见赛华佗家门口的一条小河里还有几只纸船灯。我不懂那是什么，就问：“爹，这纸船为什么放在河里啊？”爹说：“哦，这个啊，也不是纸船灯，这叫河灯。放河灯是七月半的一个习惯，本来只有城里有的，乡下是没有谁家会放河灯的。估计就是这赛华佗从城里学来的吧。”

走进赛华佗家里，爹从随身带的一个包里取出一袋子南瓜果，还有一盒子做熟了的茄子干，递到赛华佗面前说：“赛医师，……”赛华佗忙抢白道：“老哥，我不姓赛，你可以喊我关医师，从族谱上查，我是关羽的后代。”爹惴惴地说：“哦，是这样啊，关医师，我这次来呢，也没有准备什么，就这些家里出的一点小菜，请收下。”赛华佗很不好意思地接过那些干货，说：“你老哥下次可不许带这些东西啊，我给你家孩子看病并不是免费的，你要是下次再带，你就另请高明吧。”接着，赛华佗问了很多我的情况，爹都一一作了回答。赛华佗看了看我的舌苔，然后让我把手伸过去，给我号了脉。接着给我开了八天的药，也许是为了表示诚意，爹毫不犹豫地掏出两张崭新的十元钞票递到赛华佗的面前，说：“这些钱给你，不用找了。”赛华佗，忙把钱其中的一张纸币递还到爹的面前，说：“老哥，你这是干什么？这才八天的药，要不了那么多钱。我收你十元钱就是了。”爹执意要给，又一次把那钱递过去。赛华佗又推挡着，说：“你这是干嘛啊？这才八天的药，一个疗程肯定是不够的，这一次你要是这样，下次我可不给看病了。”爹这才充满感谢地把那十元钱收起来了。

爹本以为这些药带回去，肯定是有效果的，就算不药到病除，起码也对得起那十元钱。可是，八天再看，我的身体其实还是虚弱的，至少我自己感到虚弱。平心而论，一个一天到晚都躺在床上的人，能够强壮到哪里去啊。

我不知道，我还能够在抑郁症的路上走多远。更严格地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一直把自己当成肝炎来治疗呢。看见我这样的疗效，爹十分无奈地问我妈：“怎么了？你不是说这赛华佗很厉害吗？怎么我们孩子就是见不到效果啊？”妈悲伤地说：“是啊，怎么会这样呢？”

妈看了看药罐，闻了闻那罐子的气味，说：“这药按理说药味很浓啊，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呢？”爹说：“你去打一个电话到赛华佗那里，问问他怎么回事吧。怎么会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妈说：“说什么呢？我到哪里打电话啊，全大队都没有一部电话。”爹说：“大队部不是有电话吗？”妈说：“大队部以前是有电话，可自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大队的电话不是拆了吗？”爹说：“真的啊，这社会都越来越进步了，怎么会拆了电话呢？”妈说：“现如今，都责任制了，各家顾各家，大队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这不就……”爹接着有点落寞地说：“唉，是啊。这如今连一个电话都打不了。”妈说：“就算是大队部有电话，那赛华佗家里没有电话，也接不了啊。”爹说：“不，不，赛华佗家里有电话，我和儿子都看到了。”妈还是有些不信，问我：“哎，那赛华佗家真有电话啊。”我说：“电话？根本没有。”妈又说：“那你爹怎么口口声声说他家有电话啊？”我说：“那是爹没有仔细看。我看到的是，他家里虽然装了一部电话，可是，连电线都断了的，那是一部没有用的，而且是很旧的电话。”妈说：“我说的呢，现在只有城里才会有电话。”爹恍然大悟地说：“哎呀，算了算了。我现在想好了，就算是电话可以打通，难道我们能够追问人家治病的事情，总还是不太好啊。”妈叹口气说：“哎呀，老天爷啊，我们儿子的病可怎么好啊？”爹这时候狠狠地看着我，说：“依我看啊，这孩子得的根本就不是肝病，要不然，他现在病症一点也没有进展，要是真有肝病，能够这么久一点也没有加重吗？哦，对了，我记得王医师说过，他可能有抑郁症。”妈仔细看了看我，头摇得像是拨浪鼓，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以前看过别人的抑郁症，根本不像我们儿子一样的。”爹说：“真的啊？那儿子得的到底是什么鬼病啊，怎么这么久都总是这样半死不活，治又治不好？”妈说：“你怎么能这样诅咒儿子呢？什么半死不活，呸呸呸，你这臭嘴。”爹说：“我不是实在没了主意了吗？唉，这可怎么办啊？再过些时候，又要开学了，唉……”爹心里十分郁闷。

妈也叹气说：“唉，现在为止，我们住院也陪着儿子住了一个月，不见什么效果；看巫医也看了一次，吃了一个月药也没有效果；现在是看这赛华佗也是尽心尽力了，可还是没有用。他爹，你说说看，我们到底怎么办呢？”爹说：“现在，我看就只有两条路了。”妈急忙问：“哪两条路啊？”

爹说：“就是针灸和信耶稣了。”我一听要针灸，连忙摇头说：“算了算了，我是不会去针灸的，那根本没有用。再说，不是已经针灸过一次了吗？”

爹说：“是针灸过一次，可这一次不一样的。这次我想带你去针灸的，那是到鹰潭去的。”妈说：“鹰潭？呵呵，好像鹰潭就那么好似的？”爹说：“哼，你不知道吗？鹰潭再不是以前的鹰潭了，它现在和我们上饶地区是一样的，已经是一个地区了。”妈说：“哦，我这才知道。”爹接着说：“你说鹰潭的医师比我们乡下是不是要高级一些？”其实，我不愿意针灸，主要还是怕针灸那个痛。

妈看见我对于针灸这么抵制，就说：“你要是实在不去针灸，那就依照你爹说的，我们就把你送去信耶稣。”爹问我妈说：“这下好了，我们两个人都想到一起去了。”妈说：“好啊，我早就想到让儿子信耶稣，又担心你说那是迷信，我这就没有说出来。”爹说：“什么迷信不迷信，能够治好病就行了。”我当时就觉得想哭，这真是奇了怪了，信耶稣还可以治病，那还要医院医师干什么啊？大家只要生病了，不都可以进教堂，真是不可思议，唉，混乱的逻辑啊。

妈说：“对，现在的办法是，不管是什么方法，只要可以治好儿子的病，就是好办法。我到过教堂听信徒传道，我才知道信基督是很有好处的。”我问：“妈，刚刚不是说什么信耶稣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改成信基督吗？”妈说：“儿啊，这耶稣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就是耶稣教。”爹也解释说：“是啊，耶稣和基督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啊。”

正说着呢，和我家相邻而住的三叔端着一碗饭来到我们家。我家，三叔家，四叔家都是邻居，我们这三家来往非常频繁。三叔说：“我刚听到你们说要去信耶稣，依我看啊，那耶稣其实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宗。你们如果是要去耶稣，我觉得啊，这第一，不符合我们的习惯，第二，我听说，许多信耶稣的人，说是说做好事，多行善，多积德，其实，他们都是空讲的，并没有几个信耶稣的人是大好人。”爹说：“是这样吗？其实我开始也并不是十分赞同信耶稣，可这不是没有办法吗？”三叔说：“真没有办法吗？我看不是，你们听我说说看，看是不是可以去马鞍山坐祟。”爹说：“什么？坐祟？我也听说过坐祟。不过，坐祟的人很多，我好像听说没有几个人有能够治好病的。”妈问：“坐祟？坐祟是干什么啊？”三叔说：“其实就是到山上去烧香磕头，要一个晚上坐在山上，可真苦啊。”爹说：“苦倒不怕，要是天气冷的时候，从晚上坐在山上一整夜，确实是吃不消，可现在是阴历七月，不怕。不过我觉得不见得有效果啊。”妈说：“唉，效果不效果，哪里还顾得了啊。这不是病急乱投医吗？既然有这么个路子，我们为什么不走一走，万一要是坐祟能够把孩子的病治好了呢，咱为什么不试一试？”三叔说：“二哥，那你们还真可以去试试。”爹点了点头，对着我妈说：“那我们去试试，怎么样啊？”妈说：“好，是你一个人带孩子去还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爹说：“马鞍山那地方我到过，过了县城还有四五里地，不远，我们一起去吧。”妈说：“好，一起去。”

坐 祟

所谓坐祟，坐者，就是一通宵坐到天亮，祟者鬼也。坐祟就是要通过一晚上坐在山上，把附着在患者身上的魔鬼通过坐的方式给彻底赶走。坐祟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到寺庙烧香磕头的前身，最后发展到建造寺庙而烧香拜佛。有些封建意识比较浓厚的地方，许多疑难杂症无法治好，可是又总是有病症，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去寺庙烧香磕头，毕竟这样的方式是不需要太多花销的。可是，在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许多地方并没做好寺庙，或者说建寺庙的计划尚在筹备之中，还没有来得及做好寺庙，那么，那些急于把身体交给迷信的人们就一大群一大群地把身体交到所谓神灵的手上。他们也许是真的相信神灵，也许是为了节省钱，他们选择一个自己看好的时节，或者大部分人选择农历九月九日，中国人登高望远的时节，到一座固定的山上，带去几件过夜的衣服和吃食，就这样夫妻相伴，或者母子相伴、父子相伴地在山上坐一个晚上，期望通过露宿并且给那座山的山神烧香磕头，消去病痛或者灾祸。其实，尽管很多人并不相信这样的坐祟真有用处，可大多数是家里有了疑难杂症的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就只好走这样的路。

第二天，父母带着我，说走就走。我们坐了摇摇晃晃的三轮车到了县城。然后就从县城走到马鞍山。家里离开县城二十多里地，这时候已经有了三轮车，虽然这样的车算不得高大，洋气，可在那时候绝对也算是一种进步。

坐上那三轮车，我的心里又一次迷茫起来，我有点埋怨父母了，心想：不看病就不看病吧，为什么要让我去坐祟啊。唉，坐在这咣当咣当的三轮车上，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唉，仅仅一年的时间，我就变成了一个跟着父母走（也不得不跟着走的人，谁让我得病，谁让我的病一下子治不好。）的老病号。是啊，仅仅是在去年这个时候，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这时候，正是我家里考虑请电影，张罗着准备谢师宴的时候。可是，我连两个学期都没有读完，这就得病了，得病了还不要紧，我竟然是长期治不好。唉，怪就怪那老许，对，就该怪那个该死的老许。那老许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他还躲在一边看我的笑话呢。真的不是我疑心生暗鬼，我几次看见老许的女婿，也就是和我同村的那个同样是摘帽的地主分子——————李选和看见我就发笑的样子。是啊，这家伙以前可很少笑啊，我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从来不对我笑，为什么这一段时间总是看到我就笑，那不是讥笑我，又是为什么呢？想着想着，我对于老许和他的女婿十分仇恨起来了。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就在这时候，我看见老许竟然出现在三轮车的最里边，刚刚是被三轮车塑料棚给挡住了，我到这时候才发现是他。我心想：你这万恶的老许，你这该死的老许，你这不得好死的老许，你也有今天啊。可是，老许看到我，却没有一点表情，好像根本不认识我的样子。我努了努嘴，其实并不是向他示意，而是想努力地积攒一点口水向他吐去，我真想把满嘴的唾沫吐到他的脸上。我以为老许这人见了我这样会望风而逃，可他却毫不理会，不但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好像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我想：莫非是认错了人，按理，这才几个月过去了，几个月前，我还一路陪他到南昌的，要真是老许，就是想陷害我，就是想看我笑话，他也不可能是这样的面无表情啊，这样的镇静啊。莫非这个人只是长得很像老许。如果是那样，我可不能够随便吐唾沫到人家的脸上，不然，闹出误会来，那我可真是等着吃亏的。于是，我又把唾沫吐到了地上。我揉了揉眼睛 ，像是要把眼睛擦亮一点，想仔细看看这个人，看看这人到底是不是老许。我又看了看那人，就在这时候，我父母来到三轮车边，正准备上车呢。这时候，奇迹发生了，那个被我紧盯的人，居然赶紧拎起身边的东西赶快从最里边的位置往外走，而且逃也似的下了三轮车。下车以后，他赶紧一路小跑地走远了。我心想：追，这人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他，他若不是老许，谁又是老许？他为什么刚刚稳坐钓鱼台，现在又为什么要逃跑。哦，刚刚他只是看到我一个人，别看他比我老不少，可也人高马大，估计他根本不怕我一个人；再说，即使是陷害我，我也没有证据，现在，他也许是看到我父母也踏上三轮车，他一定是怕我人多势众，所以就望风而逃。唉，刚刚我怎么没有逮住他，凭我一个青年人的身手，要对付他这个半大老头还是很容易的。

既然老许这人有刚刚的一番举动，不但证明这人是老许无误，而且说明他的心里是非常龌龊和不安的。这不，他现在就逃开了。我突然想起了一句名言：坐着想，不如起来行。我想：现在追过去还来得及。这时候，三轮车突突突地冒烟了，看样子，这车是马上要开了。父母看到我走下车急急忙忙地向远处跑，都大喊我：回来，车要开了，你快回来。我听到父母那颇为忧伤的喊声，不得不回过头，走向三轮车。

看我上了三轮车，爹问：“你为什么突然下车，你这是要干什么啊？”我痛苦而又气闷地说：“干什么？我是要追上那老许，我要报仇。”妈茫然地说：“怎么？报仇？你怎么突然说到报仇的事情，谁和你有仇啊？”我欲哭无泪地说：“刚刚我看到老许了，他看见我们三个人就赶快下车，他这就是做贼心虚，我要找他报仇。”爹说：“啊，刚刚匆忙下车的人真是老许啊？”我说：“我看了他好一会儿了，他烧成灰，我都认识。”爹这才恍然大悟，说：“哦，原来你是要找他报仇啊。”妈想起我多次对她提起的那一次给老许带路的事情，若有所思地说：“也是啊，帮了这老许的忙，却害得我们一家不好过。可他逃了，就算了吧。”

爹好像想对我说些什么，可他看见三轮车上坐满了人，也就忍住了。快到县城了，街口和小巷多起来了，突然，通的一声，三轮车侧翻在路边了，我们这些人都翻下了车，有几个人还可受伤了——————脑袋上磕出了一个核桃大的包儿。好在我和我父母安让无恙。那几个受了一点小伤的人，都找司机理论，都纷纷质问司机到底是怎么开车的。司机一个劲地道歉，说刚刚出了一点问题，说这前面突然闯过来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冒冒失失地过马路，把司机吓得赶紧急刹车，这才引来了这一次突兀的小车祸。有个人高马大的人被撞痛了，不依不饶地要司机赔医药费，后来，那司机鸡啄米似的哈腰道歉，大个子才说算了算了，以后要注意，过路口一定要多看看。司机又是一番作揖，说记着了，记着了，下次绝对不敢开这样快。我看到这一幕，想：是啊，我可是从不找人麻烦的，现在想找老许说道说道，理论理论，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吗？就连人家司机无意中让顾客破了一点皮，都要说声对不起，都要哈腰磕头，可老许不仅让我，让还我全家都遭这么大的罪，却连面都不露一下，我怎么能够忍得下这口气啊。

车到了县城了，算是到了终点站了。我扶着我父母下车，三人下车后各自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准备步行到五里地外的马鞍山去——————马鞍虽然离县城不远，可在一个山窝窝里，交通很不方便，只能步行。这时候，爹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着了送到嘴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抽烟，怎么了，父亲竟然破天荒地抽起香烟来了。我想：这一段时间，一定是父亲非常痛苦的时间。人家都说，烟和酒是可以麻醉人们神经的。都说“酒不醉人人自醉”，其实，香烟难道不是也包含同一个道理吗？爹慢悠悠地吐出一口烟，说：“前面你去追那老许，我就想讲了，可车上人多，我不能够在车上讲。”我问：“爹，你对我讲什么啊？”爹说：“孩子，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啊。”我看到爹那很忧伤的表情，连应答都有点不敢了，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爹说：“从前啊，有一个英雄叫做海格力斯，我现在也忘记了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我忙接过去说：“哦，海格力斯啊，他是古希腊的人。”爹惊喜地说：“对，对，就是古希腊的。这么说，你听过这个故事，我就不用说了。”我说：“爹，你继续说啊，我真的没有听过的，我就只是知道古希腊有这么一个英雄叫做海格力斯。”爹说：“是这样啊。好，那我接着讲。有一天啊，海格力斯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他突然发现他的脚旁边有一个鼓鼓囊囊的东西，原本是一个袋子。这袋子，不但硌脚，而且还妨碍他往前走。他就用力对着那袋子一踩，想把袋子踩破。可那东西不但没有被踩破，反而膨胀得越来越大。海格力斯又气又恨，他顺手拿起身边一根手腕一样粗的木棒朝那袋子砸去，可那东西居然膨胀得更大，最后把他往前走的路都堵死了。”爹看到我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继续讲着：“就在这个时候，从山里边走出来一个圣人，对着海格力斯说；‘朋友，你快不要动他，忘记他吧，你离他远远的吧，这东西可不好惹。’海格力斯说：‘怎么呢？’那圣人说：‘这袋子啊，叫做仇恨袋，你如果不侵犯它，它也就像平常一样，总是那么大，你要是惹了它，它就和你死磕到底————它膨胀起来，挡住你的去路，还总是把你当仇人。’你现在总是记着那个老许，总是记住你对他的仇恨，这样不好。孩子啊，真的不好。人在这个世上，谁有少得了遇到坏人，谁又能保证不遭到坏人的盘算，这时候啊，最好的办法呢，你还是要冷静，要克制，不要让仇恨的东西装满全身，你要往仇恨这袋子里装一点宽容，那样的话，你就会少一份困难，多一份成功。”

我吃惊地看着我爹，好像不认识他一样。爹看到我那眼神，说：“怎么了，你怎么那么看着我呢？”我赶紧紧紧地攥着爹的手说：“哎呀，爹啊，我的亲爹啊，你怎么一下子就那么有文化了呢？”爹竟然让我夸得不好意思起来，说：“哪里啊，我这是到教堂里听人家传道的时候，人家一遍遍地讲给大家听的故事啊。”我疑惑地问：“传道？传什么道啊？爹，你还没有到马鞍山坐祟，这就开始信了佛了吗？他们给你传的是佛教的道吧。”爹连忙摆摆手说：“哪里是什么传佛教的道啊，再说，佛教是中国的，也不会说外国人的事情啊。我啊，前几天到了基督教堂。刚刚那故事啊，是教堂里那传教牧师对大家讲的故事。”我是最反感基督教，因为我对于中国文化太热爱了，对外国人的文化，外国人的信仰，我是从骨子里讨厌的。我一脸的不高兴，问我爹：“爹，你是不是想要去信基督教啊。”爹说：“看你那样子，好像我犯了什么错似的。就算是我信了基督教，又怎么样？你自己说说，刚刚我说给你的故事有没有道理，对你做人有没有好处吧！”我说：“道理是有道理。”爹继续愤愤地说：“那就好了嘛，以后你就按照这道理去做人嘛！”我也生气地说：“我可以按照你说的做，可以不记住那些仇恨，可信基督教有什么好处？我求你了，千万不要信什么基督教了。”爹说：“信基督教怎么了？只要是对你治病有好处的信仰，我都可以去信。”我几乎要哭了，说：“哎呀，爹啊，这信教和治病有什么关系啊？根本就没有关系嘛！我们退一步说，就算是信教和治病有关系，就算是你要去信教，可你信教也不要信那外国老儿的教啊。信佛教不可以吗？喏，我们现在去坐祟，其实，就是信的佛教啊！再说，一个人的信仰，只能够有一种，不能够有两种。不能够信了佛教又去信基督教。爹，你懂不懂啊！”我以为，我那连珠炮一样的话，会对爹有所触动，可爹不但没有被我的话所打动，反而大声地吼道：“你小子是不是翅膀硬了？”他又把声音提高了八度，继续吼道：“是不是翅膀硬了？你给说一句实话。你说说看……”，爹拍了拍胸脯，唾沫四飞地说，“你说句掏心窝的话，我们作父母的是不是为了你？是不是为了你好？是不是为了你的身体好？是不是为了你尽了我们的努力？再说，你这病啊，也是一个怪病，没有听说过那个人去看病，看了个七八天，甚至是十来天，一点效果都没有的。这一段时间，我们是不是总是带着你东看病，西看病，你说一下是不是？哪里有好药，就去哪里买药，哪里有好医生，我们不管多远就去找医生。你真以为这些钱都是鄱阳湖的浪打来的吗？就算是浪打来的，也要起一个大早去捡啊，如果你去晚了，你就什么也捡不到了。你以为我们容易啊。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吗？我们还不是为了你吗？”

我的连珠炮没有感动爹，倒是爹的连珠炮一下子把我给砸蒙了。我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一下子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不但能够讲出那么深刻的故事，还能够讲出刚刚那连珠炮一样的话来。我有点晕了，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从前小看了我爹呢？还是这新的时代让我爹增长了很多知识呢？这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想出这么几句来：“以为爹是土老帽，谁知他也有高招。改革时代风气好，老农话语也是宝。”我说不过我爹，看样子，以后我就只好跟着爹走，就像许多人跟着党走一样。是啊，就是我读的书再多，可爹刚刚那些话不是有很多道理吗？

爹看着我那失落的样子，给我递过来一个月饼，说：“吃了吧，一路上还有几里地呢!吃了这，力气就大一点。”我推开了爹的手，说：“你吃吧，爹，我不饿，我真的不饿。”我可以对天发誓，不知道是一天到晚躺得太多，还是总是担心学校会因为我长期不在学校而开除我的学籍，所以，我的胃口一直不好。虽然我没有胃口吃月饼，可我对于爹拿出的月饼倒是挺有兴趣的，我盯着那月饼，足足盯了两分钟。是啊，现在这时节离过中秋都还有二十多天，就有月饼了，真是改革开放了，真是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啊。

我们又走了几里地，终于远远地看见马鞍山。爹指着前面一个凸起的山丘对我说：“看，前面那个凸起的地方就是马鞍山。”

我问：“不是说要坐祟吗？可前面那山上并没有什么建筑物啊，光秃秃的，怎么坐啊，难道就是露天坐在那里吗？”妈说：“孩子，我们就是要一个晚上都坐在那山上。”我说：“什么？一个晚上都坐那山上？后半夜还有露水呢，怎么吃得消啊？”爹说：“唉，你这孩子变了，这才一年都不到，你就变得像一个软蛋一样了，一点风雨都经不起。”妈也帮腔说：“是啊，这孩子也不知道是在城里读书条件好了还是怎么的，一下子这样经不得风雨了。”爹说：“我现在还记得，就是一年前，那是来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你不是还在村后的沟渠里抓鱼，而且一抓就是大半天，连中饭都没有吃，一直到了下午三点才回来吃饭。”妈说：“是啊，那次抓鱼，你妹妹也没有跟你去，你一个人在那些淤泥里一个人干着那很脏的活儿，而且抓了三十多斤鱼。可现在呢……”爹和妈好像是在背台词似的，一个人一句。爹说：“是啊，那时候，孩子是多坚强，那次和他一起去抓鱼的人，谁都没有他抓的鱼多。好像还不只是三十斤吧，好像都有四十斤啊。”妈说：“唉，这才一年，这样一直看病，也没有见你有什么明显的症状，除了胃口差一点和软弱无力，也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反应，我们真不知道你这是得了什么病啊。再说，我们不是不想给你看，可是，这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可你总还是这样挑三拣四的，总是不太配合我们，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啊。”爹说：“你要是总是嫌这嫌那，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但愿这次看好起来，不然，你自己看着办。”妈也许是怕我爹的话刺激了我，忙对我说：“孩子，”

我忍不住说：“这也叫看病啊，不吃药不打针的，就靠烧香拜佛就行吗？”爹这时候有点恼怒了，他额头上的青筋都一根根的凸起来了，那样子，就像是被人惹急了。

说着话，我们离马鞍山越来越近了。在马鞍山前面一百米处，有一个不小的峡谷，这峡谷之间，建了一座骑楼，那既是楼阁又是山间旱桥的山谷间的通道在周围绝对算得上很美。在方圆一百公里，应该也是一道很美的好风景。

等我们到了马鞍山，爹掏出手表来看看，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这山上虽然没有寺庙，可还是有个匾额，那宽大的匾额，一头挂在一根巨大的木柱子上，一头挂在通过这座山的电线杆子上，上面不知道是那个书法家写了几个大字“离苦得乐”。我觉得这真是太离谱了，这匾额下面有许多人走动，有烧香的，有选择一晚上的坐处的，竟然就敢把这东西挂在电线杆子下面。 那匾额下面有一条长长的条凳，条凳上摆了八个烧香的炉子。那些炉子大多都已经插满了点好的香火。烧香的人都一边对着香火作揖膜拜，一边念念有词地说着各自的心事，许着他们心里的愿。

我们看到周围的人们确实很多，那真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我们选择了一个稍微空隙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这就算是我们一家准备在这里呆一个晚上的据点了。看见我们坐定了，有几个近处同样是来坐祟的人走过来对我们寒暄，寒暄过后，就有人和我父母聊天，他们大多都是夸这山上灵气很好。他们说，许多到医院治不好的病，通过在这里坐祟，没有多久就治好了，而且，花钱很少，只是来过一次就好了，后来来坐祟的时候，都是他们来报答这里的神灵的。他们甚至还说谁谁谁得了癌症，到上海都看不好，来这里坐祟，就治好了病。我心里一个劲地笑话这些无稽之谈。可我的父母听的很专注，而且眼里充满了对于这如此疗效的敬畏和期待的目光。

刚刚坐下，我们简单地席地吃了一些带来的简单的饭菜，吃好饭不多久，就已经到完全天黑了，不断地有蚊子来袭扰我们，可是我实在是太疲劳了，也顾不得蚊子的袭扰，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到了半夜，天慢慢凉起来了，蚊子倒是不见了，可是，感到有点冷，妈拿出带来的两条小被单，分别盖在我和我爹身上。其实，这对我来说，根本是用不着的，我在学校的时候，就跟着我们班长学会了一项绝活——————————冬天在野外光身沐浴，这样的天气其实根本不用盖被单的。妈这一晚可苦了，我猜她一个晚上都没怎么合眼。她开头是手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替我赶蚊子。后来又是烧香又是替我们盖被子的，哪有多少时间睡觉啊。等到快天亮了，我醒了，因为前半夜的有蚊子，我身上还是起了一些小疙瘩。我这时候竟然想起了几句自己胡诌的顺口溜：“蚊子不要紧，只要神仙真，亏了我一家，可变健康人。”

我们一个晚上，虽然没有被蚊子咬坏，可是，这露天的山上，我是不相信有仙气的，说不定没有什么仙气，还有瘴气呢。这不是吗，一个晚上下来，我起身的时候，真把我睡得算头耷脑的。我一下子分不出东南西北，爹说：“好了，这坐祟算是我们的对神仙敬过了，我们也可以回去了，这次，我们的儿子一定能够好起来。”妈笑呵呵地问：“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爹说：“你昨天没有听见吗？连癌症都可以治好。”妈说：“说是那么说，就几个香火炉子，能吗？”爹开心地说：“你把那个‘吗’去掉好不好？一定能。”妈虽然比爹年轻好几岁，思想进步一些，不是很信坐祟那些事情，可听到我爹说的那些信心满满的话，也就说：“好，这次一定行。”爹这时候拍了拍胸脯，露出了好久都没有的笑意，对着山下一指说：“开路，回家去。”我们走了二三十步，就来到那供着香火的长条凳边，爹对着那长条凳又深情地望了望，妈的目光更多的是在香火炉上，他们好像一切希望竟然要交给这个长长的死木头一样。我却和他们完全不一样，我真想对着那几个香炉喷几口唾沫，可考虑到父母的一番苦心，我又忍住了。唉，是啊，很早的时候，就有什么“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我怎么能忤逆他们呢。唉，这可怎么好啊。我突然想起了几句话“寸心不能报春晖，敬神烧香一夜归，一家心酸多无奈，谁解慈母好情怀。”我奇怪的是，我对于诗歌或者是顺口溜的才思，居然以前健康的时候一点也没有，现在这么折腾却有了一点点诗的才思，我突然想起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不是真的能够有福，我看不见得，现在这还没有离开病体的纠缠，以后还有什么福啊？鬼知道呢！

这几个月，我实在是一点路也不想走。我一天到晚就知道躺在床上看书，看关于我疾病的书。这样的书，我已经在县里的我新华书店买了十五本了，以后说不定还会买的，尽管这些书不少内容都是重复的。我觉得，我此刻看了书，好像我就成了半个医师了，不是有句话叫做：“久病成良医”吗？其实，这些想法后来看来纯粹是胡思乱想，可是当时我总以为自己的最正确的。

此刻，因为长期卧床的关系，我已经是非常无力的状态，我甚至怀疑过，我是不是得了重症肌无力了。我对着“重症肌无力”的阐述，“重症肌无力是一种由神经-肌肉接头处传递功能障碍所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部分或全身骨骼肌无力和易疲劳，活动后症状加重，经休息后症状减轻。患病率为77～150/100万，年发病率为4～11/100万。”我觉得，我确实很像是重症肌无力啊，你看，上面写的“全身骨骼和肌肉无力和容易疲劳，我不就是这样的表现吗？而且。活动后症状加重。是啊，我每次起床以后，特别是走动或者干了一点活儿，都感到更加疲劳。休息以后就减轻了。是啊，我一般也是休息以后就减轻了。天啊，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还是我自己作茧自缚，一天到晚想到的还是早已经治好的肝病。一个健全的人，要是一天到晚躺着不动，他肯定饭量也就迅速减少，饭量减少以后，体力还能够比以前那么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这些不可能的事情，在我当时看来就是怎么也想不透的事情。后来，对照重症肌无力的临床表现，觉得越来越像，可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还是肝病没有治好。

我在马鞍山回到县城的那一小段路程上，一走三歇气，就是这么四五里地，我居然走了两个小时。我父母虽然已经被我的所谓的病拖得有点精疲力尽，可看到我走起路来确实很慢，他们就觉得我真的是身体不好，真的还需要治疗。他们这时候心里有多么难受，按理我是可以猜到的，可是，当时，我全然不顾他们的感觉，一个劲地为自己的病去寻找医师，寻找可以治好我的病的良方或者医院。

好在我们早上从马鞍上出发，要是下午从那里走下山，我真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回家的最后一班三轮车。

一路走来，到了县城居然是上午的九点。父母先后都跟我说，既然到街上了，去的时候没有空逛一逛街，反正回去还早，逛一逛街吧。我平时其实很喜欢逛街，可是，这时候，一身都感到无力，我有气无力地对他们说：“逛街，逛什么街，我连坐车都不愿意坐，刚刚走了这么几里地都摇了我的命了，我是不逛街的。”父母听了，也只有黯然神伤。

坐祟之后的几天，我爹以为会有效果，可是，又过了两天，都仍然是和过去一样的身体，无力的感觉好像还更加明显。我想：我这是干什么啊？辛辛苦苦走了那么远的路，辛辛苦苦地到了一趟充满汗臭味，充满泥土味的马鞍山，冒着被蚊子咬露天就睡了一宿，居然就是这么一个效果，疾病不见好转反而有所加重，我这时候有点想死了。是啊，我不死干嘛啊，我为什么要这样窝囊地待在这个世界啊，我原本是可以到舞台上说相声的啊，是可以登台风光的啊，我原本是可以成为党员的啊，现在辛辛苦苦读了十一年的书，就这样毫无所取，就这样一直病下去，我不死了，我活着还干什么啊？

这大半年以来，我都干了什么啊？充其量我也就是给摘帽地主带路，可是，这个带路有错吗？要是这地主没有摘帽，我可能是立场不稳，我可能是涨敌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时间不一样了啊，时代也不一样了啊。我给老许带路，按理说是做好事啊，毕竟他们这些人，都已经摘帽好几年了啊，他们这些人已经和以前的贫下中农是一个身份啊，甚至毫无差距啊，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参军，也可以考大学啊。我给摘帽地主带路，不但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反而得病了，这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得的还是一种好几个月都治不好的病。唉，我怎么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我做好事还有罪吗？

唉，既然是做好事有罪，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生，我为什么还要去留恋呢？过了几天，我想死的心更加执着了，我这时候甚至考虑的是如何死法。反正是死，管他什么死法都可以，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到上海

于是，我真的想到大城市看看，看看这大好的世界再走，也不枉自己到这个世界来一趟。我终于偷了我父母藏好的钱，那藏了一个月（这是我后来听我父母说的）准备带我去看病的一百元钱。拿，对，这不叫偷，更准确地说是拿。我拿了钱，我就准备去上海看看，反正从家里到上海也就是一千多里地，也不算太远，至少比北京近得多了。看完上海，我哟啊干什么，不就是找死吗?死很容易，到了上海，这辈子该看的都看了，说不定很多村里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上海呢？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那时候再心满意足地找死，也算是过了一把瘾吧。到了上海以后怎么死呢。这个也不难，要么是跳黄浦江，要么是跳楼，上海有的是高高的大楼，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完成跳楼自杀的任务的。

我真的拿了父母藏好的钱，开始到南昌去，我准备在南昌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不想，等我到了南昌之后，我其余的钱被人偷了，而且是偷得一分不剩了。

这时候，我一个人躺在南昌火车站那长长的条凳上，越想越窝囊：这是怎么了，天啊，你怎么就这么不公平啊，你说奋进，需要付出努力，可是 ，我现在不是想奋进，我是想死啊，我最多也就是想到上海看看世界我就去死啊，你为什么这样无情，苍天为什么连一个死的机会都不给我。苍天啊，你是不是太无情了吧。我无力地躺在那里，无力地用手指了指苍天，心里想：你就是不给我机会，我也要死的，我已经活够了，考了好几次，好不容易考取了，就在我想大展宏图的时候，我居然病了，现在我想死了，可是，我连死的经费都没有，我这可怎么办啊？就在这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做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梦，梦见我那个死去三年的奶奶，我奶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在世的时候对我非常好，可是，梦中的奶奶看见我，居然理都不理我。我也和奶奶赌气，说，奶奶，你那么无情，就别怪我这个孙子无义了。是啊，你那么多孙子，可能不在乎我这一个，可是，我是最先考取学校的人啊，是你八个孙子里比较有文化的一个啊，你都这样不理我吗？

我眼看着奶奶离开，我一下子迷路了，怎么样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我发现自己情急之中跳上了一艘船，可是，那船主说这不是去我家的船。我说不是去我家的，你为什么要让船驶离岸边啊。船主说：“什么事情啊，你交钱就是了。”我气得要和船主打架，那船主凶神恶煞第说：“你小子不以为你会说什么相声，可是我们这里用不上，你要是再嚷嚷，再不交钱的话，我就让人把你扔到水里去”。我突然发现，这个船主怎么和那个老许一模一样呢？这个鬼地主，这个摘帽地主，怎么还是这么可恶呢，难道摘帽的政策实行了以后，你们这些地主还要得寸进尺吗？所以，古言说：“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话真的是很灵啊。

一会儿，我从梦中醒来，我感到噩梦醒来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可是，一摸口袋，这又想起来丢钱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一个大概有一米八身高的警察对着我走过来，说：“你跟我过来吧。”我心想，这下坏了，警察要抓我，这，这可怎么办啊？我到底是干了什么坏事，难道在候车室睡一觉也是犯罪吗？我茫然地跟着警察来到派出所。只见另一个警察带着一副手铐向我走来，我想：这下真完了，真不该睡在候车室，这下吃苦了，还要被铐起来了。唉，真不该生这场病啊。可是，那个带铐子过来的警察并没有铐上我，而是把铐子放到一边，对那个一米八说：“那个人已经招供了，你可以交给我了。”说着话，那个先带我到派出所的一米八就走了，估计是交班吧。但是，到底是什么交给他，是不是说把我交给他。我越想越怕，这警察还换来换去的，我这到底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啊，还要好几个警察审理啊。我这时候想哭了，可是，我再怎么痛苦的表情好像并不能唤回警察的良知了，我干脆闭着眼睛等着灾难降临的样子。

那个带铐子过来的警察并没有难为我，对我笑嘻嘻地说：“哎，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啊。”我怕是他还要问我睡在候车室的事情，就说：“没有啊，没有的事，我一个年纪轻轻的人，能够有什么困难啊。”

带铐子的警察说：“你真的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终于看明白了这个警察的好意，我拍了拍脑门说：“哎呀，要死了，我的钱丢了，警察同志，不，警察大哥，我的钱丢了啊！”那警察说：“这就对了。”他问了我到底丢了多少钱，钱包是什么样的，我都一一回答了他，他终于把钱包送到我面前，说：“看看，这是不是你的钱包。”我喜出望外，高兴地接过钱包，数了数，不等我数完，我觉得当着警察的面数钱，很不礼貌，就停止了数钱的动作。警察说：“数数啊，钱的事情，不能够马虎的啊。”我说：“还数什么啊，不是你们，我真是叫天天不应啊。多亏了你们啊。谢谢啊！哎，这么多乘客，您怎么知道是我丢的钱啊。”警察说：“你做梦了，你在梦里一个劲地喊，我的钱，我的钱。所以我们猜想是你丢了钱。”其实就是一种巧合，我说“我的钱，我的钱”的时候，是梦中遇到船主要抢我钱的时候，才喊的，和丢钱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啊。

失而复得，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我又开始想了，要是我以前那健康的身体可以失而复得，那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啊。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现在我又可以按照我原来的思路继续我的寻死计划。如果我得到那失去的寻死经费以后，继续我的寻死之路，那对我父母来说，该是多大的痛苦啊。可是，要是我丢那钱找不回来，其实对于我父母反而是一个福音，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辩证法太多，失有时候就是得，而得有时候恰恰就是失。我不想问警察是怎么找回了我丢的钱，我想，既然警察是干这一行的，自然就有他高明的地方。至少，我连报警都还没有来得及去报，却轻而易举地找回了我丢的钱，那样的警察肯定是让我从心里感到敬佩的。其实，从想死这方面来说，我并不很希望警察替我找回丢的钱，之所以敬佩他们，是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就能够干好他们的本职工作。虽然我那时候很想死，可是，我钱丢了，我就死不了，因为我在死前必须到大城市走走，不然人生这么多年，上海和北京这么大的城市一个都没有到过，不是特别冤吗？总之，我想死是肯定的，但是，不到一次大城市就去死，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我家里突然找不到我了，父母都非常着急。他们只好亲朋好友一起帮忙，看看谁知道我去哪里了，最好的有人能够帮忙找我回去。据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前脚刚刚从县城买票去了省会，父母也做了三轮车到了县城，要是我稍微揍得迟一点，就会被父母发现。到了县城都看不到我的父母，万念俱灰。他们这时候十分担心，一来担心我的身体，二来,现在连人都看不到，这可怎么办啊？就算是找到了人，这都已经是九月十二号了，第二年的新生都入学十天了，本来我肯定是要读第三个学期的书了。可是，现在人都找不到，学校到底会如何处理我，我未来的人生会怎么样，都是父母十分担心的事情。

就在父母一筹莫展，非常伤心的时候，省卫生学校里来了一封信，是郭老师吩咐我同班同学写来的。学校来信的大意是说，“鉴于你的身体，学校给你寄过来一百元钱，算是对你的一点安慰。”父亲看到这里，眼泪都出来了。爹想说：这人民政府办的学校啊，真好，我儿子不懂事，据他说，临走的时候都没有给学校方面说，只是留下了一封信给老师。爹想：肯定是老师为我的儿子打了埋伏，不然的话，你不辞而别，开除这样的学生都是可以的。这下好，来信里不但没有提到开除的事情，反而还寄来了一百元钱，也不知道这孩子在学校积了什么德。

学校里还提到，鉴于你上个学期只是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学校对于患病的人采取保护和照顾的思想，准许我在9月25日前去学校上课，不然，如果晚于这个时间，学校不得不把你作为下一个学年的学生来考虑。

这封信，让丢了儿子而焦头烂额的父母好像在洪水中看到了一根稻草————————毕竟，在这个想治病就折腾父母，不想治病就要出走的人面前，父母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也是仁至义尽了。他们此前还一直担心学校的态度要是不好，我的前途将会是非常坎坷的。现在，他们看到学校如此的宽宏大量，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暖。

是啊，我现在彻底成了一个阿Q，我知道身体都没有治好（自以为没有治好）的情况下，竟然还有心思去上海。必须有这个心思的，因为我想死了，我真的想要去死。死不了？你说是我死不了，不可能的，我自己找死，谁能够不批准啊。其实也不用批准，一跳，一按，或者一次重重的睡眠就可以死去，就可以告别这个世界的。也许，要是我看到了学校的来信，我就不会想死了，毕竟我还有希望。哪怕是那一封现在还在我父母手上的信让我看到，我都不想死，可是，过去这么久了，学校里连一封信都没有来过，我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社会也缺乏温暖，虽然学校还是非常有情有义的，可这封信偏偏没有被我看到。

记得我刚来到站台的时候，列车员问我：“哎，小伙子，你送谁啊？”唉，倒霉，连一次我自认为这是我这一辈子最风光的旅行也被人家看成了要送谁，难道我到站台就是为了送人，我就不可以有一次畅快的旅行吗？也许是他看我年轻，也许是他看我并没有带很多行李吧。我故意逗列车员说：“看，前面那里不是有一个很美的女孩吗？我就是来送她的。”列车员信以为真，伸出一个大拇指对着我夸赞说：“小伙子，好眼力。”我心想：再过十几个小时，或者二十多个小时，也许你就永远看不到我，这世界也许就再也没有我这未来相声的明星，我现在过过嘴瘾，应该是需要的，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更加可乐的事情在后边：当我带着我那寒酸的小布包走入车厢的时候，那列车员赶紧奔过来，说：“火车快开了，你赶快下去。”我说：“我为什么要下去啊？”他惴惴地说：“你不是来送人的吗？咦，奇怪了，刚才你还说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那女孩人呢？”我又往车里边指了指，说：“看，那女孩在那里呢？”列车员看我不像是戏弄他的时候，对着我满脸的愤怒，说：“你不买票，还骗人，你给我下去。”我这时候才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的车票，直往他眼睛皮下面递过去，说：“看清楚了，我有票，有票，知道吗？”列车员余怒未消，说：“那你……”我说：“和你开一个玩笑，不可以吗？”他又说：“你这人，不像话，为什么把票送到我的眼皮底下。”我说：“我担心你看不清，又要说我没有票啊。”更准确地来说，我其实不完全是开玩笑，我更多是还是恶作剧。我心想：唉，好歹也要告别这个世界了，我要是真有死了，临死的时候在世界上连一个符号都没有，我哪怕是开开玩笑，哪怕是恶作剧一下，也是给世界留下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印记啊。

终于坐定了，我开始要去上海了。此刻，我想到了几年前周润发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我哼起了那里的主题歌“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我在奔驰的列车里哼着，心里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悲哀，甚至还有不少兴奋和激动。是啊，最早看《上海滩》的时候，我就向往着去上海看看，那时候，甚至想过，就是到上海看了之后，让我死了也甘心。现在，鬼使神差地，我居然真的是要在看看上海之后就找死去。这难道就是人间的阴阳巧合吗？难道死在上海也是一种骄傲吗？难道跳进黄浦江野生一种荣耀吗？

列车员看到我唱歌，饶有兴味地在一旁听着，还给我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小伙子啊，真不错。”我心想：你这也算是夸我吗？你要是知道我在几千人观看的舞台上都表演过，也许你就不会仅仅用“不错”这个居高临下的词语来表扬人了。所以，他夸我，我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列车快要到杭州，我赶紧把头伸出车窗外边去，啊，我从来没有到过杭州，今天我终于可以看到杭州了，虽然仅仅是匆匆一瞥，可是，走马观花不也是一种欣赏吗？

突然间，我看了看我自己，我感到更加迷茫而且可笑。我这是要去杭州吗？我是谁，我的灵魂在哪里？我只是用一个非常简陋的塑料小包儿带了几件衣服，哦，还有那一百元钱，其他，什么都没有带。我觉得我自己很像那个和大风车作斗的唐吉坷德，也有些像“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李白。只是，我是生病的唐吉坷德，我是生病的李白。虽然自信，虽然优哉游哉，可是，我的内心是痛苦的，是内心深处的痛苦。我是什么唐吉坷德啊，我是什么李白啊，也许我不知道唐吉坷德活了多久，但我觉得总会比我活的时间长。因为爱好诗歌，我早就知道，从公元701年活到762年的李白，肯定比我活得长，而且比我活得滋润多了，人家真是庐山也看了，白帝城，也看了， 桃花潭，黄河，天姥山，人家看过了之后照样很淡定，写诗作赋，流传千古。我想：像我这样，什么作为都没有，最大的作为也就是在学校舞台上露过两次脸，就要告别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亏了。无论是跳火车，还是跳楼，还是跳河，我都不能够轰轰烈烈，也许就是凄凄惨惨戚戚，无论是怎么跳下去，无论是哪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我留给社会的就是毫无痕迹，留我的父母除了哭哭啼啼，就什么也没有了。我那时候，想了很多很多，唯独没有想，如果我真的是肝炎还没有治好，我怎么能够在火车上睡兴全无，还一路上有滋有味地观看火车外边的风景呢。

其实这几个月以来，最大的心理障碍还是来自我自己。总是担心要是回到学校，同学们将会拿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我还有以前那样的被同学们追捧，所关心的状态吗？这样的事情想多了，就迫使我追求治疗上的彻底完美，如此下去，我就总是觉得我父母并不爱我，我父母没有给我彻底治疗。于是，我在心理障碍上越走越远。

其实，在杭州市路过一趟，其实什么风景也没有看到，哦，对了，只是看到了那个也算是很壮观的钱塘江大桥，还有远处那叫做六和塔的，真的，窝在火车上看不到太多景色的。倒是到了浙江嘉兴，火车停下的时候，别人都说那个开会的南汇湖，哦，就是那个共产党第一次开会的南湖，就在火车站旁边，我又一万个心下去看一看，我又不敢下去，要是我下去了，我带的盘缠就更加不经用了。

钱塘江过河时候，看见远处那个塔之外

为了去上海找死，我一路上都是省吃俭用的。到了火车上，列车员发现我是一个出走的青年，好心地替窝从餐车上要了两盒盒饭。我假装说：“谢谢你，太多了，我怕吃不了啊。”列车员说：“吃不了没有关系啊，你吃不了你就兜着走啊。哈哈哈，哈哈哈”此刻，我想的是，哎呀，这列车员是一个多么幽默多么具有喜剧天分的人啊，要是以后能够和他联系，和他一起上台说相声，多么好啊。可那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没有微信，没有视频，没有信号码，没有wife的年代，一个人要是萍水相逢，以后估计也就是天各一方了。

至于我说的这么饭我多吃不了，那真是纸人纸马对天烧——————骗鬼啊。其实，不要说是两盒饭，就是三盒饭，我估计也不问题。

其实到上海的四天，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毕竟我只带了一百元钱啊，能够干什么啊？

我知道上海有诸如一大会址，四行仓库，朱家角，城隍庙，外滩，（那时候其实还没有浦东，或者说浦东还是一片郊野之地，也没有东方明珠塔）其实这些景点我都不想去看，我只是想到鲁迅纪念馆看看，毕竟我从小就崇拜鲁迅，而且，鲁迅最后的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而且，鲁迅写的自然风光，因为是同样处在江南，所以，无论是茴香豆，还是守瓜棚，还是蛐蛐儿，对我都很有亲切感，所以，如果是在我死前最需要看的，我肯定是想去看看鲁迅纪念馆的。

在上海稀里糊涂地转了四天，我对人生多了一份感慨。这四天，我为了节省钱，我住过三天的两元钱的上海小胡同，也露宿过一次黄浦江边，我特别喜欢游泳，要不是因为黄浦江水不太干净，我真想跳下去游一下泳。至于从黄浦江跳下去寻短见，那也只是在老家的时候的思想，真的，虽然离开家的时候我信誓旦旦地说，看了上海之后我一定要自杀，总比什么也没有看过，什么大地方也不知道总要好一点。可现在，我已在上海呆了四天，我真的不想死了。唉，怎么办呢？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再不节省一点，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的内心斗争很激烈，好像有两个人藏在我胸中，一个声音说：唉，回去吧，回去吧，没有钱就回去吧，再说，你父母也想你啊，真要见不到你，他们还不得急死啊。一个声音在说，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说话不算话，说好了要死的，为什么现在又打退堂鼓啊，羞羞吧，羞不羞啊！

我想：就算是这两个声音达成了平衡，但是，前一种声音考虑了我父母的感受，肯定是更加符合人情味，更加贴合我现在的心理，再说，我现在虽然还有一种十分头疼的疾病没有看好，但是，只是四肢乏力，可并不会置人于死地，为什么要寻死呢，何况，那么多和我一样大的青年，特别是那些高中都没有考取的农村青年，别说是到上海，连出县的机会都很少。对于他们来说，到上海看看，也许是他们今后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啊。现在，我至少在上海走马观花过了，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毕竟，许多人都说：“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我到上海的第一天，住的就是上海的石库门。那时候的石库门，根本不像现在破败不堪的石库门，那时候绝对是上海的一道风景。这些石库门，有前门和后门，前后门之间，由一条小而窄的通道连接，有阁楼，有晒台。反正结构可谓错综复杂，阁楼地板是老式的木板，踩上去咯吱咯吱的，饶有趣味。

那时候的石库门，根本不用担心这些房子会写上一个个“拆”字，当地人爱它还爱不过来呢。其实，上海话毕竟是南方语系，加上早年间我爹给上海下放知青讲过革命传统，也算是那些下放知青的“一堂课”老师。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有一个口号叫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既然学校都可以管理，怎么不可以教育这些对于农村，对于农业一点也不懂的上海人呢。我甚至突发奇想，偌大的上海，能不能遇到那些下放知青呢。这些知青，不光是听过我爹讲课，而且，刚刚来的头三天，有三个知青因为知青住房还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临时住在我的家里，这样，我不但认识那三个知青，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样子，虽然那时候我只有八岁。十二年过去了，现在他们是不是还记得我。对于这些刚冒出来的想法，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家冒出去上海看看世面然后就死了算了的时候，我根本不会想到什么下放知青，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上海就想起他们。这也许说明一条：人啊，其实轻生的想法往往很容易就冒出来，但是真正走上寻死之路的时候，还是会有动摇的，毕竟生命十分可贵，毕竟，人生就是一趟有来无回的单程之旅。原先想到黄浦江跳江的想法已经荡然无存了。真的，这样想着，我就不想死了，慢慢地，我还想起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是啊，论年龄，我才二十岁啊，严格地说，我二十周岁都不到啊，论贡献，我除了在人间吃了二十年饭，还没有为人们做一点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是有所贡献了。我怎么能死呢，我不能死，我必须活，就哪怕是浑身酸软，我相信，以后慢慢会探明情况的，慢慢会消失症状的，应该会的。这样想着，我就更不想死了，反而觉得来上海是来对了虽然当初的想法是错的，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不是当初有自杀的倾向，我不可能贸然来到上海，要不是来到上海，我就不可能看见这么风景，这么多美好的事物。

既然出来了，既然来到了上海，我也不用去顾虑父母找我的事情，再说，让父母找我一会儿也好，免得他们以后总是不想花精力为我治病，总是想办法找那些花钱不多的方法搪塞我，敷衍我。于是，我这几天到了上海不少地方，一大会址，什么四行仓库……一句话，哪里好看就去哪里。反正，凭着我学过大半个学期的专业的地理课程（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大半个学期大文科），我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些景点并且来一番走马观花。

现在，我很想回家，

我终于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一点了，那时候，我居然在县城的大街上遇到了我四叔。我远远地看见四叔，老远就喊上了：“喂，四叔。”这下，四叔也看到了我，他激动地向我这边走来。大概离开我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四叔就大声地喊：“哎呀，你啊你啊，你这几天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啊。你父母到处找你啊。你这孩子，走了也不和你父母，不和我们第一个招呼，你可把你父母给还哭了啊。”我说：“我到上……”，那上海的“海”字还没有说出口，我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啊，我说那么远不是更让父母担惊受怕吗？于是，我赶忙改口说：“这几天我到上饶去了啊。”四叔说：“你这孩子啊，真是的，你又没有到过上饶，怎么好端端地就去了上饶呢？”我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哦，上饶有我两个同学，我这还想治疗下去，可是又没有钱，我又不想向父母要钱，于是，我就想到上饶……”四叔说：“哦，你就到上饶向人家借钱。”我已经没有承认的勇气了。我脸上很是不好意思，我怎么能偷偷地向人借钱呢？虽然这是我临时的借口。我偷了家里的一百元钱，四叔竟然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肯定就是我父母没有向他提起过。我感到，父母真是太好了，我私自拿了那么多钱，他们都不向任何人吐露。我这下才感到自己还是没有选择糊涂的做法，要是自己真的去寻了短见，可怎么对得起那么好的父母啊。

我问：“四叔，这大热的天，你怎么到城里来了。”四叔说：“你三叔的儿子李仕考取了大学了！”我激动地说：“什么什么？三叔的儿子，是李仕旺考取了大学吧？”四叔忙说：“对啊，对啊。”我忙问：“考取了什么大学？”四叔说：“他考取了江西中医学院。”

这两三年，我爹四兄弟的后代考大学就像是开了挂一样，哦，用一句我们村子的流行语，说我们家族接二连三地有人考取大学或者中专，那就得说“像是蹦豆子似的。”这不，四叔的第二个儿子李宝旺读书更加邪门，刚刚读完了高二，就有许多老师说他考取一所好大学是打了包票的。这个包票要是打在别人身上，很多人都是服气，可对于李宝旺这人打包票，很多人不但不服，甚至会气歪了嘴。为什么？这李宝旺实在奇怪。听我四叔说，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他又一小半的时间都是歪着脑袋睡觉，好几次都是被老师扔过来的粉笔头给砸醒的。可砸醒之后，他过一会儿又能够睡着。就这样，他被人们喊出了一个绰号“鬼才”。就是这个“鬼才”，还有一个“篮板王”的绰号，就这么个贪玩的家伙，还被学校老师打包票，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命呢，补习也不止是补习了一次，才考取了这么个中专。读一所中专也就算了，还一个劲地生病，这都是中了哪门子邪了。虽然从我这个家族的整体来说，李仕旺和李宝旺这么厉害，我是高兴的，但是，真要个体拿出来比，我还是有些不服气的。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老师给李宝旺打包票的话，才说出来不到两个月，我三叔的大儿子又考取了本科。可别小看了这中医学院，而且是我们江西本地的，虽然不如北大清华，可他是应届考取的，而且在那年代，就是多少读过补习班的人，要是考取了一所学校————————无论是中专还是大专，那都是无上光荣的，更不要说是考取了本科。

是啊，未来的世界，确实属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我们一个家族，包括我在内，就有六个男青年走在高考成功或正在走入高考成功的路上。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我们都将从农村为起点，通过高考这个美好的平台，走出狭小的世界，我们也将改变祖祖辈辈的命运，到更大的地方去，经风雨见世面。我们将在更大的平台上，见识更加未来世界无限的美好，无限的精彩，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每每想到这里，我还是会一阵激动的。可是，我想到我自己的病，我心里又是萎靡的。要不是这病，我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必将是施恩美好的。

四叔笑眯眯地对我说：“这不，我顺便到教育局有点事情，就给他把录取通知书带回去。”

我心里一震，内心一阵激动，啊，真是“洞里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啊。就这四天，我突然发现这人间还是很可爱的。我到了上海开了眼界，我的堂弟又考取了正儿八经的本科。这都是发生在这四天的时间。我不想死了，就是有人逼我，我也不想死了，至于身上的一点小疾病，我想迟早也是可以治好的。啊，真是阴差阳错啊，要不是在黄浦江边有人拉住了我，我说不定现在就在黄浦江喂鱼呢。想想都觉得十分后怕啊。不是嘛，要真是我在上海跳江了，而与此同时，而在江西，我的堂弟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对于我们这个家族来说，到底是痛苦还是幸运，那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啊。

四叔随身从口袋里掏出我同班同学写来的信，他对我说：“喏，你的同学来信了，你自己看看吧。”我看了才知道学校其实对我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其实他们对我还是挺挂念的，毕竟，我自己也算是为了学校做出了一点工作。1984年九月份以来，我不仅仅是演过几次相声，也曾经为学校的运动会画过一次大型的宣传海报，那海报也深受大家欢迎。当然，还得说学校对我还是有恩情的，为学校做过事情的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我都离开学校这么久了，快四个多月了，学校还能够这么尊重我，我真的感到意外而惊喜。

我掏出身上带的一盒非常便宜的香烟递去，说：“四叔啊，你抽烟吧。”四叔推开我手说：“不了，我已经戒了烟了。”我有点不信，抽了四十年烟的四叔竟然也戒烟了。看着我不解的样子，四叔说：“虽然我家有责任田，而且我自己也有工资，可我三个儿子，现在都读高中，这不赶上了高考的好机会，这老大和老二看样子都是读大学的材料，老三还读初中。”我知道，四叔的大儿子在重点高中，年年都拿奖状回家的。二儿子也很厉害。

我说：“四叔啊，我们坐三轮车回去吧。”四叔说：“我骑了自行车过来，喏……”他用手一指五十米开外，那里还真有一部自行车。我说：“那好，那你骑车回去，我去找一辆三轮车回去了。”四叔说：“你不知道吧，现在那种三轮车淘汰了，不过价钱也涨了，这样，我用自行车带你回去吧，省钱。”我说：“四叔，你都……”，我本来想说四叔年纪太大，我又怕四叔听了不舒服，换了一句话说，“算了，还是我带你吧。”四叔愉快地说：“那好，我们回去。”

到家了，爹看到我骑自行车带着四叔回来了，赶忙走过来，说：“哎呀，儿啊，你这是从哪里来啊。”按理，到了这个时候，我爹完全可以说：“你不是总是乏力吗？你怎么都可以用自行车带人啊。”可是，憨厚的爹没有说这话，他甚至连那被我拿走的一百元钱都没有问。他只是赶紧从屋内拿出刚刚从菜地里拔回来的甘蔗递到我四叔面前，说：“哎呀，老四啊，你真有本事啊，他是让你找回来的吧！”四叔说：“我哪里有那个本事啊，是他到了上饶，他自己走回来的。”爹说：“什么什么？从上饶回来，上饶到我们这里好几百里地呢，他怎么能够走回来。”我说：“爹，对不起，我不是走回来的，现在这社会有谁走几百里地啊，就是你们年轻的时候也没有人走几百里地啊。”爹笑着说：“我说的呢，怎么可能走回来呢，快，让我去喊你妈回来。让她给你烧几个荷包蛋吃，哎呀，我的儿啊，你走的时候也不打一声招呼，吓死我了啊。”我忙问：“妈去了哪里啊？”爹说：“哼，说起这个事情啊，还不是为了你啊。”我看见爹说话还绕这么大的弯子，以为妈出了什么事情，我一脸紧张地说：“爹，妈到底干什么去了？”爹说：“这不，你这病有看不好，后来人还找不到，我们就听了乡亲们说的，我们都信了耶稣基督。今天是礼拜天，你妈在做礼拜呢。”我说：“我以前就说过，无论是我，还是三叔四叔，都反对信耶稣教，你们为什么还要信耶稣教啊？”爹说：“不和你说了……”他一边走，一边甩下几句话，“你，还有他们，你们谁想得出还有更好的办法，坐祟不是也坐了吗？有用吗？”最后几个字，几乎听不见了，爹跑得很快，猜得出，对于我的突然回家，爹是多么高兴啊。毕竟，他的儿子没有走丢，而且还算是闯码了一番世界又回来了。

1985年的下半年

堂弟李仕旺的谢师宴，没有赶上，他已经去南昌读大学了。我们兄弟就是这么阴差阳错，虽然我们不是同胞兄弟，可是我家两兄弟，我的大哥比我大出十五岁，其实也玩不到一块，而我和仕旺，我们的年纪很接近，只是相差几个月，要是我前几天在家，我一定会抱着他转几圈，才能表达我兴奋和祝贺的心情。

我觉得现在在家里看病，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再说，无论是住院吃药还是信迷信，逆或是针灸坐祟，都是劳而无功的，我觉得，现在该是读书的时候了，于是就打起精神，也去了南昌，我还得去卫生学校啊。

从九月十五日到南昌，我继续和我的那个班级读书，学校对我是十分宽大的——————在1985年的上半年这一个学期，我有两个多月都没有读书，学校不知道是考虑到我之前说相声既积极又效果好，根本没有让我休学，而是继续跟班读书。可是，我那轻度的焦虑症或者说是轻度的抑郁症还在继续着，我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的病情，所以，我的专业课程是很难跟得上的，因为我这一阶段的心思完全不在读书上，我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彻底根治我的肝炎————————这个早已经是子虚乌有的肝炎。不错，这一阶段，我的饭量仍然是不大的，而且，我和上半年一样，一直是十分喜欢卧床的。学校的仁慈，到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忆犹新。学校方面对于我的放任自流和早上不上早操，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谁会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去上早操。我的思想一直处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状态之下。就是这样，我都坚持不了，虽然是因为抑郁和忧虑所导致的，但是我的乏力是实在的，绝对不是无病呻吟。没有谁能够给一个长期抑郁，长期不太吃饭，长期卧床的人一个好体力。我的任务除了有一半时间听老师的课之外，就是收集一些报纸和消息，看看哪里有没有治疗“我的肝炎”的医院或者医师。这“我的肝炎”为什么打引号，因为这时候的身体，早已经和肝炎没有半毛钱关系，无力是因为抑郁，常想睡觉也是因为抑郁，精神不振还是因为抑郁。我在“我的肝炎”这条路上还能够走多远，我不知道，天也不知道，地也不知道，神仙都不知道。从十月份开始，我的一些科目考试，已经有不及格的了，可那些老师，不知道是特别喜欢看我说的相声，还是他们本来就仁慈，对我的不及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及格就要补考，他们对于我的补考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这样，我还觉得不够，我不但没有一点感恩老师照顾的形象，而且，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是躺在床上，我的人物就是看报，看报的任务，就是搜集治病信息。终于，在1985年十二月份，我从一份《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消息：福州空军医院用穿刺的方法来确诊肝炎类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这一报道，到底是实还是虚，我现在都弄不清。是的，三十七年之后的今天，我再次百度了福州空军医院，确确实实就在那里，就在福州市闽江大道旁边。对的，就在那里，附近有一个地方叫做洪塘妙峰禅寺。(FUJIAND DDOGNTIAN ,DUIYU JXDE REMEN LAISHUO ,S DUOME WENNUAN A ,DUIYU FUMULAISHUO ,WUYI SHIxues雪上加霜啊)

反正，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一趟福州之行，又白白浪费了我家里的五百元钱——————住院二十天，加上来去的路费，我花了伍佰元钱，这对于一个依靠种田度日的人家，对于我父母都是一笔极大的开支，甚至是一次极大的犯罪。那时候的五百元钱，是不是相当于2022年的五千元甚至更多，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些文字可以换回来十万二十万元的财富，也换不来我对于父母的歉疚和不安。可惜，我的父母最早的已经是2007年走了，我的父亲也已于2014年走了，什么也挽回我对于父母的忏悔。是啊，是我折腾让父母备受煎熬啊。

起初，我看到这则消息，真是觉得相见恨晚啊，其实，以我浅薄的医学知识，不要说是分清肝炎的诊断，就是再简单的东西我都不辨真伪，可那是寒冷的冬天，我在江西十分寒冷，我甚至有一份想趁着寒冷的时间到福州去过一过冬天，算是在福州度一个寒假，就是这样的条件，竟然不顾父母的辛劳，异想天开地想着福建一定能够让我的疾病很快好起来。因为这时候，我完全没有把我身上的疾病和抑郁症挂上钩，而是越来越对号入座，把我自己的病作为迁延性肝炎来看待。每当我从那些有关肝炎的书上翻看到“迁延性肝炎”这一条的时候，我总是自以为是地点头，自以为是地念叨着：“对啊，对极了，我现在得的就是迁延性的肝炎，我真是聪明啊，虽然只是读了两个多学期的医学，可还是能够自己给自己看病，甚至是可以看大病。”天啊，这种自以为是的毛病，不但是害了我自己，更是害了父母和家人。是啊，那时候，我原本的成绩早已经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在专业上，我因为一心总是挂念着自己的身体，我的学习成绩一般都停留在班上的最后三名那个层次上。除了第一学期学的语文课（用大学语文做教材），我考过第一，其他时间，我连前十都没有沾过边啊。我当然感到很羞耻，但是，这就像是犯过的错一样，好歹可以通过自己的笔表现出来，我的意思只是想对过去日子表示无限的后悔，对于父母的十分忏悔。没有其他意思。

我写了一封信给故乡的父母，说的就是我的身体还不行，而且我看到一则消息，说那里一定能够看好我的病，那口气，好像还是帮助父母摆脱了困境，好像还是替我父母找到了一所非常好的医院似的。其实，后来看这件事，这是一件十分无聊而且无理的事情，客观上是欺负父母的不太明白外边的世界，完全是把父母的劳动看的一钱不值。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家里伸手要钱。

我不知道父母看到的信的时候到底是什么表情，我想，他们的心情绝对是不好的，有没有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估计他们是有这个感觉的。

要是现在的条件，父母完全可以通过微信的手段和我对话，或者说服我放弃那些胡思乱想的错误思想，就算是说服不了，需要打钱给我，也是可以通过微信转账给我汇钱的。可是，那年代，微信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就是手机和电脑，不但中国没有，即使谈都没有人谈起，因为那都是还没影的事情。

可辛苦了我爹了，他坐车几经周折，才到了南昌，现在故乡到南昌六十公里的路程，那时候要走一百七十多公里。记得，那一次爹到南昌，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他好像一整天也没有一句话，只是把三百元交到我手里，然后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实在要去福州，我也拦不住，我是不能够陪你去了，你带上这些钱，好也是这些，不好也是这些。”这时候，按理，该是我流泪的时候，毕竟这三百元钱是我爹多少天的努力才能够挣下的啊。那时候一个刚刚工作的员工的工资，也就是四十几元钱，算是比五年前，就是比1980年稍微高一点点，可想而知，这三百元意味着什么。爹在那一天傍晚只是吃了一点点饭，就说不想吃了，我知道这和他的情绪有十分大的关系。

我和我爹来到我们学校围墙之外的一条马路上，我们又默默地走了几百米，就看见远处有一座小水库。爹远远地指了指那小水库说：“喏，那个地方，我和你妈去过的，那里的水很干净。”我十分诧异，天啊，这个地方我都很少到，只是去年刚入学的时候，天气炎热，我才到这里游过几次泳，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了。是啊，看样子，爹真的是来过的。爹看着我吃惊的样子，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前几个月，我和你妈，为了你的病，到过这里烧香。”我觉得爹的话不可思议。毋庸置疑，他们烧香肯定是为了我的身体，是用那些巫医骗子的方法治病，可是，就算是要烧香，在故乡就可以烧的，为什么要好几百里地赶到这里烧香呢。不等我开口问，爹接着说：“是啊，我怎么又愿意来这里烧香呢？是那个巫婆告诉我的。唉，车费饭费住宿费，一路奔波，唉，不容易啊！”说这话的时候，爹有点咬牙切齿，这可以看出爹对于巫医已经是有点恼火了，不再像以前那么崇拜了。我为爹的进步感到一丝丝高兴。爹既然来过这里，我为什么不知道。长这么大，我知道，爹的脾气有时候并不都是这么仁和的，有时候也会暴跳如雷的，可是，爹从来没有什么事瞒过我。那一次烧香，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我想，爹一定是担心我会反对他的迷信做法，才不得不瞒着我的。

爹住了一个晚上算是陪了我一次，第二天就默默无声息地回去了。望着爹的背影，我其实并没有多少感动，我毫不知人情世故地送走了我爹，望着那五百元钞票喜滋滋的。

福州毕竟是一个大地方，那时候福建毕竟是一个有好几个沿海城市的省份，在我的心目中，福建肯定是很不错的，所以，对于去福州，我还是有些忐忑的，虽然我一个人独自到过上海，可是我到福州毕竟是看病，我害怕的时候，就把这个消息和学校的笛子王子李燕华说了说。因为演出，李燕华和我早就熟悉，他比我大几岁，是职工中专的学生，是带工资来读书的。这人和我是老乡，但是不同县而已。他对我也很热情，他对我说，在福州，他有一个部队首长，是一个很好的人，要是入院有什么不方便，我尽可以找他。我说，非常感谢你。

买了火车票去福州，我内心既有兴奋也有渺茫，兴奋的是这一次很可能一步到位，一次性解决我的全部疾病，也担心万一看不好，我该是多么落寞啊，一直到这时候，我都没有为父母考虑太多，可见我那时候是多么的幼稚啊。一路上，见到福建的山，我的心里是多么兴奋啊，好像我不是来看病的，而是来游山玩水的。福建的山陡峭，有的地方就像是刀削了一样的。而且，越是向福州接近气候是越来越暖和，虽然我以前学地理课的时候，知道向南方走自然是越来越暖和，特别是冬天，更是这样，可亲身体验，那感觉是非常不同，那感觉深刻而难以忘记。

一路上，觉得穿着的棉袄太厚了，我把棉袄脱了，又走过好几百里地，觉得穿的夹衣也厚了，又脱了。反正，到了福州的时候，我只穿了一件衬衣和一个坎肩。从福州火车站下车，我直奔李燕华的首长那里，结果，那个首长很客气。坚决不收我送的一点水果，这个姓徐的首长说：“你一个学生，本来就没有收入，千里迢迢地来，还拿什么水果。这样，你留下来在家里吃饭，水果嘛，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点礼物。”我说：“那怎么行？我们素未平生，我不买一点水果怎么好最近您家的门啊，论年纪，您也是长辈啊。”他说：“怎么是素昧平生啊？我的那个兵，哦，就是李燕华，不是他介绍你来的嘛，这就够了。”我说：“哎呀，你要是实在不收水果，那您帮我写一个条子进医院就行啊。”他说：“哎呀，那是你说得客气，这有条子和没条子差不多，只是快慢的问题。现在的社会，开始变了，不是以前了，只要是你舍得花钱，进医院，是不难的。”我突然发现部队首长就是敞亮，说话这么直率，我真为自己遇到一个好人儿高兴。我说：“既然首长您这么客气，我吃饭就不在这儿吃吧。”那徐首长说：“你要是不吃饭，我可就不给你写条子了，你看着办吧。”我只好憨憨的笑了笑说：“首长，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徐首长说：“哎呀，你也不用总是一口一个首长地叫了，我啊，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了，现在就是一个不太管事的老头啊。哈哈哈，老头，一个老头。”我见过不少装腔作势的人，可眼前这人竟然这么坦诚，着实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带着三百元钱和那姓徐的首长的介绍信，我忐忑地走进了福州空军医院。与其说这是三佰元钱，倒不如说这是父母含辛茹苦的心血。刚刚办完了入院手续，我被安置在二楼四号病房的21床位。我走进病房，和我同一病房的是一个空军战士的家属。还有一个是参军才半年的飞行员，这人长得和铁塔似的，皮肤黝黑。我一听他那京腔京韵的味儿，就认定了他是北京人。他果然是北京人。我想：空军不是身体素质都很好吗？怎么？他们空军队伍里的人也会生病吗？他们都用很惊异的目光打量我。我这时候，本该为我花了父母的钱而心疼。可是，我却不是这样，我好像为自己可以轻易地找到部队首长，又轻易地住进了许多老百姓想住而住不进来的医院而自豪。当然，在我后来看来，这哪是什么自豪啊，这就是地地道道的瞎折腾，是折腾父母的心血，是折腾父母的福寿，是折腾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钞票。我刚躺下，那个飞行员就对临床的大叔说：“大叔，你们江西下雪了。”我这才知道这天气竟然有这么冷，我这才知道江西和福建在冬天竟然能有这么大的温差。是啊，此刻的福州，真是温暖如春，房间里不但感受不到一点点寒意，反而让我感到十分舒服。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把三百元钱血汗钱交给我之后的父母是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的。说实在话，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太多地关心过这个问题，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这所空军医院能够给我提供最新的最时尚最具有现代医学含量的治疗。

我刚刚住进空军医院的第一天，不少病号听说来了一个在读的大学生，都好像看什么新鲜动物似的围着我看。同病房的空军小弟弟说：“啊，你姓李，就喊你李大哥吧。你一个大学生，真算是有本事，竟然能住进我们空军医院。”我纠正道：“老弟，我可不是大学生，我只是一名在读的中专生，就连中专，我都还没有毕业呢。”那一脸黝黑的飞行员说：“嘿，什么大专中专，我也是从农村来的，这个啊，以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啊，反正啊，就现在啊，农村能够考取上一所学校，甭管他是中专还是大专，其实都一样，都是国家包管分配的，其实都是大学生。”我问：“北京还能有农村出来的人吗？”铁塔似的飞行员说：“多新鲜啊，你以为大城市都是城里人啊，上海人口比我们北京还多，可不也有农村人吗？比如崇明岛那块儿，可不都是农村人吗？”我一想也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和那些飞行员大哥都混熟了，跟他们下棋，跟他们打乒乓球，嘿，这空军医院还真好。里边还有游泳池呢。一提起游泳，我就浑身是劲儿，根本想不起来爹和娘的辛苦。是啊，一个可以在空军医院游泳的人，他的身体能够差到哪里去啊。折腾啊，糟蹋钱啊，这种折腾和糟蹋，就是过了快四十年的今天看来，我都感到是心疼的。再说，在那里住院，那开支可真不小。可是，这时候，想不明白的我，或者说犯糊涂的我，已经陷入一个奇怪的圈子，这个圈子让人总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总是觉得不够自信的状态。

第一天的下午，有医师来查房，就通知我，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做肝穿刺。这就是我从那《人民日报》看来的最关键的内容。第二天，我按照程序做完了肝穿刺，好像心里非常开心，毕竟我来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肝穿刺来进行精准的治疗，毕竟我做肝穿刺的时候，使用麻药的效果非常好，一点也没有感到那一块不舒服。可是，这事过了几年或者几十年以后想想，这哪是什么肝穿刺啊，简直就是一场玩世不恭的儿戏。我一个肝病早已经好了的人，我一个因为焦虑过度而长期卧床以至于体力很差的人，居然不从解除焦虑方面想办法，却要对好好的肝部硬生生地来那么一下子，对我这个身体的解毒器官穿刺一下，让这个毫无炎症的器官深深的挨上一根长长的针刺，那是多么荒唐，多么奇怪，多么无知，多么浪费钱的蠢事啊！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和我还是非常陌生的医师在推进他们那长长的刺针的时候，那神秘的神态。虽然说是盼望做肝穿刺，可是，真当我推进检查室，医师全副武装准备给我穿刺的时候，特别是看到那么长的穿刺针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医师赶紧安慰我说：“你放松，再放松，其实没有什么好紧张的，这肝穿刺啊，说白了就和打屁股上针一样的。”一旁的护士也赶紧用那带着福建口音的普通话说：“是啊，是啊，这其实就和肌肉注射差不多。”在他们的鼓励下，我真的放松了很多。我都感觉是，其实穿刺并不痛，毕竟是有麻药在起作用，倒是打麻药的时候感到痛。麻药针刚刚扎进去，只是一点点疼，往里推麻药的时候，我感到是很恐惧，也是最疼的时候。

其实，穿刺之后，我的检验结果是好的。我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作为老乡的大叔问过医师，他说：“那个和我同病房的小伙子，他的检验结果怎么样啊？”医师说：“哦，那个是你老乡啊，从穿刺看来，他的情况挺好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虽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是，无论是在教育还是在医疗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开始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有的地方，一切向钱看的心态非常浓厚。要是在以前，只要是检查结果较好的，医师会主动让病号离开。而那时候，医院包括医师，只要是患者自己愿意住院，医师并不会让患者出院，当然，医师让患者出院的情况也是有的，那就是患者濒临绝境，快要影响到医院的名气的时候，医师和医院才会主动让患者出院。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稀里糊涂地在福州空军医院治疗了二十天。当然，那效果其实和看巫医没有什么两样——————————-既无恶化，也无好转。继续治疗已经没有什么必要，毕竟，连医师都感到这是在浪费钱，因为根本没有一点效果，继续治疗其实也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带去的三百元钱很快就用得差不多了，检查费，住宿费，药费，治疗费，哪一样不需要花钱啊？再不出院，我担心连回家的路费都将没有的。我向医院提出要出院，当然医院也不劝阻，毕竟，我这样的治疗效果，他们也觉得不出院其实就是糊涂。

去的时候，我是越走越舒服，毕竟一路向南是多么温馨和暖和啊，可回来的时候，我是越走越冷，越走越惆怅，毕竟，带去的钱，或者说爹给我的血汗钱花光了，可治疗其实是毫无进展。我不光是感到寒冷，更多的是愧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混蛋，花光了家里带去的钱，弄出的结果是空手而回。经过武夷山，经过鹰潭，我似乎闻到了过年的味道。鹰潭开始下雪了。这三百元钱花完，我得到的一个人生体验好像仅仅感受了一次南北温差的巨大————————在福州穿衬衣，到了江西却下起了雪。这时候，是我的人生最为狼狈的时候，我在1985年的年末竟然要拿这样的一地鸡毛迎接1986年的到来。我从这皑皑白雪里，突然想起了两个人来，那两人就是老作家张天翼在《包氏父子》里写的人物，他们其实就是包氏父子。我想，难道我就是那个喜欢瞎折腾的小包吗？我父亲就是那个可怜可爱又可悲的老包吗？可我以前一直是一个乖巧听话而且颇为懂得孝道的人啊，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吗？

1986年

从福州回来，离过年就只有三天了。我见到了我的堂弟——————李仕旺，他已经在江西中医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了。我这时候好像没有总是沉浸在“伪肝病”的恐惧中。我和堂弟下棋，偶然也和四叔的两个儿子一起玩。四叔的两个儿子也是不错的。四叔的大儿子在江西警察学校学习，他的第二个儿子，这时候在县城的重点高中学习，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应届就可以考取本科的，还有一个学期就要参加高考。我，李仕旺，四叔的大儿子，二儿子，我们四个人一起打乒乓球，有时候也打麻将。不过，那时候的所谓麻将，还没有后来的那像模像样的麻将，只是那种窄小的纸牌做的麻将。有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展开象棋车轮战，不亦乐乎。这时候，我的精神状态好像好了很多，我感到的“伪肝病”好像并不明显，也不太总是躺在床上了，活动多了一点，所以，胃口也好了一些。

可是，过完元宵节，我们几个人又要上学了——————上大学的，上中学的，反正是各奔前吧。

到了卫校，我的身体还是感到全身无力，那是因为我总是以为自己的“伪肝病”还没有好，所以，总是茶饭不思，于是，又慢慢乏力，食欲差了。学校见我经常是缺课，从1986年的三月，到这一年的五月，我几乎在上课的时候，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其实，学校对于我的情况，并不是不知道，因为我的抗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在这段时间几乎是一个星期只是上十四五节课，也就是说我平均每一天只是上三次课。学校对于我已经是非常宽大了。可是，就是这样的日子，我都无法坚持了，我总认为我身体不好，总是想到去私自找一点什么药来治疗自己的病。有一次，我来到南昌街头，看见八一大桥旁边的一根电线杆子上等着一则广告，说是某某地方有一个治疗慢性迁延性肝炎的药方。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就是一个身体很健全的人，什么迁延性，什么慢性的，都统统见鬼去吧。可就是因为我过于紧张而导致抑郁，我身体总是乏力也是事实。结果，我按图索骥，找到了那个所谓资深医师那个地方。我看见一个暗黑的办公室里坐着一个根本没有医师气质的人，这人从穿着和气质来说，其实就像是一个江湖骗子。可是，我那时候已经急于求治而变得有点失去理智了，我明明知道这个人的药很可能就是假的，可是我却还要掏钱去购买。等我付过三十多元钱给这个土里土气的人的时候，我从他的手中得到的是几十个很像是小煤球的所谓药。对，那药丸其实和鹌鹑蛋那么大，所不同的是鹌鹑蛋是白色的，而那药是黑乎乎的，像极了煤球。等我带着要回到寝室去吃的时候，我对它更加没有信心了。我到了一杯开水，拿出那鹌鹑蛋一般大的“煤球药”，我小心地掰开了一半，直往嘴里送。我尝到的滋味是这药不苦也不甜，其实真有点味同嚼蜡的感觉。三天之后，我知道这三十元钱又是打了水漂。那时候，对于爹娘的钱我真的有点看做是粪土，我一点也不珍惜。我并不在乎浪费了三十元钱，只是恨这药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我有点绝望了。我又一次请了四天假，要回到三百里地（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水路纵横，故乡到南昌的一百里地就得是三百里地的汽车路）外的故乡去，其实回到故乡没有一点其他的事情，无非是问家里要钱。爹娘又给了我一些钱，对，是100元钱，就是一百元钱。四天之后，我要回到学校，那时候我的一个伯母因为耳朵不好，他的女婿带她到南昌去配一个助听器。其实他的女婿就是我的小学老师，老师叫做吴健民。吴老师当时其实也是在南昌读书的。那么他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什么还要读书，他后来调动到了石口中学，中学里有送教师到大城市培训的任务，这样，吴老师就得到一个难得的培训机会。我和吴老师在南昌走了几家店，给我的那伯母配好了助听器之后，我就回到了我的学校了。那时候，我郁闷的心情又开始泛滥了，我总是感到体力很不好，所以，我还是怀疑我是不是肝病还没有全好。其实，稍微想想，这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如果真的还有肝病，从1985年的三月份，到1986年的六月份，这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怎么能够有这么好的预后，怎么会不进一步加剧呢。所以回过头来看，我那时候是多么的幼稚啊。

我已经悲伤了到了极点了。是啊，已经是1986年的六月了，我们公卫十三班已经在读第四个学期了，离开下半年的实习时期也邀不了多少时间了。可是我这身体，更严格地说来，是我的精神状态极差。我一天到晚的感觉就是乏力，极度的乏力。这时候，我可以想象，是我的爹娘信耶稣信得极为起劲，极为积极的时候。他们无论早上还是晚上都拿起一本圣经在认认真真地念叨，很像是一个刚刚启蒙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唉，我只能遥怜他们的用心良苦。是啊，他们那么热情地信耶稣，或者说他们那么糊涂地信耶稣，可我一点也不信，我不但不信，我还十分反对这样做，这样的各自为政，这样的离经叛道，我不知道我们一家人的信仰能有什么用处。不过，那时候，我后来根本不怜惜他们了，我想，我自己都常常超级乏力，我自己都顾不过来，我还顾得了爹娘吗？他们要信就让他们去，我也自顾不暇，那真是爱谁谁啊。

终于，我又要出走了。也许这一次不像是区上海那样，我可能去了一趟就真的不会回来了。我也许就会在某个大城市消失掉，我会在某个大城市彻底消失掉的。我终于选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北京。我后来想，这些大城市是不是和我有天生的仇恨，是不是我骨子里就要和大城市过不去，死都要死在大城市。其实，这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后来，有个叫做旭日阳刚的组合，不也有这个思想吗？你听，他们的歌词里就有要死在大城市的思想：“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我请把我埋在，埋在这春天里。”好在后来旭日阳刚组合也算是发达了，至少是发迹了，所以，他们后来才不想死在这春天里，而是在北京的春天里活得活色生香，活得有滋有味的。

哦，对，我选择了三天，真的不夸张，我真的选择了三天，我想死在北京。上次到上海走了一圈，并没有死在上海，并不是我怕死，并不是我不舍得死，实在是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病”应该是可以治好的（为什么中写到这里我才给病加一个双引号呢，因为到了这时候，我的所谓的病并没有发展，说明我根本就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完全的思想高度紧张引起的，所以，严格地说，那根本就不是病，或者说的一种假的病。）

是啊，一个人要是想死，为什么不死在大地方呢，死在小地方多么没有意思啊，既然都不想活了，所谓死也要作鬼雄。就要死在大城市。不然不是白死了吗？我揣着爹娘给的一百元钱，严格地说，这时候已经没有一百元了，毕竟在学校吃了几天的饭，我只剩下了八十五元钱了。我得用这个八十五元钱好好地找到北京去，我还想找一找相声前辈，相声大师，相声大佬姜昆，我得在死以前见一见我梦寐以求都想看到的艺术家姜昆啊。

对于姜昆，其实我以前是梦见过的，对了，就是我在省卫校的第一次说相声之后的那个晚上，我梦见了我久仰的相声大师姜昆。虽然我知道，我想见他，可他不一定想见我，甚至一定是不想见我，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人，可是，我对他已经崇拜了好多年了，也许就像是我爹娘崇拜耶稣，崇拜基督一样吧。

我至今还记得我从学校到南昌火车站的事情。对，我就是打算从南昌坐火车去北京，然后到北京看了看，说不定还可以看到姜昆呢。只要是看够了，我就可以死了，就可以离开这个给我太多磨难的世界，我就可以摆脱浑身乏力的痛苦了。什么？你说我这不是磨难？放你的狗屁。你自己来试试看，看看是不是磨难。我先是断根通知书，等了快两个月，最后通知我，说是分数提高了，我又是白等了。我就是到补习班，我也是浪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别人都到了补习班，我一直在等通知书，结果我耽误了半个月的学习时间啊。1984年，我终于考取了，我居然把录取通知书给弄丢了。什么我没有说过，对，我是没有说过，但是我得诅咒我那个丢三落四的毛病，1984年我真的把通知书弄丢了，那时候，考取都不容易，就像是范进中举，我可高兴坏了，可没有见过世面的我，以为通知书丢了就是失去了上学的资格，几乎把我吓死了。后来长辈们分析，哎呀，你考的是国家的学校啊，又不是私人开的什么草堂班子，国家说话是算数的，丢了通知书怕什么，那不过是一个形式，啊一个凭证而已，国家怎么会不留底跟呢。既然留了底根，丢了也就丢了吧，用不着那么害怕，我才从极度恐怖的状态“起死回生”了。终于到了学校，还给大家说过相声，可是，就在我一帆风顺的时候，我居然生病了，唉，要怪啊，就怪那个该死的摘帽地主分子。对，就怪他。在去北京的那个晚上，我想的就是这些，真的，我可以上苍天发誓，我想的就是这些。坎坷啊，太坎坷了。可是，我坎坷来坎坷去，最后想的居然是想到北京去自尽。你说悲催不悲催啊。

对，我怕从学校到南昌火车站就是坐了14路公交车。大家看看我这个倒霉的运气，就连坐公交车，也不给我一个好车次，14路，14怎么念啊，不就是“幺四”吗？“幺四”不也是“要死”

的谐音吗？去你妈的，我咒骂着，要死就要死，幺四就幺四，管他呢，反正我一个快要死的人了。要死怕什么，死了倒是解脱。

我刚想买好去北京的火车票，突然，我转念一想，对啊，我从南昌去北京，中途要经过湖南岳阳市，我为什么不在岳阳下车呢，既然出一次门，何况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次出门，我为什么不U盾OK安一个地方呢。再说，岳阳市，是范仲淹写过的《岳阳楼记》所表述的地方，既然我路过岳阳，我还是干脆先到岳阳吧，在岳阳看看也是好的，去领略一下祖国的河山，再说，中途休息一下，也省得一路坐过去，太疲劳了，我本身就一天到晚乏力，乏力，极度的乏力，我为什么不中途歇息一下呢。于是，我还是先买了到岳阳的火车票。

到了湖南岳阳，我已经非常开心了，像我这么一个要死的人，像我这么一个想找死的人，能够活着都是一个奇迹，我居然还可以到外省的一个地级市看看，那不是垂死前的幸福是什么啊？我那时候满肚子的舒服，不，不是舒服，应该是满肚子的幸福。我找了一所很便宜的旅馆住下。我知道，我口袋里那一点钱其实就是我的寻死经费，这寻死经费可不是好玩的，而且，这个寻死经费还是那么紧张，要是不好好地盘算，连寻死都会办得很不完美，那真是不得好死啊，那才痛苦着呢。我在旅馆里想的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在岳阳旅馆，我居然遇到了一个当时快六十岁的大叔，他说他是部队的一个团级干部。我心想，一个部队首长也住这么便宜的旅馆吗？世上真有节俭的人啊，其实，那个时候，如果我有这位首长百分之一的思想，也不会瞎折腾，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浪费家里的经费啊，更不会想到什么“寻死经费”足不足的事情了。我就得珍惜机会好好地读书啊，就得珍惜这打拼了多年，通过补习，通过复读才得来的读书机会啊，可是，那时候我就是这么糊涂。

第二天凌晨，我迷迷糊糊地听见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啊，哪里来的锣鼓声啊。难道我要寻死，这些人也不让我好好地死，还要敲锣打鼓地笑话我吗？唉，人啊，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啊。我胡思乱想着。

其实，那锣鼓是因为那一天是阴历的五月初五，岳阳是龙舟赛最为盛行的地方，所以，那一天在岳阳市下水的龙舟真不知道有多少啊。再说，岳阳楼的下面就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进行龙舟赛是非常理想的地方。我本来还想找一个地方看看龙舟呢，可我一想到自己出来是寻死的，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看龙舟啊，再说，这“寻死经费”本来就不多，还想看看岳阳楼，哪里还有余钱看龙舟啊。算了吧，忍忍吧，我安慰着自己。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到了岳阳楼。在岳阳楼，我看到许多名人的诗歌被装裱得金碧辉煌，有的直接就是被用石刻的形式在那岳阳楼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原来以为这岳阳楼只是有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没有想到的是，岳阳楼竟然有那么多古代的文人墨客都到过这里，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又一次感到悲催，我想：可惜我是一个想死的人，要不然，我来到岳阳楼，是多么开心啊。唉，痛苦啊，这都要死的人了，看了不也是白看吗？

其实，在岳阳楼，我遇到了一批矮小的人，我开始以为是广东还是广西这些中国南方地区的人们，因为我的感觉是，越是往南方去，人一般都要矮小一系，可是，这叽里呱啦的声音，特别是那个什么“撒用拉篮”，让我明白了这是一批日本人。

我又是一阵悲催。我想，在我要死以前，我遇见谁不好啊，为什么非要遇见日本人呢，说实话，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日本人。世界上的坏人多了，比如美国人，比如以前的八国联军，那八个国家的人，在我看来都不是好东西，可再坏也比日本人好一点。这是我那个时候就有的想法。我恨不得扑上去给他们一个人一巴掌，为什么不给他们一巴掌呢，我怕谁？我有怕什么啊？别人的也不许不敢，也许害怕，可我不怕，我一个快要死去的人怕什么啊。我什么也不怕，哦，不能够说不怕，我只是怕我一个人寡不敌众，我怕的只是打不赢这么多人，这一批日本人起码得有二十多个啊。

算了，不和他们计较了，反正，他们就是再坏现在也坏不起来了，再说，他们也许不是日本最坏的吧，毕竟他们还花钱到中国来看看呢，来看看不就是表示他们对于中国还行。

我看过了岳阳楼，随便到岳阳最繁华的地方转了转，就到火车站买票，我得买票到北京去啊，我这次“寻死计划”的最终目的地是北京啊，而不是岳阳啊。

上了从岳阳到北京的火车，我好像就有了一点好运气了。那是一辆从贵阳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是一辆特快列车。说是特快，也只是那时候的概念，在现在来说，它不要说是和高速火车比不了，就是和动车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的。不过，还好，我在这火车上竟然遇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贵阳女孩。对，后来的一个大叔和这女孩的对话确定了这女孩真是贵阳人。大叔问到女孩从哪里来的时候，那女孩说是从起点站上车的，起点站不就是贵阳吗？我长这么大，虽然是在舞台上算是有人追捧，可是，一下了舞台，我好像并没有什么好人缘，班里多少同学都谈了恋爱，可是到我这里，竟然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我不就是脸黑一点吗，脸黑一点算什么啊，可我自信对我的才华啊。就像是一首歌里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可我这命不好，也许是因为我生病吧。不但没有一个女孩子追我，个别的女孩还对我避而远之。我真是郁闷死了。没有谈过恋爱的我，看见那么漂亮的女孩，我真的有点激动。我开始胡思乱想了，要不是这该死的病，看见这么漂亮的女孩，我就想和她郎才女貌呢，是啊，这个时代，能够把相声说好的人多吗？不多啊。

唉，还想女孩呢，活着都不容易，还想女孩，做梦去吧。迷迷糊糊的，火车开到了河南，我以为那个贵阳口音的女孩迟早会下车的，可是，一直到了河南地面她都没有下车。那女孩到底有多美呢？这么说吧，我这支笔实在是功力不够，还无法表达这女孩的美丽了。在迷迷糊糊中，我做了一个梦，我居然就梦到了这个见面才十个小时的女孩。我在梦中……算了，不好意思说了。就把它留在我永远的梦中吧。

一路向北，我想，快要到华北平原吧，华北平原很快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哦，那个不会是张嘎子的故乡吧。我一直想着小时候看过的电影《小兵张嘎》，我一直留恋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我知道他的故乡就在这华北平原。白洋淀，啊，对了，白洋淀，也是一个美丽的北方。我小时候总是听说，北方比较缺水，我坐在火车上仔细看，北方确实比较缺水，我所看到的的那些渠道，那些河沟，很多都是干涸的低洼处，许多都是没有水的。

一路向北，气温越来越舒服，真的，北京的夏天，或者说北京的端午节是更加舒服的，端午节的时候，南方已经开始炎热了，但是北京的气候，夏天是很美很舒服的。

我至今也清楚地记得，我是在六月11日到的北京，是啊，这一天对于我后来，甚至是后来很久的日子来说，都是光荣和值得自豪的。对，6月11日，就是端午节的第三天。虽然我到北京去的目的有点猥琐，甚至没有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担当，而且，毛主席说过：“不到长城非好汉”，从这一点来说，我也是感到后悔和窝囊的，以至于我后来常常感叹:毛主席的话真是非常灵验啊。为什么我后来最好的年华之中，除了文学取得了一些成绩，而政治上真是参加了一场“龟兔赛跑”的似的，我无论是见的世面，还是业务工作，都超过甚至远远超过我身边的人，可是，我却多少年都原地踏步，真让我感到无语到了极点。不就是因为，当年，对，就是1986年，那一次，也是第一次到北京，我没有到过长城吗？

我到北京是在晚上，我真的有点紧张，这个向往过很久可是又恨陌生的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会给人恐怖吗？还是快乐。这该死的晚上，虽然北京火车站的晚上一般都是灯火通明，可还是不如白天来得更加透亮。但是，北京人给我的印象挺好。那时候，有几个北京姑娘在火车站拉客。怎么样拉客呢?就是操着地道的北京话，说：“小同志，到我们那儿去住吧。”那时候，同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通行的，不像后来，同志几乎被师傅，先生等等称呼给完全取代了。北京的人确实个头高，就连女人，姑娘，都是高高大大的，这特别符合我的审美标准。我就喜欢看高高大大的人。当然，女人要是高过了一米八，其实就不好看了，甚至是很不好看了。

跟着北京姑娘，一路上走街窜巷，我很快就到了她们所说的旅馆。我到了才知道，这哪里是什么旅馆啊，这分明就是北京人拿来居住的地方嘛.。对，这就是后来邮票上印发的“北京民居”。四合院，正宗的四合院，我原来以为到了北京都是住高楼大厦，可北京民居可不这样，都是一层的房子，四四方方的，挺美，我喜欢听北京话，喜欢看北京人，其实我更喜欢看的就是北京民居。如此说来我对于北京是真的喜欢。可是我一个寻死的人，跑到北京来寻死，我觉得好像是对于北京的侮辱，甚至是给北京抹黑。我住在北京四合院，对，我住在北京民居里，我开始翻来覆去地想：到了北京之后，我到底是不是该死呢，我要是该死，我应该怎么一个死法呢，是上吊，还是投河，还是跳楼呢。我突然又开始劝自己，还是先别考虑死吧。大老远来一趟，或者说千里迢迢地来一趟，怎么也得看看天安门，看看广场，看看毛主席纪念堂啊。唉，我觉得，我这几年的冤屈，我这几年遭的罪，我这几年的辛苦，应该向毛主席诉说才能够达到级别，才能够表达我的感情，才能够平复的内心世界。

我想得太多，想累了，我终于睡着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得还是很踏实的，毕竟，我在火车上睡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不踏实了，咣当咣当的，一路上哪里睡得安稳啊。到了北京，我过足了睡觉的瘾了。第二天，我一路上问，到底怎么能够去天安门，我想看看故宫啊，我还得看很多地方啊。好在，北京人都比较热情大方，我一路上都很顺利。那时候的北京就有了不只一条线的地铁。我记得，赶上人们上班的时间，前来乘坐地铁的人就像是潮水一样涌进地铁车厢。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比我晚一些的大叔担心挤不上地铁，对着地铁门卫的一个漂亮的美女高喊一句“姑娘，踢我一脚吧！”那姑娘还真的对着他踢了一脚，这才让那个人高马大的大叔上了地铁。

到了北京，我就忘记了自己是来寻死的，一路上先是看了毛主席纪念堂。原来以为那纪念堂需要花钱，没有想到，不光毛主席纪念堂不用花钱，连周围的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后来两个馆合二为一了）都是不用花钱的。这也正好合了我的心意，不然，我这一次从家里带到学校的这一百元钱（从南昌出发的时候其实只有八十几元钱）根本就不经用。我怀着十分敬重的心情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那毛主席遗体前面的两个高大的武警战士，一直还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到了革命博物馆，我看到了几样让我非常吃惊的实物。一个是绞刑架————-那是反动军阀张作霖用来绞死李大钊的恐怖物。还有一个就是晋察冀人民从事地道战打击日本鬼子的地道。这地道，可不是十米八米，我记得应该有三十多米。天啊，这么长的地道竟然也搬进了这个博物馆，我一直感叹：哎呀，是什么样的天才能够想出这么奇妙分办法啊？竟然连这么长这么厚实的地道也给搬到了博物馆。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国民党元老的书法，对，就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在其中的一个博物馆展出，到底是哪一个博物馆，我已经记不清了。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我党对于国民党的态度也在悄悄地改变，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于所有的国民党都是同仇敌忾的。

看了故宫以后，我就直奔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动物园的门票好像并不贵，具体是多少钱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要是门票贵了我肯定不会进门看的，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囊中羞涩啊。后来，姜昆和唐杰忠说的相声《虎口遐想》，那个狮虎山，我是看过的，确实是一个很高大的洞穴，当然那洞穴大得足够老虎和狮子活动。那时候，我看到动物园里一条河马在水里游泳，而且还一个劲的排泄粪便。惹得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外国女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知道是受了毛主席纪念堂的感染，还是看了北京的两个馆，还是作为人类和动物进行了一番对比，在北京呆了四天之后，我不想死了。我真的 不想死了。我总想：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再说，人作为万物灵长，为什么还不如动物呢，还要不懂一点脑子，动不动就想死呢。想死的人不是十足的懦夫吗？再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动不动就寻死觅活，不是太不值钱，太没有价值了吗？不要说是寻死觅活，就是随便闹出走，随便不告诉家里就往外走，都是人们所不齿的。我很想去一下万里长城的香山段看看，可是我没有钱啊，口袋里虽然不能够说是空空如也，可是，要买票回家肯定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到了我在北京呆了十天之后，我口袋里只有四元钱了。我记得那时候从北京回到江西好像也是需要二十多元钱的，对，就是二十多元钱。不对，好像是三十元钱吧。具体的真记不得了，至少是要二十多元钱的。

这时候急得我非常难过。怎么办？北京在这时候好像就是故乡常见的鱼笼，那种鱼笼是一种鱼儿只能够进不能够出的一种捕鱼工具。我现在好像也成了瓮中捉鳖了。去北京倒觉得并不难，我现在没有几个钱了，“寻死经费”已经只有四元钱了，这四元钱还是我这十来天省吃俭用才有的呢，不然我可能早就身无分文了。

我突然觉得，我这十几天好像陷入了一个怪圈：想死的时候，还是有点钱的，不想死的时候，可能却真的要死了。不是吗？现在，我虽然不想死，可是身上的钱没有了，我在北京只有三元多钱，其实连四元钱都没有的。三元多钱能够干什么啊？我得赶紧回家啊，不然会被饿死的。偷？什么？去偷东西吃？这是我想也没有想过的事情。一个人就是饿死就是冻死就是病死，也不能够去偷。一个偷字，是多么难看难听又卑鄙的事情啊。我宁愿饿死。毕竟，我是度过一点书的，我觉得，国家这么大，政府这么大，总不至于饿死人，总还是有民政部门的，民政部门不就是解决老百姓的基本困难？不就是要解决那些无依无靠而又生活无脚的人的困难吗？虽然我以前也有过非常短暂的辉煌，甚至还当着全校师生说过相声呢，可是我现在是一个穷光蛋啊，我是一文不名啊。三元多钱和一文不名不是一样的吗？还有什么区别啊。

我终于找到了民政部去了。那里有一个接待站。我到这时候才知道，哼，你这个随便就闹出走的人是什么玩意啊，还想找姜昆，谈都不要谈。不要说你没有钱，你就是有钱，甚至有足够多的钱，你怎么好意思见姜昆啊。姜昆大哥，姜昆大师是你这样随便闹出走的人相见就见得到的吗？哼，梦想，真的是梦想啊。是啊，逼上梁山啊，现在是不可能去见姜昆的，不要说是见到他本人，现在的经费足够紧张，不要说是够你找到你的多年的偶像，现在就是连找到姜昆那个单位，你这经费都是不够的啊。我这时候开始为我的出走感到后悔了。是啊，要是不出走，至少我身上原来有的八十多元钱，也许可以用一个本半月，甚至两个月，毕竟那时候在学校吃一个白菜或者萝卜这样的素菜，都是五分钱的，吃一份红烧肉也才三毛钱啊。

我终于开始挪用经费了，我要把本来用作寻找姜昆的经费挪用到寻找民政部救助站这一方面来了。那是一段“我的钞票我做主”的时期，我用了这仅存的一点经费，经过打听，经过转车，我终于找到了民政部了。后来，是亲爱的民政部给我开了一张从北京坐车到江西南昌的火车票，我才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

这十几天，我一直以为我的目标不至于那么快地被我爹娘知道，毕竟他们离开我读书的南昌有三百里地的汽车路呢，毕竟那时候学校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因为我悲伤极了的时候是不会被学校留下任何信息，也不会打任何招呼的。再说，那时候电话都非常少用，只有校长副校长办公室菜油电话，而且是固定电话，连学生科都英明电话的，所以，即使学校知道了我出走，也不见得会打电话给我家里，那时候，一个偏僻的农村，接一次电话都是非常稀少，非常困难的。可是，因为我的堂弟，我那个平时很像他来看看我的堂弟——————李仕旺，对买就送这个李仕旺，他几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平时我为什么经常想他来看我呢。从他所读的江西中医学院到我的学校并不远，再说，他是应届的本科，你想想，那个年代，应届可以考取本科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我这做大哥的考了不只是一次，也才考了一所中专。所以，这个堂弟要是能够来看看我，那是给我多大的面子啊。到了这时候，他在中医学院都快读了两个学期了，他都不来看看我，倒是两次我去看他。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他的时候，也就是我要出走的时候，这个家伙倒是要来。所以，我总是感叹，我就是世界上最不幸运的人的代名词。这下好了，李仕旺来了，发现我不在学校，按理，这老弟也该替我隐瞒一下，毕竟，他不知道我去了哪里，还有待进一步问问我学校。也许他是问了我的学校了，可是，他很快就给我家里写去一封信，说是我已经不在学校了，说我究竟去了哪里，连学校都不知道。这样的信发给我家里，要是让我那爹娘知道了，我估计他写的信就不是信了，那应该就是要把我爹娘的魂魄都要吓飞的原子弹了。唉，有了这个堂弟的原子弹，我的爹娘真的吓得一下子就瘫坐在地上了。

爹娘本来是要一起来南昌找我的，可是，我娘那时候突然又生病了。哦，对了，我娘突然是胃溃疡了，她又要去医院看病。这时候，对于我爹来说，那真是一辈子最痛苦最难捱的日子啊————————这一方面，我无辜失踪了，第二方面，我的娘有生病了。爹只好对我娘说：“孩子他娘啊，今天我就不陪你去医院了，你自己看病吧，我得去南昌找儿子啊。”爹一路奔波到了南昌，因为近年来的开支，他舍不得去住旅馆，只好借住在我同学的铺位上，然后，我的同学又到他的老乡那里挤一挤了。这时候，学校说：家长啊，人命关天啊，既然你大老远来找儿子，今天你就住学校给你安排的一个小旅馆吧。我爹说：“算了算了，你们这儿有同学给腾出了铺位了，我就不去住旅馆了。要是学校有心，你们辛苦辛苦，替我找一找我的孩子，好不好？”这样的事情啊，要是到了这几年，肯定是要向学校要人的，毕竟，人是从学校里丢了的。 可是，那时候的人都是这么朴实，就算是走丢了人，也不会马上咬上学校，就是后来也不会赖上学校的。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风气。

我爹在学校住了两天，还是打听不到我任何消息。我爹的心是越来越难过了。是啊，要是知道这么一个结果，还不如不让我这个家里的文化人少读一点书，还不如早一点让我去参加生产劳动，至少还可以早一点娶妻生子，早一点传宗接代，还早一点延续香火呢，更不可能闹出这人命关天的大事情来。唉，倒霉啊，真倒霉啊。爹这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些。

爹找不到我，就想回家。是啊，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这时候竟然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北京去。那时候还没有北漂一说，就算是有这么一说，我肯定不能够算是北漂，最多算是北逃。

一辈子都不抽烟的爹，这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盒烟，他想靠这烟来麻醉他自己。终于，他到家了，一盒烟也抽完了。三叔和四叔还有我大伯都纷纷跑过来问长问短。其实不光是我的亲叔叔亲伯伯，还有我那十几个堂叔和我的堂伯，都跑到我家来打听仔细。他们都说，找到人没有，找到了没有。爹这时候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是一个劲地摇头，一个劲地摇头。从爹那十分悲伤的外表来看，大家都替我爹，当然也替我捏了一把汗。大家纷纷猜测，说，上次我去了上海，这次会不会又是去了上海。有人说，哪里会呢，这次才带了一百元钱，他又不是从家里马上出走，还在学校呆了几天，估计只有八九十元钱，怎么能够去得了上海呢。所以，他们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猜我去了北京的。是啊，连上海都去不了，我那些钱怎么可以去北京呢。我在这期间出走去了北京，是他们大家想破脑子都不能猜的事情。

记得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到了南昌。到南昌的时候，虽然是国家给我的票，可是，到了南昌是真正身无分文了。我已经没有钱买票去我的故乡，虽然只有三百多里地，可是，我去得了北京，我却回不了家啊。突然，我发现了一张告示，那张告示上说，某某某，你从江苏来，到某旅馆来，我们在那个旅馆见面。后来，才发现那是一张故乡在江苏的人，因为在我的故乡出现了瓦斯爆炸而导致的人员伤亡而约好的接头告示。终于，我好像一个落水的人在大海中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我也估不了什么面子，我直奔那个旅馆而去。我向那来自江苏的车主解释了自己因为没有钱而回不了家的情况。他们也许在想，我是一个懵懂的青年，做事冒冒失失是可能的，所以他们也都很同情我，同意我搭乘他们的面包车去故乡。我就是这样到了我的故乡的。当我的脚落在我故乡的土地的时候，我的眼眶已经湿润了，我对他们书了不少感谢的话。因为我当时非常感动，所以，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因为是炎热的夏天，我当时非常渴，可是我没有钱啊，看着街上的一个棒冰店而不敢走进去。终于，我在身上的口袋里到处一摸，希望能够奇迹般地发现几分钱或者一毛钱。那怕是只有几分钱，我也可以买一根棒冰来解燃眉之急的。你说怎么就那么巧，我开始掏兜了，我本以为这比脸都干净的兜能够掏出什么东西来呢，要是这会儿我这全身的衣兜能够掏出钱来，哪怕就是掏出一个一毛钱来，那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谁能想到，我真的掏出了奇迹来了，我掏出了四个太阳从西边出来————————我那裤子的口袋里，哦，对了不是正面的那个兜儿，是紧贴屁股上的那个兜儿，那个平时很少去掏的兜儿里，竟然还有四毛钱，两毛钱一张的钞票，我居然找到了两张。 啊，四毛钱，对于此刻的我来说，那真是天降巨款啊。我赶紧拿出“巨款”的一半，隔着柜台递到那个不知道称为是美女还是丑女的姑娘——————-这个姑娘无论是身材还是皮肤，还是女人的曲线美，都是无可挑剔的，可是，这人的眉毛怎么那么难看呢————————那是十足的倒八字眉毛。 我在心里还狠狠地骂了我自己一句：“看什么呢？这时候你管人家是倒八字眉还是顺八字眉，你这会儿有冰棍吃就知足吧。”我从这人的长相想起了自己的人生，是啊，这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哪有顺风顺水的，比如我，看起来比我村里那些连高中都没有考取的人，那都不知道幸福多少。可是我的人生不也像是这个长着倒八字眉的人吗？要不是她这倒八字眉毛，那得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啊。要不是我生这样的病，我得是多么顺风顺水啊。

就在我端起冰水要喝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我三叔了。这时候，我能够在这个全县人口八十多万，县城有五万人口的地方看到我三叔，那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更准确地说，是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啊，都说娘亲舅大，父亲叔（伯）大，在城里这样并无一个直系亲属的地方，能够看见我三叔，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何况，我现在除了这刚意外得来的四毛钱，确实是囊空如洗。我看见三叔，说不定还可以问三叔要一点钱呢。三叔见到我也很高兴，我们几乎是要拥抱在一起。三叔说：“哎呀，孩子啊，你爹娘到处找你啊，他们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啊。”虽然这时候我仍然是很疲乏的，总是无力的，可我还是强打起精神、笑着对三叔说：“三叔啊，我这次到了北京。”三叔感到很吃惊，说：“哎呀，你说你，这边让你爹娘到处找你，那边你还有本事跑到北京去，你说你这孩子，哎呀，你这孩子……”三叔一个劲地感慨着。三叔点燃了一根香烟，说：“哎呀，要让你爹娘知道你到了北京，他们就是想破了头也不会找到鳖精（应为北京）去啊。”也许是三叔太激动了，居然把北京说成了鳖精。我笑呵呵地说：“三叔，不是鳖精，是北京。”三叔也乐呵呵地说：“是，我知道是北京，这不让你开眼了，是不是啊。哎呀，不管是哪里吧，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可把我们这些人给吓坏了啊。”我很好奇地看着三叔抽烟的样子，三叔原来是不抽烟的啊，现在年纪大了反而慢慢抽起烟来了吗？这也许是三叔的变化。现在，三叔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他的大儿子李仕旺已经在省里的中医学院读了将近一年的书了，而且，他的第二个儿子也马上就要参加高考，据说成绩也是还不错，虽然不如他大哥，大家都说这老二考一所大专是问题不大的，至少可以考取一所中专。其实，我这几个月从来没有关心家里的事情，总是把心思用在了自己的身体上。三叔不光现在抽烟了，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打麻将了。而我爹，却和他的三弟相反，爹原来是很喜欢打麻将的，可听说信耶稣的人不能够过于参加娱乐活动，所以他已经戒了打麻将了，已经有十个月从来没有摸过麻将了。我和三叔坐了一辆三轮车，回到了村子里。

到了村子，三叔先下的车，我爹看着三叔，就问：“老三啊，你到城里，可看到我那个寻人广告旁边有人围着看吗？”为了寻找我，爹这一段时间买了五十张纸，请四叔写五十张广告。毕竟那时候打字复印行业还是刚萌芽的状态，更多的广告并不是复印出来的，而是通过人工手写的。三叔故意和我爹开一个玩笑说：“广告？什么广告啊？”爹说：“哎呀，老弟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呢？就是老四替我写的广告啊，上次不是我们一起到县城张贴的吗？”三叔又是诡谲地一笑，说：“二哥，那广告是，倒是没有人看，人家城里人还会看什么找人的广告啊，真的没有什么人看。”爹很难过的样子，然后，三叔对我挤眉弄眼地，对我做了一个示意，我故意背对着爹下了三轮车。三叔说：“二哥，广告不起作用的，不过，我给你带回了一个孩子，你看看这个人做你的孩子好不好？”爹一看到我背影，好像很熟悉，他绕到了我的正面，一看是我，他一下子保住了我，一边捶打着我的肩头，一边激动地说：“哎呀，孩子啊，你这半个月是炮打哪里去了啊，我们大家为了找你，可找苦了啊。”这时候妈也走过来了，她激动得哭了起来：“是啊，孩子啊，你这是跑到哪里去了啊，可把我们找苦了啊。”爹说：“老三啊，你怎么就总喜欢开玩笑啊？不过，还真是多亏了你啊。”三叔说：“什么多亏了我啊？又不是我带回来的，是他自己出远门，自己跑回来的，不过我们是在县城遇到了。”爹问：“什么？出远门？你这也没有带多少钱啊？你这一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啊？”三叔仍然半开玩笑地说：“哼，这下你们儿子可开眼界了，他跑到东京去了。”爹赶忙说：“什么？东京？东京那不是日本人的地方吗？哎呀，孩子啊，日本人打你了没有啊？”娘也说：“哎呀，孩子啊，你去哪里不好啊，为什么要跑到日本坏人那里去啊？”三叔赶紧解释说：“不是东京，他不是去了东京，是我说快了，他是去了北京。”一听说我是去了北京，爹娘两个人都破涕为笑，他们都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着我，看得我实在不好意思。爹半是嗔怒半是疼爱地说：“你个兔崽子，你还成精了，我们这里四处找你，你呢？瞎跑，一跑就跑到了北京，你这不是要害死我们吗？”妈说：“他爹，我说他爹啊，孩子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哦，你还饿着肚子吧。我这就给你做饭去。”那一餐，是我这三年以来吃得最香甜的一餐饭。

学校觉得，我这样把学校不当一回事，想出走就出走，想回来就回来。就算是不出走，在校的时间几乎很少用在学习上，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校安排了学生科科长朱耀光同志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一见到我，就好像是见到老朋友一样，毕竟，以前安排说相声，安排给学校画宣传画，都是他做过的事，所以，他对我比较熟悉。他说：“小李啊，你现在总是不上课，这可不行。这样的事情呢，要是放在别人的身上，很可能就要被开除的，公平地说，学校还是给你留了一点面子的。”我说：“那个我知道。”朱耀光继续说：“好，知道就好，知道就好。那么具体到你来说呢，毕竟你给我们学校是做过一些事情的，虽然谈不上才华横溢，但是，你在生病以前，还是有点才华的，也确实做了一些贡献，这在我们学校都是不多的。可是，你自己看看，你从去年到今年，你真正上过几天课，是不是啊？那么，学校只能让你休学，反正你自己总是想着要去治疗，连我们许多老师都觉得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可你总是不信，总想要泡病号，要用躺床上来替代上课，那么学校只好先让你休学，好好地治好你自己的病，什么时候治好了病，什么时候来上课。你现在已经落下了很多课，无论是什么时候治好了病，你今后都只能跟下一个年级一起上课了。”朱耀光科长的话，其实就是学校的意思，对于我来说，倒像是圣旨。

我从1986年四月份开始，我被休学了。按理，我是被同情的一方，可是，每当人生遇到了困难，我就好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似的，我怀着一颗痛苦而又无奈的心悄然地离开学校。可没有想到的是，桂清木同学和潘赟同学都来到省长途汽车站为我送行。对于他们的突然出现，我十分感动。我想：对于我这么一个面临休学的人，还有好友为我送行，还有什么感情比这个更加浓烈呢？我想，汪伦送别李白也不过如此吧。桂清木同学在我肩头轻轻地捶了一下，说：“兄弟，不要丧气，人生遇到一点挫折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我们等着你回来，等着你给我们说相声呢。”一句话，像一股暖流顿时流遍了我的全身，我无话可说，情不自禁地紧紧地抱住了这曾经的同座。桂青木又在我后背上轻轻地拍了拍，说：“不要伤感，困难其实真的是人生的一块磨刀石，你要是正确对待，它也会给你带来无限生机的。”这么美丽的话语更是让我感动，可是，我还是无话可说，一股热泪在我眼眶中打转。潘赟望了望我，说：“人都说，汽笛一声断肠，可我要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下个学期，你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地杀上几局象棋，我们来一个大战三百回合，好不好？”我同样情不自禁地抱住了潘赟同学。

挥手，再见，我会想着你们的，我会想着全班同学的。我在心里默念着，祈祷着。

休学之后

爹看我回来了，感到很吃惊。这两次突然回家，很突然，而且这时间和去年（1985年）的突然住进医院是何其相似啊。去年这个时候，我在没有通知家里，也来不及通知家里的情况下回来了，而1986年的四月份，我又突然从学校回来了，爹好像心被谁捅了一刀，他嘴角扭曲了一下。爹虽然瘦弱，可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其实也想见到我，可我此刻的出现，让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哀说：“儿啊，这是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学校不能够这么无情吧，你是通过考试考上的啊，不是走后门去的啊？你，你怎么又回来了呢？”我说：“爹，你误会了，不是学校不要我，只是休学，只是让我和下一班的同学一起学习。”爹这才恢复了平静，虽然爹不想我休学，可他知道休学总比退学强得多。他有点无可奈何地说：“休学？休学不是要晚一年吗？”还不等我回话，他又说，“晚就晚一年，我们还是等得起的。”妈走过来对我说：“孩子，不要难过，休学就休学，我们再等等就是了。”我这时候倒真想流下一些眼泪来，可是，我也许是被这几年的挫折给伤害透了，我根本就没有一点眼泪出来。

三叔和四叔各自从他们家跨过一道院墙来到我家，对我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大伯也从隔开十户人家的他家里到我家里来安慰我。有这么多亲戚安慰我，我本来是应该十分感动的，可是，我被这几年的一地鸡毛搞得心情非常糟糕，我对于长辈们的问询和关怀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感动。我觉得是他们这些做长辈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在那一段时候，确实有点混世魔王的形象。

信耶稣

其实，我要是仅仅被休学，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毕竟我这几年的挫折已经让我足够坚强，我完全可以承受这样的打击，毕竟我们家的经济在全村算不得好，但是，我们这个村起点是很高的，我们村曾经被评过全上饶地区的农业生产典型，也一度被封为全上饶最富裕的村子。上饶行署专员李可时就专门视察过我们村子。可要命的是，我的身体其实一直都在郁闷中，我的体力因为郁闷而一直是很不好的。那么郁闷和体力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关系呢？因为郁闷，我就一直怀疑自己是肝病还郁闷治好，因为怀疑肝病没有治好，所以我总是喜欢卧床，而且内心深处总是告诫自己，要卧床，多多卧床才能够保护体力，才能够养肝护肝。就是这么个糊涂的观念，让我一直成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患者——————“泡病号”者。

爹娘对于我还想去医院看病，已经是毫无兴趣了，他们并不是担心我治病的开支，他们想过，就算是家里揭不开锅，就算是依靠借贷，只要是能够找到治疗我的病的路子，他们都是愿意付出的，可是，我的身体在许多医院都看不好，许多医生也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我的病其实不是肝病，而是因为有了轻度的抑郁症。就这样，我这一年多来，差不多都一直走在“有病乱投医”的歧路上。

爹娘终于被一些“好心人”所劝导，说依靠信耶稣可以治好这样的疑难杂症。爹第一次走进了隔壁村的一个简易教堂。其实，这个所谓教堂，只是一个村里的“合作社”（其实就是代销点）改成的。我在儿时，这个地方一直是全大队的人们购买商品的地方，现在，大队改为村委会了，这个代销点也早已成了一家空房子，再后来，就被那些信奉耶稣教的人们改为教堂了。这里除了一座圣安妮怀抱圣母玛利亚的木雕像，其他的，并没有什么大改动。

爹第一次念“赞美耶稣”的时候，我的心里在滴血。爹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迷信的人，可是，遇到了我这么棘手的事情，他也是迫不得已，强迫他自己信耶稣的。爹念着：“赞美耶稣万福之根，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我心想：去你妈的圣父圣子，去你妈的圣灵，我一个学医的学生，现在不但不能够给人看病，不能够治病救人，反而要被这该死的耶稣牵着走，我心里那种万分无奈而又悲愤的感情确实是很痛苦的，我好像有点痛不欲生了，我不但不相信耶稣这玩意可以给人治病，而且我觉得，仅仅依靠做礼拜，做祷告就想给人治好病，简直是对于一个医学生的莫大讽刺和侮辱。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和我爹娘最为尴尬，关系最不好处理的时候——————因为爹的信耶稣，妈也只好跟着信了。

就这样，爹每次去那个所谓的教堂，都想带着我一起去，可是，我只是跟他去过三次，我就再也不想去了。原来，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信耶稣，到了几次教堂，我才知道，这时候之所以有很多人信奉耶稣教，只是因为，第一，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死刑意识比较自由了，不再像以前那样，谁要是信耶稣，轻的会被警告劝退，重的还会被抓去金学习班。第二，信耶稣教，其实还是有理论根据的。传说，耶稣的外婆，也就是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叫做安妮，在1620年，在建圣安妮大教堂的地方——魁北克的一个小镇，圣劳伦斯河上一艘不幸遭遇沉船事故，水手们在危急中兴他们的祖母祈求平安，结果奇迹发生了，他们都获得了生命，并无一人遇难。为了感恩，平安归来的水手们就在那个教堂所在地修建了供奉安妮的佛龛。后来，这一块地的主人捐了附近二英亩土地用来做教堂，另外一个圣安妮显灵的奇迹就在教堂的修建过程中发生了。据传，在1658年，一名腿脚不便的工人搬了三块奠基石后，他的病症居然减轻了，都跟到教堂修好了以后，他的腿脚彻底好了，成了健康的腿脚了，从此他甩掉了拐杖。治愈残腿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魁北克这个教堂从此香火不断。据统计，每一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客和游人超过五十万人。为了纪念这个天方夜谭般的传说，人们带来了手杖和拐杖，摆在了教堂的廊柱边，向人们宣传圣灵的威力和神奇。

可是，这些传说，在我看来有点像是痴人说梦。自从我自学了清朝的历史之后，我就觉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嘴里出来的话，我总是从反方向来看的，我信奉得最深的还是毛主席的话，他老人家的话，在我看来那就是圣旨，甚至比圣旨还要圣旨。毛主席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对于西方人和美国人的宣传，我一律是反着听的。所以，我从骨子里是不会相信耶稣的，从骨子里是反感基督的。

尽管我爹天天夹着一本圣经，每天到教堂去念叨，去念叨他的耶稣，可是，我一句也不念。后来，过了一个月，据说我爹也可以算是耶稣教的老革命，所以不必天天去教堂礼拜，不必天天念诵耶稣的恩典，改为每一个礼拜的礼拜天去。对于信耶稣，我还是一个态度，那就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我一律不去，我更不会念一句耶稣的条文。什么“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过了三个小时死了”，什么“耶稣复活”，在我看来都是笑话，我觉得这些故事都和我毫无关系，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信外国人的话。

对于我不进教堂，不念基督教的经文，爹是非常恼火的。爹说：“为了你的身体，我才信教，可你自己却从不去教堂，这算什么事啊，这样对于你身体的康复有好的效果吗？”我说：“爹，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心信耶稣教呢？我觉得，那耶稣教，说穿了就是洋迷信，我自己不信，我劝你们不要信。”爹这时候气极了，他高高地挥起了手，可他那手最后还是没有对我打过来。我本来想说：“爹，既然信教自由，你为什么不让我自由。”爹好像读懂了我内心，他悲伤地对我说：“你说你这一年多，花了多少家里的钱，不是我们作父母的不给你看病，可这病实在是医生治不好的，大家都说信耶稣可以治得好，我们真不是贪图信耶稣便宜啊，只是大家都说信耶稣可以治好病，许多人都是这样治好的，为什么你就不信呢？”我说：“既然信耶稣都可以看好病，那还需要医院，还需要医生干什么啊？”爹说：“这看病啊，也不是一条路子，不是说有了耶稣就可以不要医师，也不是说有了医师就不需要耶稣，这不就是和米饭和馒头是一个道理吗?你要是吃米饭可以吃饱，要是吃包子馒头其实也可以吃饱，也可以长大，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唉，你现在这样反对我们信耶稣，我们可真是没有活路了。你看看周围那么多人，都是做礼拜求祷告，才把他们的病给治好了，这样我们才信的耶稣，再说那都是为了你自己信耶稣，又不是为了我们。唉。”爹说完这话，痛苦地双手抱着他的头，蹲下身子，抱着头在一个劲地摇晃。

我看到爹那痛苦的样子，我心里确实也为他痛苦。我说：“爹，既然你这样信心强，那么我们就先信耶稣，我听你的，我听你的还不行吗？”爹听见我的话，一把抱住我说：“好儿子，我的乖儿子，你听话就好了。”我的娘在一旁见了这番情景，也感慨地说：“是啊，儿子，我就知道你不会忤逆你爹的。啊，我们这一大家子人，原来也是一个大家庭，可你哥分开过了，你的大姐二姐都嫁人了，现在家里就这么几个人，我们三个人要是还对着干，那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沉默寡言的娘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哲学家一样，我的内心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

听了爹娘的话，我跟着他们走进了简易教堂，在那个教堂里，我一个受过大学语文教育的人，现在，要接受那些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一班人的教育，听他们说教堂是如何如何神圣，听他们讲如何接受心灵的洗礼，听他们讲怎么样才能够获得灵魂的重生。尽管他们在诵读经文的时候，错别字时不时地冒出来，可是我却成了他们的学生。记得第一次到教堂，我对我爹说：“爹，我们进教堂忘记了一件事啊。”爹因为我听了他的而走进了教堂，心里一直是喜滋滋的，他赶忙带着笑脸问：“忘记了什么？你说就是，你只管说。”我说：“我们忘记带香火和鞭炮啊。”爹被我的话逗笑了，他说：“傻孩子，我们这又不是信佛，不用带那些东西的。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最廉洁的。”

这一段时间，我见得最多的就是那些教友的虔诚。他们双手合十，他们默默祈祷，他们歌唱赞美诗。可是，就是我爹我娘把经文读透读烂，也无法改变我那全身乏力的病态。从一九八六年的五月份，一直到这一年的八月底，我每逢星期天都要去那个简易教堂。到这里，虽然我的接受过的文化教育无疑是最多的，可我却总是要听教友们的唠叨，他们不厌其烦地宣传：“无论你信不信，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我虽然并不认为这些耶稣基督徒们的信仰就是迷信，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信仰是多么地离经叛道，多么地荒诞不经啊，我心里牢牢地记着的倒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所说的，他说：“中国可以没有宗教，但是不可以没有信仰。”既然，毛主席都说可以没有宗教，为什么现在在许多地方对于耶稣基督竟然那样地顶礼膜拜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终于，到了一九八六年的九月份，又是一次开学季，我按照学校事先说好的，到了九月份我再跟着新生重新就读下一个年级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多么的惆怅和悲伤啊。是啊，原来一直以为自己可以考取一所本科大学，可没有想到，窝窝囊囊地丢了不少分，最后只够读中专的分数。这都还可以将就，可这一年以来，稀里糊涂地就让自己竟然又蹲了一年班。

我走进公卫十四班的时候，许多陌生的眼神正看着我。我这个上一届的相声名嘴，到了这里却一下子成了一个新人，我内心的反差和失落都是不言自明的。到了1986年，我本来是该和公卫十三班的同学读第三个学年的，这公卫十四班，到了这一年也并不是新生，他们都已经是第二个学年的学生了，所以，我走进来，面对是一个全新但是这个班的人又都已经是一年多的老同学，我在这个已经都是老同学的班级里显得是多么的孤独和无助啊。是啊，要是非常顺利，就是说假如我在1983年便录取到了这个班级，我该是毕业的人了，就算没有那么顺利，比如说，我1984年进到这省卫校来，也该是即将毕业的一年了，而且我和我的公卫十三班的同学该有三年的交情了，而且又要面临毕业的年份，我也该是多么开心和快乐啊。可是，现在，到了1986年的九月份，我居然还在读第二个学年的书，而且，面对的是一群已经成了铁哥们的一群新同学，第一次走进去，我确实是非常不舒服。虽然有郭老师引导我。毕竟我在这个学校已经是多少次进进出出了，郭老师也用不着多介绍什么，只是和当时在上课的生理老师梁求实耳语了一下，然后对公卫十四班的同学们笑了笑，说了一句：“这位是你们的新朋友，希望你们大家一起和谐相处。”其实，郭老师不仅是公卫十三班的辅导员老师，同样是公卫十四班的辅导员老师，所以，他的话在公卫十四班同样就和圣旨差不多。

我在公卫十四班确实过得很舒服，虽然我和五十多个同学不是很熟悉，而且这个班不像是在公卫十三班，还有两个老乡，这里一个同县的老乡也没有。但是，这里的同学们待人都非常热情。我不知道是他们知道我说过相声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我感到了非常热烈的气氛。在加上，在整个卫校，估计没有谁有我的同学多了——————我不仅有公卫十三班那四十二个同学，而且有公卫十四班这五十六个同学。所以，我其实一点也不感到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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