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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2020-08-17 17:53 作者:大漠长河  | 3条评论 相关文章 | 我要投稿

得知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送到了乡学区,我便迫不及待地往学区走。那是一个后的上午,下了好几天的秋雨虽然停了,但天还是阴沉沉的,连续的阴雨天使九月初的天气已有了一些冷意。我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一件适合我穿的衣服,就穿上了父亲的一件旧棉衣。那是一个掉了色的黑色棉衣,并且好多处都露着棉花,那时,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少见,人们也不会觉得稀奇。

我急匆匆地步行到介牌河湾时,发现雨后的河湾道上全是泥泞,并且特别滑,我在弯弯曲曲的泥泞路上摔倒好多次,走出河湾时我的浑身上下沾满了泥泞,两只鞋已经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了。那几天我恰好也剃了一个光头,到学区取通知书时那位老师看到我的模样反复地问:“录取通知书是你的吗?”“就是你的吗?”老师迟疑的不想给我,直到认识我的一位老师出现时我才拿到了通知书。

在学区的院子里遇到了几个我初中时的老师,他们早知道了我被大学录取的消息,都为我考上大学而感到高兴。有赞扬的,有鼓励的,但我却为怎样才能到学校而感到忧虑,因为我是第一次要出远门,我不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如何才能找到我要去的学校。听了我的忧虑,老师们争先恐后的为我出着主意。这时,我的老校长也出现了,大家谈论得更起劲了,老师们你一句,我一言地告诉我出门应注意的事项和怎样找到学校的办法。王老师说:“你不要担心怎样拿铺盖的事情,火车的车门像房门一样大,你可以背着铺盖卷轻松地走进火车,然后放在火车里面的行李架上,哪里像班车还要把铺盖卷往车顶上架。”老校长说:“你也不要担心找学校的事,各个大学这时候都在火车站设有新生接待点,出了火车站你只管找你们学校的校旗,找到校旗,有人会把你带到学校的。”李老师接着说:“连铺盖卷都不要你背,他们会用架子车帮你拉的。”听到李老师的这话,老校长用训斥的口气对李老师说:“兰州用的是汽车接学生、拉铺盖。你认为像你们固原师范一样用架子车拉铺盖。”

9月10日,我去学校的途中顺便去了我的母校海原回民中学,和同学们谈话中得知海原有两个学生考到了西北民族学院附中了,一个叫马卫忠,另一个叫李克勤,他们建议我联系这两个小同学一路同行。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心里宽慰了许多,有了这两个伴我就不再过度担心路途上的问题和找学校的问题了。但紧接着另一个消息更使我欣喜若狂,我的一个老师告诉我,李克勤的爸是供销社的采购员,他明天要去兰州采购货物,李克勤和马卫忠要坐李克勤爸爸的货车去学校,他可以给李克勤的爸爸说一下把我也带上。

过了一会儿,我的老师找到我说,他已经给李克勤的父亲说好了,让我明天上午9点到供销社院子里坐车。听到老师这么说,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了。(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第二天上午8点过后我就来到供销社的大院里,院子里只有一辆车,是一辆东风双排座的大卡车,这种车在那个时代是很受人艳羡的,我也是第一次要坐这种车,当时感到很欣慰。

9点过后,我看到马卫忠、李克勤等8人向车走来,除了李克勤的爸爸和伺机外其他都是搭车去兰州的。驾驶室的两排座上都坐满了人,李克勤和马卫忠如果坐驾驶室就会超员,但他们两人个头小就挤在了驾驶室。李克勤的爸爸对我说,驾驶室里实在坐不下了,你就坐在车厢里吧。

车厢里装着满满的一车啤酒瓶,李克勤的爸爸在车厢里腾出约一平米的空间让我坐在了车厢里。虽然这样,我还是十分乐意和感激的。

汽车带着我的兴奋心情驶出了海原县城,在城外的砂石公路上开始加速行进,围绕在我四周的啤酒瓶摇摇摆摆的频率越来越高,叮叮当当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尽管这样也丝毫没有影响我兴奋的心情。可是,汽车上了公路不久就被两个警察拦住了,警察看了看驾驶室里的伺机和乘客,然后开始检查工作证,我们三个学生虽然没有工作证,但有录取通知书可以证明身份。经过一阵盘查,虽然我们的身份都得到了确认,但驾驶室超员,车厢客货混装等都不符合道路交通有关规定。好在都是海原人,伺机和警察似乎是认识的,警察告诉伺机说,他们今天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今天到兰州的所有公路上都有警察检查,这样超员会被处罚的。

听了警察的警告,伺机把马卫忠和李克勤请出了驾驶室,看到这情景我开始犯愁了,我想,我们三人搭乘不了这个车了,他们把我们三人放在这半路上,让我们怎么办?但很快我的顾虑就被打消了,伺机让马卫忠和李克勤也坐在了车厢,并且用带在车上的一个大篷布把整个车厢裹了起来。

我有了两个伴自然高兴,但蒙在篷布下的我们也免不了焦躁,一开始还说说笑笑的,后来都迷迷糊糊的打起了盹。我在车厢里睡醒一次又一次,每次醒后首先听到的是“叮叮当当”啤酒瓶的相互撞击声,有时还会停下来接受检查,也让我们心惊胆战。直到太阳偏西了我们依然在叮叮当当地行进中,我真正地感到了路途的遥远和时间的难耐,我知道去兰州的路远,但没有想到会有这么远。我想,这四年我不打算回家了,这路途真让人受不了。

色降临了,透过啤酒瓶之间的空隙,我们突然看到了城市的灯光,我们兴奋地使劲向外瞅,发现街道门面上有“兰州某某”的招牌,这时我们确信兰州真的到了,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也开始活跃起来了。

兰州真的到了,但从兰州郊区进入市中心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是我当初想不到的,谁知汽车在兰州市区还走走停停地走了几个小时。

终于,汽车开进了一个院子停了下来,伺机揭开车厢上的篷布让我们三人下车。下了车,我发现这个院子并不大,不像学校的样子,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一座小楼的门头上写着“西藏军区驻兰州办事处招待所”。我正在疑惑时,李克勤的爸爸过来对我们说:“今晚太迟了,就住在这里吧,明天上午送你们去学校。”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招待所,这时搭车来兰州的人都各自去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三人也坐在了驾驶室,伺机指着南边烟雾缭绕中的一个山巅说:“看,那就是皋兰山,皋兰山下面是五泉山,西北民族学院就在五泉山旁边。”

“皋兰山”这个山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五泉山的名字却是响当当的,我早就听说了。那时,凡是去过兰州或者经过兰州的人都会滔滔不绝地说起五泉山,五泉山似乎是出门人炫耀见识的资本,都说兰州有个五泉山,五泉山公园太好了,不但风景美,还有个动物园,动物园有狮子、老虎、狗熊等很多人没有见过的野物哩。说者越说越起劲,越来越得意,让听者的羡慕嫉妒恨油然而生。

我们路过一个市场,在市场上停下来吃早餐,我们好奇地看到早餐摊位上许多餐饮经营者手里拉扯者一束束像细毛线一样的细面,在案上摔得啪啪响,吆喝着招揽客人。我们坐在一家早餐摊位上,摊主问:“师傅,宽的还是细的?”伺机回答说:“宽的。”我当时对他们的对话感到莫名其妙。

很快,服务生就端来了五大碗汤面,这种面我是第一次见,感觉十分特别,清清的汤里曲卷着皮带似的几条面,汤上面漂浮着葱花和香菜,给人的感觉特别简单。伺机说:“这叫牛肉拉面,是兰州特产,可出名了。”我带着疑惑开始试尝这种面,出乎意料的是这种面特别的筋,面汤也特别的鲜,还有一种十分特别的味(后来才知道这种特别的味道是蓬灰味)。我与牛肉拉面的缘分就从这里开始了。

吃过早餐我们径直去西北民族学院,汽车向着皋兰山方向一路向南行驶,这时天空已放晴,云消雾散了,巍巍的皋兰山及其山脉清晰可见。约莫走了两小时,穿过一个铁路道口,便到了山根下,西北民族学院就坐落在这里。上了一道小坡,西北民族学院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大门特别别致,宽阔高大,碧瓦朱檐,雕绘华美,大门的一侧挂着一条巨大的条形牌子,牌子上刻有汉字和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汉字“西北民族学院”六个大字工整而刚劲,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更使人感到稀奇而神妙。

进了大门,一条平展的马路把院子分为两半,左边是栽满名花异草的花园,右边是一幢幢俄式建筑风格的大小建筑物。我们走在马路上东张西望,为这校园的美丽而惊叹。当我们走近一个悬挂着“西北民族学院俱乐部”的牌子、似古代宫殿似的建筑物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红纸,红纸上写着“新生报到处”。进了这所“宫殿”却让我吃惊不小,室内摆放着一圈桌子,各系报名处前的老师一个个像电影中的外国人模样,一个浓密曲卷的红头发、鼻梁高挺、身材高大,穿着一身红西装的老师,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地说着什么,这情景让我有些始料不及,有一种却却的感觉。好在报名时他们都使用汉语,也很客气,并没有我感觉的那么可怕。

报名后,我们三个新生分别被三个老生带到各自的宿舍去,一个来自甘肃临州的学生带着我去宿舍,他说话的口音带着明显的地域风格,我听起来很吃力。我当时不会说普通话,也带着明显地地方方言,我俩交流时重复说几次,互相勉强才能听懂对方说话的意思。但这位同学很客气,硬是要替我背铺盖,我跟着这位同学往宿舍走,倍有吸引力的花园景色让我感到十分的新奇和愉悦。雕梁画柱、飞檐翅角的八角亭,雕琢精美的汉白玉小桥,高大挺拔,直插云霄的柏树,还有那些不知名的名花异草等,处处让人心动。我们走近一个俄式建筑风格的大礼堂时,发现礼堂的南侧是近百级台阶,我们沿着台阶往上走,上去后发现上面是一个平台,平台上建有几栋教室和宿舍。这位同学把我领进一栋楼的102宿舍,宿舍里空荡荡的,连床都没有。他说:“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就有人来给你们安装床。”

那位同学走后,我坐在铺盖卷上休息,听到楼道里有各种各样的吵杂声,更多的是来来往往的脚步声,那时流行皮鞋底子上钉铁掌,铁掌与水泥地板咔嚓咔嚓的碰撞声特别的响亮。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种滚动的声音向着我们宿舍方向而来,一会儿,一个竖着的大皮箱缓缓地滚到宿舍门口,仔细一看,后面有人推着,一个个头不高的同学弓着腰推皮箱时比皮箱还低一点。那同学一进门就问我:“哥儿们是哪里来的?”

我说:“宁夏来的。”

他又问我:“宁夏哪里的?”

我回答说:“宁夏海原县的。”

“海原县?我怎么没有听说宁夏有个海原县!”他十分吃惊而又疑惑地说。

“我也是宁夏的,我第一次听说宁夏有个海原县,可见海原县太小了。”他接着说。

我听出他的口音是宁夏北部的口音。我在想,宁夏人怎么不知道宁夏有个海原县呢?这同学的地理知识是怎么学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同学的地理知识是体育老师教的。

欢迎新生的仪式在西北民族学院大礼堂进行,大礼堂是1950年由前苏联人承建的,是中国古典风格和俄式风格相结合的一栋宏伟建筑,外形飞檐走壁,雕梁画柱,一色的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总是熠熠生辉。礼堂的内部由上下两层构成,能容纳2000余人,最让人好奇的是每个座子都像一个单人沙发,宽大而舒适,并且当人离开座子时座子会自动折叠。座子的后背上安装着一块折叠板,供后面人写字或者放置水杯等等,后背上还有六个耳机插孔,据说是用来翻译六种民族语言的,听讲者如果听不懂讲话者所讲的民族语言时,可以将耳机插进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插孔,便能听到另一种现场翻译的语言,这种设备在1950年投入使用确实是很先进,也是很少见的。但随着各民族学生掌握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汉语也就成为通用语言,这种设备慢慢地被闲置了。

欢迎仪式开始前礼堂播放着一首美妙的外国歌曲《明亮的眼睛》,这首歌当时我是初次听到,所以十分新奇,又十分陶醉,以至于难以忘却,每每想起入学的情景就会想起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时也会想起入学时的情景来。

欢迎仪式还是那种惯用的格式,领导讲话,新生代表发言,表彰先进教师,表彰优秀学生,表彰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等。看到上台领奖的学生站着一排接受领导授奖,我真是羡慕极了。我想,如果我有机会上台领奖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我知道凭学习要在这里上台领奖可能性不大,只有从社会实践着手,我也有可能站在这里受表彰。后来每个寒暑假我都努力地去做社会实践,并两次得到了校方授予的社会实践先进个人荣誉,但一次也没有走上领奖台,因为这种授奖仪式再没有搞过,甚是遗憾,也对这种“悄悄”拿到奖品的方式感到十分失落。

上学总是重复着一个班级的解散和一个新班的组成,来自西北地区和内蒙古、西藏等地的十几个少数民族、四十多个学生又组成了一个新的班级。看到这个班级的人员组成我感到十分新奇,尤其是同学们的性别比例,班上女生人数竟然占了一半,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班级的女生人数一直占不到班级人数的四分之一,而考上大学的女生却占了班级人数的一半,我一直在思索这个谜一样的问题,思考了若干年也没有想出答案。当后来才慢慢明白过来,原来我思考的范围太窄了。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张名国庆,是甘肃甘南一带人,张老师虽然在大学教学多年,但依然保留着淳朴、善良、公正的本色,从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大学教授,甚至看不出他是一个讲师什么的。他的装束完全是赵本山的装束,一身蓝色中山装,一顶蓝帽子,并且帽扇下塌着。他并不是崇拜赵本山而模仿赵本山的穿着打扮,因为那时候赵本山还没有上过电视呢。

开学的第一节课当然是班会了,同学们自选座位,每两人一张小桌子,男女生都严格地保持着距离,没有男女生混合坐的。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看到此情景说:“女生要分开坐,坐在一起说话。”

开完班会就开始排座位了,张老师让我们出去站在楼道里,男生和女生按照个头由小到大各排一队,男生站在楼道的一边,女生站在楼道的另一边,个头最小的一个男生和个头最小的一个女生先进教室,坐在最前面,以此类推。那时,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少数民族同学,对他们的长相从心理上还不能接纳,有些同学的长相看上去很奇特,甚至感觉怪怪的。有个女生长得宽大魁梧,头也很大,头发曲卷,深深的眼窝,鼻子像小孩的拳头大。我心里想,只要和那个女生不要坐在一起,和其他任何女生坐一起都行。

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不断地往教室里走,我数了一下我前面的男生人数,又数了一下对应的女生,发现那个女生恰好和我前面的男生是同桌,这一下我就放心多了。可是,越担心发生的事越容易发生,就在我前面的男生和那个女生要走进教室的时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张老师却让那个女生和她后面的女生交换了一下位置,见此情景,我的脑袋“轰”地一下。我在想,张老师怎么这样和我过不去呀?

我和这位同学不可避免的成了同桌,她占去了桌子的三分之二,我只好占着剩余的三分之一,更让我惊奇的是她说话的调子好像电影中的外国人说汉语,听起来十分别扭。

这位女生名叫古孜阿努,是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哈萨克族。过了几天,我感觉这位同学也并不可怕。后来又得知古孜阿努是个留级生,因为汉语水平没有达到有关要求,被留了级。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对这位同学产生了同情,我决定帮助她学汉语,因为我感觉我的汉语水平要比她强得多。

在我的帮助下,两个月左右,古孜阿努的汉语水平提高了许多,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给我们教现代汉语,他也感觉到了古孜阿努的进步,也多次表扬她,上课向古孜阿努提问了的次数也多了,有时张老师提问,古孜阿努回答不上时我会小声说答案,古孜阿努大声回答,古孜阿努的回答让张老师十分满意。有一次上课张老师又向古孜阿努提了几个问题,在我的小声提示下古孜阿努对答如流。这时张老师突然愤怒了,他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他们的汉语水平无非就是这样嘛,为什么要让古孜阿努留级呢?不行,我得向院方交涉这事。同学们大多数家庭都很困难,上学也不容易,为什么要让这位同学多上一年呢?”

不知是张老师的交涉起到了作用,还是其他原因,很快古孜阿努又回到了她们原来的班级。

后来我在想,是不是张老师有意将古孜阿努和我安排同桌的,因为我的高考语文成绩是很突出的,我之所以能进这所大学,语文成绩起到了很大作用。作为班主任应该把每个同学的情况都了解了,张老师后来也没有说过这件事,让我感觉就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和我坐同桌是这位同学的运气吧。

在民族学院上学是我的幸运。过去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仍然是这样认为的。尽管有些同学自命不凡,自己在民族学院上学却自贬自己的母校,总是认为民族学院容不下自己,常常散布一些自损自己母校声誉的言论。但那些言论始终没有动摇我对西北民族学院的崇敬之心,我总认为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学习是很好的。

那位不知道宁夏有个海原县的同学是我们班上看不起民族学院的代表人物,他常常说自己上这个学校对自己很亏,因为他们高中班的同学有考上复旦大学的、有考上清华大学的等等,他上的这个学校是他们高中班上考上最次的学校。他这话不知要表达一种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怎么理解他的意思,总感觉他有一种晏子使楚的意思,又感觉不太贴切。有一天,他重复完这些话后就问我:“你们班的同学都考到了哪些学校?”我回答说:“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都没有考上大学,考上的都录取到我们那里的固原师专了,我是唯一一个考到省外的,就是这个学校。”他听后哈哈大笑,表示对我和我们高中班同学的蔑视。我起初也自惭形秽,心想,看人家那教育了得啊!个个都考上了名校。后来又感觉不对劲,我想,我不应该是他嘲笑的对象,我们俩考上的是同一个学校,又同在一个班级暂且不说,但他是他们班上考得最不行的学生,而我是我们班唯一考到外省的学生,怎么反而被他蔑视呢?

后来这位同学在有些公共场合贬损学校的言论引起了不小的麻烦。入学不久,系部要搞一个关于改革开放的座谈会,要求各班级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座谈,这位自命不凡的李同学也报了名,在座谈会上李同学列举了民族学院的种种缺点,并提出让院方允许他下年参加高考,他要考到其他重点大学去,同时他还建议让新入学的同学们都参加下年的高考。一石激起千层浪,没想到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反感,更糟糕的是他的言论点燃了甘南和西藏一些藏族同学的怒火。

甘南和西藏的藏族同学为什么这样怒不可遏呢?他们愤怒的理由至少有二。一是甘南和西藏一带考到西北民族学院的学生本来就是那一带的佼佼者,他们能到这个学院上学已经是幸运儿了,是值得幸庆的,李同学却给他们头上泼冷水,或者给了 他们当头一棒,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二是甘南西藏一带的藏族同学对西北民族学院的感情是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同学都无可比拟的。据了解,1949年9月,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指示精神,在西北重镇兰州创办了“藏民问题研究班”,不久扩大为“藏民学校”,1950年1月又改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第三部(简称“革大三部”)。1950年8月,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报请政务院批准,在“革大三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北民族学院。据说,西北民族学院成立初期,重点招收甘南、青海、西藏一带的藏族学生,那一带的藏族孩子从学龄儿童开始就被招到西北民族学院上小学,他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学习全在西北民族学院,十几年的学习中学杂费、生活费、被褥、书本、笔墨纸张等统统是免费的,也就是说他们从儿童到成人都是在西北民族学院度过的,有些藏族同学提起此事时总是自豪而津津有味。可想而知,他们对这个唯一的母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后来,虽然小学和初中部撤销了,但还保留着高中部,即西北民族学院附中。这时的西北民族学院及其附中虽然已面向西北并兼顾西部地区,但仍然是甘南、青海、西藏等地藏族学生心中最理想的高等学府。

如果说李同学在那个场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事后收敛了也就罢了,但这位自认为上民族学院委屈了的同学在有些场合仍然说那些不合时宜的话。这样一来,有几个藏族同学打算用皮肉之苦教育教育这位高材生。

有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们的系主任突然来到我们宿舍,我们宿舍住着五个宁夏学生,一个青海学生。系主任莫名其妙地用训斥的口气警告我们要注意民族团结,决不允许拉山头,搞宗派等等。

那时我们的政治敏锐性不高,甚至没有敏锐性,对系主任的批评警告大惑不解,更想不到系主任的到来是打击宁夏学生“嚣张气焰”的信号。

系主任是汉族人,但“文革”时期被下放到甘南藏区改造,平反后又回到西北民族学院工作,他对下放改造过的甘南藏区怎么看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常常看到他用一口流利的藏语和藏族同学对话,对藏族同学有明显的偏爱倾向。

接着几个藏族同学要准备对李同学实施“精准打击”,但由于宁夏同学的阻碍都没有成功,这样一来,这几个藏族同学把打击对象扩大到班上所有的宁夏同学。

有天下午吃过饭后,大家都在宿舍休息,105宿舍的一个同学来到我们宿舍,对我和马德明(青海人)说,图书馆那边有人找我两人,让我俩到图书馆那边去一趟。我和马德明听了这位同学的话后就离开了宿舍,我俩来到图书馆,在图书馆周围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要找我俩的人。正当我俩在图书馆附近散步时突然地震了,地震虽然只有三级,但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只见同学们纷纷跑出宿舍,有很多同学向着操场方向跑。

后来有个同学给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这消息着实让人后怕。他说,地震哪天下午,我们班上的几个藏族同学联合班上甘肃的东乡族、回族同学,准备攻击我们宿舍的人,在攻击之前,他们商量制定了攻击方案,其中一个内容是怎样避免伤及我和马德明同学。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两人不参与攻击他们,或者不阻挡他们攻击我们宿舍的人,他们就不打我们两个,否则一起打。因为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贬损学院的言论,也没有狂妄自大的言论,他们不打算伤及我们两人。最后,他们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稳妥起见,让一个同学把我们两人从宿舍引出去,待我俩远离了宿舍再对我们宿舍的其他人实施攻击。正当他们准备开始攻击时,突然地震了,大家只好仓皇往外逃跑。由于地震引起大家心里恐慌,再没有人有心思打架了。就这样,一场地震避免了一场殴斗。

朝阳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朝阳虽然使用的汉名,但确实是一个藏族人,我们学校也有许多使用汉名的藏族学生,也许那时有些藏族学生以使用汉名为时尚吧。),他那生活委员当得的确尽职尽责,他把他职责范围内的事做得井井有条。放寒假时,为了避免同学们的被褥和其他东西丢失,他要求同学们将被褥等东西集中到他们宿舍存放,因为他们宿舍对门窗进行过加固,大家都照他的要求做了。开学回来,我去取被褥,朝阳和几个同学都在他们宿舍,朝阳问我:“你就这么一点被褥吗,还是丢了?”我说:“就一个被子,一个褥子,没有丢。”“哎呀,对不起啊,我真没想到你们那里会有这么困难。”朝阳突然激动地对着我说。

我的被褥又薄又短,腿伸直被子是盖不住脚的,总是蜷着腿睡觉。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朝阳的话,但我想朝阳同学还是不错的,他竟然也能体察到同学的困难,但困难不是朝阳的错,他怎么给我道歉呢?有的同学也许会把别人的困难作为短处和笑柄来笑谈,但我听出朝阳同学的话的确是发自内心的。

后来,朝阳去找班主任张老师,他向班主任提出把助学金分成几个等级,按困难程度发给不同的同学。我们当时的助学金是按人头发放的,人均2元。如果照朝阳同学的提议发放助学金,那么要发放助学金的总额会大于院方分给我们班级助学金的总额,院方不会给任何一个班级补这样的差额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有天下午班主任主持召开班会,就朝阳提出的问题让大家讨论。班上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踊跃发言的同学都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眼看着会议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朝阳同学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自愿放弃助学金!”“同学们,我建议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也放弃助学金,帮助一下家庭困难的同学吧。”在朝阳同学地带动和呼吁下,班上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举手表示放弃助学金,支助班上家庭困难的同学。经过一番讨论和评议,会议最后决定将助学金分为2元、3元、5元和7元四个等级,在朝阳等同学的建议下,我得到了7元助学金的帮助。那时的7元钱对我来说真是中送炭,解决了笔墨纸等各种学习必需品。

那时我得到7元助学金感到很高兴,虽然心里有所感激,但并没有真正的想到感恩,感恩于朝阳,感恩班主任张老师,感恩那些放弃助学金的同学们等。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对朝阳和放弃助学金的同学们那种无私精神就会肃然起敬。

藏族同学给人的影响是爱喝酒,有的同学很多时候都带着酒气,有的甚至喝完酒有攻击其他同学的现象。有个名叫索朗的同学似乎是藏族同学的老大,很多藏族同学唯他马首是瞻。这个同学的显著特征是穿着一件黑色中长款的牛皮大衣,这个牛皮大衣不同于商场的那种皮大衣,而是没有经过分层的牛皮直接做成的,皮大衣除了牛皮再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那件皮衣的牛皮足有火柴棍那么厚。这件牛皮大衣似乎是他炫耀的资本之一,也是人人赞叹又羡慕的东西。索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爱喝酒,很多时候遇到索朗总是闻到他浓浓的酒气,有时甚至看到他摇摇晃晃的,其他民族的同学见到他唯恐避之不及。尽管如此,但索朗还有让很多人羡慕而嫉妒的地方,其中就是他的文学水平,他那时已经在很多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藏语和汉语文章。

我也十分佩服且羡慕索朗的文学水平,但对他常常醉酒的行为不敢恭维,后来,发生一起火灾却让我对索朗和他的那些追随者们肃然起敬。

有天下午,甘肃省第八建筑公司场地突然起火。该公司简称省建八公司,与西北民族学院相邻,地址其实就是西北民族学院的足球场。文革期间西北民族学院曾一度停办,足球场被省建八公司占用,1973年西北民族学院得到了恢复,但足球场依然没有归还。那天,省建八公司的一间房子突然窜出很高的火苗,伴随着滚滚浓烟格外显眼,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火情,但只是惊呼:“着火了!”“着火了!”。我看到着火的情景时,火焰已窜出十几米高,浓烟已有百米高。看到此情形我已经惊呆了,不知所措地看着熊熊大火。很快,火焰上升到二、三十米高,把上空的高压线烧得叭叭作响,凶猛的火势和高压线溅着火花发出的爆破声让人心惊胆战。这时,台上已站了很多人,远远地观看着。突然我听到一声大喊:“弟兄们,救火!”寻声望去,只见索朗一边向人群振臂招呼,一边向火灾现场跑去,与此同时,呼啦一下,很多同学跟随着索朗往下跑,在索朗的带动下有十几人冲入大火现场,这些人大多数是索朗的追随者。这时,大火已经蔓延到了第二间房子。只见索朗等人撬开第二间房门,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从房子里滚动出一个个油桶,然后转移到离火势较远的安全地方。一排房子的门一个接一个被打开,里面的物资一件件被转移,这时,加入救火的同学越来越多,除了藏族同学也有其他民族的同学加入,他们有的端着洗脸盆,有的提着水桶慌慌张张,气喘吁吁跑向大火,泼水救火,等到救护车赶到时他们把所有的物资已转移到安全地方。

那年夏天,我在同学的鼓动下搏击了一回黄河,同去的同学都感到冒险刺激,但对我来说冒险的代价实在太大,我因此得了肺部感染,并留下了病根。

当晚,我住进了学院的附属医院,我被安排在201病房,病房设有两张床,住着我一人,我当时想,这比8人的宿舍待遇好多了,也安静得多,当时我甚至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

学院的医院坐落在绿树掩隐、名花异草争奇斗妍的后花园中。我感觉住在这里很舒心,后来,事实遂了我的心愿,在这里一住就是一月有余。

伏天的热浪袭击金城的时候,人们热得恨不能钻进地下去避暑,很多人光着身子躺在地板上睡觉,我却盖着两个厚厚的被子,整天迷迷糊糊地睡着,感觉不到一丝的热意。同学艾提打趣说:“上帝恐怕选中你了,再这样下去上帝会召见你的。”

负责201病房的老护士几次问我想不想家,想给家里人说点什么吗。我不明白老护士的意思,我说马上就要放假了,就能回家了。

201病房一直住着我一个病人,同学白龙有时晚上来住另一张床,他说宿舍太吵,还是这里安静。但我发现白龙有时晚上来的早,有时来的迟,来迟了住院部的门上了锁,白龙就绕道后花园,从窗户爬进201房间。201虽然在二楼,可是有一颗顺着墙的大柳树,树稍直达楼顶,树干恰好对着201的窗户,离窗户只有50公分左右,对年轻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爬梯。有一天晚上我回去太迟了,也只好爬树从窗户进入,何况白龙当时是院体操队队员,身体棒棒的,顺着树爬进窗户也不在话下。所以,我对白龙爬树翻窗进入房间并不感到惊奇。

白龙来得迟,怕打扰我,也不和我说话,直接躺在床上就睡了。早上也走的早,等我醒来已不见人。

可是有天晚上发生的事却让我吃惊不小,那种恐怖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恰当的。这天晚上白龙来的早,恰好医院又停电,里里外外一片黑暗,我和白龙俩说了不多的话就睡了,大约又是凌晨一点那个时辰,我感到空气绷得很紧,浓浓地罩住病房,这时,睡意朦胧中我看到一个人影从窗户钻了进来,我知道是白龙又来了,所以和平常一样只顾睡觉,没有理会。但是,这次和前几次不同,奇怪的是白龙并没有马上上床睡觉,而是站在地上望着那张床。我欠了一下身,这一转身却让我大吃一惊,脑子“嗡”的一下,整个头都麻木了,我发现床上也睡着一个人。我突然想起白龙昨晚早就睡在这张床上了,那地上站着的人又是谁呢?此时,一种浓浓的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房间。就在我恐慌不知所措时,只见那人像陀螺一样在地上旋了一下从窗户出去了。

这一夜我再也没有睡着,天亮了我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好窗户,插上插销,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再也不敢开窗了。并告诉白龙以后晚上早点来,并说明了原因,白龙却很不在意地对我说:“你是不是发烧出幻觉了?”

接连几天晚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什么动静都没有。

有天白天我在昏睡中感觉有人从门上的通风往进钻,然后隐隐听到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好像二到三人穿着拖鞋向我走来,我当时认为是大夫和护士来了。当他们靠近病床时,突然中一个雷鸣电闪把我吓了一跳,就在我受到惊吓的一瞬间,感觉一个东西倏地一下跳上我的身,牢牢地压住了我,心脏随之出现窒息的痛。这时我仿佛看见一个巨大的蜘蛛罩住了我的全身,那几个毛茸茸的腿和鹰爪一样的爪子让我感到肮脏和厌恶。好在我那时胡乱的练过气功,可以用意识指挥手和足,我发出“打”的指令,“通、通”两脚登出,随着被子落地,我醒了过来。房子里静悄悄的,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刚刚过去,我惊魂未定,有天晚上又出现另一种令人不可理喻的事情。这天晚上白龙没有来,半夜里我在熟睡中被人推了一下,差点从床上掉下去,我惊慌地坐起来,看看床前和房间没有发现有人,我又看看床下面,床下空荡荡的。我确定房里没有人的时候就怀疑是自己做了一个噩梦,于是又躺下睡觉,正当我昏迷欲睡时感觉又被人猛推了一下,这次很明晰的感觉到了,绝不是做梦,并且这次力量更大。就在落地的一瞬间我猛然翻身站在了地上。我慌忙拉开了灯,发现房子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奇异的恐惧。

我在床上坐着,过了好长时间才渐渐地安静下来,而后熄了灯,还是在床上坐着,不敢入睡。这时我听见外面下着大雨,我走近窗前,打开窗户,望着窗外雨中的花园。

夜雨很大,淅沥哗啦地下着。花园中高大的电杆撑着一个个大瓦数的路灯,照着雨水洗浴的花园,洗去尘埃的树木今晚格外翠绿。苍松挺拔,翠柏摇曳,云杉直刺灰幕,好是精神。而平日里争奇斗艳的花木经不住风吹雨打,缤纷花瓣在雨中飘零,随水漂向远方,一种凄凄切切的感觉。

就在我看着雨夜的花园发呆的时候,隐隐听见一种凄切地嗥叫声,那声音似人哭,又似狗嗥,一阵一阵的,在雨中飘曳,游走不定。我竭力循着哀嗥声寻找,但什么也没有发现。过了几分钟那嗥声突然增大了,感觉就在最近的一个电杆下,电杆下被路灯照得很亮,我睁大眼睛仔细看,但什么也没有。我仔细地辨别这声音到底是人哭还是狗嗥,但终究还是没有辨别清楚。

雨越下越大,借着灯光,雨滴像蜂群般飞落,几滴雨滴飞进窗户落在我的脸上,感觉到十分清凉,风一阵一阵地吹着,带着树木的清馨和花木的芳香,那气息真是令人陶醉。

但是,就在我陶醉在雨夜的花木清馨中时,不知不觉中好像有人在抬我的脚,从两个脚底往起抬。我好像没法反抗,身不由己地往窗外飘,不知怎么个过程还没有弄明白,一下子我就站在了花园里。正在我莫名其妙时,突然呼啦一下整个花园变了方向,变了方向的花园一下子变得十分陌生。这时天空也被一个巨大的黄色幕帐裹得严严实实,那黄色的幕帐颤抖着,我的心跟着那种颤抖在发怵。这时,突然 “咔嚓”一声,我身边的一棵树好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打断了,我回头看着那棵树,那棵树不但没有断,而且树叶也没有动,只有雨点落在树叶上那种细小的弹动。接着远处又一声巨大的“咔嚓”声,当我慌张的向远处张望时,身后又发出一声“咔嚓”的断裂声,惊得我心惊肉跳。这“咔嚓”声忽远忽近,此起彼伏,令人毛骨悚然。正当我准备逃离时所有路灯突然全灭了,一种窒息的黑罩住了花园,我在恐慌中环顾着四周,四周全是那种窒息的黑。我在莫名的死寂中摸索,突然听见头顶上方“哇”地一声惨叫,那惨叫声长长的,撕心裂肺,接着“啪,啪”树上落下两只类似猫的东西,互相撕咬着滚进了树丛。这一下惊得我的元气四处飞散。我摸索着往前走,突然灯又亮了起来,可是,面前又出现一个无比巨大的深渊,边缘哗啦啦地向下倒塌,边缘迅速塌陷直逼我的脚下。就在我惊慌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声音大喊:“快闭上眼睛,闭上眼睛!”那声音不是通过耳朵听到的,而是直接渗入脑子的。我来不及多想,赶紧蹲下,两手蒙住眼睛。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用手摸摸地面,感觉没有塌下去就睁开了眼睛,花园依然是一片漆黑。这时,我突然感觉不妙,“我是不是已经死了。”我想。我这么想着,开始寻找还活着的证据:我有呼吸、我的脉搏还在跳动、心脏比平时跳得更加有力、掐掐皮肤还能感到疼痛。“我一定还活着。”我自言自语道。“不好,也许死了的人都认为自己还活着。”我又想。我思来想去也无法判定自己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

冥冥中传来一种声音,空幽而戚悲:“我的娃呀,你醒醒!”、“我的娃呀,你醒醒!”

睁开眼睛,原来是老护士在拨动着我的脸喊着。看到我睁开了眼睛,老护士说:“我的娃呀,你吓死我了。你怎么一点呼吸都没有了呢?”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四年的大学生活弹指一挥,明天大家就要离别了,又要分散到西部地区的角角落落,朝夕相处的同学们难免有些难舍难分。我们的老班长安江帖穆儿神情忧郁,面含伤感,他去每个宿舍,告诉同学们说:“晚上7点大家都去教室搞一个告别会吧。”老班长是一个忠厚老实之人,他的号召得到了同学们的纷纷响应。

7点前大多数同学已经到了教室,教室里最显眼的摆放着两种东西,一种是几大桶散啤酒,每桶大约有20公斤,另一种是各种乐器,乐器有吉他、二胡、笛子、口琴、以及少数民族不知道名称的乐器,看到这些啤酒和乐器,我猛然想起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诗句: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但今晚良辰过后,明天大家就要面对“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伤感了。我这样想着,心里油然泛起惆怅。

这些乐器都是老班长安江帖穆儿的,他说,他要把所有乐器给同学们演奏一遍,在和同学们最后相聚的时刻把最好的音乐献给最亲爱的同学们。

看来,老班长今晚要开个人专场演奏会了,看到这架势,大家都很期待。

在告别会正式开始前,大家先开始喝酒,喝散啤酒的酒具是一种带柄的大玻璃杯,容量是500毫升,也就是一瓶啤酒的量。大家交杯互敬,一次一杯。老班长是裕固族人,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喝酒十分豪爽,杯杯啤酒一饮而尽。

正在大家喝得起兴时,突然听到老班长嚎啕大哭,大伙都惊呆了,于是都放下酒杯去安慰老班长,老班长没有停止哭泣,谁知道围了一圈安慰老班长的人又哭了起来,哭者以女生为多,哭声此起彼伏,最后老班长哭得不省人事,被几个同学搀扶着回了宿舍。就这样,老班长的个人专场演奏会还没有开幕就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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