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工人吴忠辉印象
老工人吴忠辉印象
程正渝
1
我是在1963年11月到W县拖拉机站以后认识吴忠辉（1）的。
1963年8月我从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先分配到B州拖拉机管理总站工作了三个月后，又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总站白站长说，B州只有W县拖拉机站还没有大学生技术员，所以分配你去。而我那时满脑子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基层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所以欣然前往。
W县县城是一个群山环绕的边陲小镇，因此，县拖拉机站就设在农区的S公社。那时县拖拉机站建立不久，条件很差。站部就在一个农家院落里：低矮的院墙已多处倒塌；东边两间矮小的土屋既是办公室又是会议室；西边是一排土墙圈子改建成的一间伙房、一间集体宿舍、和一间保养间；还有两个土墙圈子是马圈（站里有四匹马）；院里散放着几辆轮式拖拉机和一些农具。(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那时候虽然生活条件很差，可是我却认为这正是锻炼自己的时候，只有同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于是，我欣然和单身农机手们同住在土墙圈子改成的集体宿舍，一起睡地铺（也有单身职工租老乡房子住的）；同在伙房吃馍馍和洋芋菜。
那时候因为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又有“技术员”的头衔，我往往下车伊始精神亢奋。一次，我来到还没来过的简陋狭窄的保养间，根据自己的观感，对学徒工小张信口就说：炉火要注意安全。冬修时间要抓紧。零部件不要乱拆乱放，搞得脏兮兮的……穿着油糊糊工作服的小张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在一旁的吴师傅（大家这样称呼吴忠辉）却黑着脸，低声用上海话咕噜了一句：“不过多吃了几个孔夫子的屁，有啥了不起，赤佬!”他不知道我家曾在上海居住，懂上海话。我也勃然大怒：“怎么开口骂人！耍什么流氓！”他恼羞成怒，挥拳掳袖朝我靠近，被身材高大的小张拦住了……
这就是我跟吴忠辉的第一次接触。
2
于是，我把吴忠辉骂人的事向站党支部H书记告了状。H书记浓眉深锁满脸尴尬，没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1950年代H书记从部队转业在建工部上海某企业担任基层领导，而吴师傅正是该企业的工人。后来他们又随企业一同从上海到广东茂名搞工程。1962年，H书记随一批基层干部支边到新疆后，回茂名接家眷时，又动员吴师傅等四名技术工人跟他一起到新疆来。吴师傅来到拖拉机站后，尽管条件艰苦，但他能积极工作，克服困难。尤其是他技术高超，在农忙季节能及时排除拖拉机的疑难故障，名声大噪，被评为全县劳动模范。
吴忠辉个头有一米七六，身体壮实，皮肤黧黑，须眉浓重，常穿一身蓝华达呢工作服，雪白的衬衫领子很显眼。他虽然只有三十来岁，或许是他面相老，也许是他工龄长，又曾是产业工人，大家都把他当做老工人，尊称他“吴师傅”。
吴忠辉，1932年出生于上海浦东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私塾，练过毛笔字。解放前，15岁时到叔叔在上海办的工厂当学徒，学钳工、学柴油机修理，在纱厂工作过。解放后成为产业工人。由于性格内向脾气暴躁，往往得罪领导，在考工定级的时候，按照他的工龄和技术，本可定为6级的，结果却定了5级。他觉得很没面子，也因此，他义无反顾地随H书记来到新疆。
3
1964年3月20日，县委赵书记一声令下，全县春耕工作开始。——那些年一直如此。
赵书记亲自坐镇设在J公社的县委春耕指挥部，我站的王牌拖拉机——唯一的ДТ–54拖拉机自然要到M公社去犁地。（我站另有两台КД–35拖拉机马力都较小，还有三台ДТ–28轮式拖拉机主要跑运输。）
不久，也在J公社的H书记打电话来，说，才修好的ДТ–54拖拉机没有马力，拉不动五铧犁，叫我和吴师傅带上工具马上去M公社。吴师傅自那次跟我龃龉之后，一直没跟我说过话，这时候才跟我说话：ДТ–54拖拉机修好试车时就冒白烟，曲柄连杆机构和配气机构都没问题，否晓得毛病出在啥地方？我立刻想到，在农学院实习过的“供油时间的检查调整”，就问，在维修过程中检查过供油时间吗？吴师傅一脸茫然，摇头说，否晓得供油时间……
于是我心中有数了，趁吴师傅去保养间准备工具的时间，把随身带的一个小本子掏出来，复习了一遍“柴油机供油时间的检查调整”。——这个小本子里抄录了拖拉机常见的故障排除及技术数据。
伙房大师傅兼马夫季老头，一位花白头发、唯唯诺诺的老人给我俩准备好了马，吴师傅把他的工具袋捆在马鞍后，我们就纵马出发了。
在路上，吴师傅说，我在上海修了好多年美国柴油机D7、D8，从没听说过供油时间还要调整；也没见过像苏联拖拉机这样，一会儿这里打黄油，一会儿那里加机油。——真是搞否懂！
（二十多年后，也就是改革开放后，我见到了兵团农场引进的美国拖拉机和推土机，想起当年吴师傅的话，才知道苏式农机具跟美式农机具质量差距不是一般的大！苏式农机具因为零部件的材料质量差，所以技术保养、检查调整特别繁琐。）
来到J公社某生产队地头，H书记和农机手们都在拖拉机旁等着，我们把马拴在路边树林里，吴师傅提着工具袋和我一起忙朝拖拉机走去。ДТ–54拖拉机腾车长，一位开朗的河南小伙，对我们说，机车难启动，冒白烟，拉不动犁铧，——我要他发动机车试试，果然如此。
于是，我指挥腾车长和农机手们：停车熄火，拧开一缸高压油管注意油面波动，用摇把转动曲轴，在飞轮上准备插销钉；然后打开供油时间调整花盘盖，按规定调整……最后，装复后重新发动机车，拉五铧犁重试，拖拉机突突突地在大田里开始犁地，——一举排除了故障！
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这是我当技术员以来第一次独自解决的技术难题。
县委赵书记也来到地头，他是一位黧黑瘦削头发斑白的老头，看到拖拉机正常工作了，非常高兴，和H书记一起跟我们交谈了一会儿。
我和吴师傅心情轻松地骑马回站。吴师傅从此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我们成了好朋友。
4
1964下半年，W县拖拉机站搬到新建的站址，我和吴师傅，还有兵团调来的小于，同住一间宿舍。
那两年，上级陆续给我站调来11台崭新的“东方红—54”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全站职工也增加到一百几十号人。
那时候，学徒工月工资只有二十八元；一般职工的月工资也只有三四十元；我实习转正了是技术十三级，工资七十元；而吴师傅五级工月工资近八十元；谷书记是十九级干部，月工资九十八元。吴师傅每个月都把生活费寄回上海浦东老家。他偶尔也流露出，他现在五级工的工资还不如解放前当学徒工的工钿多；他还列举了购买大米、买实物的数量来作对比。……
由于县拖拉机站设在公社，职工（包括学徒）大多来自各公社或国营农牧场，那时候农村（公社）虽然已不吃集体食堂了，但干起活来还是“吃大锅饭”；因此我站受到感染，农村的懒散习气很重，比如上下班迟到早退，开会拖拖拉拉。可是吴师傅不愧是产业工人出身，他总是自觉遵守作息时间，从不迟到早退，干起活来也是踏踏实实的。
吴师傅技术高超远近闻名。他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总能想办法解决。例如，发动机缸体螺孔滑丝了，他就用自制的丝锥加工螺孔，配以自制的螺杆予以解决。同时，他在自制丝锥、扁铲等工具的热处理加工却是保密的。可见他在技术上还是留了一手的。当然，他对小张等几个徒弟的教导还是认真负责的。
吴师傅这位来自上海的产业工人，生活习惯也与众不同。那时候，中国人的穿着单调朴素，被称“蓝色的蚂蚁”。我站的职工都穿一身统一发的劳动布工作服，大多是脏兮兮、油糊糊的。而吴师傅好穿白色的衬衫，蓝华达呢的夹克式工作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还喜欢穿马裤和长筒皮靴。大多数职工抽用报纸自卷的莫合烟，而吴师傅抽较好的纸烟，或用烟斗抽烟丝。吴师傅还喜欢喝浓茶。时不时，他还自斟自酌喝些白酒。吴师傅虽然和大家一样在伙房打饭，但常常架起煤油炉灶自己炒过油肉，或做红烧肉。
每逢假日或周末，吴师傅总会穿上那时候很少见的风衣，扛上钓鱼竿去钓鱼；或者扛上气枪去打野鸽子。每次他总能钓上几条鱼，或打上几只野鸽子回来，然后架起煤油炉灶，表现一下烹饪技术。后来几次，他空手回来了，说，野鸽子远远看见他的身影就都飞走了，再也打不上了。又说，B河河里的新疆独有的少鳞少刺的原始鱼种也越来越少了。……
我那时每天只吃伙房单调的饭菜，从不开小灶；常穿统一发的劳动布工作服，不讲究穿着：也一直遵守学生守则，不抽烟不喝酒。——不愧受了十多年正统教育，像个清教徒似的。
吴师傅的家属一直在上海浦东农村，他每月按时把生活费寄回去。有一次，几个妇女问吴师傅为什么不把老婆孩子接来？还说，跟他同从上海来的孙师傅都把家属接来了。吴师傅听了此话，沉吟良久，不觉眼圈红了，伤感地用浓重的上海口音说：我自家都否晓得啥时光会被精简下放，伊拉来新疆饿肚皮呀！
原来那时期有一个精简下放干部和职工到农村的政策（2），和吴师傅同从上海来的温师傅也从县电站下放农村当农民了。我站的叶统计（一位从乌鲁木齐调来的中专毕业的干部）就因为说了句“C秘书没文化怎么能当秘书？”而被精简下放，全家都被赶到甘肃老家农村，成为一无所有的农民。——真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那时也提心吊胆怕被下放，特意作了仔细的观察，发现农村太落后，农民太贫困：全县三个公社一万四千多社员，只种了10多万亩小麦，单产不到百斤，农民每月只能吃30斤回销粮；农民每天早出晚归，在地里抡坎土曼（3）干活，日工分值只有几角钱；更不用说，农村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农民住的是土屋、烧的是柴禾，只偶尔可以看看电影……于是我计划存款到3000元，每个月可以有9元利息，——一旦我被下放到农村，就够在生产队一个月的伙食费了，那样一来自己可以少干农活、抽时间读书写作了。——当然，这只是我当时的一个设想。
5
1966年8月下旬，各单位都集体乘车到州城参观“黑帮分子穆宗饶罪行展览”。 黑帮分子穆宗饶，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州党委常委、州党委宣传部长兼州报社社长！他穿着一身旧蓝布制服，低着大脑袋，面对墙，站在自己住所大门口，参观的人群排着长队窃窃私语从他身边走过，再走进他的住所参观……
我参观了穆部长的住所之后，心中大为惊恐：仅仅在书房里有几本《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仅仅在客厅里有几缸金鱼；仅仅有一封他给组织部的不愿去国家体委工作的信件；仅仅有几张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身着西装、又投身革命身着八路军军装的照片；——他就被定性为黑帮！
我回到站里，趁吴师傅和小于上班去了，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的八本日记翻出来，将其中记有读世界文学名著的笔记、看电影的感想等撕下来，趁中午休息没人，丢到锻工炉里烧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站文革领导小组”和“站红卫兵”相继成立，立刻以大破四旧之名查抄了本站的张医生、姚会计和我的住处。他们自封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的背着民兵用的步枪，来势汹汹，挤满了我们宿舍，翻箱倒柜，抬走了我那只父母留下来的、装满了书籍的大箱子，我的八本日记也在其中……
我注意到，吴师傅和小于都不在这些大破四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之中。
6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正在宿舍吃午饭，吴师傅说：H书记在会上讲了，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他们做了三顶高帽子，最高的那顶是给张医生准备的，因为他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军医；第二顶是给姚会计准备的，因为他在“四清”时查出了一些账目问题；最小的那顶是给你——程技术员准备的！
我听了大吃一惊，犹如遭到沉重的一击——我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十多年，怎么忽然就变成“南霸天”——要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了？！
我立刻想到，这是吴师傅给我通风报信呢。于是，我带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还有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悄悄上街搭便车去州党委告状。
到了州城，只见州党委被示威群众包围，“炮打州党委、火烧张XX”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大街上，随处可见戴高帽、挂黑牌的“黑帮”们被押着游街示众，有的“黑帮”甚至被泼得浑身乌黑……
我感到十分惊恐，于是搭班车去乌鲁木齐，打算向区党委上告。
我乘班车来到乌鲁木齐，只见满街满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和形形色色的传单、海报。大街小巷到处都行驶着车前赫然矗立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被红色标语包裹着的宣传车，高音喇叭一律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街头不时有高举着红旗、挥舞着标语、呼喊着革命口号的游行队伍呼啸而过。满街飘扬着红旗，到处飞舞着传单。在旅社和饭店门口都簇拥着从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人头攒动，水泄不通。……
我立刻被这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的壮观场面所感染，也热血沸腾兴致勃勃忘乎所以地沿街看大字报和传单，不知不觉来到人民广场，看到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人民广场像摆擂台似的分作几拨宣讲“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应把矛头指向学生和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和“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道理。 北京来的红卫兵年龄小，人数少，身体单薄，声音稚嫩，大多穿着父母的旧军装，往往处于被围攻的状态；但是他（她）们个个无所畏惧，信心十足。 －－他们的观点和态度使我耳目一新！
我接着来到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 轮到接待我的时候，我快速地一口气从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4）我就跟他划清界线并考上了大学说起，大学毕业后我又主动到边疆到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在“四清”运动洗手放包袱中也顺利过了关……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抄家被批斗，还要被戴上“黑帮分子”的高帽子，我实在想不通，所以从六百公里远的W县跑到乌鲁木齐来向区党委上访上告等等通通说了出来。
接待人是一位稳健的中年干部，他耐心听完我的诉说之后，态度和蔼而又诚挚地说：“最近中央下达了文件，对在前一段时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黑帮分子’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通通平反，像你这种情况没事的，完全可以回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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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站里，果然没有人来过问我。甚至这些日子我没有上班也没有人过问，早晨的批斗会也没有了，只有“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自然还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和红头中共中央文件等等。“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紧张气氛在整个小县城缓和了下来。当然也没有人再提给我戴高帽子的事了－－可见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的接待干部说的中央文件的精神的确已传达到了基层。
这样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天在车间里吴师傅提醒我：“他们可能要从查抄去的你的日记里找麻烦，要留点神。”
果不其然，在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的政治学习时，照例主持学习的“站文革领导小组”成员C秘书在读完《人民日报》的社论后，又重读了其中的一句：“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把“指向一切牛鬼蛇神”读得特别重，特别慢，然后说：“结合站上的具体情况，哪位同志发言？”
许多人一下子都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可见“站文革领导小组”已经事先作了布置。有的说，你在日记里为《红楼梦》之类的书写了读书笔记和读后感，这难道不是歌颂封资修的罪证吗？有的说，你在日记里明明记录着，你上大学时跟在国民党当过官的祖父（5）通过信，难道不是你当国民党孝子贤孙的证据吗？有的说，你有俄文书、英文书，还唱外国歌，难道不是崇洋媚外吗？你藏着一大箱子书是想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吗？……
我也被激怒了，热血涌向头部，眼前人头攒动，耳边人声鼎沸！我立刻想到在乌鲁木齐广场北京红卫兵们的表现，他们虽然处于少数受围攻的境地，却大义凛然、不卑不亢，讲究斗争策略，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利有节。于是我尽量克制自己，从口袋掏出在乌鲁木齐买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站上其他人还没有），翻开来，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招还真灵，唧唧喳喳的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我合上《毛主席语录》，接着说：“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乌鲁木齐的规矩是，选出会议主席主持辩论，双方无论人数多少，都规定每方各发一次言，交替进行。”
会场稍稍平静了一会儿，大家七嘴八舌推举C秘书当会议主席主持辩论，C秘书也点头表示同意；接着，我也推举C秘书当辩论会我方主席，C秘书吃了一惊，表示推辞，经我解释，他也勉强同意了。
我心里想，他们居然照我说的办，可见他们还是心虚，认为我才从乌鲁木齐回来，懂得党的新的政策，懂得新的规定。
经过一来一往的激烈辩论，会场沉静下来。
“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能讲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吴师傅打破沉静说了这么一句，他本来上海口音就重，开会发言上海口音就更重。我根本没想到吴师傅会在这个时候发言。吴师傅平时开会很少发言，在“社教” 、“四清”以及“文革”以来的批判会上就没听到过他发言。——现在居然说了这么一句！吴师傅可是老工人、县劳模呵！
“上中学都要学外语的，怎么能说这就是崇洋媚外呢？”小于也接着说了一句，他也是贫农出身的工人，平常也很少在会上发言。
接下来会议室里成了各说各的议论纷纷什么也听不清了。C秘书只得大声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大家上班工作。”
这次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也是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多年来开批判会早已是家常便饭，“社教”也好，“四清”也好，现在“文化大革命”也好，开批判会都是事先统一好口径的，大多由党支部先开小会，事先安排布置好重点发言的积极分子人选和主要的批判内容，甚至有的发言稿都是事先审查过的；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按照党支部的布置，群众自发进行反批评的！
自从吴师傅他们几个在会上公然发言站在我这一方之后，站上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又回到只读毛主席著作，读中央文件，读两报一刊社论了，气氛又渐渐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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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指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社论中用了大量篇幅鼓励“文革”初期受压的群众、出身不好的要求革命的人们起来革走资派的命，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仔细把有关段落读了好几遍，压抑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对象又都是革命的动力，这些“革命派”凭什么不准我革命？凭什么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压？
我把元旦社论选了几段念给吴师傅和小于听。吴师傅握着烟斗紧皱双眉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这里斗争的矛头还和过去‘社教’、‘四清’运动一样总是对着群众的。一些官僚主义的问题并没能被揭露……”
小于说：“我就看不惯那些工作凑凑合合，技术马马虎虎，拍马溜须到是一把好手！运动一来为了表示‘积极’像狗一样乱咬人！”
我提议也写张大字报跟这些“革命派”唱反调。吴师傅瞌瞌烟斗，说：“过去每次运动一来，不是批判姚会计的账目不清，就是批判调走的高师傅给人修錶焊锅是拆社会主义墙角……”小于接着说：“应当把“站文革领导小组”的Z和“站红卫兵”的M两个人的名字点出来，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准群众！”我说：“按照元旦社论的精神还不能点他们的名，因为他们也是‘群众’， Z是个团支书也只是个车长，M只是个统计，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做，我们应当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草稿：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最高指示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底！
我站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
我站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斗争的矛头始终是对准群众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站职工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十六条》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俩看着我写的草稿，细细琢磨着，我解释说：“这是第一张，就这样吧，看看大家的反映再说。”吴师傅说：“那就先这样吧！”小于说：“后面的署名也得像其他地方那样是个‘战斗队’才行，不能像他们通通是‘文革领导小组’、‘革命群众’、‘革命工人’。”我想了一会儿说：“这个‘战斗队’的名称要有特点才行，鲁迅有句诗‘于无声处听惊雷’，我看我们就叫‘惊雷战斗队’吧。”他俩都表示赞同。
吴师傅从桌柜里拿出给家里写信时才偶尔一用的毛笔砚台和墨汁来，在桌子上铺了一张有光纸，挥笔把这张草稿抄写成大字报。
小于说：“吴师傅从小读私塾练的这一手毛笔字可派上用场了。我孔夫子的屁吃的少了，那就负责打浆糊，明天一早我们就把它贴到办公室门口去！”
1月3日早晨，我们三人一道把大字报贴到站办公室门口的墙上，马上就引起极大的反响：正在站部集中进行冬季学习和休整的各机耕队的职工和站部的职工纷纷来看我们写的这张大字报。不久就在我们这张大字报的附近出现了十多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表示对我们这张大字报的观点的支持和声援。有的甚至写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的口号。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来人往议论纷纷群情昂扬像过节一样。
大字报落款的署名分别是：东方红战斗队、东风战斗队、红旗战斗队、天山战斗队、红色娘子军战斗队等等。
我们宿舍也人进人出，说说笑笑，热闹非常，跟抄家时的萧杀恐怖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这也是站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过去哪一个敢把党支部撇在一边自行其事？哪一个敢不看站领导的眼色行事？
到了晚上，我们宿舍挤满了人，三张床铺，一个长板凳都坐满了人，有的只得站着。……
我跟吴师傅、小刘几个悄声商量了一下，小刘站起来大声说：“大家都表示愿意联合起来，这很好，团结就是力量，请互相传个话，愿意联合的战斗队，明天上午请到我们宿舍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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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3日的深夜，当群众从我们宿舍陆续散去之后，我跟吴师傅、小刘和小于商讨明天开会应做哪些准备工作。
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早晨贴出去的一张大字报会激起这么大的反响，县拖拉机站的多数群众用大字报用言行表示了对我们的热烈支持和声援。
我首先建议：“明天开会由吴师傅主持，小刘作补充，我作记录。”吴师傅摇摇头说：“我的上海口音太重，大家听不清，还是你们讲，我作补充好哩。”我说：“那就小刘主持吧，小刘唸过中学又在拖训班当过班长，锻炼锻炼。”小于也表示赞成。小刘点点头：“那我就试试。”
我对吴师傅、小刘和小于说：“按照元旦社论的提法，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文革初期，又被打成‘黑帮’，但我也是革命的动力。可是现在‘血统论’盛行，为了不被所谓的‘革命派’找到借口，我就在群众组织里当个记录员，尽我的一份力量。你们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可要在斗争中多锻炼，走到台前，走到台上，也打打那些‘革命派’、‘大老粗’的威风！”
一月四日上午各战斗队的勤务员纷纷到我们宿舍开会。有的群众也参加了开会。我坐在桌旁准备作记录。
小刘看人来得差不多了，跟吴师傅商量了一下，吴师傅就站起来说：“人到得差不多了，现在开会吧。由‘东方红战斗队’的小刘先讲两句。”
小刘手里拿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个笔记本，站起来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各个战斗队愿意联合起来，才在这里开会。那么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名称、勤务员和怎样开展活动需要大家讨论决定。先讨论联合起来的名称吧。”
轮式拖拉机手小喻首先发言：“我们联合起来就叫‘红铁牛革命造反团’。外单位一看‘红铁牛’就知道是拖拉机站的，我们拖拉机站可是县上工人最集中的单位呵！”小喻也有初中文化，也是州拖训班培训过的。个头不高，讲起话来声音很高，
我站唯一一辆解放牌汽车的驾驶员李司机说：“我赞成这个名称，乌鲁木齐的‘老保’骂革命造反派是‘老牛’，我们就是人民的老黄牛，革命造反的红铁牛！”
大家都表示赞成叫“红铁牛革命造反团”。
小刘说：“那么，第一项，联合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名称就叫‘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简称‘红铁牛’这就通过了！第二项，‘红铁牛’的勤务员组成，我们提议由各战斗队的一号勤务员组成，大家有没有意见？”
大家齐声回答：“没有！”
我紧接着发言：“我提议由吴师傅担任我们‘红铁牛’的一号勤务员。”
大家又齐声喊道：“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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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如此众多的群众撇开了党支部和“文革领导小组”自发地建立革命造派反组织，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无拘无束地投入文化大革命，H书记C秘书们当然是毫无思想准备，不能理解也不知所措。“站文革领导小组”的Z和“站红卫兵”的M本身就是官方指定的，就更不理解更不知所措了，一下子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像以往那样把斗争矛头对准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群众；又不敢明目张胆地保当权派。因为当时的舆论导向已把“当权派”混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他们傍偟了许多时日，终于自上而下地回过神来，原来“文革领导小组”和“站红卫兵”的人马改头换面相继建立了自称是“革命派”的组织，Z、M等也宣布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军团”（简称“红色军团”），他们也很自然地站在“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总部”（红一司）一边，认为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6）的观点几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群众组织也在不断地产生、凝聚、分化、组合……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对立情绪也越来越严重。
“红铁牛革命造反团”派小喻、库查巴依等到州党委组织部档案室调查H书记的档案，才知道他当过国民党的兵！－－他平常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库查巴依在汇报时，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说：“他为什么给国民党当兵？难道他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接着他用维语跟艾达洪交谈了一会儿之后，站起来说：“我们到他家去搜查搜查，看他藏着国民党的东西没有。”我叫他们坐下来，然后说：“抄家是变相的武斗，不能干！他们做错了，我们不能错。到了运动后期追究责任，谁负得了责！我们只能按《十六条》的规定行事！”吴师傅也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他们几个方才作罢，没有去抄H书记的家。
一天晚上，“红铁牛”的一些成员正在我们宿舍（其实就是“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办公室）交换意见。吐尔逊和库查巴依为首的“天山战斗队”的几个队员推门进来，艾达洪和库查巴依同时说：“程技术员，H书记哭了怎么办？”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怎么回事？”
身材高大的库查巴依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我们‘天山战斗队’审问H书记，就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给国民党当兵？难道他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我们连问了几遍，他一下子就哭了……”
吐尔逊补充说：“H书记边哭边说：‘那时候我们家穷吃糠咽菜是被逼无奈呀……’程技术员，你看怎么办？”
他们这群牛高马大血气方刚的青年竟被H书记的突然失声痛哭吓得不知所措了！
H书记这位来自农民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共产党的干部，多年来受到人们的恭维和奉承,尤其是反右时有一种正面肯定的提法：基层党组织就代表党，反对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就是反党。H书记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从此更是说一不二， 特别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可以整治那些看不顺眼的人！他那里料得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竟然敢起来造反，不把他这位代表党的党支书放在眼里，还直接戳到他心头的痛处了！
在解放战争中，在战场上“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是很正常的，很普遍的，这是常识。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群众就不这么看问题，他们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非要钻牛角尖，非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时群众“审问”当权派是家常便饭，并不需要经过什么人批准的，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只能因势利导而已。
我问道：“你们没有搞变相武斗吧？”
他们齐声说：“没有，没有。”
我想了一下，说：“没有搞变相武斗就好，那你们就不要再‘审问’了。”
当时吴师傅、小刘等都在场，他们也表态支持我的意见。
吐尔逊和库查巴依连连说行，都开门走了，没有再“审问”H书记。
吴师傅和H书记的个人关系一直不错。全站分作站部、三个机耕队和保修间，吴师傅是保修间的头头。吴师傅的工资待遇几年来一直没有增加，但大多数职工也没增加；何况他比一般职工的工资都高。几年来站党支部没有发展党员，几个一般党员都是转业复原前在部队入的党。吴师傅是县劳模。文革开始，多数党员、劳模都自然站在保守派一边；而吴师傅这位贫下中农出身的老工人、县劳模却义无反顾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这是非常难得的。 11
从上海“一月风暴”开始的夺权运动在全国迅速蔓延。以新疆红二司为主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在一月下旬也夺了权。事实上各级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至少形式上如此），各级党委和各级政府机构早就瘫痪了，不管事了。所谓“夺权”运动，只不过是这场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浪潮中的一个大浪头而已！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夺权，这个潮流当时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在一片“夺权”的声浪中，“红铁牛革命造反团”的勤务员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我站“红铁牛”和“红色军团”这两个组织的观点针锋相对是不可能大联合的，你不夺权，他就会夺权。好在我们“红铁牛”的成员在全站职工中人数占多数，这本身就是大联合了，因此，我们“红铁牛”可以暂时行使“夺权指挥部”的权力，以各战斗队联合的名义，以全站大多数职工联合的名义夺权。并对“夺权”工作作了初步的安排：由“红铁牛”的勤务员联席会议暂行“夺权指挥部”的权力，其成员全部在“夺权大会”主席台就座。同时，“天山战斗队”的几名队员带H书记和C秘书在主席台的侧面就座。“夺权大会”由吴师傅主持。小刘宣读《夺权声明》。等等。
1967年2月9日，W县拖拉机站夺权大会进行得很平静，很顺利。我在台下松了一口气。
“红色军团”面对“红铁牛”的夺权显得进退两难，束手无策：既不敢去夺当权派的权；又不敢阻挡“红铁牛”夺权。不过它也不买“红铁牛”夺权的帐。两派对立更加尖锐。
“红铁牛”虽然夺了权，也把办公室的桌子、柜子和门都贴了封条，却没有进驻办公室；虽然号召全站职工“抓革命、促生产”做好本职工作，却没有真正发号施令。勤务员们还是在我们宿舍碰头。
当天下午，小喻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宿舍，说：“街上的人说，我们的传单《夺权声明》上写错了字，把‘无产阶级’的‘无’字写成‘资’字了……”
我们立刻拿过传单来一看，果然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句中的“无”字误写成“资”字了！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出了这样的笔误，真是引火烧身，吃不了得兜着！
我们只得动员大家上街去更改。这么改来改去，“证据”早已被“红色军团”搞到手，告到上面去了。
我们赶紧找底稿，怎奈人多手杂，底稿也找不到了。
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派出所D所长陪着一名年龄稍大的公安人员各骑一辆摩托车径直来到我们宿舍。
派出所D所长给我们介绍年龄较大的公安人员：“这位是州公安处S处长。他来调查一件事。”然后向S处长介绍：“这位是拖拉机站的吴师傅，这位是程技术员，这位是小刘。”
S处长双眼大而深陷，有点像猫头鹰。他微笑着打开公文包掏出一张传单递给吴师傅－－那正是一张我们刻印错了的传单《夺权声明》！－－问道：“请谈谈你们传单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小刘皱着眉头答道：“当然是笔误！我们已经印发了《紧急更正启事》。”
S处长的脸忽的变得严肃：“我们要看看传单的底稿！”
吴师傅拉着上海腔说：“我们发现传单出现错误就找底稿，但没找到，”吴师傅指指我们宿舍床上桌子上凳子上到处摆着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及各种颜色的纸张、油印机等等，说：“你看我们这里地方小，人多手杂，东西也散乱。”
S处长的脸忽又露出笑容，大眼睛滴溜溜地转：“那么底稿是谁写的呢？”
吴师傅说：“底稿是我们二号勤务员小刘写的，程技术员修改的，姚会计刻写的。”
S处长的猫头鹰眼睛把我们几个扫了一圈，说：“小刘怎么写的，姚会计怎么刻的都没啥，只是程技术员是怎么修改的呢？”
S处长对我们“红铁牛”的成员如此了解大出我的意料，而他毫不掩饰是冲着我来的，使我火冒三丈：“既然S处长了解得如此清楚，那末，S处长你看我是怎么修改的呢！”
S处长那双猫头鹰眼又朝我们扫视了一圈，皮笑肉不笑地说：“我们这不是来调查嘛，某农场出现了类似的‘反标’，我们马上逮捕了当事人！这事你们都知道吧！“
这是明目张的胆恐吓，肆无忌惮的威胁！
我态度强硬地：“那你就看着办吧！”
吴师傅板着脸，小刘皱着眉，二人几乎同时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
S处长依然皮笑肉不笑地自找台阶：“群众有举报，我们来调查调查，今天就先到这里吧。”说着同D所长起身出去。
S处长和D所长踩响摩托车一溜烟扬长而去。
过了两天，库查巴依气急败坏地来对我们说：“吐尔逊的姐夫是派出所副所长，他到吐尔逊家对我们说，上面讲了，县拖拉机站有坏人，‘2.9’夺权有坏人插手，要我们跟坏人划清界线……吐尔逊他们要退出‘红铁牛’，我说‘红铁牛’大方向是对的，他们不听！”
果然，吐尔逊他们“天山战斗队”十来个人用维文写大字报宣布退出“红铁牛”，同时参加“红色军团”了。“红色军团”立刻贴出了大标语：“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12
春耕在即，担负全县春耕生产主力的县拖拉机站的工作却陷于瘫痪。自“夺权”之后，“红铁牛”的成员大都按“夺权指挥部”的要求，每天都去上班。各机耕队的成员也都结束了冬训，回到了各自的岗位。而“红色军团”的成员则根本不把“夺权指挥部”放在眼里，以此为借口根本不上班。H书记、C秘书也以此为借口很少到办公室去。W县武装部政委兼县生产办公室主任L政委亲自到县拖拉机站来作“调研”。
L政委身着“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装，个头不高，大脑袋，眉头锁着，一付忧国忧民的模样。他来到县拖拉机站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他径直来到食堂，跟大家一样在窗口打了一份洋芋菜、一个二百克的大馍馍，跟职工们一起边吃边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给大家的印象不错。
L政委先在党支部会议上讲话。此后H书记、C秘书每天都到办公室去上班了。H书记又开始发号施令了。C秘书也一改近来低着头袖着手不吭声的姿态，而变为抬着头笑着脸高声说笑的模样。特别是平日只顾埋头干木工活，从不见在公开场合说话，说出来的江北土话也没人听得懂的W木匠，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也站在路口，见人就发“红色军团”的传单……
接着，“红色娘子军战斗队”的多数成员也宣布退出“红铁牛”，同时参加“红色军团”。
L政委到“红色军团”作过“调研”。随后，矛头指向我个人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漫画铺天盖地贴满了县拖拉机站的角角落落.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无端遭到漫骂和污辱已经很多次了，也受到过恐吓和威胁，本应有一些承受能力的，然而这一次打击却使我悲愤莫名！
我整夜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是的，我是群众组织中的一员，我当然要努力工作，何况我都是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的精神去做的，难道有什么错吗？……当前全国各地都在“夺权”，全州全县各单位都在夺权，都是我这只“黑手”造成的吗？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我到办公室掌过一分钟的所谓“权”吗？说白了，正如遇罗克说的，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先天的罪人”，是先天的“阶级敌人”！一有风吹草动，屎啊尿啊就往我们这些人头上扣！
恰恰A公社三大队来人说东方红－75拖拉机（7）出了点毛病要我去看看，我以此为借口，对吴师傅说我准备去三大队协助春耕。其实我心里想叫大家看看，我一身清白，一身正气，诽谤中伤恐吓威胁其奈我何！
同时，我又对吴师傅说，站“夺权指挥部”从来没有实际掌过权，“红色军团”一直是对着干的，现在春耕生产开始了，影响了春耕谁也负不了责。正好县上成立了生产办公室，“夺权指挥部”可以借此机会暂停工作，站上一切有关春耕生产的事宜听从县生产办公室的安排。我按照这个意思以“夺权指挥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布告》，你们几个勤务员尽快研究一下可以修改誊写张贴出去：
最高指示
“抓革命、促生产”
布告
由于县上成立了“县生产办公室”负责全县工农业生产，我站“夺权指挥部”自即日起暂停工作，我站一切春耕生产事宜听从县生产办公室安排。
特此周知。
县拖拉机站夺权指挥部
1967年3月 日
吴师傅神情忧郁地嘱咐我早点回来。
1967年4月初的一个黎明，晨曦在东方刚刚出现，我驾驶拖拉机犁了一夜的地，正准备停车保养，只见地头出现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在查看耕作质量。我驾驶机车来到地头，看到为首着军装的正是L政委。他也显然看到了坐在驾驶室里戴眼镜的我！他们没有招呼示意，我突然一转念没有按照常规停车招呼示意或停车保养机具，而是转过地头示意农具手降下犁铧，接着加大油门，继续犁地。
机车咆哮着前进，犁铧劈开层层土垡。我回过头从车窗看看L政委们，他们全都站立着向渐行渐远的我们机车组呆呆地望着－－他们原以为我会停车向他们请示的。
伴随机车的轰鸣，我心中的热血奔腾：你们看清楚了吧，这就是你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是你们认定的出身不好的阶级敌人，他多年来一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跟工农在一起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呵。
13
1967年4月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播种，只见一个小伙子匆匆忙忙朝机车组走来，原来是小张专程来找我的。他把两匹马拴在地头。小张把我叫到一旁说：“吴师傅、小刘叫你赶紧回去，H书记和C秘书要抢李司机的车给盲流开！”
回到宿舍，吴师傅、小刘和李司机等都在。吴师傅皱着眉头说：“现在斗争这么激烈，你怎么能出去那么长时间！”小刘说：“你起草的‘夺权指挥部’的《布告》，我们早就研究后张贴出去了。他们开始反攻倒算了！他们要李司机交出汽车的钥匙。”李司机原是一个开朗乐观的人，现在有些气急败坏地说：“他们那一伙子今天批这个明天整那个，整来整去整到我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李某身上来了！他们要我把汽车钥匙交出来，交给一个盲流开！听说那‘盲流’是C秘书的一个什么亲戚。”小刘补充说：“我们向L政委反映了，L政委竟然说要听站上的。我们说，站上还是原班人马，他们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群众造了他们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不听他们那一套！县上的原班人马不也都靠边站了吗？L政委含含糊糊不知所云……我们叫李司机不要交钥匙，叫你回来大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我想了一会儿，说：“既然已经找过县武装部的L政委，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直接找军分区‘文革接待站’了。还要造点声势，争取县、州革命造反派组织和红二司分部的支持。我们可以把汽车直接开到军分区去。在县城和州城分别转上几圈扩大影响。”
大家都表示赞成。
李司机驾驶汽车，“红铁牛”的战友们抱着毛主席像的像框、举着“红铁牛”的旗帜都上了车。汽车开到县城，缓缓驰过街道，我们一边散发传单，一边高呼口号。驰离W县后，我们直奔州城。
到了州城，我们的汽车又缓缓驰过州城的主要街道，我们不时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宣传造势扩大影响。
最后，我们来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 军分区廖副司令员(他也是州生产办公室主任)接待了我们。 个子高大、皮肤黝黑、剑眉星眼、威风凛凛的廖副司令员态度和蔼地听完我们的申诉后 说：“现在是春耕大忙时节，你们先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跟W县生产办公室了解一下情况，叫他们尽快研究给你们答复。在这期间你们要像过去一样，特别是李司机，要更好地工作，当‘抓革命、促生产’的表率。”
我们回到站上以后，果然没有人再叫李司机交出汽车，他依然是全站唯一一辆汽车的驾驶员。
我们暂时又取得一个回合的胜利。
14
1967年7月，武斗在新疆迅速蔓延，W县这个边陲小城自然也不能幸免。
1967年9月的一个夜晚，W县三促的头头之一杨某，在县中队的值班人员跟兵团某农场值班连队发生误会的交火中丧生，县三促大造舆论反诬是三新暗杀的，并借此在县拖拉机站的锻工车间打造长矛大刀，在大门口修建碉堡，准备武斗。吴师傅在车间也用钢管和三角刮刀做了几把可以拆装的长矛，拿到宿舍来分给我们，用来防身自卫。
1967年10月，W县三促的几个头头，在试制手榴弹时失误被炸伤，又反诬遭到三新的暗算，于是开始在县拖拉机站的铸造车间制造手榴弹和地雷。——伙房郝大师傅，这位跟我们来往很少的普普通通的群众，一位政治运动的旁观者，却有一颗主持正义而又善良的心——悄悄地把铸造车间制造的手榴弹壳给我们拿来了，我拿了这准备武斗的铁证到军分区“文革接待站”上访（8），接待人不但无视这些铁证，反诬是新疆红二司挑起了B州的武斗。……吴师傅得知军分区的这个态度，非常忧虑，认为武斗难以避免了。
1967年11月中旬，在武斗日益迫近的当口，W县三促又贴出打倒包括我在内的三大牛鬼蛇神（9）的大幅标语，县三新的头头们劝我们三个暂时离开W县，看县三促还有什么借口搞武斗。吴师傅、小刘他们几个也赞成这个意见。
1967年11月22日凌晨，吴师傅和小于到油库帮助李司机把装满汽油的大油桶推到解放牌汽车车厢上（10），李司机悄悄把汽车驶离大门口建有武斗碉堡的县拖拉机站，到我事前暂住的小张家，接我逃离W县，直奔乌鲁木齐，我随即到母校八一农学院老同学处暂住。
1967年12月4日入夜，伙房郝大师傅冒着危险来到县农机供应站，找到吴师傅、小刘、小喻、小于、李司机、小张等几位“红铁牛”的骨干——县三促占据县拖拉机站后他们逃到这里许多天了。郝大师傅悄悄对吴师傅说，你们快离开W县吧，他们真要动手了。于是，这天深夜，吴师傅和八位“红铁牛”战友还有电站的陈师傅一行10人冒着严寒，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色里，匆匆忙忙走进冰封雪冻的戈壁荒漠，徒步跋涉了一夜，终于逃离了W县。
1967年12月6日，W县三促暴徒有组织、有预谋地制造了一起震惊全疆的流血事件：打死三新群众十多人、打伤几百人，还对全县三新群众实行野蛮的抓捕、拷打、游街、关押、抄家、批斗、奸淫……
1996年出版的《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中有关1967年W县“12.6惨案”是这样记述的：
1967年12月6日，W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在派性驱使下，得胜一方6—12日先后关押不同观点群众258人，致死11人，重伤72人，轻伤127人，并强加对方有一个‘暗杀队’罪名，抄家181户，游街示众61人，被逼外出62人，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15
1967年12月11日，吴师傅一行10人辗转来到乌鲁木齐找到了我。那时母校八一农学院安置了许多从全疆各地因武斗逃难而来的人。我找到八农造（11）后勤部的校友，说明我们是因W县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逃难而来的，于是我们被安置在水工实验馆，还给了一个准备磨面的任务。因为自7月份八农遭围攻后，运输公司的三新战友把粮食拉到这里储存起来，以防八农再次遭到围攻时不致于断粮。不过，后来八农造后勤部一直没有叫我们磨面，那是因为新疆军区迫于中央的压力，一直源源不断地用“庚”字号军车向八农供应粮食、煤和各种生活必须品。
八农造后勤部给我们安排了新的工作：每天派四个人到造反食堂帮伙。食堂管理员分配我们在食堂打杂、下笼、喂猪、用人力车到大菜窖拉菜等等。
白天，我们常常到南门人民剧场，跟从W县逃出来的社员（农民）一起收集整理、散发和张贴W县“12.6惨案”的材料，一起向军区文革接待站、7335部队文革接待站上访。有时候又跟随住在水工实验馆的运输公司的职工，搭乘他们停放在八农院里的汽车到人民广场参加“三新”战友的游行示威。
到了晚上，八农大礼堂总有兄弟单位演出文艺节目，要不就是播放受到批判的电影（其实文革前的电影几乎都受到了批判，当时只有新闻简报了）。文艺演出时， 歌曲自然都是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舞蹈则是在《革命造反歌》舞蹈的基础上，配合革命音乐的节奏，大挥胳膊，高踢腿、猛跺脚来完成舞蹈动作的。在看到红二司战歌的《血洗广场》时，联系到我们当前的处境，又不免悲从中来……
到水工实验馆来住的人越来越多，说明各地对“三新”战友的迫害并没有减轻。每逢星期天，家在乌鲁木齐的职工家属们来探视，整个大厅几百人嘁嘁喳喳，却是一番凄凄切切的景象……
倘若我们对面的女宿舍的女同胞们又低着头默默地扎花圈的话，那就是说又有兄弟单位的战友被打死了，物伤其类，我们也不免黯然神伤。
水工实验馆北面的一座大平房挂着“战地医院住院部”的牌子，住着二十来个缺胳膊断腿的少年，他们都只有十来岁，一张张稚嫩的脸上并无忧伤的色彩，可是我却不敢正眼看他们，我知道他们的伤残都是文革武斗造成的，我打心坎里为他们悲哀，他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呵，他们今后怎么办呢？
水工实验馆的路西面是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昔日在校读书时，这里是何等神圣的殿堂！而今图书馆已被洗劫一空，阅览室也破败不堪。
母校好几栋大楼都封堵了门窗，用天桥地道连成一体，楼顶悬挂着高音喇叭组合，每天不停地播放着北京来电、最新消息……
母校大礼堂门口的花园里有几座新坟，那里埋葬着7月份母校遭到围攻时遇难的年青校友。
1968年4月，我们在八农已渡过了近五个月，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五个月没领到工资了！虽然在八农管吃管住，但是几个月零零碎碎的开支，每个人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时八农造后勤部和造反食堂先后通知我们，现在各单位都要搞大联合，外出的干部职工都要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从八农跑出去的“一、三司”观点的师生都要回学校了，造反食堂也要停伙了……
造反食堂停伙，我们就没有吃饭的地方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们多么希望回到W县领到工资，领到粮票，过正常的日子啊！
可是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几个月来进展很慢。而从W县却传来什么全县已实现大联合的消息。事实上W县打死十多个人的命案并没有人追究，杀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打砸抢分子依然耀武扬威，W县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丝毫的松动，我们如果回到W县不是被打死也得被打残！
这时我们真是进退维谷，度日如年，大家一筹莫展，个个人心惶惶，纷纷自找出路……
早些日子，小喻的女友捎信来，说孩子快出生了，无论如何他都得马上回去。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走了。
李司机的妻子也捎话给来了，叫他回去，他是贫下中农出身的工人，难道还敢把他吃了不成。李司机撇撇嘴无可奈何地笑笑说：“没办法，老婆娃娃热炕头，一大家子等着，我得回去了。”
小张的父母捎来口信：他出身好，悄悄回家躲起来没事。临走时，小张看看大家，调侃道：“现在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啰！”
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吴师傅对我和小刘说，他跟电站的陈师傅准备回上海老家躲一躲。他俩是一道跟H书记来新疆的。
群众运动，群众组织嘛，战友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1968年5月初，我到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开了一张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介绍信，离开乌鲁木齐，起程去北京上访。
直到1968年6月，八农造反食堂撤销，八农造不再供应饭票，小刘、小于和其余几个战友也只得回W县。
16
我在乌鲁木齐逃亡了半年多、又到北京上访之后，总算回到了陕西家里，家里的境况比我设想的更差：我在家里两个多月几乎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还被当地的武斗队员抓去差点枪毙。而新疆两大派在京的谈判马拉松似乎还看不到终点。1968年7月，我再次来到北京，希望得到“三新”谈判代表的信息和帮助——终于在钱尽粮绝的情况下蒙冤入狱，亲历了文革期间六年半的牢狱之灾，这里就不多说了。
1968年6月，因为钱尽粮断陆陆续续回到W县的“三新”群众受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游街、酷刑拷打、监督劳动……
1968年7月下旬，当局又以办学习班为名，继续批斗“三新”群众，让他们轮番站高凳子、挨皮鞭子、挂黑牌子、戴高帽子，外加晚上不让睡觉……
1968年10月，也就是在新疆革委会成立，“三新”和“三促”两派均被中央宣布为革命群众组织之后，小刘、李司机、小喻和小于等仍遭到酷刑拷打，差点丧命！
直到1969年4月9日，B州和W县同时成立革委会，逃亡在上海的吴师傅才回到W县，他因W县“12.6”惨案逃离W县已经一年半了，回到上海老家也快一年了。
B州、W县成立革委会后形势确实发生了变化：要求两派群众讲团结、讲联合，也开始提出要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的问题。“三促”也威风不起来了，那些干了坏事的少数人也在设法找退路了。“三促”的群众也主动跟“三新”的人打招呼了。
1969年6月，W县拖拉机站也进驻了宣传队，并按照上级指示精神接管了党政权力，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阶段。失去了权力的“三促”的头头们，一改往日那种嚣张气焰，成天垂头丧气无精打采。随着“斗、批、改”的步步深入，那些干了坏事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1969年下半年，在驻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持下，吴忠辉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70年7月，W县拖拉机站改制为W县农机厂。小刘、小喻等几十名职工被分到各公社农机站。
17
1971年3月，由县农机修造厂、县电站等单位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别进驻县中和小学，领导管理学校。吴忠辉成为工宣队进驻县中的负责人，兼任县中党支部副书记。该工宣队进驻县中达5年之久。
1971年4月，B州革委会组织了专案组，对1967年W县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进行了调查；1971年7月逮捕了首犯贺XX等3人；1973年11月依法判处了贺XX等14名罪犯。当然，那时候这些杀人犯被判的很轻；那些做了坏事、当过打手的人（如W木匠等）自然也就平安无事了。
1975年初，我平反回到县农机厂后，到县中去看望吴师傅，他在办公室上班，县中校领导凡事还得向他请示。他还像过去那样，上海口音太重，说话少而短。
我们一见如故。
那时候，虽然原县拖拉机站的H书记和C秘书等已调到其他单位，小刘小喻等被借体制改革分到各公社农机站，但是县农机厂依然派性严重，文革戾气不散，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Z和M都成了厂革委会委员，更加飞扬跋扈，新调来的领导有时显得软弱无力，有时又沆瀣一气。
我回到县农机厂（仍在原县拖拉机站站址），仍任技术员，我第一天上班，到修理车间，工人们都围着大油桶改成的火炉烤火、闲聊，我也凑着烤了一阵火，然后准备下地坑看看拖拉机的底盘修理情况，这时一位组长拦住了我，意味深长悄悄地说，“程技术员，你可要走群众路线呵，你看大家——”我只得作罢，在车间转了一圈，悄悄回办公室了。那时候，不是个别工人干活磨洋工，而是全厂处于半瘫痪状态。后来，领导干部带头用公车找人上山为自家打柴禾；接着，全厂职工一家接一家地结伙开拖拉机上山打柴禾，一打就是几个月，全厂完全瘫痪。……
从我保存的那时厂革委会一次扩大会议和全厂职工大会的记录，可以看到那时县农机厂不仅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简直是全厂一片混乱：
1、厂领导派汽车给供销社拉货，供销社给厂几十包洗衣粉，厂领导几个人私分了。被职工写大字报举报了，又吐了出来分给了大家。
2、厂领导派汽车给烟厂搬家， 烟厂给一头牛作为报酬，厂领导私分了。
3、某生产队盖房子请了厂领导的客。
4、厂领导受贿，直接安排人工作，不通过班组长。
5、厂领导班子不团结，各拉山头。受到职工的举报、批评，又躺倒不干。
6、Z为了自己的住房水泥改红砖，在会上大吵大闹。还放任自己的家属打人。
7、M非法外调，私自引进人，偷拉木头，强分五七队的粮食，私自卖了三个大油桶等等
吴师傅虽然身在县中，却依然关心县农机厂，对于县农机厂生产处于半瘫痪状态忧心忡忡，常向县农机局和县委张副书记反映情况。张副书记也是上海人，对吴师傅很器重。
1975年6月，我和W县某场的刘桂英准备结婚,吴师傅特地为我们的婚礼买了糖果和当时稀缺的大前门香烟。此后，吴师傅为了刘桂英的工作调动还找过县委张副书记。
18
1976年初，工宣队结束使命撤离县中，吴师傅回到县农机厂。面对县农机厂这个烂摊子，吴师傅说：人的一生应该是又斗又干，有对立面的更要大干。
1976年7月，县农机局在县农机厂举办修理学习班，聘请兵团农学院的田秉璋老师等授课，由我和吴师傅主持。
1976年10月下旬，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基层，接着，B州路线教育工作团180多人进驻W县。进驻我厂的5人工作组，深入车间班组，组织学习和批判，我厂这个有名的老大难单位，竟然有了起色。全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提出大干40天，完成6台大修车，和上级下达的50辆小拖车的任务，为增加产值、扭转亏损（12），力争在12月25日向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献礼。
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流毒的时候，在文革时也出过风头的锻工吐尔逊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大家揭发他，把锻工车间变成地下工厂，晚上加班干私活，做拉拉车、马鞍和斧头等，换羊、换酒、换清油和莫合烟等；他还打过十几次人，乱搞男女关系等。此外，厂革委会委员Z也因私自对外加工机件，换油、换面，抢着干利润高的大拖车等受到群众批判。……
州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在我厂整整一年，在1977年我厂的各项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全厂职工为完成厂部提出的年产50辆小拖车、20辆大拖车和大修15台机车，干得热火朝天。我担任修理和修复两个车间的派工工作。我还到沙湾出席全疆农机工作会议，并到石河子和伊犁等地参观学习。我还经常在油泵车间调修燃油泵，还主持大修了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我还主持制作成功大型万能清洗机。我厂还制作成功龙门吊、导轨、火炉倾倒装置等工装设备。
吴师傅作为修复车间的负责人，自然也是一个大忙人。
然而，年初，县农机厂开始进行文革后的首次调资工作，由于文件规定仅有40%的职工可以增资，却没有具体的标准和措施，给调资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在调资过程中，全厂闹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有在会上吵的，有在下面骂的，有到上面告状的，有在背后搞阴的，有搞拉帮结伙的，有搞两面三刀的，林林总总，无奇不有。本来全厂在州路线教育工作组帮助下，工作刚走上正轨，这一下就又回到文革的老路上去了。
吴师傅在民主评议、大会通过后，却在上报时被拿下！厂革委会有人竟然说，他是1962年盲流到新疆的，工龄不够！——其实，吴师傅解放前就进上海的工厂当学徒了，五十年代定的五级工的工资二十年没变过。
1978年6月，我被调到偏远的A公社农机管理站工作，总算及时地离开了县农机厂这个是非之地！1980年11月我又调到州技校任教。当时州技校的黄仕南校长原是州拖拉机总站（州农机局的前身）的人事干事，知道吴师傅是州上少有的高级技工，想尽快调他来技校，结果终因吴师傅1981年起长期病假在上海而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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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4月，上面下了红头文件，吴忠辉被提任为县农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吴师傅向领导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承担不了这个重任，准备提前退休。6月，他请探亲假回上海，直到1982年底吴师傅才从上海回来。吴师傅回厂后说，他在上海坐骨神经痛得不能动弹，现在还是痛，准备提前退休。
其实关于干部的选拔问题，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执行时往往会出偏差。政治挂帅自然是首要的，但是如何体现呢？被选拔者往往以权谋私、搞贪腐，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已是不争的事实。懂不懂专业自然不是主要的，“外行领导内行”自反右起就已根深蒂固。1983年后又提出“知识化”，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任人唯贤有些空洞，任人唯亲倒是可以无师自通。就拿W县农机厂（前身为县拖拉机站）来说吧，首任H书记是淮海战役的解放战士，没有什么文化，从1963年建站起，一当就是9年书记（其实也兼任站长）；第二任L书记也跟前任类似，是转业军人：第三任W书记也是解放战争期间的军人转业的。此后几任更是有从生产队提拔的，也有从拖拉机手提拔的。当然，大多是从外单位空投的。相比之下，吴师傅的提任称得上是实至名归，——可惜他又坚决推辞了（其实他在县中任党支部副书记五年，同是副科级）。——这对于那些追名逐利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那时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当个技术员。我从1963年建站那年就到站当技术员了，一直是全站唯一的本科大学生，就连站革委会委员都没资格。就算我有“家庭出身问题”，可全州近十名大学生农机技术员，其中也有工农出身的，处境却跟我一样，都只是普通技术员！我们上大学也是经过政审的；而且那年代同龄人一千几百万只有二十多万大学生，——却依然属于另类！当然，这个现象从1980年代初有了改变。——这些虽然都是事实，但在这里只是借题发挥的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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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县农机厂经过1978年和1979年两次调资的折腾，回到了文革时期的半瘫痪状态；再加之上级不再下达生产任务，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年年亏损年年补贴了；而农村公社、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拖拉机的修理工作由公社小修厂承担，不送县农机厂修了。1981年初，全厂只得化整为零找米下锅，也叫做搞个人承包。每个职工出去找活儿干，收入的40%归自己。于是，全厂职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出去安装锅炉，有的安装土暖气，有的焊油罐，有的搞装修，有的到公社去承修拖拉机（每大修一台拖拉机，国家补助900元）等等。到年终结算，几个年轻职工找到的活儿多，收入也多，折算成工资后，有的奖金超过2000元；而有的连每个月4、50元的工资也挣不回来。于是，1982年又改为承包的活20%收入归个人，结果是职工的积极性下降，全厂几乎破产。1983年W县农机厂又恢复1981年搞的那种个人承包，40%的收入归职工本人，结果还是只有几个年轻职工还能挣到钱；其余大多不行了，顶多保个本；年纪大些的，像吴师傅他们几个体力差了，挣不上钱了。而承包小组分配给吴师傅的活儿，只是安装电灯之类的活儿，——这对于一个有三十多年工龄的高级技工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呵！
1985年W县的一位副县长把县农机厂改成“礼帽厂”，白花了国家几十万元，瞎折腾了一番；后来换了一个副县长，又想把县农机厂搞成“造纸厂”，又瞎折腾了一番；再后来又搞了个钢窗厂——县农机厂连名义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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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吴师傅的妻子患了乳腺癌在上海去世，年仅三十多岁。吴师傅很伤心，因为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家庭和抚养孩子的重担都落在了妻子身上。他厚葬了结发妻子，心里才稍稍宽慰一些。——他谈起这件事总很伤感，眼眶发红。
吴师傅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婚后也患乳腺癌去世了。吴师傅是很关心孩子们的，总是按时寄钱回家；每个女儿出嫁，他都筹措了像样的嫁妆。女儿们都出嫁了，他还是依恋上海老家的房子，依恋附近的亲人，所以，他退休了还是回到上海老家。
1973年，从某农场调来当县农机厂革委会头头的L主任，给吴师傅介绍了一个某农场的H姓女子，她的丈夫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不好，在批斗中被打死了，留下一子一女。该女子相貌姣好，吴师傅颇有好感，后来却阴差阳错，无果而终。
到了八十年代，又有人给吴师傅介绍了一个州城的S姓女子，她已年过四旬，丈夫在文革中遇袭身亡，也留下一子一女。S是浙江人，也在上海生活过，跟吴师傅颇有共同语言，接触了一段时间后便领了结婚证。谁知没过多少时间，吴师傅发现，自己与S在思想见解、为人处世和生活习惯上均大相径庭，提出离婚，S不同意，吴师傅办了退休手续回到上海，中断了和S的联系，并且再也没到新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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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吴师傅办了退休手续，工资只有一百几十元，在职工中还算高的。可是后来厂里已无力发放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工资，只得找县财政局解决。再后来，在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每两年涨一次工资：大部分企业职工因自负盈亏而没能相应涨工资，退休职工就更没人问津了。——这样，吴师傅就跟数千万国企下岗职工一样，只能依靠最低生活标准的那几个工资维持生活，何况他已老得失去工作能力了。
2005年，国家也觉得企业退休职工的工资太低了，宣布每月按原工资的10%增资。——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企业退休职工工资的十几连涨的开始。虽然因为原工资的基数小，每次增资并不多，但这对于退休职工来说，应该是福音呵！可是没过多久，退休近二十年的吴师傅却在老家上海失踪了，永远在人间蒸发了！——竟不知道是病痛缠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使他走上绝境的……
在得知吴师傅的悲剧结局后，我很沉痛，作为他的同事和战友，我总想为他写点什么，拖得这么久了，就以这篇纪实文字作为对他的悼念吧。
注：
（1）本文中，只有吴忠辉是真名，其他人的姓名大多作了处理，请勿对号入座。
（2）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国家为了克服连续3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推行了精简下放干部和职工到农村的政策。
（3）坎土曼是新疆农村类似锄头的农具。
（4）我的父亲程元宇的“右派”后来得到改正；他因解放前参加民革并从事地下工作，“历史反革命”也得到平反，并办了老干部离休手续。
（5）我的祖父程一中解放后是湖南省人民代表、湖南省政协常委。
（6）以新疆红二司为首的一派以后成为“三新”（即新疆红二司、新工总和新农总）；另一派后来成为“三促”（即红卫兵促进会、工促会和农促会）。
（7）国家给贫穷生产队支援的拖拉机，我曾被派去指导该机车试车。
（8）这时军分区廖副司令员因表态支持新疆红二司已被排挤离职。
（9）三促指的W县三大牛鬼蛇神，一位是前县法院院长，一位是前县办主任，而我只是一名技术员。
（10）那时沿途很少有加油站。
（11）八农造就是八一农学院革命造反兵团的简称，属于新疆红二司。
（12）W县农机厂在1976年全厂职工51人，包括站部、修理、修复、金工、铸造、锻工等部门。固定资产总值达35万多元（其中车铣刨磨12台、修理设备11台、发电机组2台以及锻工、铸造设备、汽车等）。截至10月份，生产总产值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5%；亏损4万元，比去年同期降低12.5%。
201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