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

在我的故乡石墙李家，我的家族是最大的。为什么说是最大的，可以从大队书记一家看得出。当年的大队书记徐凑水同志，最早其实是一个雇农，那个年代，毛主席的思想贯彻到了最基层，所有生活贫困的人，都得到一个大翻身。所以，贫雇农是那些年头的宠儿，幸运儿。所以，很多地方当大队书记的并不是文化有多高，都是出身“根红苗正”的人。所谓“根红苗正”就是过去受过一些人的剥削和压迫，甚至是苦大仇深的人。他家是李家村八十户人家中不多的外姓之一。

但是，那个年代，更讲究的是世道人心，没有什么封建残余，徐书记作为大队书记，据我的叔叔一辈的人说，他的为人是刚直不阿的，而且热爱劳动，根本不是那种好吃懒做的人。在李家，只有他一大家子姓徐。而这个本县的外来户，却在群众中威望很高。而我的家族，却有十几户，毕竟我的那些堂哥在分家之后，也算是一个家庭了。除了我的祖父，其实我还有三个爷爷，那就是我爷爷的大哥，三弟和四弟。而这四兄弟中，却分别是四个成分——————大爷爷是上中农，我爷爷名下的四个男人——————他的四个儿子都是贫农。三爷爷是富农，但是，三爷爷一家的人都挺好，至少这是我小时候获得的印象。最小的爷爷也就是四爷爷是一个下中农。

为什么说我爷爷名下的人呢，这是因为我的爷爷在万恶的旧社会就得了血吸虫病，国民党和共产党战得不可开交，国家的日子自然就如遇到了大风雨，几乎每一个老百姓都要遭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在风雨交加的一个日子，我那连病带苦的爷爷就悲惨地离开了人世。那时候，我的父亲只有十三岁。那些年，我的堂叔李天魁是一个队长，此人虽然没有读书，但是胆大心细，听老一辈人说，他的母亲虽然是我三奶奶，而我的奶奶是老二，按理，一是我奶奶好歹也是年长，二是我奶奶有四个儿子，而她只有两个儿子，从什么角度来说，她本来也应对我奶奶尊敬关心，可在那旧社会，我的一家可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三奶奶时不时地对我奶奶做一些欺凌的事情。大概到了解放初期，我那个三舅公（兄弟三个，他最年轻）也是四十好几岁，那时候他三个儿子中的老大，独身一人闯入部队，成了一个军人，而且最后当了一个营级干部。我舅公血气方刚，听说他自己的姐姐被人欺负，气不打一处来，就从他的故乡乌泥村跑到李家村去讲理。有一次，他听我四奶奶总是强调她自己的理由，还总是说我奶奶的不是，舅公知道他自己的姐姐是如何的善良，现在反而被人诬陷，他实在忍不住，离开座位，随手抄起屁股下面的凳子就要砸向三奶奶。好在众人拦阻，才没有给我三奶奶造成伤害。

后来，因为我舅公是成分比较高，而且，因为众所周知的情况，那时候就有一千户人口的乌泥确实是生活不算好的，所以，我的父辈四兄弟常常接济一点我的舅公，算是报答他当年对于我奶奶的深情。后来，我那个表叔，因为能力比较突出，慢慢被提拔为团长,我那个舅公当然是很高兴。也许是我的表叔听说了李家表兄弟们比较友好，记得大概是1974年还是1975年，那个表叔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千里迢迢地回到故乡，然后特地来到李家。那时候，我和我的几个堂兄弟也都是十岁左右的，和我那表叔的儿子玩了一个下午，算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那时候，表叔的两个儿子早已经是城里人——————毕竟，他们的母亲都已经是多年的大学老师，多了许多城里人的好动而活泼，而我们几个兄弟，自然是要朴素得多，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啊。

那些青涩的岁月，现在想来，真是非常有意思。那时候虽然生活不如现在，但是，有了一部收音机就足够快乐，也不用担心所谓的“三高”。我记得我家的收音机最早是我大哥从部队带回家的，给了我以及邻居们太多的消息和回忆，它甚至是李家最早的文明传播工具。至于我的父亲，到底有几个兄弟呢，这么算吧。我的大爷爷只有一个儿子，我称他为天高伯，那是一个耿直善良而又脾气有点暴躁的人，可惜，这个大伯早在1984年就因为脑溢血而撒手人寰。当年，他只有六十岁。不过，天高伯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我爷爷有四个儿子，三爷爷也有一个儿子，四爷爷，当时是最长寿的一个爷爷，我记得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八十岁了，他有两个儿子。所以，我父亲应该是有亲兄弟四个，堂兄弟一共是八个，这样的组合，这样的阵势，在我们那李家，是不是最有实力的。

而我的父辈，大伯叫李天财，是一个老实忠厚的人，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在1992年的冬天走了，享年72岁。我父亲是老二，我们是五姊妹，两男而三女。老三呢，自然是我的三叔，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四叔是我们家族那个年代文化最多的，在那个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我奶奶居然还有心思送我的四叔去读书。你说，那是有多么高的心气的人啊。(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解放以后，终于出现了转机，我的四叔不但当上了国家老师，而且，他还成了校长，而且这个校长一当就当了三十多年。我曾经保留过四叔一本在1977年写的日记，现在这本日记应该是一本家族里边的文物了。那个时候，正是粉碎四人帮的时候，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淳厚，特别是学风更是比之以前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四叔在那本日记本中记载了很多当时学校开会的事情。我大概在1990年在四叔家发现了这个本子，就向我的象棋老师四叔要那本日记本，四叔很愉快地同意了。是啊，这本在我心里的文物，其实对于四叔根本不是什么豪华的东西，而我却非常喜欢，虽然搬家多次，抛弃了很多东西，但是，那本日记本现在还完好如初。

那时候，读初中的时候，正是我国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和我的堂哥李国旺突然觉得遇到了十分巨大的命运转机。李国旺是我四叔的大儿子，小的还有李宝旺和李玉旺。三叔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做李仕旺和李乐旺。加上大伯的儿子，我们自然又是八个堂兄弟。那时候的李乐旺和李宝旺都很小，对于恢复高考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想法。

我其实是1982年参加高考的，到了后来，终于考取了一所学校，接下来，我几个堂兄弟都考取了大学或者是大中专。那时候，终于从农门跳出来，我后来就分配到了横峰县。其实，我从后来的迹象看，我从家乡往外走，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带动了家乡许多年轻人，再加上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大，许多人都成了城里人了。我的孩子在杭州已经五年了，外孙子也在杭州读书了。我的三个侄子——————我哥哥的两个儿子和大伯的孙子，都已经在广州和南京多年了。现在看来，从李家走出去的年轻人很多，但是从学历来说，我的外甥熊伟鹏和熊英子，算是最高的，他们分别是博士和硕士。他们虽然都姓熊，但是，他们最早的五年都是在李家渡过的。

一晃，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人生的出发点——————李家也变了很多。有过两个同学，从分手的 时候到现在，那都是二十岁一直到接近六十岁。好在，当章胜宝同学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终于想起了他的名字了，毕竟，我们相隔了差不多有三十七年了。只是乌泥的吴小庆，在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尴尬而又百感交集。

世事沧桑，我的那个村，那个给过我太多风雨的村子，现在已经从过去连普通火车都不通的地方，翻身为有了高铁的地方，虽然田地还是那么多，人好像也只有那些驼背的，少了牙齿的老人居多，但是，那些人都是经过社会磨难的人，都是见证历史的人。所谓“近乡情更缺”，我现在回去得很少了，毕竟，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些鲜活的城市景象，慢慢完全适应了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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