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荣誉（《追梦之旅三十九》）

1987年春天，宝鸡市人民政府决定筹办宝鸡市文革后首届劳动模范评选和颁奖大会。宝鸡市文化广播系统十几家单位只分配了四个名额，要求各单位推荐联评。电台召开中层干部会讨论，不少人提出推荐我为候选人。我当时是坚决不同意的，理由一来是电台工作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二来是应该推荐底下各部门的同志，这样更有利于工作。当时 ，总编辑办公室主任雷明德发言说：既然是全系统联评，十几个候选人只有四个名额，就必然有竞争。我们推荐的人必须要有竞争力。我看推荐台长当候选人才有评上的希望。与会的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他的意见，后决定把这个意见交给各个部门讨论后再决定。

会后，对这个提议，我思想很是忐忑。此前，电台曾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而我正是“风暴”中的核心人物。“风暴”的起源，缘于大幅度的改革。中层干部聘任制、工作人员选聘制、岗位责任制、上下班签名制，或多或少都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原来一些得过且过、萎靡不振的人不得不重新打起精神完成任务；广告承包制、经济信息提成制、超奖欠罚的奖惩制，拉开了收入的距离，也有不同意见。一时间告状信陡然多了起来，焦点集中在财务管理和经济信息提成上，有人怀疑我从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市上有关部门也以为电台出了问题，同时有三个部门派出工作组坐镇电台调查：一家是市委组织部，一家是审计局，还有一家是财政局财务大检查办公室。当时台上经费紧张，曾出台了一个规定：凡给台上拉来广告或经济信息的，按收入金额的百分之五提成。这个规定是经过市委有关领导同意的。市委组织部工作组某负责人进台后，没有对台上规定提出意见，倒先抓住经济信息提成较多的新闻部记者吴瑞烈不放，说记者不应当提成，应把钱全部退出来。吴瑞烈不服，竟然闯进市委大院大闹组织部，后来由部长出面澄清问题，将工作组撤回才算了事。另外两个工作组各开了一间办公室，叫台上工作人员一个个谈话，又查了财务室的账目，折腾了两个多礼拜，最后的结论是：台上的提成规定是否合理尚需研究，其他方面没有问题。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坏事变成了好事。三个工作组的调查还给了我个人以清白，一场风暴戛然而止，台上突然平静了下来。

局系统的劳模推荐评选恰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我思考着，此时我参与劳模评选是好事还是坏事？好的方面是，可以彰显正气，推动改革；不好的是此时我参与评选，好像是“火中取栗”，一定会有人不服气，找机会再告状，给前进道路上制造障碍。我的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它果真被以后的事实所应验了。后面我还会说到这件事的。

推荐劳模一事，经过各部门讨论基本意见一致。办公室整理了事迹材料，把我任台长以来台上的改革措施和发生的变化都写了进去，似乎都是我的功劳。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改革，虽说台上也有一些人有意见，但几个副职、多数中层和绝大多数员工是支持的。我让对事迹材料作了修改，报到局里参加联评，竟然被评上了。1987年9月，我被宝鸡市人民政府授予宝鸡市劳动模范称号。随后，全国新闻系统又自下而上地开展评选优秀新闻工作者，我这个劳模材料又分别被报送到市、省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一路过关，被评为市、省优秀新闻工作者。1991年1月又被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此期间，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换届选举，我又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当时地市新闻单位领导担任常务理事的仅有延安和宝鸡两家。我有点受宠若惊，这大概是我一生事业发展的巅峰了。常言说：“盛极而衰，登高跌重。”我隐隐感到了压力，开始有点“战战惊惊，如履薄冰”，预感到会有新的风暴要来临。在以后的许多年间，我曾多次想过，假设我当时低调一些，果断地拒绝了这些虚名，也许我的日子会好过得多。可惜，历史没有假设，任何懊悔都无济于事了。

在此，我忘不了鼎力支持我大胆改革的时任市委书记纪鸿尚，他文化底蕴深厚，目光敏锐，又善于谋略，对台上的每一项改革都了然于胸，并全力给与支持。1988年9月30 日电台举办了建台30周年纪念大会，他代表市委到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名道姓地说：宝鸡电台有一个勇于改革又善于改革的领导班子，有80多名坚定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的职工队伍，不但已经有了改革喜人成果的今天，一定还会有一个在改革中大踏步前进的明天。听了纪鸿尚书记这段对电台领导班子高度信任的讲话，我几乎流下了眼泪。我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在改革的路上，我还得继续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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